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韧带肥厚

 

（一）

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浑身发抖，抖得几乎跳起来，以至于两个护士不得不使劲地按住我，那惊恐的神情好像在拼命按住一个突然诈起的僵尸。“你紧张？”蓝色的帽子下面两只惊诧的眼睛盯着疲惫的我，这三个字仿佛是从那紧紧的口罩缝里跳出来的。“不。”我说。我是下决心做这个手术的，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下去很可能导致瘫痪。我心里真的不紧张，也许那时我的植物神经不听指挥了。

“怎么得这个病呢？”可怜的妈妈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大儿子去了青海，二儿子又去了山西，儿行千里母担忧，多少年来不知道她是怎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沉重！老大是回不来了，孙子都有了；老二好容易调到离家近的地方，却又被病魔放倒，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妈妈那雪一样的白发，那刀刻般的皱纹，那一脸的无奈，那迷茫的眼神，让我心酸难忍，让我永生难忘。

持续的腰疼使我不得不休假。腰疼多少年了？在中条山时就疼过，但没有这么厉害。周大夫简直是个庸医，就知道补肾----每次摸完脉总是故做深沉地：肾虚啊，补补吧……真见鬼，我夫妻两地生活虚什么虚？多亏那天周不在，一个实习大夫坐在周的位子上，拿着一本日文书在看。我以为是周大夫坐在那，便招呼了一声。他抬起头放下书，说，他有事没来，我可以给你看看么？我是来这里实习的。

他微笑着，三十来岁。我也笑了，很好这人说实话，没见过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实习大夫的。他看得很仔细。“你去看看西医吧，我感觉你可能骨头出了问题，先去地区医院拍个片子，然后再说下一步。”这位中医怂恿病人去看西医，足以证明他没有门户之见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不会忘记这位年轻的医生，虽然他没有诊断清楚我的病，但是是他把我从误区中拖了出来，从此我再也没把补肾作为主攻方向。可惜当时的检查手段太落后了，医院里只有Ｘ光机，医生们拿着模糊不清的骷髅般的胶片猜测半天，然后煞有介事地说这也增生那也增生。

 

（二）

手术室的医生护士忙着给我输大量的镇静剂。好不容易不抖了，却又咳嗽起来，剧烈地咳，从来没有过。“你害怕吗？”医生问。“不。”“你抽烟吗？”“抽。”“你以后不要抽烟了，你的气管痉挛多厉害，麻醉药都不管用了！”也许跟抽烟真的有关系，但我心里真的不害怕吗？一上手术台四肢就被紧紧地绑在四根铁管上，根本动弹不得，耳边尽是刀剪相搏的金属撞击声----象我们村里过年时杀猪----你说你不害怕？

那是1983年1月4号，我给爸妈买了十斤鸡蛋忍着腰疼回了天津。下了火车我怕鸡蛋被挤碎就走了六站地回家－－这无疑是我的病提前爆发的一个因素。第二天早上，我又忍痛挑了三担水，把水缸挑满。我认为自己离家十三年，对爸妈尽的孝心太少，所以每每回家尽量多干一点活儿。谁知这三担水是导火索……吃晚饭时，我刚刚盛了一碗饭，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抓住我的右腿使劲地拧起来－－象拧毛巾一样，我大叫一声，扑倒在床上。我不停地打滚，不停地喊叫，顷刻间我浑身被汗水浸透。

爸说受凉了！妈说太累了！我哭了！泪流满面！腿好像断了，象是遭遇了车祸。对过院黑龙江兵团返城的万里哥闻讯赶来带来几片可待因说吃了先止疼。南院天津郊县插队返城在某厂当厂医的小徐也跑来了，你趴好，我给你按摩。但是我无法趴好，因为我无法保持一个姿势，剧烈的疼痛让我任何一个姿势无论是坐还是躺是歪着还是靠着都不能超过十秒钟！

那一夜我是在疼着翻滚着哭叫着中度过的。可待因只能让我浑浑噩噩地熬两三个小时，我困极了想睡觉但疼的睡不着。第二天，对门的万里哥把卫生院的石大夫请到家里给我看，他分析可能是风湿也可能是腰椎有问题，就让我去卫生院烤电。

