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夏天，我探亲回到了久违的上海。

当年高教局分给我们家的房子，已给戏剧学院的一个弄潮儿党员霸占。文革前已故的戏剧学院院长（民主人士）夫人看我们家太可怜，好心腾出自己一间房让我们家临时住。不久戏剧学院就勒令我们离开。理由是中央有文件，凡是有外宾经过的大马路两边，不允许政治上不可靠份子居住。要是被外宾见到了政治上不可靠份子，岂不给我们国家的光辉形象抹黑？

我们家刚一搬出，戏剧学院就把那间房间没收，分给一个革命派党员。谁叫你这个前院长夫人不识好歹，同情牛鬼蛇神。吃掉你一间房间，活该！

我们家被塞到一间沿街（当然不是外宾经过的大马路）的小平房。其实它本来不是房子，是一幢三层楼房的小天井。把天井上面封顶挡个风雨，临时凑合着住人。房间里没有厕所，浴缸，要拉屎拉尿和洗澡必须到外面的公用厕所和浴室，真是名符其实的“上海屋檐下”。

房间太小，只能用学生宿舍的双层床睡觉。哈哈，这辈子没有机会上大学，在家里睡睡学生宿舍的双层床也好，在梦里过过当学生的瘾吧！

当时我们家五个孩子，前四个全部上山下乡，最小的弟弟正值毕业，前景也不乐观。我们四个上山下乡的，别说参军上大学根本没份，连上调也没有一个。在上海滩上要算最最没有“噱头”的家庭，尽管理论上我们家庭要算最响应党的号召的。不过这种理论最多骗骗自己，社会上可没人理睬你。

听说我从新疆回来，弟弟妹妹都从他们的农村农场赶回来，一家人又团聚了。

经过文革这几年，弟弟妹妹的经历也很坎坷。特别是我妹妹，我一去新疆，兄弟姐妹中就数她最年长了。有一段时间，爸爸妈妈都关进“学习班”，她带着弟弟们，天天到菜场拣菜皮煮着吃，硬是熬了过来。他们的故事，说来话长，以后在其它地方再写。

从天南海北赶回来团聚一次多不容易，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呀！说好了，大家来点高兴的。记住，只许讲高兴的话，回忆高兴的事，至少在今天晚上。

母亲特地染了头发，还破天荒地穿了一双皮鞋。父亲刮了胡子，精神多了。炒了几个菜，用的是弟弟妹妹从乡下带来的土产，还来瓶葡萄酒，多少年没体会这样温磬的夜晚了。

大家围着桌子坐好，碰了杯，咪了第一口酒，那甜滋滋带点香味的液体，真舍不得把它咽下肚。千言万语，该从何说起？

墙外车来车往，人们说说闹闹，各种声音穿过这薄薄的墙壁灌进屋里。好象什麽什麽宴会也要奏乐的。哈哈，咱这顿饭级别不低，就跟国宴差不多，还有配乐的。还记得演“乌克兰大白猪”那会儿吗？就在这饭桌下面演的。

记得，记得，要是永远生活在那年代多好。

江西插队的弟弟先开腔,在学校里他是个调皮鬼,连少先队都入不了,下乡不到一年就入了团。跌破眼镜呀！他在一次村里仓库着火时，奋不顾身冲去抢救，评为知青标兵并入了团。

好消息，大家鼓掌，爸爸妈妈欣慰地笑了。

妹妹干活一向麻利，这不，在生产队插秧比当地农民还快。她的嗓音很好，小时候是少年宫合唱团的。一次随意唱了几句“沙家浜”，把大家惊呆了，连县里剧团都动了心。

好消息啊，“你就干脆去剧团得了，咱们家也出个阿庆嫂，了不得。”“我才不去，不喜欢在台上装腔作势的。”“你就做件好事，好歹让咱们家有个上调的。。。”嗨，瞧我这记性，说好了不提这些伤心事的。。。

