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去年起，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议又一次热闹起来，缘由据说在于一位名叫张耀功的教授发了个帖子，要求取缔中医。然后发起网上签名，有诸多医学专业人士签名支持他这个要求。再接着网上、纸质传媒上惹来骂声一片，待何祚庥、方舟子这两位麻烦人士卷入，闹得就更欢，“汉奸”、“卖国贼”之类喧嚣沸沸扬扬。CCTV-12昨晚和今晚连续播放了中西医争论的话题，请来了反方张教授与正方黄先生，电话还连线了侯耀华等名人。感觉不错的是：各抒己见，没有定论；即便显示出倾向性，但至少不似从前那般舆论一律。

应该说，现在说是中医的那种医术，积数千年之经验，彻底废掉它得看情况。近代以来，那些坚决主张废了中医的大人物，例如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等等，他们都居住在大都市甚至国外，医院林立，既然都无看中医的必要，说废也无妨。而且他们废意实诚，孙中山宁可等死也不准看旧医；鲁迅病入膏肓亦不理会要他看中医的请求；梁启超被西医错割了一个肾，仍不改废旧医之主张。然而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地方，无论旧医多么原始，这类经验医术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人们离不开它。其实，主张废旧医者没脱离“一统”思维模式，不知道中国地域广阔，情况不同，在穷乡僻壤，废旧医等于灭了医。随着先进医术逐渐推广，旧医中之合理成分自会纳入新医，不合理成分自会消亡，完全无须人为废、立。

问题在于，如今争论的主题似乎不在医，“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争论如此激烈，为什么就没有人探究一下，什么时候才有“中医”、“西医”这两个对立叫法的？自《黄帝内经》等“四大经典”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国传统医术从无“中医”说法，零星传入的外域医药，只要有疗效，也是“笑纳”不拒的，例如阿芙蓉（鸦片）传入中国，例如康熙服用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治疟疾。

所谓“西医”，是传教士们带进来的。但不是早年的传教士们。自1552年传教士沙勿略死于被困的上川岛，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努力遭遇一系列失败。到1574年，罗马教廷使者范里安到澳门考察后得出结论：“渗入中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采取一种迄今为止与我们在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具体地说，他的新方法就是舍弃教徒葡萄牙化，令传教士中国化。从利马窦到南怀仁，明末清初时代传教士们力图以科学作为敲门砖，意欲敲开中国的大门。400多年以后，李瑞环1998年5月访问罗马，称：“利马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大概，《几何原本》可以看成那时传播的代表性成就。

明亡清兴以后，汤若望一度成为顺治皇帝的挚友，显赫一时。然而，当顺治病入膏肓，传教士们并没有半点医术可以救治他。以欧洲科学作为礼品的传教士们，很快就被强大的儒学排挤出去。明末那一点“新鲜血液”遭遇灭顶之灾，为数不多的欧洲传教士几乎全部葬身于清军铁蹄之下。汤若望病死于1665年，虽然他和副手南怀仁因精确的历法受到康熙肯定，所有罹难者皆准予平反，但是，在华仅存的30名欧洲传教士还是被监禁，并押解至广东关押，到1671年，全国教堂悉数封闭，传教士一律驱逐，中国恢复旧学的绝对统治。我们注意到，这些传教士所传入中国的科学里，尚没有医学的内容。

反过去查考，其实欧洲的医学也是在这以后才飞速发展起来的，利马窦们无法把西方也没有的“西医”带到中国来。传统的西方医学，跟所谓“中医”一样，同样属于经验医术的范畴。1543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标志着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为代表的医学革命，开展了医术向医学的研究与开发。达.芬奇就画过700多幅人体解剖图；对流行病的研究产生了“粒子”及其繁殖的理论。17世纪，体温计、脉搏计的发明使医学进入量化阶段；显微镜的发明使得量化几乎遍及医学研究的每一个部分；人体血液循环被发现，细胞组织被发现，人体组织学奠定了基础；物理学派、化学学派、活力学派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辩论，使得医学日新月异。荷兰莱顿大学首创临床学专业教育与研究，病理学研究也随之兴旺起来。麻醉术的日臻成熟，使得外科手术开辟了一片新领域。19世纪初，细胞学、细菌学、微生物学、实验生理学、药物学、预防医学、卫生学、护理学等都蓬勃发展，各种医疗仪器、设备接踵发明。所有这些，都是医术科学进化的过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制造业等飞速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就连中国、印度等东方医术传入欧洲，也没有被拒之门外。

