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长期受迫害的父亲病危，我匆匆赶回上海。

这一年事情特别多，周，朱，毛相继去世，唐山又大地震。真是鸡飞狗跳，长虫过道，按迷信的说法，要出大事啊。可不是吗，父亲挨批斗后离开了讲台，修了这些年防空洞，身体一直不错。突然诊断出肝癌，还是晚期，真是祸从天降。

周的去世，我确实相当悲哀。

那时我还在农场，教师们自发地做花圈，戴黑纱，举行悼念活动。有的泣不成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可以看出，大伙的悲哀都是真诚的，自发的。尽管周在文革中也讲了不少极左的话，做了不少极左的事，毕竟在文革期间能出来讲话的中央领导人中，他是唯一的带一点人情味的，哪怕是表面上的。他去世后，我们这些狗崽子们的日子，将更难熬了。

红太阳落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那时我已赶回上海，那天我恰好在公共浴室洗澡。突然广播大响，哀乐齐鸣，播音员用极其沉痛的声调，宣布了这一消息。广播一遍又一遍，浴室里大家哑然无语，没有一个哭泣。许久，我边上有个人在轻声叹息，“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灭的长明灯。。。灭了。。。”说不清他到底是叹息还是嘲弄，是哀伤还是快意。

不知怎么的，我悲哀不起来，看来，浴室里其它人也和我差不多。我的心底，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还回想起，几年前上级传达中央的一个什麽重大的好消息，说经医学专家诊断，红太阳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活多少岁也能诊断出来，真是神仙啊，这些医学专家也真会拍马屁。弄了半天，红太阳还是人，不是神。不知这些医学专家算不算误诊？

咱们这些中央领导人也真是，报上描绘得一个个跟伟人似的，还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呢。但只要涉及延年益寿的事儿，什麽鬼话都信。

走了。。。走了。。。今后怎样？。。。还会更糟吗？

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好象一下子钻进一个漆黑的隧道，什麽也看不见了。

隧道的出口在哪儿？

出口外面，会是什麽样的世界？

报纸上的文章，一篇篇火药味挺浓的，毛的接班人誓言继续高举毛的大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十年了，还没到底呀？文化大革命前的党中央委员都斗掉了一多半，还要斗掉多少才罢休？

毛的追悼会上，华XX，王XX，叶XX，张XX站在一排，阴沉着脸。他们在想些什麽？

他们都想得一样吗？说的是“紧密地团结在以华XX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真的还是假的？

神州大地，人们保持沉默。在沉默中生存，在沉默中观察，在沉默中思考，在沉默中期待。

父亲还在顽强地和病魔搏斗，我们四处打听治癌的土方，偏方。从芦笋到癞蛤蟆皮，都找来试了。在医学还没有发达到可以攻克癌症之前，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民间药方，兴许能出个奇迹。只要有救命的可能，稻草也要抓。

一天清晨，我去华东医院看望父亲。突然，看到路边墙上贴着几张标语。

“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看得出，标语是匆匆贴上去的，连浆糊还没干。

痛快！虽然当时我还不敢大声欢呼，心里那个痛快啊！

这是谁贴的呢？围观的市民在交头接耳。据说一些外地来上海读书的大学生，从北京得到一些消息，昨天半夜里就上街贴标语，他们已经被工人纠察队抓走了。

市民们只是看，没有言语。从他们漠然的表情上，你看不出他们是高兴呢，还是愤怒，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这是最安全的表情。大家都学会了防卫自己，我也是。

一个市民离开，装模作样地说了一句，“反动标语！”然后匆匆地走了。

我兴奋地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也非常兴奋，他悄悄告诉我，“这都是真的。”“咦，你怎么知道？”原来，父亲隔壁病床是一位煤炭工业部的付部长，他从北京来上海主持一个会议，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他的消息灵通。

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XX，徐XX把盖子捂得死死的。《解放》，《文汇》两报上根本看不出四人帮垮台的信息。各单位领导接到市委指示，要他们管好本单位职工，严守秩序，不许上街，不许游行，不得轻举妄动。

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只维持了几天，终于，火山爆发了。

象决堤的洪水，象激怒的蜂群，象漫卷的野火，象呼啸的飓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上了街头。解放以来上海市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群众性游行开始了。

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打倒四人帮”，举着自制的横幅,“打倒四人帮”,干脆敲着家里的盆盆罐罐,“打倒四人帮”。

有的商店放起了鞭炮，“嘭”，二踢腿窜得好高，“啪”，炸开了散了一地。有的商店用竹竿挑着个大乌龟，那乌龟倒挂着,四只爪子在挣扎。

“王八蛋，你也有今天！”马路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涂写着标语。

“清炖姚文元！”“油炸张春桥！”“红烧王洪文！”“爆炒江青！”我兴奋得象个小孩，从一清早就汇入群众游行的洪流。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自发地加入游行队伍。这是完全自发的游行，大家并不认识。然而，秩序井然，一人喊口号，大家都会跟。队伍向市革委会方向走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前进，进！

队伍在行进，人们开心地笑着，爽朗地笑着。这是发自内心的笑，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笑容。上海人在国内的名声一向并不太好，普遍的看法是“门槛精”，尤其善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观望。其它地方的人对我的最高评价往往是“你不象上海人”。这一次，上海人也走上了街头，倾泻自己内心的感情。打倒四人帮，高兴啊，上海人也控制不住了。