该我了。去哪儿找高兴事儿？

咱能回来和大家见面，这就是高兴事，这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你想想，我们一个里委去新疆七个人，一个发精神病，一个风湿性关节炎发作病死了，一个被武斗的流弹击中脊梁半身瘫痪，一个被卷进“阿訇集团”批斗，逃离新疆不要户口了，一个得了重病，躺在床上。才几年功夫，就剩两个健康的。我就是这幸运的两个之一。。。

嗨，瞧我这乌鸦嘴，怎么说这些了？连句高兴话都不会说！

“对呀对呀，”妈妈接茬了。

“你们能健康回来，这就是最高兴的事。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一个少胳膊少腿的，这就好，这就好！”“哈哈哈。。。”，大家笑了，苦恼人的笑啊。

再抿一口酒，不知怎的，带一点苦涩。我告诉弟弟妹妹，已经找到真理。打那以后，看什麽准什麽，绝了。

“真那么神？那你帮我们看看，我们该怎么办？”“你们赶快抓紧时间自学。别看现在把知识分子骂成臭老九，不出五年，当局一定会创造一种理论，让知识分子香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国的政策永远是为高干子弟服务的。他们不愿通过考试和平民子弟竞争考大学，于是当局就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制度而废除，改为群众推荐,领导申报,党委批准制。你看，现在他们的子女闭着眼睛都可以上大学了。”“说的也是。”“现在，他们的子女已跨进大学校门，五年之内陆陆续续毕业。到那个时候，还能把他们的子女说成臭老九吗？”“可当局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知识分子呀？”“那全是假的。那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现在吃到了。”话是这么说，可自学什麽？怎么自学？

唯一有条件的，就是跟父亲学美术。有这么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身边，还怕学不到真本事？

好，说干就干，马上行动！

可父亲真是个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不但不肯教我，还说我搞搞数理化可以，搞美术不行，不是这个料。我们几个中间还只有小弟弟有那么一点天分。

只看才能，六亲不认，这哪行！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因材施教吗？看看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自己的子女多偏心！再看那些推荐来上美术学院的，有的入学时只会画一条线算地平线，上面画一个圈算红太阳。这个我总会画吧。

不行不行，不教也得教。

我们这就入学，举办开学典礼。

那天晚上，在昏黄的电灯下，把饭桌挪开腾出点地方。凳子摆开，弟弟们坐在上面算学员。我站在椅子后面装作工宣队长兼军宣队长再兼革委会主任。赶紧清清嗓子，要致欢迎词了。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上大学。热烈欢迎你们！

你们是真正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推荐出来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工农兵学员。

这么多年来，你们夏顶烈日，冬迎冰霜，风里来，雨里去。什麽苦没受过？什麽农活没干过？谁是真正表现好的？比一比手上的老茧，比一比身上的伤疤嘛！

说什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来就没比那帮血统高贵的差。。。”“哥哥，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越讲越不象革委会主任啦！”“啊？。。。嘿嘿，我讲的跑题了。

同学们，你们的责任重大！

你们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对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扫了坐在边上看热闹的父亲一眼，父亲苦笑着摇摇头。

“那些资产阶级教授必须认真教我们工农兵大学生，不教也得教！”这五分钟的革委会主任当完了，哈哈，好玩。苦中作乐，画饼充饥嘛。

家庭自修大学开学后，我才体会到，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讲的还真有道理。

我真不是学美术的料，不管怎么努力，画出的东西就是没有艺术性。用句时髦的话来说，我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就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最后，只有小弟弟成了美术专业人才，我们其它几个早就改弦易辙，走其它的路了，这是后话。

临回新疆前，我告诉弟弟妹妹一个秘诀。报上的话，多半是假的。真真假假，真假难辨。到底什麽是真的呢？

“看高干子弟。”报上说好的，不见得是好的。报上鼓动你们去的地方，不见得是该去的。但是，高干子弟一心想去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高干子弟干什麽，你们就干什麽。一定假不了，亏不了。

信不信由你喽。

 

(1973年，探亲回家时编导的“下棋”。苦中作乐，就在 “上海屋檐下”拍的照。我不会演戏,太做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