《广州日报》7月11日最新的报道：《少年溺水千人围观施救者遭嘲笑起哄》，消息和图片均来自《兰州晨报》，说的是7月9日兰州一家牛肉面馆6名员工到黄河边一沙坑游泳，2人遭溺，最终1人溺毙。而围观千余众，非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嘲笑起哄”施救者。消息的恐怖之处在于，围观者观赏生命终结之兴致恰似观赏一场体育比赛，或明星演唱会。

这是最近一系列社会道德缺失的报道之一，其实已经报道过的类似事件也不是一件两件了，人们不禁会提问：“公民道德教育缺失该怪谁？”立即有同志指出：“怪就怪近年来对以前宣传的雷锋、金训华等英雄人物丑化，对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精神的贬低，加上一些人反对道德导向一元化，鼓吹道德多元化的结果。当传统美德遭到批判和唾弃的时候，另种道德行为必然占据上风。”

实话说，当我刚瞧见上述报道的转贴时，脑子里就有“私字一闪念”，寻思着该有人会翻出雷锋叔叔来说事了。果然。只是更深刻一些，提到“道德导向”的高度去了，认同“一元化”，抨击“多元化”。我不知道“一元化”指的是什么，前不久可尊敬的圆周先生以一种基督徒的道德规范实践舍己救人，还有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里堵枪口救学生的教授利布雷斯库，该算“一元化”抑或“多元化”？且不说基督教，佛教里也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训诫，凡出世之宗教，都离不开崇奉善行的教旨，甚至，在犹太教的调教下，六百万犹太人如羔羊般被杀戮，我们竟然没有看见他们组织起哪怕稍微象样的反抗。

唯有不出世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它的全部历史都与政权密不可分，其实也就是政治性宗教。《古兰经》中先知的启示就有：“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杀戮他们，不信道者的报酬是这样的。”《圣训》里更直白：“当你们意见一致时，他们的到来是想分裂离间你们，那么，就应当拧断他们的脖子。”这种入世宗教还有“马教”，同样以煽动仇恨为宗旨。我们不知道，“一元化”跟极端排他主义有何区别，“一”到哪“元”里去呢？摊开说吧，“一元化”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否定异己存在的权利，只能践踏人类道德准则，除了归于兽性之外，找不到别的归属。

挑刺地说，无论雷锋还是金训华，都没有“舍己救人”。雷锋死于重大责任事故，并没有救哪个人。沈阳军区已经定论并准备处分责任人，北京派去一个记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详情有这位记者的专门记述，洋洋自得于获得圣上赞同，此处不赘。我们知道雷锋的做好事只是铺垫，核心在于“活学活用”，与道德无关，仅与“导向”有关。他正赶上举国需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那样一个时代，堪称“死逢其时”。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奴化运动正是从“学雷锋”开始的，当仁不让成为文革的精神准备。金训华并非舍己救人而死，只是救木头，而且那木头必须是“公家”的。倘若那木头只是某位老社员的私产，他断不可能成楷模，当然也不可能有人利用他的事迹，几十年后还闹出“感动中国”之噱头来。

“助人为乐，舍己救人”无疑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只要真实，未必会遭“贬低”，例如本坛网友圆周救人时不幸身亡。至于上述报道中兰州的事情，它恰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舍去太古老的故事，明朝大将袁崇焕被凌迟，北京的市民不仅围观起哄，而且争食其肉。缘由仅在其罪由皇上钦定，倘若不是大清朝公布了它的离间计，恐怕至今老袁还得算“汉奸”。又如秋瑾，这位“鉴湖女侠”悲壮之死，围观并起哄者同样不少。鲁迅已经用《药》来祭奠这位同乡女侠，同时也悲愤地鞭笞了麻木不仁的乡民。还记得阿Q么？当这位仁兄被绑赴刑场时，围观并起哄就更热闹了，鲁迅说是“豺狼的嚎叫一般”。严格地说，兰州的事情并不是一般的围观，而是以目睹生命消失过程为快感，是一种漠视他人生命权利的畸形心态。

个别同志认为，说这些似乎没什么意思，被凌迟被杀头或者被枪毙与不幸掉进水坑淹死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鲁迅在《阿Q正传》最后一段里所描述的，那些是坏人，“不坏会被枪毙么？”围观并起哄不幸落水的好人与围观并起哄杀坏人似乎不可类比，爱憎要分明嘛！大约，围观并起哄袁崇焕等皆属“传统美德”的体现。延续到文革，所有“反对毛主席”的人，都必须遭批斗、游街乃至枪毙，那时有个时髦的说法叫做“公判大会”，是需要围观并起哄的，文雅些说就是“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起哄还不足以体现革命立场，更积极些就要给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挂大牌子，戴高帽子，甚至拳脚交加。不用说“救人于水火”，而是“陷人于火坑”。多少人就死于这样的围观并起哄之中。更极端的，例如广西武宣等地，以吃掉阶级敌人来显示立场之坚定，以活人挖肝剖心下酒为最时尚。后来中央工作组的统计，武宣县被吃掉的阶级敌人有75名，老百姓则说还不止这么多。最出格的是这个县一个女性领导人，吃了七副阳具。是因此举而升任还是因身份而多吃多占，诸说不一。

如今有些怀旧人士，一说起社会上的阴暗便立即念叨毛时代的“盛世”，我不知道道德沦丧还有什么时代比毛时代更甚，要维系那个虚假的偶像唯一的办法就是撒谎，文雅地说叫做“子为父隐，臣为君隐”，掩盖其反人类罪行，无限夸大其“业绩”，既维护了“传统美德”，又延续了“红色记忆”，两全其美。这其实是漠视生命权利的继续，当英雄史观仍在主导舆论朝向，当诸多反人类罪行仍被刻意隐瞒，社会道德是不可能回归人性的。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确实在进步，人的权利乃至生命已经从毛时代那种形同草芥大大改善了。然而并不是彻底改善，倘若置于世界环境中，这种改善仍然是滞后的，甚至可以说是被迫的。一统权力或曰“一元化”的本质注定要漠视民众的合法权利，还记得克拉玛依大火时，孩子们接到的命令：“让领导同志先走”么？实际上，借过去时髦的概念表述，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快速发展，如不改变，迟早面临无可避免的崩溃。用不着高深的理论描述，邓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倘若没有充分自由的思维天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极其有限的，生产力也只能倘佯在加工能力的水平上。只要没有创新优势，所谓“大国崛起”永远只是一个梦。

也许话题稍微扯远了，然而并不离谱。一遇问题就本能地回过头去求祖宗，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它已经阻碍中国进步几千年了。还是借李鸿章那句话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难道今日之国人尚不如一百多年以前的李鸿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