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读读旧文章也是一件颇有益的事情。重翻《鲁迅全集》，在《华盖集续编》里有《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此文曾是我们高中语文课文，老师作过重点讲解的。以后在各种不同媒体上，不时能看到关于刘和珍君的说道，其他四十多位“三一八事件”死难者皆无踪影，即便与刘和珍一同罹难的燕京女学生魏士毅，司徒雷登校长在燕园为她立了纪念碑，并坚决顶住占领北平的日军要求拆去此碑的命令，最终也堙灭无痕了。就算鲁文提到的张静淑君、杨德群君，也无缘被人记得，唯独刘和珍流芳几十年不衰。说因为鲁迅使刘和珍君流芳似也不确，倒是可以说因为教材，倘若没有权力之青睐，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未必留得住如此旺盛的人气。鲁迅说：“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可如果是血写的谎言呢，它掩得住墨写的事实么？几十年后再读《纪念刘和珍君》就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

我们不得不重复“三一八事件”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直接导致外蒙古在沙俄的唆使下宣告独立；西藏得到英国支持的大规模叛乱；日本沙俄签订第三次密约，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瓜分内蒙古成各自势力范围。其中，形势最为严峻的是外蒙古独立，它更有助于沙俄侵占外蒙西北方的清廷直接管辖的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经北京政府极力奋争，上述地域从法理上始终留在中国幅员之内。

辛亥之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向沙皇上奏：‘在目前的情况中，为我国的利益起见，对中国问题，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的地位的适宜时机。’这项建议得到沙皇的赞同。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更明确地表示：希望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中国蔓延，从而阻止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积极采取步骤强化对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控制。俄国方面希望纷乱引起中国的解体和削弱，以便它对中国的扩张。”（《中国外交史》，第二册，P9）

十月革命以后，沙俄被更凶残的苏俄帝国主义取代，然而它夺权之后全力应付内争而无力顾及蒙古事务。为了摆脱孤立状态以求生存，苏俄发布了两个对华关系声明，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掠夺的一切。当时（1919年）北洋政府已趁俄势衰微先派遣陈毅（北洋军官，非陈毅元帅）赴外蒙谈判，接着派遣徐树铮将军率军开赴蒙古，一举收复外蒙及唐努乌梁海。1921年3月，苏俄喘过气来，立即废掉两次对华宣言中之承诺，煽动外蒙奸人在买卖城（今恰克图）建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随后“邀请”苏俄出兵。6月，苏俄红军侵略中国，重新占领了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为使其占领长期化、合法化，苏俄比沙皇更阴险。它派出大批干部以各种身份进入中国内地，煽动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野心家制造内乱，不管是中国人之间抑或中国与其他外国，厮杀得越凶、血流得越多，只要能转移视线有利于苏俄侵占唐努乌梁海就是胜利。而外蒙古独立则是确保隔离唐努乌梁海，中东铁路则是劫掠中国的经济的吸血管。这个目标后来斯大林对蒋经国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把蒙古拿过来！”从本性上说，列宁主义就是以侵略为宗旨的，它既然奉行“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那么所有关于和平民主的说道，都只是力量不足时的权宜之计，是谋略。

苏俄正是沿袭沙皇政府的政策行事的：1929年出兵侵略东北，不仅抢夺了中东铁路路权，还打击了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日本军国主义摸清了东北军的实力。只是，这次超过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入侵规模的战事，却被教科书忽略掉了；1941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苏俄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苏俄向“满洲国”出售中东铁路；1942年苏俄宣布唐努乌梁海独立成“图瓦共和国”，1944年兼并进入苏联版图；1945年2月，斯大林提出“雅尔塔密约”以出兵攻日为条件，换取英美承认外蒙古现状；同年7月在对宋子文的谈判中，斯大林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声称如果外蒙属于中国，必造成对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威胁，苏俄将无法保证其远东领土安全。1946年，苏俄以枪杆子迫使外蒙古“全民公决”，以98.7%的赞成票终于实现了自沙俄以来，几代俄国人肢解中国的夙愿。

列宁写成于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称：“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全集》第26卷，P367）“用武力去反对”的典型样板即1920年苏俄进攻波兰。另一种方式就是派出特工人员，在外国就地组建共产党，借这个组织挑起内战夺权，以实现列宁规定的“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苏俄在中国实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几乎同时，维经斯基（吴廷康）在中国组建了这个党，连它的名号也是维经斯基所确定，而苏俄红军则直接攻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但苏俄急于摆脱孤立状态，也为了使肢解中国获得法理承认，它还只能同中国合法政府打交道，寻求有实权的代理人。1922年2月7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函孙中山：“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仍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资料丛刊，P54》从日本这边看，1912-1926属于“大正时代”，是日本推进议会主义的时代，尽管以军部少壮派为主的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干扰，但政治主流还是“政党政治”。尤其是1924.6-1927.4的“币原外交”时期，日本外交谋求与西方列强一致的原则，理智派客观上压制了狂热派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与威胁。而西方列强因一战后的恢复也自顾不暇，本来，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苏俄帝国主义却趁虚而入，出钱出枪出教官，挑起内乱，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极好时机。而以北伐为标识的苏俄侵华成果，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使其势力不断膨胀。随着苏俄操纵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日本国内惊呼中国即将成为苏俄势力，对日本构成直接威胁。借此，军国主义分子终于取得政权，田中内阁1927年4月上台，终结了大正时代的“政党政治”，并采纳孙中山临死前在长崎、神户演说时的建议，彻底抛弃与西方各国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扫清了国际制约这个障碍。日本“昭和时代”前期开始，筹备并施行大规模对外战争，其“对华强硬政策”逐渐占上风，加紧了对华武装侵略，最终导致抗日战争。

1922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统计：“民国十一年来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42）。尽管中共把孙中山发动的五次内战均归咎于北京政府的存在，但毕竟战事仅有七次，亦不存在学潮、工潮之流血牺牲，即便“火烧赵家楼”那样的暴行，也并无流血牺牲发生。恰好这次统计之后是苏俄逐步全面介入中国内政开端，此后中国就战端频乃，学潮、工潮几乎全部浸在血泊之中。国人被“主义”撩拨，一脚踏翻“温良恭俭让”，仇恨与残忍与日俱增，就连“牺牲”也变成颂扬之词，真正成为“混战”之局。

