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在湘南山乡的一个叫做汉江源大山里当民办教师。那是一个汉瑶杂居的地区，学生当然汉瑶两个民族的都有，统共三十来个，却分了五个年级。教师哩，却只有我一个。请想想，一堂课要给五个年级的学生讲授课文，那课该怎样上呀？于是，我只好将课时增加五分钟，每个年级上十分钟课，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办法。所幸的是，山里娃子很是听话，当然，不排除一、二年级的小家伙们在我给其他的年级上课的时候，因为做完了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会耐不住寂寞，搞点小动作，甚至在课堂里走来走去，像是赶闹子，但只消我一声叱咤，他们便老老实实坐在自已的坐位上，不再乱动。尽管这样，一堂课还未上完，我已感到声嘶力竭。下课了，我总是如释重负般地跑出了教室，钻进我那小小的房间里，伸开四肢，躺在床上，心里在想：谢天谢地，总算又上完了一堂课啦。但不久，下一堂课又开始了，我又得夹着书本钻进课堂。就这样周而复始，天天如此。

轮到我清静下来的时候，当然是在放学以后。那时，学生们都有三三两两地走了，校园里刹时静了下来，我便走到小溪边，或看书，或想心思，或听小溪的在静静地流淌。那时，山林里通常总是很寂静的，太阳已经隐藏在山林子里了，山里太阳就是下去得早，其实，那时才四点多钟，在山下的平坝上，太阳至少还有两杆子高罢。

山里的孩子放学就是早，这是公社里规定的。不然的话，那些山娃子们，就得走夜路了。据我所知，他们之中住得最远的那个叫双江口的山寨子，离学校大约二十来里，那路可不是一般的平路，上坡下坳，趟水过桥，怎么走，一趟也得一、两个小时。双江口我是去过一次的，因而我有所体会。据说还有一个叫做九子岭的山寨子，也很远，我没去过，但总是听人说，那山寨子山高林深，甚是远，顾名思义，大约去那山寨子要翻九座山岭罢。不然何为九子岭呢？

从一到山里来教书时我就注意到，九子岭的学生穿着最破旧，且全都以黑色为主调。鞋呢，几乎都是草鞋，即使是寒冬腊月，也有穿草鞋的。富裕一点的学生对我说，这山里，就算九子岭最穷，山太高了，没有水，全靠老天吃饭哩。但九子岭的学生穷是穷，读书却比别的寨子的学生要用功。他们之中有一个叫做赵土生的，就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那一年他大约十三、四岁吧，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乐呵呵的，即使是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也总想咧开嘴笑。他从来也不欺负比他小的学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选他当了班干部。他的求知欲极强，每当我闲下来时候，他就会向我问很多的问题，例如："老师，长沙有多大呀？远不远，听说坐好久的火车呢，那火车怎么那么长呢？"要不就问："大海是个什么样子？怎么能比我们的山还大呢？"总之他对山外的世界十分的感兴趣。记得在一篇作文上，他就写过，长大了他要去当兵。只有当兵，他才能去北京天安门，他们的寨子里，就有人当了兵，才在北京天安门照过相……

但是，令我恼火的是，九子岭的学生们上学时几乎常常的迟到。请试想一下，学校一共才三十来名学生，九子岭就有七、八个，而且几乎各年级的都有，每天迟到十分钟的话，就意味着有一个年级的学生没有上课，补课的时间几乎没有：课间只十分钟的休息，中午呢，只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我还得做饭，并且还要给学生热干粮什么的。就这样，刚放下了碗，就又要上下午的课了，四点正，学校放学。而放学之后是绝对不能补课的，原因嘛，前面已经说过。这样一来，我便常常在课堂上对他们进行批评，甚至三申五令，但结果却总是令我失望。隔三差五，他们依然是迟到，而且进教室时，神色坦然，没有次丝毫的羞愧之感。好象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看来，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

