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文人只有两大类：一是御用文人，惯于装腔作势，狐假虎威，阳奉阴违，一贯地替主子说主子不便说的话；另一类是马屁文人，努力地混上御用的阶级，偏又混不上，于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鲁迅之所以伟大，恰在于他鄙视这两类文人，于是难能可贵地破了例，成了先生。有较客观的文人总结道：“现在可以归纳一下：在反对封建官僚专制、大众化、暴力革命等方面，毛鲁两人确有相通之处；而在坚持个人独立、对权力保持警惕、对革命保持批判方面，二人又相当隔膜，乃至水火难忍。这便导至毛对鲁态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这个问题是需要好好讨论的议题，我以为，毛不可能与鲁迅有什么“相通之处”，原因在于，鲁迅最鄙视的恰是毛最需要的，那心又怎能相通呢？例如，“个人独立”是“反对封建官僚专制”的前提，怎么可能前提相悖而结果同一呢？

本帖只议论几个具体问题。无数作者拿《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来证明鲁迅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对他“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荣的。”好在鲁迅的大弟子胡风在尚没有“被迫害致死”之前揭出来了一个真实：这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冯雪峰写的。当时鲁迅病重，连话也说不出来。于是冯就代笔了。胡风说鲁迅“略略点了点头”，就是算认可吧，但接着鲁迅身体略好一点，冯雪峰代笔的另一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鲁迅就坚持拿来自己改写过，而且一改就面目全非：冯稿被删掉了四分之三，鲁迅成文却比冯稿长了一倍！冯因此对鲁迅不满，认为鲁不如高尔基，高的文稿任由秘书起草，自己只签名便罢。鲁迅却硬撑病体等于重写。而徐懋庸恰是代表党组织给鲁迅写信的，鲁迅对冯雪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了我？”另外，就在这次重病之后，胡愈之请鲁迅到苏联去养病，鲁迅说：“吃了面包回来，那更非听命令不可了”，这是“自以为荣的”心态吗？可另有人建议鲁迅去日本养病时，他马上觉得那是可以考虑的。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1936年6月9日发表时注明“这信是由先生口授，O.V.笔写”便已经在撒谎，因为病重得连话也说不出来的鲁迅，根本没有任何“口授”。

又有，《毛泽东与鲁迅》介绍：“冯雪峰也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的诗词，认为它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开怀大笑。”这是冯雪峰的“独家新闻”，可惜经不起推敲。且不论只读一首两首诗词是否可以得出如此结论，冯雪峰称转告毛鲁迅说过这话的时间是1933年冬。那么，不仅鲁迅，就算冯雪峰本人，从何处读得毛的什么诗词呢？毛诗词过去是没有发表的，例如1929-1931年在江西苏区相对稳定时期写的《词六首》，1962年1月《人民文学》首次发表时致毛信称：“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是否有无讹误”。毛复信曰：“这六首词，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动用极大的权力能量，“辗转搜寻”方寻得六首尚“不知是否有无讹误”；毛自己也已经“通忘记了”；毛在江西时期唯一的诗友陈毅也称只读过其中三、四首。那么1933年以前远在上海的冯雪峰，去哪里寻毛这几首词？鲁迅又如何读到？此外只剩1928年《西江月.井冈山》一首了，再早的《菩萨蛮.黄鹤楼》、《沁园春.长沙》丝毫也没有“山大王”的味道。而那时的毛，只有词，没有诗。如鲁迅这样旧文学功底深厚者，那时绝不可能把词唤作“诗词”的。

既说到这里，我们无妨再扯远一点。1966年10月19日北京召开了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许广平女士作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我们姑且不探究延安整风才提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如何照耀已经死于1936年的鲁迅，许广平告诉我们鲁迅发电报祝贺长征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她没有涉及任何细节。别的考据找出来1945年12月1日山东军区某宣传科编写的文章《从红军到解放军18年大事记》里有这段话，算是最早的。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卷首印着《致中共中央》：“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我们姑且也不论“希望”与“将来”的差别，《书信集》说明：“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