（二）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会议”，签署了一系列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空前有利的国际协议，当时正在中国考察的罗素写道：“总的说来，中国人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大出意料。”（《中国问题》，P121）即便习惯于模式思维的学者，也承认此次会议各项条约是终结“前殖民主义”的历史分界。也即，从领地占有式剥夺转入经济利益剥夺。即便如此，华会各条约对于中国国权的恢复也是大有裨益的，最明显的历史事实是：自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加快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且获得诸多成效。然而，苏俄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惊人一致地反对这次会议及其所有公约。所不同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野，只能喊喊而已。而苏俄不仅唆使在中国的代理人群起而攻之，还亲自出马，派遣大批干部进入中国，并出钱出枪直接制造动乱。导致刘和珍君等47人死难的“三一八事件”，正是苏俄在中国导演的一系列惨案之一。说刘和珍君为自由而死，有点冤枉，她与其他死难者一样，只是一个苏俄阴谋的牺牲者。

苏俄在华选择的首位代理人是实力派吴佩孚，因为吴在对奉系作战取得胜利之后发表过寻求苏俄支持以抵制日本的言论，且有几项“扶助农工”之举措。虽然孙中山积极投靠，但苏俄认为他成不了气候，无力搅乱中国政局。1922年7月10日,共产国际要员杨松转发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密电：“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中央党史出版社：《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P89。以下简称《秘档新论》)马林称：“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P23）至1922年,吴佩孚的势力进一步增长, 3月15日,维连斯基从北京寄给列宁报告中国形势的密信。他分析了中国现有的实力党派以及它们各自势力范围、现有武装力量及所统治的地区人口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共产国际派出的第一个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的首要使命就是与吴佩孚建立联系。

谁知，握有兵权的吴佩孚寻求苏俄支持并不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他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对于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主权，不仅支持顾维钧在中苏谈判之立场，拒绝越飞要求撤换顾维钧的建议，反而宣布：“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吴并直言不讳告知越飞，他将要在1923年春季出兵收复外蒙古。（《秘档新论》，P91）吴甚至发出通电，表明自己决不会在蒙古问题上讨好俄国人。恼羞成怒的越飞写道：“在蒙古问题的整个喧嚣中,最重要的是,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并发出一份令人极难理解的通电,其内在涵义只能解释为,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当时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谈判正因外蒙古领土主权与中东铁路问题僵持之时，孙中山向苏俄谈判代表摇旗，邀请越飞南下与他会谈。于是越飞转上海与孙密谈，以为对北京政府的施压手段。经数度密谈后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孙越声明》。在得到苏俄大笔援助的承诺后，孙中山公然宣布“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同时也承认苏俄在中东路，外蒙等问题上的立场。”（中山大学编：《孙中山文集》第7卷，P51）对于苏俄此种有悖外交准则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以及孙中山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援助的卑劣行径，吴佩孚大怒，随即下令禁止共产国际劳合组织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庆祝大会，该组织即策划了2月4日起总罢工。吴佩孚命令取消罢工并出动军警组织恢复铁路交通，遭罢工委员会阻拦。冲突延至7日，愈演愈烈，吴下令镇压，酿成“二七惨案”。

孙中山自述：“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孙中山大传》，P478）这段话道出孙之秉性，为了个人事业有成，什么民族大义皆可以抛诸脑后。早在1920年9月，孙曾派他的警卫团长李章达赴苏俄，请求苏俄红军进军中国，沿着历史上的进攻路线直捣四川，以助其得天下。孙中山声称，在四川的4万国民党员都会兴高采烈地配合红军的进攻。越飞认定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可见，苏俄扶持孙中山或者别的谁统治中国，都只是为“占领中国的打算”服务的。他们在所有的“反动军阀”那里都碰了壁，这才转向孙中山。

孙中山主动表示愿意配合苏俄获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利益，以换取苏俄援助圆其总统梦，实乃不折不扣的卖国行径。《孙越声明》签订后，2月21日，获得苏俄援助承诺的孙中山从上海经香港抵达广州，当天即成立“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次日又宣布联合张作霖、段祺瑞推翻北京政府，3月1日成立北伐大本营，准备挑起新内战。8日，苏俄中央政治局决定弃吴援孙，首付200万墨西哥鹰洋，应允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组建军队发动内战，并命令尚嫌弱小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91）这个合作的直接目的是推翻拼死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北洋政府。斯大林认定，欲永远霸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跟北洋政权打交道是没有指望的，只能搞垮这个坚决不肯让步的政府。要实现这个目标，如依靠那时仅有四百余党员的中共颠覆北洋政府亦无可能，只有扶持孙中山的国民党才能做到。而且，只有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进程中，中共才有壮大并分化国民党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有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完没了的殊死搏斗，沙俄公使那个“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中国蔓延，从而阻止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积极采取步骤强化对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控制”的计划才能实现。历史证明，斯大林的这个策略大获成功。中国人历来热衷于讴歌改朝换代的伟大胜利，并不在乎祖国版图之盈亏，正如毛所说：“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是爱蒋介石的国了。”（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缘于苏俄的指令。就在越飞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的时候，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下达《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认定国民党是当时“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同时规定：“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P76）6月中旬中共三大决议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遂行此决议”；“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147）从国共合作令下达之日起，苏俄就明确指示要准备“分裂”，无论是否预谋，历史证明，此乃埋下日后国共斗争乃至厮杀的根源。

还在1922年8月中共西湖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内有：“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有以下任务：1,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未来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2,这个党将要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那一翼。”苏俄认定国民党只是一个大杂烩，加拉罕1924年2月9日致契切林的信中分析国民党一大：“代表大会由160位代表组成，按其思想倾向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右派大约由30-40人组成，左派，也有30-40人，以及中派80-100人。”他明确表示改组国民党是为了使之“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与崇拜，”“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鲍罗廷书面报告：“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维经斯基甚至制定了“逐步打击右派的计划”（以上可参见《1920年代的中国》，P42-43）。