去卫生院的路上遇到和我一个公社插队的小崔，他已返城在菜店卖菜，蹬着一个三轮板车，看我一瘸一拐的大惊失色，你怎么了？我苦笑：不知道。我送你去卫生院！小崔把我扶到三轮板车上一直把我送到门诊室才转回去上班。----已经多年没见小崔了，1999年初的知青大聚会也没见他----不知现在是退了还是下岗了？热乎乎的多普勒灯让疼痛缓解了一点,石大夫给开了些消炎痛和B1谷维素之类营养神经的药让我带回家吃。

从医院回家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蹬三轮车的老人送的我。他不忍心看我那痛苦的样子，非要我坐他的三轮车不可。遗憾的是老人连我的家门都没进就悄然离去，而且分文未取。现在想起来那天要不是这位善良老人送我回去，可能我会在马路上打起滚来----因为可待因的药劲已过，我刚进家门剧烈疼痛就又激烈地袭来！

 

（三）

“疼不疼？”医生用小刀在我的肚皮上划了一下，“疼！别剌！”我喊叫起来。怎么回事？已经足够成人用量了！“加大麻醉！”凉飕飕的一股液体通过一根小管又徐徐注入我的腰部……终于，小刀再划过皮肤时感觉是麻酥酥的，很温柔很舒服，象春风拂面。这时，医生们开始在我的身上大动干戈，我的鲜血渐渐地染红了他们的双手。而下达指令让他们动手的恰恰是我自己。

不知道过了几天了，病情在不断地发展。右侧坐骨仿佛被掏了一个洞，一棵筋似乎被强力拽着，一把一把的往外拉。我想起在村里打水有一次辘轳坏了，我就一下一下从井里往上拉那根拴着水桶的牛皮绳。而此时的牛皮绳好像紧紧勒着我的脚心，拉一下我就疼一身汗！后来左腿也疼起来，腰也剧烈地疼，象枪扎，象石砸，象斧劈刀砍！这是一种怎样的疼痛啊，没有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我甚至喝一碗水都不知要变换几次姿势。渐渐的，两条腿开始发麻。

天津的一月临近三九，西北风咆哮着，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至零下十几度。屋檐下挂着晶莹剔透的冰柱，玻璃窗上结满了美丽的冰花。记得小时候，常常趴在窗前在冰花上用手画，画小鸡、鸭子，白菜什么的，或者把嘴唇贴上去，印上一只小嘴。有一次用小嘴去吻玻璃的时候，不小心被窗台磕了下巴，流了很多血，吓得我大哭大叫。

没想到三十年后的冬天，我又开始大叫起来。天津的小杂院连房带院超不过100平米，8间10平米的小屋住着6户人家，那五户被我闹的鸡犬不宁，我在天津住了22天，疼了22天，白天黑夜的喊了22天，22天里我感觉睡了不到十个小时。我很象契呵夫《渴睡》里的小女孩，困啊，困啊，但不能入睡。而这22天里我麻烦了多少人，数也数不清，我单位的领导同事、同学、儿时朋友、妈妈街道上的阿姨、邻居甚至好多不认识的人。

那时院里的人还买了水果来看我真叫我惭愧，我不断地为自己的扰民行为道歉，但是他们说你病我们也帮不了你，如果你喊着能轻松点你就喊。其实喊是不由自主的，并没有减轻我的疼痛。那时侯我想起了许云峰江姐等许多革命先烈，我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能够保守住党的秘密是多么不容易！我真切的感觉到他们的伟大！我想如果轮到我我肯定是做了叛徒。

 

（四）

李大夫一边动手，一边叫我按他的指令动脚指头。他说，为什么不用全麻，而用的腰麻呢，为的是在手术中你可以和我对话，配合治疗。但这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手术中我什么都能听见。我感觉这些医生忽然都变成了木匠，叮叮当当的，好像锛凿斧锯都上来了，而且疼！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麻药只能麻醉肌肉和软组织，对于骨骼和主神经它们几乎无能为力！

