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尘封四十年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滔滔江水奔涌而来。掀开疯狂年代的那年那月，往事历历在目……记得那年那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拉起造反的大旗，抬着红色标语牌，手举红宝书，佩带红袖章，唱着红色革命歌曲……卷进红色的革命浪潮。

在街头，喊着打倒“走资派”的革命口号，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精神显得格外振奋。忘记饥饿，忘记疲劳的连续“作战”。瞌睡虫不听招呼的袭击我们这群血气方刚的红卫兵。

那年那天，首都红卫兵来四川播撒革命种子，带着我们“破四旧”，走进百货商店，把玻璃柜砸的稀烂，把带绿色，带黄色的东西乱扔。走进资本家的家里，就象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砸资本家的文物古董，撕资本家的字画。凡是看不顺眼的就打就砸。大有砸烂旧世界之势。搜出有价值的东西，统一放在特定的地点展览，展览的金砖金条由我们负责看管。我们昼夜值班看护着这些宝贝。

那年那天，学校选送“红五类’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被排斥的我们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锻炼。为了能争取早日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们拼命的争着干脏活累活，努力的挣表现。

大串联开始了，我们背着铺盖卷，扛着自己的行李，爬上北上的火车，我们几个同学被挤在厕所门口。满腔渴望见到毛主席的激情，忘记了寒冷和饥饿，忘记了厕所的熏臭。到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下了车，下车后才看见，我们到了西安车站。接待红卫兵的车把我们送到西安矿业学院住下。第二天我自告奋勇的去火车站办理继续北上的火车票，等拿到票，就随便上了一辆公交车，以为就象我们小地方一样，全城只有一辆公交车，只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幸好西安的车是环城跑，否则，我会找不到回去的路。

从西安上车，不知道车运行了多长时间，来到河北保定。因为串联的人太多，给北京的接待造成很大压力，我们只能暂时在保定住下。第一次吃到窝窝头，感觉没有四川的米饭好吃。准备用自己带的四川辣酱沾窝窝头吃，打开提包一看，呀，装辣酱的玻璃瓶打碎了，把包里的衣物全染红了。

来到北京前门车站，在一个形似体育广场的地方，买到了又稣又甜的馍馍，感觉好吃极了，后来才知道，好吃的馍馍叫面包。

我们被安排在北京朝阳区九仙桥的一所中学住下。打开自带的铺盖卷，睡在地铺上面，又舒服又自在。因为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我们的解放军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周到。每天排着长队去领免费的饭菜，吃着北京的大白菜烧肉，别是一番香甜。

在北京，成天没事干，到处乱窜，去打听什么地方卖毛主席像章，卖毛主席语录，争抢着去购买。

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见天安门城楼，不象电影里看见的那么高，走在金水桥上，仍然感觉很亲切。在纪念碑前，我们毕恭毕敬的为烈士默哀。

好久没有洗澡了，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澡堂洗澡，每人花了一元钱买好票。走进去一看，把我们简直吓呆了，满屋子全是光屁股挤在一起洗，我们提着东西就往外冲，蹬在门外的墙角边，差点没有把我们这群少见多怪的乡下人笑岔气。

好不容易盼到毛主席接见的时刻，头一天晚上，解放军就对我们进行搜查，凡是凶器和对伟大领袖构成威胁的东西，一律不能带进场。我们排着长队，唱着革命歌曲，兴奋的走过长安街，来到电报大楼前。整齐的坐在大楼前的广场上。坐了一夜，脸冻得青紫了，因为心里装着红太阳，一点也不打哆嗦。

上午10点，毛主席站在敞蓬车上，古铜色的脸上带着微笑向我们挥手，我们热血沸腾，高声呼喊着”毛主席您好？毛主席万岁。”我在日记里写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见到了毛主席”。

那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其实，国家许多领袖都一起出来接见了，当时，我的眼里，就只看见毛主席。