到孙中山逝世前两天，即1925年3月10日，国民党将冯自由等320名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党，苏俄在华计划顺利进行。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报告称：“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国民党中执委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记载，描述以黄埔为骨干的中央军政分校“全校尽贴的是‘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标语。说话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捉住关起来。”如此，必然引发冲突，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坚决要求驱逐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苏俄妥协了，但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中明确告知：“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联共（布）与中国》，上册，P177-178）“邹鲁说，北伐军到了长江之后，共产国际就开始命令中共‘倒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开会研究‘提高党权’，就是想压抑蒋介石的‘军权’。最初蒋介石尚无警觉，直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普遍了两湖，蒋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陈铭枢回忆录》，P45-59）。”（《1920年代的中国》，P53）

最重要的证据来自斯大林本人。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对三千党干讲演，其中说道：“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还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彼得.兰德著：《走进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34-135）

这个讲话暗示着，苏俄党内高层，其实就是托洛茨基派，那时已经要求“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除掉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此后，托洛茨基以此抨击斯大林：“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他指的是“412”事变。斯大林则严令KGB从世界各地把刊载有他的演讲的共产国际英文期刊消灭掉，重点是伦敦、纽约等地的图书馆，他确实做到了。若不是伊罗生从纽约一位美共人士家里寻到这份期刊，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有这个演讲。我们无意去探寻苏共高层的争执，但显然，它确证了苏俄在中国制造内乱的险恶用心。如果没有“412反革命政变”，也一定会有中共的“革命政变”，只是谁先下手的问题。那么，不管谁先下手，也不管谁胜谁负，只要还依赖苏俄的“援助”，中国人杀中国人就是注定的，中国的战乱也是无法避免的。难道还有什么比看不出这点更愚钝的吗？

（四）

苏俄从开始与吴佩孚等北洋政府要人接触起，就鼓动中国单方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不包括沙俄掠夺中国大片领土的那些条约。事实上，无论北洋系还是孙中山，都曾信誓旦旦要信守前清所签署的一切条约。而北洋政府事实上早已开始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各国谈判，并已取得一些进展，例如中德、中奥新约，特别是华盛顿和会废除了“二十一条”主体。其他条约亦在谈判解决中，苏俄主张的只是中国单方面宣布废除而已，其实质不过转移视线，挑起中国同西方包括日本的争斗以掩盖对其侵占中国外蒙古的注意力。如果苏俄真心为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操心，它首先应该从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撤军，因为这是对中国最近的武装侵略。明眼人不难看出，苏俄宁可出钱出枪出顾问，一方面制造中国内乱，另一方面引火烧他人之身，惟一的目的就是实现它永远霸占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野心，后来的历史进程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得到苏俄军事援助的孙中山彻底背弃了他自己原来的宣言，按照苏俄的需要慷慨激昂鼓噪“废约运动”，替苏俄转移中国民众对外蒙古等问题的关注。无论出于什么用心，皖、奉两系觉察到“赤化”对中国的伤害，坚决抵制了孙中山、冯玉祥等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之主张。

回过头来，从表面上看，那种单方甚至以暴力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似乎很爱国，其实是在祸国殃民。北洋政府以外交手段谈判废约，一则使中国踏入世界外交殿堂，不再是殿堂外台阶下捶胸顿足的混混，大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二则显示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大国风度，即使不平等条约也是前政府所签订，也是新政权所承诺遵守的，以谈判解决问题有理有利有节。三则通过谈判，锻炼了中国的外交队伍，提升了国家与国民的自我素质。无妨举《中德协约》为例。1921年5月20日中德签署了这个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德国放弃了在华一切特权，尊重中国完全主权。这使中国虽拒签《凡尔赛和约》却享有该和约签字国之所有权益，避开了《和约》中例如山东等不利条款，甚至还得到签约国所未有的权益，例如获得俘虏收容费即《凡尔赛和约》各签字国所没有的。

中国那些御用历史学家为了给苏俄涂脂抹粉，不顾历史真实楞将“第一个平等条约”的桂冠戴在1924年5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条约》头上，可算是睁眼说瞎话的典范。须知，还在1921年6月6日，《解决中德战事赔偿及债务办法换文》签字，9日换文生效，中国获得8400万元巨额战争赔款！这笔赔款竟然引起法国眼红，居然提出抗议。（《复旦史学专刊》第三辑，P61；另可参阅曾友豪著《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P122-P125；钱亦石著《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P163-P166；）换文后德国以原购买的中国铁路债券冲抵，余额实得现款1100余万，（《中华近世通鉴》，下册，P316）余润延续至抗战初期德国的军援。为了革命的利益，从来教科书只说割地赔款，却不说北洋政府通过外交谈判获得战争赔款！请问，从开“打砸抢”先河的“五四运动”以降，有哪次学生运动或其他暴乱行动获得过类似成就？二十年代以降，“群众革命运动”都是苏俄阴谋的产物，它们除了为苏俄利益效劳而外，只剩下中国人流血牺牲遭祸害的记录。

百余年来的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联俄”是对中国国家民族造成最大伤害的祸根。李鸿章“联俄”，签署《中俄密约》，结果非但没能减轻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反而被俄国趁火打劫，不仅留下中东铁路这个后患，沙俄还不费一枪一弹使整个东北成为其势力范围，甚至将其脏手伸进中国内地。在义和团导致的庚子之乱中，俄国其实并未受到什么损失，但却制造了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中国和平居民数以万计，劫掠了大片中国领土。在谋求庚子赔款时，俄国狮子大开口，获得最多赔款达1.3亿余两白银，占赔款总数的29%，超过英、美、意、比、奥、荷、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九国所得之总和！（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P380）苏俄更狡猾，毛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语准确之处在于它确实是“送”来的，并非唐僧取经那样历经千辛万苦“取”回来的；不准确之处在于，斯大林用马列主义换回去的中国领土达172万平方公里以上，比满清卖国的全部领土还要多20余万平方公里！可见，马列主义确实是比“坚船利炮”更有效的武器。时至今日，即使中国最极左的文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苏俄在华推行的一切，都是以其国家利益为原则的；一旦革命利益与苏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它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家利益。但他们还认为：这只是苏共和斯大林的缺点。此论不知源于何种逻辑，难道日本侵华不也只是以其国家利益至上为宗旨？我们如今谴责的所有列强侵华，都不过是谴责列强以自身国家利益至上，同苏俄一样的缺点罢了。略有区别的是，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而苏俄则是1921年6月对中国外蒙古的入侵。迟至1929年，苏俄还为夺回中东路出兵中国东北；1945年借口打日本疯狂劫掠中国东北的物资设备，其价值，远远超过它挑动中国内乱时援助叛乱分子所靡费的全部本息。

