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很有些滑稽，也不很滑稽，因为我们知道屈原，全靠司马迁。

谁都知道司马迁是不能“打炮”的，他只因替李凌说了句公道话，惹怒了刘彻。汉律里有“腹诽罪”，那意思就是“心怀不满”，跟“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差不多。这是死罪，司马迁没弄清楚汉武帝玩的是“阳谋”还是阴谋，跟彭德怀一样，傻乎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当然是不合圣意，结果就下了大狱。算起来还属宽大，因为依汉律，自由之处在于允许三选一，如果不杀“上头”就得杀“下头”，还有一个选择便是拿银子保全“两头”，可惜司马迁家里拿不出五十万巨款。司马迁寻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於鸿毛。”杀了“上头”虽不至于“轻於鸿毛”，但却失去了“重于泰山”之机遇，家族还会戴上“黑五类”的帽子，只能舍一头保另一头。换成近代语汇叫做“缴枪不杀”，这位千古英明的“汉武”就把司马迁给阉了。

但依照中华文化的规矩，这不妨碍汉武帝的伟大，而且司马迁上能正确对待组织下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忍辱负重一举成名了，堪称“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不是还有人推论说，倘若未遭宫刑，太史公恐怕写不出《史记》来；没瞧人家自己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圣上的英明恰在于因人施治。只是不知那些杀了头的，其中是否还有别的才子，可能做出别的什么贡献。就像我们不知道那55万右派里头是否潜伏着个别诺贝尔奖得主一样。既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一个皇帝大功告成，死他几千万人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没人说过司马迁不能放屁，除了因公写作搞出本《史记》之外，还搞出本《报任少安书》来，悄悄记下了生平遭遇。正所谓“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吧！只可惜这个屁没有放圆满，竟然连自己的生辰八字祖籍也忘了记，弄得后世不断地要为此猜测。不但唐宋皆有，及至近代，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等大师还得为此劳神费力。说起来也荒唐，汉代以降，两千年皆以《史记》为尺度审核其它，偏偏太史公生卒年月以及家在何处还得靠猜。

鲁迅夸奖《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把司马迁跟屈原并列起来了。不过仔细探究起来他俩还是有区别的。屈原至死也没有得主子赏识，而汉武帝后来也觉得自己做的过分，解放了司马迁。就像毛皇上对彭大将军说：“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汉武帝始终还让司马迁做太史令，没放他下“三线”也没调他进“五七干校”。要是那样，《史记》恐怕也弄不成。而司马迁在《史记》里亦未“全盘否定”也没给汉武帝抹黑，算是充分体谅了领袖前进中的缺点错误，只是不知道司马家人是否请武帝家人吃饭，为了共同的利益“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们暂且把《史记》以及《离骚》什么的艺术成就都撇开，只说它们的作者。据说屈原是投水自尽的，堪称“重于泰山”，倘若“轻於鸿毛”就淹不死了，说不定真还“千里江陵一日还”哩。司马迁应属积劳成疾，书还没写完，靠外甥帮他完成的，就像高鹗帮曹雪芹完成《石头记》一样。然而两千余年对这两位大师的推崇，则铸造了中国文人代代相传的奴性人格。

发现这个问题的似乎应该算鲁迅，他还在民国二十年就把屈原跟贾府里的焦大相提并论了。《红楼梦》里的焦大是贾府里资格最老的奴才，据说曾经救过主子。这货喝醉了就骂，男盗女娼的骂个不停，结果遭马粪塞进嘴里的惩罚。鲁迅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里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原来焦大是不识字的屈原，或屈原是识字的焦大。

后人所知屈原的故事，全都来自《史记》，司马迁用《屈原贾生列传》告诉后人的。那里边说屈原属于“文死谏”，提出好意见反遭流放，愤愤“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鲁迅则曰：“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由此看来，司马迁属于“母亲错打了儿子”，更准确些，应该是“母亲割错了儿子的鸟”，但终属落实了政策的干部；而屈原则被“永远开除出党”，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他俩都是贾府里的焦大，都是“要贾府好”，下场却略有差别。我们无法探究的是，假如屈原不去“自绝于党”，是否最终也能“落实政策”回到领导岗位上去。

中国的文人，总是把忠君和爱国混为一谈的，忠君楷模屈原被恭维成爱国诗人就是一例，幸亏鲁迅早就看破了。然而，陈独秀说：“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到底是过来人，说的还有谱。当党员冯雪峰代替病重的鲁迅捉刀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他虽有些不满，却也默默地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