走过淮海路，延安路，南京路，一路往东走到外滩，再沿着黄浦江畔来回走。从清晨一直走到傍晚，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直到天黑，游行队伍才慢慢稀散，不少家庭到餐馆继续聚餐庆祝，意尤未尽。

这些年来，一直是那些弄潮儿在台前台后跳来跳去，广大民众是沉默的多数。今天，沉默的多数呐喊了。尽管这么多年用阶级斗争理论（更准确地说，用血统论封建理论）来改造民众的思想，中华民族的传统善恶准则并没有从人们心中抹去。什麽是好，什麽是坏，大伙儿心里亮堂着呢。

有了这一条，中国就有希望！

原来，我所想的，我所感受的，和大伙儿想的是如此相近，如此不谋而合。我不再感到孤单，心里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充实。

因为，中国有脊梁，中国有希望。

电视台播送首都人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记得是由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X主持的。我永远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人民胜利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多少年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那些长眠在戈壁滩的战友们，如果能活到这一天，如果能听到这句话，该多么高兴！

假如上帝开恩，允许每个人在离开人世时，带一句他最喜欢的话，我就带这句。

父亲默默地去世了，平静地闭上了眼睛，再也不用在这纷杂的尘世中挣扎。

他在抗战期间去美国学习美术，是我国最早进入芝加哥美专和Yale大学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的学生之一。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和国内绘画大师刘海粟联系，兴冲冲地赶回中国。他也许太性急了一点，抗战结束回国，回的是国民党的国。要是他在美国再呆几年，后来所受的苦难可能会稍微轻一点。

与他同期或稍后出国的学友，同窗赵无极，朱德群等继续留在国外攻读美术，他们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画家，法国国家骑士勋章的获得者，获得了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的尊重。

我父亲选择回国，处境就大不一样。

解放前，因为同情爱国学生运动，被人告“共产党嫌疑”。系主任也不当了，仓惶逃到乡下躲避抓捕，靠打零工，做家庭教师熬到解放。解放后的遭遇更不用说，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到死还背着“特务嫌疑”。

实际上他什麽也不是，一个不懂政治，只会凭良心勤勤恳恳搞业务的一介书生而已。他把自己这一代毁了，自己的专长给埋没，下一代也给毁了，直到临死，子女上山下乡连一个上调都没有。子女上大学连边都沾不上，即使进了也被开除出来。自己的家也被弄潮儿党员霸占，只能栖居在上海屋檐下。

一念之差，结局竟会这么凄惨。

为什麽差别这么大？因为回国的缘故？

怎么说呢？热爱祖国，要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祖国，并没有错。如果不回国，他也不一定能达到同窗好友这么高的成就。因为它不仅与个人的才气，勤奋努力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环境机遇有关。

然而，他至少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不会戴高帽子游街，不会挂牌子批斗，不会被抄家，房子不会被人霸占。他的子女也有正常的学习工作权利，不会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更不会莫名其妙被大学开除吧。

祖国，我爱你。但是，你爱我吗？

因为他不善于做人？

这话算说到了点子上。书呆子不会做人，傻里傻气，必然被社会淘汰。什麽阶级烙印，这套血统论全是假的。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老教师中，他恰恰是为数不多的贫下中农出身，从小边放牛边自学画画成材的。要会拍马屁，会做人，会奉承，会随机应变，这才是真的。

解放前吃得开的，解放后照样吃得开，解放前混不好的，解放后照样混不好。当年把父亲打成右派的推波助澜人物，恰恰是解放前也混得不错，还有在解放前当福建省高等军事法庭法官，亲自判了几个共产党员死刑的。别看他们业务不怎么样，跟领导关系堪称一流。父亲不会吹吹拍拍那一套，结果遭了报应。

什么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哈哈，这全是假的。

父亲相信党相信组织一辈子。党也好，组织也好,从不买他的帐，到头来只落得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个当年密告父亲是“共产党嫌疑”的,49年跟着老蒋跑到了台湾。如果他今天从台湾回大陆观光，说不准哪一级政协主席还会亲切接见。

文革前，文革中把父亲往死里整的共产党员，革命派，弄潮儿，文革后无一例外的削尖脑袋跑到美国，拼命巴结侨界名流，公司老板，现在比谁都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社会，认钱不认人。

社会主义社会，认拍不认人。

父亲默默地走了，带着满身的辛酸，带着常年的迫害，带着批斗的屈辱，带着全家的贫寒，默默地走了。

我问过父亲，“你后悔吗？如果你留在美国，也许已是位知名的画家。”父亲摇摇头。

我又问父亲，“你遗憾吗？子女全家受你牵连，只能修地球，永无出头之日。”父亲点点头。

然而，有一点父亲是可以感到欣慰的，那就是他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奋起。历史的巨轮转过了艰难的一圈，地平线上已露出了曙光。虽然我们家庭还看不到一点光明的前景，但是，寒冬已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1976年，父亲病重我赶回上海。为了留下永恒的纪念，把住院的父亲悄悄接出来拍的最后一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