我单位说我不能在天津住院，否则医药费不能报销。于是22天之后我单位派了一辆机动三轮车把我拉回来送进地区医院。第一个给我看病的是个主任，他把我摆弄来摆弄去问我哪疼，我说不知道哪疼，说不清。他特愤怒：你这么大人哪疼都不知道？简直是！其实神经疼是找不到准确位置的，尤其是我每天要注射几支“强痛定”（仅次于杜冷丁，据说现已被列为毒品），混混沌沌的往往是摸哪哪不疼，不摸哪哪疼。

听护士说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专门给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患者做手术，让他们能够站的更直一点，看起来个子更高一点，走路的摇摆幅度更小一点。护士说他很胆大，把病人的腿剌开，骨头重新摆摆，缝上皮打上石膏就大功告成。确实开了此类手术的先河，听得我后背直冒冷汗。

真正让我减轻疼痛并睡了一夜好觉的是一位姓刘的医生。他曾经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住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做牵引做好了。他红红的脸白白的头发，笑容可掬。他说，别怕，你这是享福病，不挡吃不挡喝，于是我的上半身被固定在床上，两个脚脖子上挂了两个重物，这就是牵引，一天两次，一次约三个小时。还要绝对卧床，不得乱说乱动。

我竟然能睡觉了！并且大规模地做梦----以前也做梦只是几秒钟就被疼醒，好像睁着眼睛在做，做的梦也支离破碎，毫无故事性可言。现在不了，醒了翻个身继续做，象电视连续剧。

我最常梦到的就是我在山西在中条山上追逐着漫山遍野的山花跑啊跑啊跑个不停。中条山上到处绽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黄的迎春花，红的山丹丹，白的和淡兰色的野菊花，我每每收工回村便随手采上一些带回来插在杯子里欣赏，社员们都笑话我，说那东西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柴烧费那劲干啥！今天我却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朴素而美丽的野花，也许它们在回报我对它们一往情深的爱恋，所以把我此时的梦乡装点的如此五彩缤纷，使做梦成了我的最爱！

 

（五）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我的两个胳膊被吊得酸痛。我不时地发出无奈的呻吟，“累啊，”，“累啊，”，但是医生和护士没有一个人理睬我，甚至没有人看我一眼。他们象一群装修工人在赶活儿----似乎雇主明天就要结婚办喜事住新房子。

妻从四川来信说，不行去四川看，他们能找到专家。我不太同意，因为京津地区毕竟在全国还算是发达地区，是人才济济的地方，再等等看吧。妻很着急要来，但孩子才三岁，千里迢迢，一路上要赶船倒车的辗转七天。我就写信安慰她，说我们正在找专家，什么时候做手术再过来不迟。

那年的春节我是在医院度过的。我的同事们轮番给我送饭，饭菜的精致绝对胜过任何一家大饭店。这让我欠了一笔很大的人情。虽然我和他们在一起和睦相处了二十几年，但我仍觉得我是永远无法偿还这笔人情债的。我的这几个同事有两个是单位的老职工（其中一个不幸于2000年病故），还有两个部队转业的军人，其余均为插队知青----一对内蒙插队的夫妇（北京知青），一对黑龙江兵团战士夫妇（男哈尔滨知青，女北京知青）一个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两个河北插队的天津知青和一个本地知青。实际上我们都刚刚认识不久，是一种真诚的知青情结让我们一见如故。这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其实腰病的病因多种多样，但症状却大同小异。大都是错位或增生物造成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双腿的内外侧发射性或丝丝拉拉的隐痛，严重的不能站立行走，痛苦万分。如果你把所有类似症状都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或脱出），那就错了。当然这是我多年后总结的经验。

我的主治医刘医生就犯了这个错误。他是腰间盘突出做牵引做好了，他就认为我也是腰间盘突出做牵引也能好。终于在做牵引无效的十几天之后，他开始翻书----而此时我也在翻书。一个护士是我的老乡，我求她给我找一本关于腰椎病的书。