首先是在1935年11月，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想起来长征胜利这回事。10月22日吴起镇政治局会议结论是“结束一年长途行军”；29日《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里首次提出“经二万余里的长征”；11月5日，毛向随行部队讲话，“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未有过的真正长征”；而此前毛一直称长征为“惊慌失措的逃跑”。至于是否“胜利”，尚无结论：毛12月1日复电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也即，“不到长城非好汉”，陕北只是修整之地，补充粮弹，扩红，然后继续前进，据此，毛确定了渡黄河东征的计划。

直至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的结论确定下来了：“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说话开始打横，须知，蒙哥、忽必烈灭南宋，恰好是逆向长征，从蒙古下陕甘、克四川、灭大理再东进中原，直取华东。至于成吉思汗西征欧洲，那就更遥远了。清初努尔哈赤灭明，也长征不止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在毛泽东说长征是“惊慌失措的逃跑”时，是为了攻击别人；如今无限夸赞，则是为了抬高自己罢了。再来算一笔账：毛接掌长征之前，红军从八万减至三万，损失率62.5%，大多属离散之众；及至与张国焘会师，只剩下七千，损失率76.7%，皆百战精英。就连林彪也写信要求换指挥，可见一斑。倘若毛继续高唱败调，非但不能颠覆张闻天的地位当上西北军委主席，恐怕又得称病下野。不过，党的利益也需要确立一个强悍的领袖，这才是根本。

那么，鲁迅竟然先见之明预发贺长征胜利电，怎么说也经不起推敲。还有，史沫特莱那时与宋庆龄交恶，欲往陕北却无法联系，只得眼看着宋把斯诺抢先送去陕北，那也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了。须知，1936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总头目宋庆龄为与中共取得联系只能派董健吾经宋子文、张学良协助潜往陕北；4月下旬，冯雪峰抵达上海以后才恢复陕、沪间电讯联系；6月下旬刘长胜抵保安，才恢复陕、俄间电讯联系；史沫特莱能以什么手段把电报打到陕北去？于是，《毛泽东与鲁迅》一书便另行考证，说许广平和《鲁迅书信集》那段鲁迅贺电原来是别人发的，张冠李戴到鲁迅头上了，鲁迅发的是这一段：1936年4月17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刊登了一封贺信：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XX   XX

                                                                   一九三六、三、廿九”

这就是贺电的原始凭证，各自然段为节省篇幅以“/”分隔之。所有宣传都把原文的四个X称为鲁迅、茅盾，不过茅盾先生不承认他参与起草电文，也不承认知道发电之事，该电文被认定为鲁迅单独起草的。各位自己判断它是否“鲁迅笔法”，得出自己的结论。然后有诸多文人论述了它的真实性，不赘。最有力的证言出自冯雪峰1952年发表的《回忆鲁迅》：“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是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引用过冯文后，《毛泽东与鲁迅》一书补述道：“冯雪峰是1936年4月20日离开陕北赴上海的。他说，贺电正是他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这与4月17日《斗争》刊出的鲁迅预茅盾贺信的时间相符。”（P187）“冯1936年4月赴上海行前，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再三向其讲述1935年底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可以把底牌告诉你，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毛叮嘱说：‘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是一面抗战的旗帜，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来。’”（P188）