（五）

再说中国的罢工运动。早在1868年，上海耶松船厂就发生了工人罢工，以后，基于劳资间矛盾，这类罢工行动逐步增加。至少民国之初，中国就有了行帮性质的工会组织，据美国学者裴宜理等考证，上世纪20年代以前的罢工行动，大致有95%属于经济要求，少数属于民族主义举动，例如1905年抗议美国排斥华工、1915年抗议“二十一条”。1920年代，苏俄介入中国工运，首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隶属于第三国际劳动组合书记处的组织，其成立还早于中共。1922年1月下旬，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张国焘、国民党张秋白等出席并受到列宁接见。张国焘称：“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可见，20年代起中国国内混乱的策源地正是苏俄。他接着解释：“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P207、P209）

其实，所谓“反帝国主义”就是把仇恨及斗争矛头引向西方和日本，苏俄自己渔翁得利甚至成了太上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先生据已公布的苏俄档案统计：1923-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唐先生的结论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秘档新论》，P206）如以四年计，平均不到两天就做出一个决定，比国共两党自己还忙！不仅如此，苏俄还出钱出武器出军事顾问，策动孙中山为首的国共两党挑起中国内战。此前不计，仅1925年，“从4月到10月提供军事武器的经费高达460万卢布，在1925－1926年的财政年度中安排的军事供应贷款达1100万卢布。”（《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217）连同赠与冯玉祥的军火合计近亿卢布，大批政治、军事顾问在中国各地的活动，直接指挥颠覆苏俄自己也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试问，此前此后，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帝国主义”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情，最可悲的是，苏俄贼喊捉贼的帝国主义行径至今还被中国人讴歌。

之所以导致这一切，正如毛泽东给蔡和森信中所言：“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P3）以国共合作为标识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借毛的话说：“多数人鄙弃爱国”（同上书，P2），然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掀起“爱国运动”，目的仅仅是制造内乱，以便借助外力乱中夺权。具有“抢得天下便是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特勒的“谁去谴责胜利者？”斯大林的“胜利者是不会被谴责的”，源出一辙。我们不难明白，爱国与夺权孰轻孰重。在如此历史观支配下，这个国家的道德与正义都是扭曲的。正当“卖国”的北洋政府在与苏俄谈判中为收回外蒙古的领土主权据理力争之时，“爱国人士”却另有高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称：“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称：“F、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一卷，P111；P122）这样，光承认“蒙古独立”还是“消极的”，还得“帮助他们”才算得上积极。今日那些动辄诬人为“汉奸”、“洋奴”甚至提出立法惩治“汉奸言论”的孝子贤孙们，是否“数典忘祖”了？

至今我们那些官方史家仍在吹捧苏俄对华两次宣言。可是，非但1919年“对华宣言”根本就没有送达中国任何机构，“1922年8月31日，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其中有一则致越飞同志电。电文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导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两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映。’”（《秘档新论》，P74）斯大林已经彻底推翻了这两个“宣言”，越飞本人对此令也接受不了，他在接电令后给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当时全部苏俄领导人的复信里称：“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同上书，P75）越飞此种态度不但遭致苏俄政治局的严厉批评，且1923年即被调离中国，最终被打成“新反对派”，抢在被处决之前于1927年自杀身亡。越飞的遭遇说明，稍有良心发现，对斯大林肢解中国政策有任何质疑，即使像越飞这样的高官也难免被清洗之命运。捎带着说一句，当年在中国指手画脚的苏俄官员，除维经斯基主动承担在中国推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并将失败与斯大林分开从而得以寿终正寝之外，其余人士全都遭遇清洗。

扫除了越飞这类尚存良知的干部，苏俄随即开始向中国的分裂势力提供空前规模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甚至派出鲍罗廷、巴甫洛夫、加仑等高级军政官员为首的大批苏俄“顾问”直接指挥。有了外国势力的扶持，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奉命“联俄联共”，就连所谓“新三民主义”也是按照共产国际1923年11月28日《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逐条修改制定的，鲍罗廷亲自参与起草。加拉罕在孙中山按照苏俄旨意改组国民党、公布“新三民主义”之后满意地向契切林报告：“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根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但他不希望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当党还没有最终形成，还没有巩固的时候，他对决议作了这些无关紧要的、更多是文字上的让步。”加拉罕自己也对孙中山“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感到吃惊（同上书，P170；《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121。以下简称《吴廷康》）。杨奎松认为：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全面套用了共产国际1923年11月28日决议的主要内容”（详见《中间地带》）；前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则说：“孙中山向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经过修改，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这一新解释明显地反映出共产国际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所制定的纲领对他的影响。”（详见《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一些问题》）不仅“新三民主义”，国民党新党章也是鲍罗廷参与起草的，它完全“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制定的（《1920年代的中国》，P28）。国民党一大最主要的两个纲领性文件都在苏俄顾问关照下制定，“以俄为师”并非套话。

（六）

马林认为：孙中山“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鲍罗廷教训白崇禧：“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孙中山自己演说：“现在全国赞成三民主义的少，反对三民主义的多。”而孙的日本朋友干脆质问孙：“三民主义是否拾列宁等人的牙慧而成？”面对党内外一片质疑，孙中山的一个批示道：“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载《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奇了怪了的是，一个秉承外国主子旨意炮制出来的“新三民主义”和“新党章”，竟然为孙中山赢得了“伟大的爱国者”头衔，中国式逻辑混乱到了何种地步？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穷其根源在于夺权之心迫切，有奶便是娘。然而给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则造成明显的“赤化”印象，为军国主义者战胜“政党政治”提供口实，最终导致军国主义者借助暴力手段废黜企图与西方接近的“政党政治”，直接进入侵华准备阶段。

