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探亲前，我已经辞掉了司务长，调到学校当老师。

那个环境下，司务长不是肥缺。十个司务长中九个想撂摊子，很难脱身。为了辞掉这个司务长，真费了一番功夫。

1972年，我们连队和另一个连队合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我和那个连队的司务长都不想继续当司务长，于是展开了一场互相推卸司务长的拉锯战。

我的理由是，他比我有经验。

这是真的。司务长不好当，有经验的司务长一个比一个油滑，没这点本事就省不了钱。我虽然书呆子气已经改掉不少，比起他们来，还差得远。不信？要给个例子？可以啊，不过老司务长嘴里是吐不出象牙的，我可有话在先。

那年春天，我赶着连队母猪去畜牧连配种，他正好也去那儿办事。配好种后，打算不交费直接溜回去，被畜牧连会计拦住。

“去办公室交钱，付了配种费才能走。”“帮帮忙吧，连队食堂穷的叮当响，就免了吧。”我赶紧陪笑脸。

就凭我那张笨嘴，还能赖得了帐？

“那不行啊，公事公办。”会计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

他老兄过来帮忙。

“干那个XXX还要交配种费？没听说过。”他故意装糊涂。

“你又来胡搅了，喂种猪的人工，饲料从天上掉下来？”“哎哎哎，你老公天天晚上给你配种，你给他交多少配种费？”“你这死不了的，讨打呀！”会计两颊绯红，举手要打。

我们哈哈大笑，赶紧逃开。他把我推走，朝我挤挤眼。这不，把配种费赖掉了。真本事呀，我望尘莫及。

他的理由比我的更强硬。

这次是他们连队合并到我们连队，按正常程序，应当是我接他的帐，而不是他接我的帐。说得在理。可这次我要是推不掉司务长，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脱身。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急坏了。

我找到了团政治处。我知道，团里早就在打我的主意，团子校已向团政治处提过好几次了。这次我主动找到团里求援，他们正好顺水推舟，反正两个司务长哪个接帐都说得过去。

团里把决定压了下来，那司务长死活不干。他蹦哒了几天，胳膊还是扭不过大腿，不得不接了我的帐。

“还是你小子精。”“老兄，多多包涵，实在是迫不得已。”办完交帐手续，团政治处主任找我了，他说要调我去子校当教师。欠人家人情还没还，我必须同意。回来经过营部，营长问我有什麽打算。我告诉他，团里要调我到子校。

“什麽？手伸得好快。不行，营里学校也缺人，你来营里，我找政治处谈。”回到连里，连长（新调来的。老的连长，指导员都调走了）听说我要走，马上跳起来。

“不行，哪儿也不能去，留在连里。我不放人！”正好团里要连里派一个加强班去唐皇山炸石头修水闸，连长马上让我带上加强班出发,尽管我从来也没炸过石头。

“调吧，调吧，人影都找不到了。哈哈，调个鬼。”炸完石头回来，已经过了几个月。胳膊总归扭不过大腿,我调到了学校。先在营部子校，一年后到团部子校。

“你能教什麽？”“小学一年级算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一学期把我美死了，连备课都不用，不就是教1+1=2麽？

下一学期学校发现不对劲，要我改教四年级算术。还不对劲，再下一年，教初中。

再下一年，要我教高中。学生们乐了:“哈哈哈，我们升级，D老师跳级。”那年头什麽都反了过来，黄帅的造反日记在报上宣扬，学生们都学开黄帅了。咱的命怎么这么苦哇？咱上学的年头，尽挨老师的整。现在咱一当老师，还没来得及享受师道尊严，老师又成了龟孙子。

学校教英语老师原先是兵团农学院教师，1956年清华水利系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兵团农学院解散，他们也下放到农场。当时英语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课，中央文件中不是有“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豪言壮语麽？老夫子在上面念一句英语，全班只有三个半学生跟一句。有个学生有时跟，有时又不跟，只能算半个。念着念着，只有两个学生跟。再念几句，只有英语课代表一个跟。再往下几句，一个跟的也没有了。

平时脾气挺好的老夫子勃然大怒，对着英语课代表发开了脾气，“别人可以不念，你不能不念！”“为什麽我不能。。。”英语课代表十分委屈。

“我念一句，你跟一句，咱们一唱一和，这出戏还演得下去。你要不跟，我的戏就演不下去啦！”我算想得开，这全是假的，认真不管用，但要误了农场职工子弟，也与心不忍。同学生们讲个条件吧。

“你们前半堂课如果能好好听课，咱后半堂课就给你们讲故事，怎么样？”“好吧。”学生们同意了，“不许赖哦！”我的办法还算混得不错。学生们给咱面子，规规矩矩熬完前半堂课后，就迫不及待地催开了,“讲故事！讲故事！”这是学生们最开心的时刻。我的故事开场白总是老生常谈，学生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没等我开口，学生们先替我讲，“在很久很久以前。。。”当讲到最精彩的情节时，我故意急刹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堂课分解。”哈哈，下一节课，学生们还得给咱面子。

一晃，几年过去了，到了中国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1976年。

 

 

（1973年，在营部子校前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