由此可见，后来传入中国的所谓“西医”，其实是“新医”，是医术科学化所获得的最新进展。清末民初包括张之洞、李鸿章在内的开明派称西方传入为“新学”、“新法”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反观中国，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等，全都躺在祖宗的怀里睡懒觉，抱残守缺抵制一切进步，包括医学的进步。这就是名为“中医”实则“旧医”的本质。世上本无所谓“中医”，只有“旧医”，为了抗拒进步抵制科学，这才祭起一面大旗，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

随着西方对华贸易的增长，传教士逐渐涌入中国，他们遭遇传统文化的抵制，不得已便以两百余年来神速发展的医药为敲门砖，先行医，后传教。西方医学的新技术以其疗效的实证便迅速在中国蔓延，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及学校，可算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登陆之举。直至鸦片战争，坚船利炮轰开了闭锁的大门，教会医院、医学院以及西方医学著作逐渐增加，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中国的百姓命贱，首先接受教会医药的正是他们。对于达官显贵，他们只是耳闻目睹平民百姓医疗成功案例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才开始接受西医。比较典型如李鸿章，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所聘天津传统医生高手开方抓药均无疗效，这才接受西医，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李于是开始相信西医能耐。

张之洞作于1898年的《劝学篇.外篇.设学》有“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然后我们一直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张之洞名言，这是一种巧妙的扭曲，先进与落后的差距迅即转化成民族文化间对立；李鸿章在戊戌之后应对慈禧：“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这话本来质朴，寓意深刻。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儒学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那种顽固的守旧情结。民国年间，有过两次废旧医高潮，以1929年《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为最，它的实施办法规定：“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里说的是“旧医”，而非“中医”。

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积极赞同，施行“团结中西医”，使传统旧医从业人员逐步学习新医知识，以科学充实他们。这本是无可指责的措施，然而偏遭指责。指责的核心在于：一旦用西方已求证了的医学知识充实中医从业者，就把中医给灭了，此乃实现美帝阴谋之举措。这个指责充分显示了“旧医”捍卫者维护传统，坚决抵制科学与进步的卫道禀性。钱端升归纳了那些反对意见之后上报中央，1953年毛撤了贺诚、王斌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大力扶持“中医”，然而他本人的医疗保健却不屑于请“中医”来打理，全靠西医。

以后便彻底灭了“旧医”、“新医”称谓，统称之为“中医”、“西医”，巧妙地掩饰了落后与先进的本质，似乎“西医”只不过是西方的传统医术而已，与“中医”仅差一个地域。现时那些辩论里，贯穿着地域性误导，抹煞了科学进步的实质。一言以蔽之，所有关于“中医”的辩护，其本质不过是抗拒进步的呐喊，它比民国初期关于废止“旧医”的辩论更反动，也更具蛊惑性。唯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近40年了，国人之守旧思维尚如此浓烈，可叹！

新近网上有文章介绍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个讲话，大意是说中国永远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凤凰周刊》引此语时用了“据说”二字，但我想这话有道理，甭管它是谁说的。如今俺们满世界到处办“孔子学院”，如果仅仅用于介绍自己的存在，尚可生存一段时间。倘若借以出口思想观念，它必定成为麻烦根源。仍借李鸿章对西太后说的那句话，“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

借“中医”说道为例，凭心而论，即使国家再扶持，你取代得了“西医”吗？既然没底气可以吃掉人家，就应该努力融合而不是拚死对立。有存在的理由不等于可以永远游离在科学之外，一旦进入科学圣殿，就不可能继续“中医”、“西医”的对立，只有医学一途可走。倒是值得忧虑的，顽固地拒绝科学，那么，可以断定科学必然浸淫“中医”的地盘，到那时，灭顶就是无可避免的。前不久，我们几位中学同学聚会，一位正担任中医学院院长的同学坦然承认：“我学的就是中医专业，说中医是科学纯属扯谈，无论我学的还是我教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西医那些东西。”只需看看，如今那些中医院日渐萧条便可预见其未来，为了生存，许多中医院实际上早就把“中”字特色藏起来了。

在中国，最没出息的就是那些民族主义者，他们除了喋喋不休地为老祖宗那点遗产张目之外，完全没有创新的能力。如今中国充当了“世界工场”，挣了不少钱，就有浅薄者自以为不得了。不过别忘了，思想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一个没有先进思想的群体，是不可能领衔世界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想到，即使今日出口的电视机也是人家西方的发明，难道还不能明白些事理么？

 

 

本贴于2007-06-23 12:24:51在乐趣→情感交友→纵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