第二天，他们又迟到了。记得那一天天在下着牛毛细雨，山里就是这样，雨越是下得小，山路就更加的滑，大概正是如此，窗外的山坡上，迟迟不见他们的身影。一堂课都上了三分之一了，他们仍没有来。我总是一边讲课一边把头探出窗户往外望，不消说，那一天我很分心。因为这样，我甚至在讲五年级的课时，却好几次拿起了三年级的课本。我的心绪变得很不好，而且越来越坏。正在这时，那些不识时务的小家伙们在山坡上出现了。他们没戴斗笠，更不说穿蓑衣了，那大约是他们从家里出发之后，雨才落下来的。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仍未曾忘记带点干柴，我知道，那是在山路上顺手拾的。那柴火是给我做饭用的呀！自从我进山教书以来，学生们每来学校，都会在山路上顺路带点儿干柴来，这似乎已成了一个规矩。但今天他们不该这样，真的，不该这样。我的心软下来了，火消了下去。假若那天没有发生后来出现的事儿，我那点儿火气可能发不出来。但九子岭的那个顽皮的赵士林却有意识地出了个小花招，只见他，好好的山路不走，却从那很陡的滑木道上索了下来，不知中途碰了一样什么东西，使他失去平衡，他几乎是翻着筋斗才到了坡底。刹那间，本来还很安静的教室，一下子沸腾起来，像一锅开了的水，孩子们都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欢呼雀跃着向门外冲去。乱了套了，乱了套了，我心里默念道。我知道，孩子们一旦兴奋起来，是很难平静下来的。这堂课算是砸了锅了。这当儿，只见赵土生也飞也似的从那高高的坡上滑了下来。待他一到坡底，脚跟还站稳，就伸出拳头，对着赵士林的胸口，就是一家伙。赵士林哇哇地哭泣了起来，两个人干起架来。兴奋已极的山娃了们，围拢着他俩，不拉架，却大声地吆喝着，有的甚至还打起了唿哨。不难想像，我当时的气恼已到了何等到的程度。我火冒三尺，几个箭步冲了上去，惊天动地般的大喝一声："住手！"孩子们静下来了，反映快的学生们，一溜烟地跑进了教室。最后留在那里的是九子岭的那群倒霉蛋们。他们的那副模样儿，简直就像是一伙残兵败将，衣裳褴褛，全身精湿。赵土生和赵士林呢，那就更加的狼狈了，屁股后面全是泥浆，那是他们从滑木道上索下来留下的痕迹。我横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回教室去了。好久，他们才步履沉重地向教室走来。我的火气仍然未消。待他们走近教室时，我发出了命令："就站在那里，谁也不许进来！"他们一字儿排开站在教室门口，垂着头，大气都有不敢出。那时正是春夏之交，山里的气温，比山外的要低许多。山风吹来，他们之中有人似乎打了个喷嚏，我听见了，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好下的台阶。一个叫黑皮的学生，这时恰到好处地举起了手："老师，他们的衣裳打湿了，会受寒的。"我假装横了一眼那叫黑皮的学生一眼，这才转过头，对那一群站在门口的倒霉蛋们说："还不快进来，还想站到天黑么？"下课了，我示意黑皮到我的小屋子里来。我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他几句，他笑着跑了出去。在这些山娃子里面，要算黑皮和我交往最多。他是邱大爹的儿子。邱大爹是我的邻居。在这大山里，就他的家离学校最近。不过，那也在半里之外。邱大爹好客，性情开朗，时不时的邀我到他家里喝点儿米酒，当然，下酒的菜都是些山中珍品：什么山老鼠啦、山蟆拐啦、还有野猪肉，甚至还有麂子肉。他很健谈，旧社会时他被拉过壮丁，甚至到过台湾。幸而山里的人向来对阶级斗争看得比较淡薄，不然的话，他会受很多的皮肉之苦的。他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是我的学生。--这会儿，黑皮便拉着九子岭的那几个山娃子去他们家烧着火堆烤衣服去了，我有意识地将课间休息时延长了半个小时。

这一天，我故作严肃，一整天没个笑脸。赵土生那张整天都在笑的小脸儿，那天净是一股倒霉相。

将放学时候，汉江源的大队会计来学校传达公社的一个通知，通知说，要我今晚务必去九子岭传达上级的一个红头文件。我不敢耽搁，立即宣布下课，随后便锁上门，跟着九子岭的那些山娃子们向山里出发了。我们一出学校，上了山坡，没多久，便走进了密密的大树林。九子岭虽然说是汉江源的一个生产队，但他们在汉江源却没有田地和山林。因而，他们很少在汉江源来往。要是赶闹子或是到公社办个什么事情，他们都是从山那边出进。甚至连赶闹子，他们都不在我们的这条街上，而是在另一个墟场。因此，从学校到九子岭的这条山路，可以说，是我眼前的这些学生们踩出来的。当然，这一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在山林子里行走着，越走林子越密，太阳是根本不见了，只有一线线的光线，在树林子里晃动着。林子里显得阴森森的，湿漉漉的，使人感到很不舒服。幸而，有山娃子们的嬉闹惊动林子里的飞禽，才使得林子里有了点儿生气。山娃子们又恢复了原本的模样，活泼、淘气、毫无顾忌，彷佛这一天里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早晨在学校里那股子霉气，早已化为乌有了。赵土生又咧开嘴巴笑逐颜开了，他巴结着我，在我的前后左右，小心又神气活现地跟我说这说那，赵士林呢，这会儿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砍刀，奋力地砍着那些挂着裤脚、档住去路的树枝和剌蓬，我这会儿才开始意识到，这路，他们就是这样开出来的。

