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的东盟峰会刚谢幕，北京的中非峰会又开锣；10个东盟国家的元首或总理才说罢，48个非洲国家代表又聚北京。刘建超介绍说：“共有35个非洲国家的元首、6个政府总理、1个国家的副总统、1个国家的副元首级代表、5个国家的部长级代表确认出席本次峰会。”总共53个非洲国家，元首来了35个，不能说不够热闹。北京的峰会不知道说了些啥，南宁的峰会我看了电视直播，从最穷的老挝到最富的文莱，无一例外都以“欢迎投资”为主题。尤其是那个文莱政府总理，直接推介石油、天然气开采权。谁都知道，拥有一个油气田的开采权，银行经理们会踏破门槛送钱来的，何况像文莱这样富得流油的国家。那位总理阁下回答记者也干脆，招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引资，而在于调整资本结构，使其多元化。如果想到，历来以改革开放为傲人资本的大陆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石油天然气资源的高度垄断，便不难估量这个“达鲁萨兰国”的开放程度。无怪乎它的苏丹一派潇洒，气定神闲地漫步展厅，观赏各国五花八门的商品展示。

改革之初，因为对应法规尚未建立，民营石油企业曾经在夹缝中诞生并逐步成长起来，他们主要靠成品油零售，少数企业进入成品油批发阶段。1998年3月，国务院颁布重组国有石油企业令，中石油、中石化应运而生，举国掀起一股石油垄断之风，民企遭遇灭顶之灾，只能靠出售加油站等方式，结束经营活动。当然不乏内外勾结者抢建加油站再卖给中石油或中石化以挣黑钱的主。至于那些守法经营的业主，即使费尽气力，也难免遭遇滑铁卢之遇。忽然想起几年前的陕北油田事件，那里的政府撩开绣裙，让民企一睹陕北油田诱人的缕花底裤。及至各路好汉倾囊而至，那撩开的绣裙转眼变成捕鲨大网，上钩的民企老板一夜之间变成乞丐，即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领衔诉诸法律程序，也白搭。记得有次同几个没凑足资金或根本不敢奢望的民企老板闲聊，有风凉话讥笑某位连底裤都赔在陕北的老板，请去的律师、法官也被当地“礼送”出境，道：“那种老苏区他就敢去投资？就不想一下人家是靠什么起家的？没把他当土豪劣绅宰了已经够客气了！”这类权力为所欲为的举措，其实在各地各行各业都有类似的表演，中国百姓并不感到惊奇。

然而，与国际接轨并非喊喊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高度垄断的中国石油行业接轨涨价不接轨降价早已怨声载道，其2005年经官方计算的年人工成本高达5.92万元，如此垄断显然不符合中国对于加入WTO之承诺，以完全市场化的美国为例，它只靠税收调控4000余家石油公司，而所有这些公司几乎都拥有世界各国的资本；原来采取国企垄断石油业的巴西，1993年取消垄断以后石油年产量增长了133%，数年内将成为石油净出口国。WTO的要旨就在于资本、技术与市场的国际化，指望捂紧自己的筐只取人家的蛋，怕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能够发达起来，典型的范例当属北朝鲜，据说老金发明的“主体思想”是全世界仰慕的经典，可那里的情况有目共睹。人类科学技术手段发展的今天这样的地步，任何垄断与封闭都只能导致停滞不前，甚至会象那头驮着棉花过河的蠢驴，直至把自己拖垮。

任何有欲望想做大国的，少不了要哄得一批小国来捧场。当初，中华帝国威慑天下，各国与中国只有朝贡关系，历来坚决否定任何外国有平等的企图。结果狂妄敌不过坚船利炮，傲慢的训斥转为委屈的哀号，二战后绝佳时机也被中国自己糟蹋掉了，从亚洲盟主地位一跌而成为苏俄仆从国，为其奠定超级大国地位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及至老毛醒悟，另立山头，也只不过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又转头为美国一国独大鞍前马后而已。无论动机如何，也不管理由多少，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进程，赖不掉的。东盟峰会以及中非峰会，显示了现领导争取世界大国地位的努力，无疑有利于国家民族之振兴，报以掌声是应该的。但现在的小国已非昔日，无论你多么大，没有足够的国家魅力是不会有人买账的。峰会开完决非万事大吉，麻烦还在后头。无论大国小国，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融入全球化的行列，其实全球化也是马克思先生的理想，只是方法不对罢了。及至列宁把马克思的方法当成自己的理想，本末于是倒置，因果只能颠倒，人们折腾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发现那条路原来不是通向未来而是直接通向中世纪。