我们姑且不去探讨毛至何时才转过弯来，愿意执行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主张的。冯雪峰这个谎撒得大了，他大约忘记了毛已于2月21日东渡黄河征伐山西，4月13－25日毛与彭德怀驻扎在山西隰县北部距石楼城一百四十里康城镇西北面的山沟里，根本不在瓦窑堡！（《毛泽东年谱》上卷，P535、P538）而冯赴上海是留守瓦窑堡的周恩来交付密码及经费并面授机宜安排成行的。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奇了怪了的还有那么多专家学者津津乐道引为“钢证”，怎么就没人参阅一下毛的《年谱》以堵上这个大窟窿？那封“贺信”也罢“贺电”也罢，不过是宣传员编造出来的文字，此君大约连鲁迅的文章也没读过几篇，否则不至于如此离谱，字里行间连半点“鲁迅味”也没有。
文人们为了证明毛、鲁“心连心”，真是绞尽脑汁然而都属白费心机。我们得知，鲁迅对党员冯雪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而毛主席则表示：“鲁迅么――要么关被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所以，这两个人骨子里是不相容的。鲁迅一生中，始终与党保持距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鲁迅最亲密的弟子胡风，就落下个“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罪名。

我们注意到，1936年10月，正是鲁迅逝世那个月，毛与斯诺连续数夜畅谈自己的经历，在他历数各位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的人物中，根本没有鲁迅。而斯诺也是鲁迅的老朋友，且22日，中共中央还连发四电以悼念鲁迅逝世。我估计，此四电应为张闻天、周恩来所发，否则毛的文选不会不收入。而且，1992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信，内称：“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指鲁迅）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也可见此时关心鲁迅者并无老毛。此前，7月13日毛看望初到保安的斯诺，15、16、18、19、23以及9月23日，毛均与斯诺漏夜长谈；7月26日中常委会，毛专题谈上海统战工作，均没有谈及鲁迅的任何话题。在此期间，除了那些军政要员之外，毛修书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等文化界人士，亦无给鲁迅之片言只字。

毛开始涉及鲁迅的文字始于1937年5月3日，毛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间接地借用了“阿Q”这个人物形象；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毛在陕北公学发表演说，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毛对鲁迅的最高评价。这个讲话显示出毛对鲁迅著作已经有所研究，称其“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并以“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概括为“伟大的‘鲁迅精神’”。这个讲话显然是为了吸引更多崇拜鲁迅的青年而发的，讲话巧妙地把鲁迅归结成中共的支持者，并号召青年以鲁迅为榜样，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直言要“把他（指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缘由仅仅在于，西安事变使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大批知识青年涌向陕北，他们大抵都崇拜鲁迅，毛此时热衷于吹捧鲁迅不过只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

但正如鲁迅自己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5）》里说过一段话：“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毛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中，除去“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之评价之外，鲁迅又成了俯首于阶级，切齿于敌人的榜样。当然，也正式否定了“鲁迅笔法”，强调不得用于“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言下之意，一目了然。为党利用鲁迅竭力张罗的冯雪峰，临终前不久终于说出了憋闷在心中几十年的话：“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个“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的文艺路线的纲领，至今还在被纪念着。

毛、鲁其实不但神离，连貌也不合的。简而言之，毛在本质上是在维护中国的专制传统，他自己不是称之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么？马克思是羊头，秦始皇则是狗肉。鲁则彻头彻尾地要打碎这个专制传统。毛需要的是“古为今用”，鲁则需要青年不读中国书；毛以为吃“阶级敌人”是理所当然的，鲁则诅咒一切“吃人”。鲁迅是平民的呐喊者，尽管他曾经信以为真认定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解放民众，显然错了。但他绝非借此作为统治平民的工具。他的笔下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毛正好相反。

作为旁证，鲁迅的忠实弟子，如胡风、冯雪峰、潘汉年、丁玲等，毛登基不久都被打入另册；而那些个当初与鲁迅为敌的，如章士钊、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都成为座上宾。郭沫若称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刚一解放就敢批示称鲁迅如果活着也得看表现才能安排工作，未必不是秉承圣意。他顺从毛意，把“棒杀”改为“捧杀”，例如1966年10月“纪念鲁迅大会”上郭发言称：“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他显然故意忘记了，当初正是因为鲁迅不听党的话，才导致他对鲁迅的攻击的。

鲁迅死去七十年了，杂感之余想起他的另一段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1934年7月16之夜，鲁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