她值夜班的时候悄悄拿来一本《脊柱外科学》，但----是----，她说，你绝对不能让医生看到！我发誓！大约用了两天时间我把一本厚约6厘米的巨著粗粗看了一遍。然后我又把腰椎部分仔细读了一遍。看罢，不禁仰天长叹，看来我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刀了！……

 

（六）

我累极了，不由自主地叫起来，“我受不了了！快帮帮我！”一个护士跑过来，把一个小枕头塞进我的腋下，轻声说：“你再坚持一下，再有10分钟就好了。”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小枕头已经失效，我又喊起来。那护士又过来给我塞了一个小枕头，说，再坚持10分钟！我精疲力尽。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小枕头，还有多少个10分钟……

红脸白头发的刘医生要给我做手术，要把突出的椎间盘去掉。我说要考虑一下。你可不能让他做！一个两次在这里住院的病友说，他是有名的马大哈，曾经有个小伙子腿上长了个疮，他给看了几次，最后竟然把大腿锯了！还有一个被马车轧了大腿的农民由于他的疏忽活活疼死了！简直太惊心动魄了！我又向我那位老乡护士问询，答复是她来了三年了，尚未做过一例这样的手术，据说三年前做过一例，效果不太好。怎么不好呢，我问。怎么不好？就是术前怎么疼术后还怎么疼！----可怜的患者白挨一刀！

看来是不能在这做了，三年来没做过，起码手生，在手术台上躺也要多躺几个小时。我给天津的二姐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找人。当刘医生得知我不同意做手术时非常失落，他认为我看不起他，所以每天来查房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觉得他应该允许我选择----性命攸关总该是我说了算吧？于是他来了我就装睡。我们两个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当我要转往天津的时候，地区医院坚决不给我开转院证明，这样我的医药费按规定就不能报销。那时我的工资是四十一块，要承担约两千元的治疗费用无疑是在开玩笑。我甚至拿不出三百元的住院押金。我卖掉了自行车，以示不可逆转的决心----即使自费也要回天津去做。

我这人属于那种极没主见的人，别人说服我非常容易----这是个很大的弱点，它使我在后来的经济活动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却体现了少有的坚定。我必须站起来！因为我无法躺着面对我那年迈可怜的父亲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无情的生活磨难让她一身是病，剧烈的社会动荡摧跨了她的精神。她已经老了，她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了，她的身心再不能遭受打击了，我必须在送她去另一个世界之前给她老人家一点慰藉。

 

（七）

我已经没有气力喊叫了。我想起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记得下乡时，脚上长了一个鸡眼，走路疼得要死，我让两个知青把我按在土炕上，请来我村一个被公认为最心狠手毒的贫下中农主刀，硬是把脚后跟剜了一个血坑----没办法，得了病只好任人宰割----估计眼下已经是血流成河了……

天津给我看病的主治医生姓李，52岁。高大的身材，最少有1.85m，气宇轩昂，说话和蔼可亲象个绅士。他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结论是椎管狭窄。那椎间盘呢？椎间盘是好的。天哪！地区医院还没弄清好牙坏牙，就迫不及待的要下钳子，令人毛骨悚然！什么原因呢？造成椎管狭窄的原因很多，李大夫说，有先天性的，有外伤造成的，有长了异物（如肿瘤）的……我的呢？难说，现在咱们的检查手段很有限，还不能判断出病因，只能剌开看。我又一次毛骨悚然！

我受过外伤么？我竭力回忆，有一次去公社的路上有个社员牵着一头毛驴，他说让我骑。我还没骑过毛驴感觉很新奇就骑上去了。谁知他猛的拍了一下驴屁股，驴就窜出去了，一个猝不及防我从驴背上摔了下来，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半天没喘过气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次意外留下了祸根？不过即使是，也没什么价值，这并不是那种值得提倡的英雄行为。