据说北京的峰会开得比东盟峰会更热闹，有文人乘机想起了毛主席，说是全靠他老人家奠定了基础才会有今日的热闹。这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泰戈尔曾经说过，历史如果不由哲学家来写，就会成为打家劫舍的发家故事。泰翁之言可谓深刻，迄今为止，中国对历史的主流描述并无哲学家式的冷峻，却充满大鼓书成王败寇之激情。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搞宣传。黑格尔更早以前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也许是巧合，两个峰会期间美国正经历国会中期选举之阵痛，如果我们的目光不是聚焦于谁胜谁负的表象，就不难看出这表象下以标新立异为宗旨的主观运动。不像我们，只有承袭固定的东西才成正统。如果撇开民主、专制之类陈词滥调，如果把政治也归于大文化之范畴并“恶搞”一通，那么东方文化堪称性交文化，而西方文化则属分娩文化。前者如康德所揶揄的，是“一连串荒唐的往复运动所带来的空虚的满足”；后者则应是不可逆转的单向运动所导致的新生。空虚的满足并非历史，只有新生命的诞生才具有历史的禀性。话既然说到此无妨多贫几句，性交文化中少不了妓女叫床的成分，例如北大那次质问克林顿的做秀，明明心里想说摇滚乐的、想说素食主义的都隐忍不发，全都选择媚俗之尖声怪叫。没有快感也乱喊，何图也？另有他利也！美驻华大使李洁明的回忆录证实，那次风波中的官方发言人袁木先生，慷慨激昂之反美高调令世界瞠目，然而他的女儿却趁当时美方放低签证门槛赶紧签证，以免错过奔赴那块邪恶之地之良机。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说到底，不过是向世界潮流开了半边门扇。我们只需瞧瞧，无论东盟峰会还是中非峰会之研讨主题，乃至更早以前的“走出去”的鼓励，都不过是我们曾经声嘶力竭控诉过的“门户开放”与“新殖民主义”。当“孔子学院”在黑非洲开张时，我们不知还记不记得当初振振有词地谴责外国在华办学是“文化侵略”？哪一天那些黑人革命家是否也会捡起我们的词汇回敬我们？说下去话就太长，只要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还在弹老调子，还会有哑巴吃黄连的那一天。君不见，就在北京峰会召开前夕，赞比亚那位革命党总统竞选人公开宣布，只要他一当选，就立即驱逐所有中国人并没收所有中国投资吗？这些革命党恰是毛当年“宁可我们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所滋养出来的，他们的纲领里并不乏毛主席的思想。有两个上海人，也算老三届的，在美国用林达的笔名写了本《总统是靠不住的》，其实，最靠不住的就是友谊，毛主席创建的国际友谊早就吃尽苦头。他指望“黑人兄弟”为之抬轿子，不光抬进联合国，还要抬到世界革命领袖的宝座上，结果并不如愿。看看曼得拉就知道了，这位被老毛亲自声援过的黑人领袖，当上总统就开始挖苦：“中国人没理由把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两个中国问题，让别人替他们从中选择一个。”

只有利益是永远的。就在伟大的十月革命89年那一天，CCTV-7上午10:35开始报道了“国际海上阅兵式”，不知是否含有纪念这个节日的意义，但与日本在东京湾的海军检阅肯定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节目里以详尽的篇幅介绍了“坚船利炮”不事厮杀而事交流，各国之间最先进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扮演着仪仗队的角色，其中也有中国的海军舰只。这其实符合汉字里“止戈为武”的深层涵义，也实现了《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另类更高境界的诠释，理应给人以振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必搞得剑拔弩张？我真的很愿意看见那些民族情绪激愤的文人，但愿他们会拿此类传统文字来弘扬一下对世界和谐的祝福，即使自夸一通也无妨。然而并没有看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远离撕咬的进程，无论其间尚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硝烟总是在淡去了。这是我们期盼的，大势所趋，证明人类还是有希望的。

两个峰会反映了中国在进步，自从邓小平1985年3月4日发表谈话：“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者叫做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人民日报》1985年3月5日）这段讲话经赵紫阳诠释落实，堪称扭转了中国外交的方向，中国进入全面务实外交阶段，实际上是进入真正外交阶段。毛主席那一套，与其说是外交，不如说是推行其意识形态的手段。外交尚无严谨的统一定义，但以和平手段使本国合理利益最大化是其宗旨则是公认的，如今又增加了大国责任入内，政治大国或经济大国都必须承担国际救助责任，当然只是仅含长远的共同利益了。历史走过许多弯路，所谓“两个阵营理论”、“东风压倒西风”、“三个世界理论”等等，无论曾经多么蛊惑人心，都已如泡沫逐波，消失殆尽。到头来还得重归发展与发达之思路，分娩文化看似狰狞却创造未来。

两个峰会结束有几天了，还需说明的是，这两个峰会都不具排他性，是在全球化潮流中两朵浪花。与会者散去之后很快将进入其他峰会，有鼠目寸光者在那里发胜利议论，可笑得很。如果去翻翻美国催促中国对非洲和亚洲贫困国家承担更大责任的各种声音，该不会又说听从什么指挥棒吧？邓公改革外交的核心在于无敌国外交，这与毛主席那个“革命外交路线”正好背道而驰。这就是两个峰会的意义。当然，外交与内政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寄希望于适应现代外交的内政变化，这恐怕比峰会更重要。如果没有内政进步的保障，那峰会也将开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