为了落实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宣布派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然而孙与陈炯明作战不利，苏俄只能明里继续与北京政府打交道，暗中扶持孙中山。10月6日，苏俄代表鲍罗廷率领庞大的政治、军事顾问团抵达广州，直接扶持孙中山开展内战。著名的黄埔军校就是苏俄出钱维持的，由苏俄军事专家掌控并完全按照苏军条令训练内战军官的学校。《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1924.12-1925.7）”》记载：“经我们提议，并由我们出钱，于1924年初在黄埔创办了一所下级军官学校。而今，这所学校在国民革命运动史上得名黄埔军校。……学校从创建到教学，始终有俄国教官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对军校极为重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不久，全校的政治工作即为他们所掌握。”周恩来说：“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周恩来选集》上卷，P115-116）1924年10月，苏俄首批8000支枪400万发子弹运抵黄埔，“此后，苏联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广州的军火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械分4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为了解决军校经费困难，苏联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孙中山大传》，P533）不仅黄埔，苏俄援建的军校还有滇军军校，湘军军校，吴铁城的警察学校，(李济深)粤军第1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团的学校，均派有苏俄军事顾问。为了蒙人耳目，苏俄宣称在粤苏军顾问皆已退役，系“自愿人员”。一个国家如此规模地暗中援助自己有外交承认的国家的叛乱势力，正应了越飞所说的：“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

首批苏联军事顾问1923年秋即到达广州进行考察，次年6月，集团军司令帕.阿.巴甫洛夫出任孙中山军事顾问团团长，不久即往前线亲临指挥作战，不幸落水溺毙。随即，苏联派出更高级别的布留赫尔（化名加伦）接替巴甫洛夫。布留赫尔时任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兼任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战功卓著，后为苏联首批五位元帅之一。加伦抵穗时孙中山仅统领广东省不到1/3的地盘，其余皆陈炯明地盘。加伦首先力主建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率党军，并担任九人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以杰出的组织才能有效地把苏联援助转化成孙之军政实力，极力说服孙中山等出兵、亲自指挥击败了陈炯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格克尔1925年3月29日给加拉罕的报告：“我们的军事顾问加伦同志向广州总部做了一个半月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他们明白了必须毫不迟疑地出兵讨伐陈炯明。1月底即作出了出兵的决定。”随即加伦又建议并编制了北伐的详细计划，预计在“1926年下半年初开始北伐”。张国焘称：“加伦将军是广东的军事支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1925年夏，加伦因病回国修养，国民党内外顿时形势转颓，继任的首席顾问季山嘉与蒋不和，直至闹出“中山舰事件”来。不得已，次年春加伦又奉派回到中国，策划并在幕后指挥了整个北伐战争，为武力推翻中国合法政府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有《加伦在中国》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译成“限国内发行”的中文版，可参阅，此处不赘。苏联出钱、出枪、出主意，并由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幕后指挥推翻苏联正式承认的合法的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被称为历史辉煌，“爱国主义”被诠释到如此地步，恐怕只能归结为中国式智慧的结晶。

（七）

苏俄颠覆中国的另一股力量是维经斯基掌控的中共。这股力量的主要任务是掀起基本工农群众反帝浪潮，不惜造成危机甚至流血事件。1927年4月，张作霖查抄苏俄使馆所属旧兵营，公布了一批《苏联阴谋文证》，其中有《致驻华武官训令》一份，内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采取任何措施，直至抢掠和杀人”字句。后来有中国学者考证说此文证系伪造。我们不去探讨文件是否真属伪造，但历史证明苏俄正是如此干的。这以前，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六大以前》，P992）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周利生著：《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207，以下简称《吴廷康》）此件系俄罗斯公布的秘档，绝非伪造。斯大林还有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斯大林全集》第7卷，P61）这些文件意思是一致的，都旨在搞乱中国，越乱越好，表述方式和用词隐讳程度不一罢了。

1925年2月，中共发动日资纱厂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资方接受了工人要求双方达成了妥协。为了执行苏俄的指示，李立三领导的中共利用所掌控的工会和帮会，不顾刚刚获得的胜利又组织上海日资纱厂掀起新一轮罢工浪潮，此次罢工其实是迎合苏俄的政治需要。罢工掀起后，恰逢国际市场“棉贵纱贱”，纱厂老板趁机关门停业，于是罢工又变成闹复工了。5月15日，日资内外棉七厂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率领一群工人砸开厂门要求复工，在与日方管理者的冲突中，顾本人被日本大班打死。李立三等决定按照苏俄旨意将此事件演绎成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28日，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游行》。此时，顾正红的一位亲属正与日本资方商讨抚恤办法，如果达成协议，中共计划将面临流产。李立三派出40余位总工会纠察队员，“将他从床上拽起，拖到总工会的一个办事处，狠狠揍了他一顿，此事才算了结。”（《上海罢工》，P114）无独有偶，“上海总商会长虞洽卿当时不在上海，总商会代表方淑伯拒绝下达罢市命令，并且溜回家去企图逃避签字。李立三组织几个党员带领一部分群众拥到方淑伯的家里，硬把他请来；在群情激奋之下，方终于被迫签署了罢市命令。”（《李立三全传》，P76）再看看一位参加罢工的纱厂工人的经历：“有些学生来到我们厂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工人的。他们要我们起来罢工，并允诺在罢工期间会给我们足够的生活费。对此我们很高兴，就开始罢工。每隔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领到我们的生活费”（原载：《朱连科访谈录》，1958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人运动档案）。另一路就是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黑社会群体，李启汉、李立三都加入了青帮。这两股黑恶势力不仅向李立三大量提供经济支持，还派出打手充当总工会的纠察队。交换条件就是总工会不干预帮会的鸦片生意，他们确实做到了，属于双赢。