在北京住了一个月，本打算从上海绕道回四川。毛主席发出号召：“学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上海的同学拿到返还票，要求和我们调换车票，他们来四川，我们去上海。可是，最听毛主席话的我们，硬是不和他们换，然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学校。所谓“复课”，就是给老师贴大字报，走上街头参加大辩论。

两派越来越对立，学生走上社会，校与校联合，校与厂联合，成立了造反司令部。那时侯，在我们那个地区，红卫兵XX某部队和“敢死队”是势不两立的两个组织。“敢死队”是由部队转业军人和农村的轮换工组成，红卫兵XX部队则是由学生和厂矿工人组成。武都斗开始了，“敢死队”的钢棒杀死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又夺走了电厂一个工人的生命，一场血腥的革命，一场群众斗群众的革命，激怒了造反派的红卫兵。我们在公安局静坐绝食一个星期，虽然水米未进，还硬撑着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渴望毛主席为我们伸张正义。

记得那年那天，我们正在公园里和别人辩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沉沉的上空飞来一架直升飞机，坐在飞机上的人在往下撒着传单——宣布一场镇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开始了。随之，一个又一个热血斗士被抓进大牢。

因为我们部队的头目不愿意组织反击，我负气回家，成了逍遥派。途经专区，在那里遇见初中的同学，邀我在行署招待所住下。她劝告我不能回老家去，因为，具可靠消息透露：他们已经在召开“八县联防”会议，马上攻打县城。得到这个消息，我便悄悄连夜潜回老家。通知和我要好的同学和亲戚马上转移。

可是，他们总觉得固守本营最安全。为避‘通风报信”之嫌，我又不便明给他们说。只是死拽着他们马上离开县城。

就在我带着他们离开的当天晚上，“八县指挥部”就杀回去，血洗了县城，活捉了成千上万的“俘虏”。

回到老家的第三天，我上山去扯兔子草，对面山上的大路上，飞来扫射的机枪子弹，我一个骨碌滚进了沙坑。等扫射平息，方才胆战心惊的跑回家。后来听说，是造反派的先遣部队南下途经小镇。

记得那年那天晚上，被我救回老家的几个同学在一个店铺碰头，分析当前‘革命形式”。已经深夜11点，我有些困了，准备回家睡觉。刚把门打开，就被冰冷的枪口顶住胸口。我沉着的问：“你们是哪一派的？”答：“我们是造反派的，你带我们到公社去。”我赶忙回答：“我也是造反派的，我带你们到公社去。”我马上给屋子里的人放话：“弟弟，你们早些睡，我带造反派去趟公社”就这样，屋子里的十机条性命，才幸免遇难。他们从后墙打洞爬了出去，逃到乡下避难，三天后才陆续回到自己家里。

英雄故乡的武斗，极其的残酷。"八县联防“杀回县城，血洗县城时，能走的走了，能逃的逃了，扶老携幼的，背包拿伞的……来不及带孩子的，有的把孩子寄养在亲戚朋友家里，有的只顾自己逃命，撇下老父老母和妻室儿女。没有逃出去的，被拉到河边当活靶子枪决，还有一批死硬分子，固守本营，在太阳山筑起攻势，自以为有兵工厂支援的新式武器。哪知，就在那年那天，造反派用更先进的武器攻打太阳山，被困在山上的人，只有一条唯一的“撤退之路”。就是太阳山直通镇上的一座独木桥。或许，这座桥是造反派故意留下的。凡是从桥上逃跑的人，无一人幸免。桥上跑一个，打一个。桥下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没有逃出太阳山的人，全部成了这座山上的孤魂。整个太阳山，遍地是横七竖八的死尸。

县城的粮仓，成了关押“犯人”的监狱。被抓来的“保皇派”有上千人。为‘犯人’送去的饭菜，掺进大量的泥土和沙子。

就在那年那天，在县城的大街上，几十辆大卡车缓缓开过来，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囚犯”，个个垂头丧气。有的人头上流着鲜血，有的脸上被刺刀画上十字。据说：有不听话的，看不顺眼的，已经在沿途被推下车枪决了。