“我的意见你要动手术，因为你的右腿开始麻，如果不及时减压，后果不堪设想。一般来讲我们尽量保守治疗，谁也不愿意做手术，医生也不愿意，因为手术是有风险的。你慎重考虑考虑。也可以保守治疗，比如烤电理疗、按摩、吃药都行，咱们医院都有，去别的医院也可以。你可以在天津把医院转一圈，如果觉的不理想，还回来找我，我照样欢迎你！”这是我至今见过的最有风度的医生，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又非常尊重病人的选择。

我没有理由犹豫了，我需要站起来，我渴望到街上去。妻从四川赶来，把三岁的儿子撂给外公外婆。李大夫说我可以自己走路，只是不能站直了。然后他教我，两腿微屈，弯腰往下至感觉不疼为止，两只手扶一个小凳子当拐棍，这样不用人背，也不必天天躺着了。一试，果然灵验！我想我应该庆幸自己遇到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从此我就经常抓着一个凳子光顾病房的楼道，走来走去的样子非常滑稽。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可能还没有引进核磁共振和CT，检查此类疾病主要靠X光造影。医生说他们新引进了显微镜手术，但没有人会用。这个概念我至今没弄明白，不知是不是现在流行的微创手术？所以做这种手术医生们也是如临大敌。他们要进行多次术前研究，制定多种手术方案，反复讨论把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写在纸上，然后研究出应对的最佳方案。对我的要求是手术之前严防感冒。

术前的检查顺序是1、碘苯酯X光造影，2、镁蓝定位，3、常规检查。简单的说，碘苯酯是X光穿不透的一种液体，在X光机里它的显示为白色。把它注射到椎管里，然后人被放置在X光机上，颠来倒去，把碘苯酯液在椎管里流动的路径拍下来，正常人应该是碘液顺利地从颈椎流到骶椎，而我是碘液到了腰椎4就停止流动。这说明腰椎4出了问题。如果碘液在腰椎4还能往下走，只是流速慢了，液流变细，说明椎管还没有被完全阻断，不是最严重的；而我是碘液到腰4之后一滴也不往下走，这就意味着我从腰椎4开始被基本阻断！下部神经已经难以收到大脑的任何指令。

造影之后头剧痛了一整天，医生说我很幸运，有的人要疼三天。镁蓝是金属颜色，用它定位就是把造影确定的椎骨位置染成蓝色，以便手术时准确下刀。这很疼，要打麻醉药，然后一针扎在骨头上，象我这样刚刚经历过剧痛的人都被扎的脸色蜡黄，大汗淋漓。每次做检查医生都会说不疼，朋友们千万不要轻信，医生们是最会骗人的。

 

（八）

终于李大夫停止了工作，面对着我，说，翘一下大脚指头，使劲！怎么样？很好，很有力量！双腿侧面有什么感觉？没感觉！以前的症状全部消失！一切正常！手术成功！我被送了绑，几位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我转移到推车上，推出了手术室。妻子在手术室门口接过推车，谁知我又浑身上下抖起来，抖个不停。妻子问医生，他怎么跳起来没完啊？李大夫笑了，手术前就跳！好容易才给镇压下去。不过，现在可以随便跳！

第二天，李大夫托着一个托盘来到病房。托盘里有一块黄色的东西。李大夫说就是它让你险些瘫痪！这是腰椎4的黄韧带，它受过伤。受伤之后从创口处增生，增生了多少呢？增生的部分是原来自有的1.4倍。而后它顺着神经孔钻进椎管，绕脊髓一周，使脊髓不能向神经根正常地传达大脑的指令并严重挤压神经根使其发炎而产生剧烈疼痛。如果压迫神经的时间过长，会造成神经细胞的大量坏死，而人体的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于是就会麻痹直至瘫痪！

李大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病，他把它命名为“黄韧带肥厚”。

当我重新站在爸妈面前的时候，爸爸笑了；妈妈却哭了，不住地抹眼泪，呜咽着，不时地抚摸着我。我也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一年后在我单位领导的帮助下，在省里一个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帮助下，我的妻儿调到我所在单位，结束了我们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又过了一年零九个月，妈妈离开了我们。妈妈去世时，我35岁；而这35年里，让妈妈牵肠挂肚夜不安寐的岁月竟整整有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