当中共发动“五卅运动”之后，莫斯科大喜过望。不仅《真理报》等大量发文给予高度赞扬，还资助了至少20万卢布给上海一地，并立即派遣维经斯基赶赴上海，亲自指导这个运动。即便如此，维经斯基亦忙里偷闲为搞乱内蒙古操作了一把：“7月初，我从蒙古来到中国时，已经写了同内蒙代表团的会见情况和在那里建立人民革命党的可能性。”（《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于北京）》，第一卷，P694）如果我们知道外蒙古“独立”即人民革命党的业绩，应该不难理解苏俄的本意。这个小插曲足以证明苏联肢解中国之祸心。所幸内蒙不似外蒙，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曾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今乌兰巴托）”，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前面所引6月25日俄共（布）政治局关于“不要害怕危机加剧”的命令，命令中共竭尽全力扩大事端，至于中国人民将流多少血，斯大林是不会在乎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五卅运动”中，6月中旬，加伦指挥国民军攻占广州，随即发动了大罢工，微妙之处在于，俄、德两国工厂不在罢工之列。并决定于23日举行十万人反帝大游行，再有微妙之处是苏俄顾问团把黄埔军以及部分国民军全副武装加入游行队伍。果然，当黄埔军行进到沙基时，与戒备森严的沙面英军发生枪战，一直打到天黑。死难者六十人，伤百余人，伤亡者大多数为黄埔军成员。我们所读历史书皆曰英军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然而加伦笔记却记载了上述情况。事后，中英双方均指责对方先开枪，于是扯不清。然而加伦笔记尚记载了以下情况：“在俄国（顾问）中间有人郑重提出攻占沙面和香港的问题。少数人认为，广州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有助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并可导致全国各地普遍与外国人公开进行斗争。在他们看来，为达到此目的，即使冒广州沦陷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次同帝国主义较量的结果，必将使中国进一步革命化，所以丢了广州也值得。”（《加伦在中国》，P203）这个意见经激烈争论，成立了许崇智、蒋介石以及苏军顾问在内的防务委员会，指挥各部队进行开战部署，详情不赘。广州各报亦大登反帝文章加以鼓动。最终，因为英国方面表示出和解诚意，并委托粤军将领魏邦平拜见胡汉民，经洽谈，此次危机化解，防务委员会解散。若非加伦本人亲笔写下这些“战事笔记”，我们也许不敢想像苏联人曾经怎样致力于在中国制造更严重的流血事件。

7月1日，在“五卅运动”热潮中南方政府宣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成立。与政府改组消息同时颁布的还有政府下属的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并决定武装力量使用一个新的名称--国民革命军。1925年9-11月第2次东征显示了建立“党军”的成功之处，这次东征扩大了华南的革命根据地，清除了来自陈炯明及其盟友方面的直接威胁。罗加乔夫(加伦7月因病返回莫斯科)充当了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的顾问，同时履行了国民革命军参谋长的职能。10月12-13日攻打惠州要塞是此次东征的关键一役。蒋介石指挥黄埔军担当的这次战役，苏联顾问罗加乔夫，契列潘诺夫、别斯恰斯特诺夫、基列夫、帕洛、雅科夫列夫、舍瓦尔金都参加指挥各级作战。苏俄军事专家为老蒋挣来军事上的“第一桶金”，他本来也是苏俄看中的良才，只是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时亲身感受到苏俄在中国的本意在于蒙古和中东铁路，刺激了蒋之民族情结，回国后即建议孙中山放弃联俄，未果，遂辞职而去。经孙派要员数度劝解，兼有军权授予之诱惑，这才返回执掌黄埔军校。严格地说，国共本一家，都是列宁主义的崇拜者。所不同的是，老蒋没能克服民族情结，老毛比他进步得多，更热爱国际主义。其实两者对内实行的统治同路，都崇尚“一党专制”，毛比蒋更彻底执行了民主集中制罢了。不过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赘。

到1925年7月，中国各地的流血事件开始降温，中国人终于厌烦了。兼之学生开始放假，最积极投身革命的群体散伙，失去这支最有效的鼓动力量，想发动罢工、闹市已不可能。以上海市总商会为代表的和解势力越来越占上风。早在运动之初，上海市总商会就表态：“此次英人屠杀，凡属同胞，谁不发指？但各走极端，势必弄成僵局，本会今日不加入，即为将来调和之余地。”拒绝加入工商学联合会。6月25日，上海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纳税华人会三团体联署《开市声明》，次日停止罢市。其余各非中共控制的工会组织更是与总工会摩擦不断，屡生械斗，李立三亦险些遇难。还有就是因为领补助而罢工的工人，重复排队多领津贴被发现，总工会堵住漏洞却引发新矛盾，且津贴亦因财源枯竭而告罄，罢工工人与总工会亦纠纷迭起。最重要的是，苏俄认定制造轰轰烈烈的运动只是为广州革命军壮大服务的，决定中国革命成功的依旧只是军事力量，闹事仅辅助而已。鉴于广州已占领，虽然许崇智与陈炯明残部和解遭鲍罗廷训斥，但毕竟无法阻止。于是，苏共中央接受了维经斯基建议，下令停止该运动。最终结果依旧是日资给予顾正红家属予抚恤，除此之外，上海租界当局给予其他死难者补贴7.5万元，工部局增设华人董事，至此，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终于挺着肚子收场了。维经斯基在总结这次运动时，特地写上了一个成果：“中国劳动群众愈益同情苏联。”当然也忘记了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还有中东铁路。

（八）

之所以要说“五卅事件”，还因其彻底毁掉了又一次思想启蒙的机遇。“新文化运动”是上一次思想启蒙，它对于改造中国主流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新青年》杂志应居功至伟。自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李大钊、陈独秀等走火入魔，抛弃思想转入革命。从1920年苏俄特务潜入中国，李、陈为首，受他们蛊惑而全身心为列宁主义效劳，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新青年》也就无疾而终。至1924年秋冬，胡适感慨《新青年》停办殊为可惜，遂发起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鲁迅亦于1925年春跻身其中。眼看着这次新的启蒙运动有了点气候，“五卅运动”搅和了一切，然后是北伐，苏俄一手扶持起来的国共两党由合转分，没完没了的战争，内战接着外战又接着内战，还启蒙个啥？

所以，置身于如此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鲁迅先生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冷漠，他居然没有对这场“爱国运动”表示过任何支持，却不乏冷嘲热讽。6月11日作《忽然想到（十）》：“一国当衰蔽之际，总有两种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倘若我们细究一下，“五卅”的组织策划者玩的正是“民气”，而这次激发起来的反帝热潮，恰恰把苏俄肢解蒙古所引发的愤怒全抹干净了。同一文中，鲁迅还挖苦道：“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在6月18日作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鲁迅继续泼冷水，要中国人“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这简直就是绝顶的“汉奸言论”！当无知学生与流氓无产者前赴后继，以血肉之驱去搏击“帝国主义”时，鲁迅竟然要求中国人“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