罪恶的年代，把本来善良的人变成了魔鬼。愚蠢的人啊，拿起屠刀，杀死自己的同学，屠杀自己的亲人。被扭曲的灵魂，成了凶残的刽子手。

英雄的母亲，一位年愈古稀的农村老太太。被XX组织当作傀儡。拉着老太太到处演讲、做报告。有专人给她写发言稿，然后把她推到台前给她递台词。有一次，他把“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不低头”听成“就是把刀架在桌子上，我们也不低头”。惹得听众哄堂大笑。

被造反派赶出去的人，逃到川东地区，流浪了半年多。在流浪的人群里，有我的叔叔，姑姑和哥哥。他们在外流浪，我常常望着窗外，唱起：“风声紧，浪滚滚，风浪它不怜打鱼的人，阿青哥被逼逃大陆，春去秋来半年整……”来寄托自己的思念。

因为我是外地红卫兵，所以两派都可以共处。

为什么造反派会联合八县杀回老家？因为保皇派把他们赶出家门在先。他们也牺牲了许多弟兄。两派之间，究竟谁对谁错？可以说：他们谁都没有错，。是号召“文攻武卫”的人把许多无辜推上了历史的上断头台。只是他们两派的牺牲太无辜，太不值。他们的对错，也只有让历史来评说。

自从回校“复课闹革命”，学生就搜肠刮肚的给老师列罪状，写大字报。搞得老师惶惶不可终日。

那年那天，“工宣队”奉命进驻学校，一场学生斗老师，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就愈演愈烈。我们的语文老师，一位善良而本分的老实人。被工宣队强行要求跪在瓦碴子上交代问题。本来就有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怎堪这种酷刑折磨，没几天就病倒不起。

一位66极的语文老师，已过花甲之年，也是一位敬业精神很强的好老师。本来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不愿意退，他愿望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就在我们的语文老师接受批判的时候，有人给他贴出大字报，揭发他是“三青团”的骨干。在一个很冷的早上，发现他已经冰凉的尸体睡在躺椅上，被割破的颈动脉，血流了一地。

目睹两位老师的悲惨下场，我真的恨不得把‘工宣队”的刽子手全部干掉。是他们一手操纵制造了这起血案，是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好老师。义愤之余，对老师的死有更多的惋惜。我很纳闷，干吗要叫这群鲁夫领导一切啊？

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们67级的毕业生，延期到68年的11月底才分配。其实，我们的分配方案早就下了，因为学校学生太少，我们这个年级又是“革命的主力”。所以工宣队千放百计把我们留到学校。可是，我们不愿意再留到学校继续整老师，不愿意看见我们的老师一个又一个倒在我们的“屠刀”下面。我们步行百十里去到专区教育局强烈要求给我们落实分配政策。我们才得以分配。

我们响应号召：“哪里来哪里去”。我被分回老家的一个镇上教书。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时候，武斗已经平息，可是，派性斗争还在继续着。去工作的地方，我的叔叔曾经是那个区里的“当权派”，他参加的是保皇组织。我所在的学校，革委会是"造反派“当权”。我分去之后不久，“领导”知道我是XX当权派的亲戚，于是，百般刁难，处处给小鞋子穿，我在夹缝中过打发着时间。

工作上刁难已经是家常便饭，莫名其妙的遭批判，我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人怎么‘剁”。

不久，江青号召全国人民推广样板戏，我被抽调到区里演“沙奶奶”。挺着大肚子，还爬山涉水，到各个公社巡回演出，生完孩子，区上派个专人为我挑起我的“龙凤胎”跟着我到处跑。

我流着眼泪写完这段回忆。我为那些无辜断送性命，家破人亡的冤魂流泪，，为无数受愚弄的人民流泪，为我死去的老师流泪，还为千千万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迫害致死的同胞流泪。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人，干出荒唐又疯狂的事。我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因为血腥的代价，总是让无辜的百姓来承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