树林子走到头了，我们这才开始上山了。树林子开始稀疏，后来便没有树了。路的两旁，荒荒的尽是些芒草，荆剌和蕨类，远处，有黑黑的一片，那是烧过荒的痕迹，刀耕火种，这使我想起古老的年月，我们的祖宗。路是羊肠小道，山是荒莽绵延，黄时分里，蓝色的雾霭在山间弥漫，那山便显得更加的苍凉。我们就在这荒山野岭里走着，远远听得见牛的哞声，却依然不见山寨在何方。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呀，这会儿我算是很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心里开始有了点内疚，真的是难为他们了，他们的家，离学校实在是太远了。我问小家伙们：还有多久才能走到寨子里？他们说：还早着呢。

从小在山里头长大的山娃子们，蹦蹦跳跳的在山间小路上追逐打闹，一点儿倦意都没有，我却感受到腿肚子有些发酸了。就这样我们又走了许久，忽然听见那些山娃子一齐高声叫喊起来：九子岭--喊声在空阔的谷间回荡。我抬头远眺对面的山峦，只见暮色苍茫中，耸立的峰峦起伏绵延，那就是九子岭，九子岭村寨就在那九座山峦的腰间。我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在那些山峦之间建立这个山寨，却对那苍凉雄伟的山势惊叹称奇。山娃子们对这些大山早已是斯空见惯，他们这会作正在打着唿哨，吆喝着，各自在山下的一片小树林子里寻找着自家的牛。娃娃们告诉我说，他们一大早，先要把自家的牛从寨子里赶出来，放牧在这一片树林子里之后再去读书的。"大人们天天都有要去砍山、种地，哪里还有空去管这些小事情呀！"我听了心喀咚一下，心里想：山娃子们读书是这样的难呀，我为我今天上午在学校里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的惭愧……

那一天，我们走进山寨，天已煞黑了。夜里，我睡在赵土生家的那座小木楼的阁楼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尽管那山中的夜晚是那样的宜于睡眠。窗口之外，似有一股流泉，潺潺地发出细微的声响；风在掠过小木楼的屋檐，轻轻地拍打着屋檐下挂着的包谷和山椒；牛牯在小木楼旁的牛栏里深沉的呼吸，时不时地又发出哞哞声；大山深处，偶尔有一声鸟的长啸，久久的回响于天际；山寨里的那种特有的清新的空气，是那样的沁人肺腑……我从床上爬起来，点着一盏小煤油灯，望着身边睡得香甜的赵土生，我感动着。拿出一本小本子，记下了我那一天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时候才睡着的。我醒来时，天已大亮了。幸而那天是星期六，在那大山里，星期六照例是不上课的。因为每逢星期六，所有的中小学的教师，都有要到公社政治学习。考虑到山里的孩子上学路远，上半天课会耽搁他们一整天的时间，不如让孩子们在家帮大人们挣点工分。但我没有再在小床上躺下去。我下了小楼，走到院子里，我知道，赵土生早就跟大人们进山去了，要到晚上才回来，这是他昨晚对我说过的。我匆忙吃了一点东西，便跟着寨子里一个山民，从另一条山路下山了。

星期一一大早，我打开有线广播，一边听着新闻一边注意中央台的报时。我上好了闹钟，有意将时针迟了十分钟。不多久，山里的娃子们都陆陆续续的来校了。连双江口的学生们也都来校了。但九子岭的孩子们一个都没有来。我心里开始有些急了。我在盘算着，这会儿他们已走进了那一片大树林子了吧？我的脑海里，闪出了他们急切切赶路的情景。我走到教室前的那块小草坪上，时不时地抬起头，望着学校对面的那座山坡。还有七分钟，我在心里说。正在这时，山坡上的那片树林子里，忽然响起了一阵孩子们的喊声："老师，我们没有迟到，老师，我们没有迟到--"树林子的上空，立刻腾飞起一群惊鸟。

老师，我们没有迟到--

老师，我们没有迟到--

这喊声，在山林子里回荡，经久不息的回荡。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真的，一直没有忘记。

许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在想：也许，那喊声，依然还在那大山林里回荡……

 

2001年2月16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