到7月22日，《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将对国民性之“瞒和骗”的抨击与“五卅惨案”联系起来：“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这里，“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以下说的是啥，恐怕不必捅穿窗户纸就应该明白的。

（九）

那么，对于“五卅运动”抱着冷嘲热讽态度的鲁迅，何以对次年的“三一八事件”又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了呢？这确实令人费解。

苏俄颠覆中国的另一股力量即加拉罕通过国共两党在北方的负责人李大钊联络吴佩孚部下冯玉祥，促其与孙中山合作，并给予相当于给孙的军援，南北两面夹击吴佩孚。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收受张作霖贿赂军费300万圆，接着又收“奉币”1200万圆作为倒戈费，冯以120万转收买胡景翼，然后发动“北京兵变”，软禁曹锟，悬赏缉拿吴佩孚，并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所部只有不足四万兵力，自感单薄，且张作霖违背承诺，挥师入关；吴佩孚又领军反击逼近北京，冯与张作霖讨价还价后被迫同意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请段祺瑞出山，让既无军队又无势力的段琪瑞就任“临时执政”。当孙中山于12月4日从日本到达天津以后，会见张作霖、卢永祥以及段祺瑞派来的代表叶恭绰、许士英。随即发生分歧：孙中山按照苏俄旨意，大呼立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方面则认为那些条约属历史遗留问题，坚持以谈判解决。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绝密）》，转引自《吴廷康》，P233注1）总数八百多万卢布的军火，可见斯大林为搞乱中国的决心有多大，甚至给了如此之多毒气弹！毛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多好的朋友，在“731部队”之前，冯玉祥就用苏联生产的毒气弹毒杀中国人了，否则怎能荣膺“爱国将领”之美誉？此外，为更有效地在中国制造战乱，加拉罕亲自策划了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军事暴动，并秘密会见他。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中共党员李大钊、任国桢等向郭松龄提供武器弹药及经费，此处不赘言。

静观上个世纪20年代的革命史，中国大地上没有一次“重感冒”不是因为莫斯科“打喷嚏”引起的。1925年7月，吴廷康带来中国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里，就有“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指令。李大钊奉旨做了很好的工作，才有郭松龄的反戈。10月，苏共政治局继续研究推翻北京政府的办法，批准了伏龙芝的建议：“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依然是张作霖，现阶段的国内战争的任务，应该是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彻底打垮张作霖。”（《吴廷康》，P232）得了苏俄大批军火、经费乃至毒气弹的冯玉祥与郭松龄于11月20-22日签订密约，划分好战后各自领地，开始执行“消灭张作霖”的协同作战。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张作霖则引来日本关东军暗中协助，一举击毙了郭松龄。如此，苏俄策动的战争把日军也卷进来了，遭难的只有国家和人民。我们固然可以为郭松龄的遭遇扼腕叹息，张作霖勾结日军也当受谴责，但勾结苏俄是否就应该赞扬呢？如果“革命利益至高无上”，国家民族利益可以不必顾及，那么何必高喊“爱国”呢？只爱“主义”就是了。

（十）

但冯军歼灭了奉军李景林部，进占天津。3月12日，驻守大沽炮台的冯记国民军与日本军舰发生冲突，互有伤亡。16日，驻京外交使团应日方请求向执政府外务部递交“最后通牒”，限18日前停止大沽口地区战争，解除港口封锁。接着就是革命军之间争权夺利，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号都抛诸脑后了。冯后来叹息：“在这样一场恶战之中，我感受的苦痛，是没法述说的。”（《李大钊与冯玉祥》，P122）而苏俄在中国南北挑动的“国民革命”，虽秘密，却纸包不住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祸害从何而起，所谓“国民革命军”被称为“赤军”，原本势不两立的直奉两系也联手组成“讨赤联军”，接着晋阎、鲁张加入，开始向冯部反攻。冯自知力已不从心，所得苏俄军火等已在恶战中消耗得差不多，而所部一、二、三军貌合神离，已经为战胜后分赃不均而矛盾重重，面对内外交困之局，遂不顾苏俄大使及李大钊竭力劝阻，于年底宣布下野，余部交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指挥，自己蛰居绥远平地泉，准备去苏联参观、学习去了。

似乎得说明一句：冯玉祥倒戈之后，与张作霖合议，推出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但冯一直耿耿于怀的。冯不但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秀、姚震，还谋杀了段的臂膀、曾经收复外蒙古的徐树铮将军。其所以积极拉孙中山北上，是为挤掉段祺瑞，抗衡奉张。谁知孙命中注定无此福气坐镇北京，一病呜呼。冯要逼段下台是有些时日的，故1926年元旦冯宣布下野时，没忘记要求段祺瑞也辞职下台。这也是苏共的旨意，他们视段为张作霖的代理人，而张作霖更是苏俄恨之入骨的人物，不仅时刻威胁中东铁路的安全，更有甚者，当《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字后，张作霖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不平等，故凡未经他认可，任何涉及东北的条约均不予承认。无奈，苏俄只得与之谈判，在老张的坚持下，《奉俄协议》约定中东铁路租期从80年减为60年，也即，至迟到1956年，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当那些御用文人讴歌毛1952年年底收回中东铁路时，总是忘记说一句，按照老张签署的协议，只讨得不到四年的便宜。

值得提醒各位注意的是，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领袖。”（《中华近世通鉴》，下册，P332）次年3月16日中午，驻北京外国公使团中八国公使以公使团名义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此时作为公使团领袖的系荷兰公使，“318”抗议大会即为“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一个疑问是，身为公使团成员的苏俄大使，在这个“最后通牒”发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少，没有疑问的是，他没有阻止这个最后通牒发出，否则后面的热闹就掀不起来了。这使我们回想起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在安理会即将表决联合国出兵朝鲜时，正在与他喝咖啡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说，这是对贵国有重要意义的表决，您不参加吗？马里克说：“不，我不去。”两者是某种巧合还是某种故意？

“最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答应列强的要求。3月16日，外务部接到‘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于当日午夜即答复列强外交团，称‘最后通牒’的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故‘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因此，至少到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未苟从于列强。”（《乱世掌国》，P201）鉴于段执政府答复得有理有节，公使团并未作答辩，实际上接受了这个拒绝。至少，段琪瑞执政府并不存在“屈从列强之最后通牒”的事实，更无需李大钊等组织抗议大会“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

然而，每一分钟都听命于卡拉罕的李大钊、徐谦等，却于17日就发起群众大会，强烈要求政府拒绝这个“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其余六项要求皆为号召国人为反帝而斗争到底。更不可思议的是，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然而，“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到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下，P15）陈毅元帅时任“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他也回忆了3月17日“和卫兵发生口角，卫兵竟至动武”的情况，不赘述。

3月18日，也许是头天冲击国务院没达到目的，接着又召开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重复前一日大会所提要求之外，还展示前一天与国民军卫兵打斗时的血衣，旁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醒目大字。明明是跟冯玉祥的国民军士兵打斗，怎么就成“段祺瑞铁蹄”了？看来，18日大会明显地是要完成17日没能完成的事情。在大会煽动起激情之后，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国共两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乱世掌国》，P201）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又一个怪事出现了，前一天还守卫国务院的国民军士兵都不见了，只有国务院大院内的执政府卫队。游行者冲击紧闭的大门，然后就是血案，47人死去，其中有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临时执政令》称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李洁的《文武北洋》里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谁在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这些报道也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日的死难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P128）；鲁迅在《“死地”》里称“段政府屠杀徒手情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刘和珍等无疑也是证明。无需争辩的只剩下“中国人杀中国人”这一件事，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想提出的问题则是，苏联人在这次事件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在3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里，“党现在关于此事决定之政策”第一项有：“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类似俄国一九○五年冬宫请愿屠杀而起的全俄革命运动。”“全国各界人民要不惜以重大牺牲，援助国民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卷，P90）这个政策完全符合苏俄的需求。既然“屠杀”可以被“利用”，那么谁需要它呢？谁需要“全国各界人民要不惜以重大牺牲”呢？一个直接的利用成果是：被通缉而遁入苏俄大使馆的李大钊，依旧忙碌不已。梁漱盟去看他时，只见来访的青年满屋，与他在北大时一样。“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2月，整一年之内，国民党员由2200人增至4300余人，共产党员由300余人增至1000人以上！”（《文武北洋》，P358）

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所写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三一八”次日一早，“苏联顾问组的埃凡斯和阿连去找李鸣钟，李鸣钟殷勤地接见了他们。顾问们问：‘将军，您打算怎样对待总统（指段祺瑞）？’李鸣钟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知道，顾问们所怀有的崇高的感情不能不谴责凶手，但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和总统斗争，此外，游行示威者也不该到总统府去。’‘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他应该作为凶手和人民的敌人来审判。’李答：‘他的确是凶手，但他有一个警卫旅，因而在京都可能会发生战斗。……目前，我无能为力，我必须不介入这件事。’”那时，北京尚处在冯玉祥国民军的绝对控制之下，李鸣钟任北京卫戍司令。苏联顾问随后找李大钊，认为李鸣钟不能指望，必须离开北京，得把鹿钟麟调回来接替李担任北京卫戍司令。李大钊照办了，并转告了冯玉祥。接着国民军总部发出电令，李鸣钟被调离，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调任北京卫戍司令。如果我们知道冯玉祥系3月20日离开平地泉赴苏联，当不难理解苏联顾问组的“建议”被执行得多么迅速。鹿钟麟果然不负苏望，在频繁的战事中，于4月9日出兵包围执政府，欲擒拿段祺瑞，但他已闻讯逃脱，执政府就此完蛋。苏联人满意了，曾经到苏联参观学习过的鹿钟麟了却了他们的心结。而“爱民如子”的冯玉祥国民军，鹿钟麟将军被打得无还手之力时，北京各界请求国民军撤出北京，以免北京民众与古都文物遭战火，鹿将军趁机向北京市民索要200万圆“退城费”，然后撤往南口。

统而观之，如果没有反复无常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拿着苏俄的粮饷军火按照苏俄指令开战，包括“三一八”在内的流血牺牲（没人知道郭松龄反叛、冯军攻占天津死了多少中国人）是不会发生的。又一个被忽略的细节是：当执政府的外交委员会接到“最后通牒”征求冯玉祥国民军的意见时，冯军“希望和平解决，承认遵守《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但以各国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为条件。奉鲁舰队则完全接受了帝国主义所提的5个条件。”（焦菊隐：《武夫当国》，五，P108）拿枪炮的国民军接到“最后通牒”就妥协了，随即从大沽炮台等阵地开始后撤，至20日，冯军全部撤离天津以及津浦、京奉前线所有阵地，回到北京地区。而刘和珍君为代表的书生们却在“不惜以重大牺牲，援助国民军”！结果，苏俄武装冯玉祥以攻占东北打倒张作霖的阴谋破产了，一切似乎又回到原来的形状，刘和珍君等却活不过来了。

鲁迅一反“五卅”时冷漠，在“三一八”当天记下“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连发数文直斥北洋政府，其中最为知名的当数《记念刘和珍君》了，因为它上了中学教材的缘故。大约因为章士钊。自上年起，鲁迅就在跟章士钊的“甲寅派”争论，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老章做了段祺瑞的教育总长，而鲁迅则属支持女师大等校闹学潮的那些人士。于是遭老章免去教育部佥事，老鲁则起诉老章。就在“三一八”前一日，鲁迅交了送达费，领回胜诉的判决。老鲁说：“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是出了名的，甚至写进遗言里。那么，对于“三一八”跟前不久对待“五卅运动”如此大相径庭，是为“公”呢？还是为“私”？须知，“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大屠杀”，有自觉与非自觉之分，可能鲁迅夫子尚未进步到自觉利用的地步上去。

该流的血流过了，不该流的血也流过了。现在的问题只在于，我们的眼睛是否被血糊住了，于是依然只看见一片“红色记忆”。顾准先生说：“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顾准日记》，P74）当然，这得看我们站在什么角度看历史，是国家民族利益呢？还是什么“主义”的利益。

（2007.3.20“待定稿”发华知、老三届，2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