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看见“猫眼看人”里转贴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余秋雨: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2006-09-29 11:15:18　新华网　作者: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全文完）

这才真的让人喷饭哩！倘若在官方媒体公布“陈良宇同志所犯错误”之前，余秋雨先生写这篇文字，弄不好真的会让俺五体投地。然而上边有日期，文字里有“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于是就给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之感受。因为，“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跟学者、教授们打落水狗的表演习惯是等值的。

没错，缺席跪拜跟缺席审判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当领导大权在握的时候吹捧之，当领导大权旁落时讨伐之，性质相同。我宁愿相信余秋雨先生当时的感受，他也许确实对那种“精神跪拜”有反感。不过，既然当时不敢直言不讳地点名抨击这种跪拜，单挑虎落平阳之后再予以补白，那么，事后诸葛亮跟事前刘阿斗人品相同也！而且，还要进一步指责说“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就更糟糕了。何也？因为这是对那些大权尚未旁落的领导人的一种提示，注脚可以理解为：“我说的只是良宇同志，请其他领导人不要误解。”或者另外注为：“不怪领导同志，都怪那些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把个别领导人误导犯错误了。”这种跪拜远比余教授所指责的跪拜更出格，如果那种跪拜属于习惯或风气的话，这种跪拜堪称别出心裁。

余秋雨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英国思想家萨义德把199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系列演讲，汇集成《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与班达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我想，这绝对不包括落井下石或“痛打落水狗”，因为如果把它们也包括进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太“真正”了。试想，当彭德怀被揪出来；当刘少奇被打倒；……；直至胡、赵被废黜，这类口诛笔伐实在是太多了。

恰好昨天是孔夫子诞辰两千几百周年，据说海峡两岸都在隆重纪念。孔夫子的教诲里是没有“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说道的，所以历代中国文人都习惯于对权力的“精神跪拜”。再者，中国的权力历来不喜欢被谁监察，尤其是文人们说三道四，“文字狱”就是这项不喜欢的证明。直至坚船利炮把这个权力打得很狼狈，于是有“西方文化侵略”跟进来，这才有了文人们说三道四的机遇。例如，“窃国大盗”袁世凯当大总统还称帝了，然而报纸上拿他说事的并不少，甚至还有画漫画《老猿百态》的，用猿来影射袁，那只老猴子手上舞着把写有“专制”的大刀。至于袁身后那几位“专制军阀”，没有一个不是报纸责骂的对象。再到“独夫民贼”蒋公执政，就在“412”屠刀还在滴血的1927年4月29日，著名的《大公报》便刊登了张季鸾就以《党祸》一文点名道姓抨击蒋介石，再继续，又于老蒋笑娶宋美龄之时，以《蒋介石之人生观》为题，狠狠挖苦一通。至于“对公共权力的监察”文章，那就连篇累牍几乎无日不有。

风水轮流转，当毛主席“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以后，被《中央日报》誉为“新华社的应声虫”的王芸生君，得到中共派来的“特使”杨刚承诺：《大公报》四馆均“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于是放心应毛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去了。谁知他刚登轮北上，就得知解放了的天津，《大公报》经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成《进步日报》了。满世界嚷嚷之余，毛亲自决定上海的《大公报》不改组、不更名，以证明“*说话是算数的”。接下去，重庆的《大公报》改成《重庆日报》，香港暂时管不到，算是原样未动。王芸生奉命写了《大公报新生宣言》，跟天津《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简直一模一样。再往后，上海《大公报》移址天津，跟《进步日报》合并，成为“党报”。即便如此，也难耐寂寞，1966年9月16日，假《红卫兵》之手，《大公报》被查封，彻底实现了“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责任。

时至今日，时代确实进步多了，像陈良宇这类“落水狗”，余秋雨先生可以“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乃至可以“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了，可喜可贺。那么，试问一句，即便网络文字吧，让人看得云里雾里的“敏感词”，它们被不同的网站代以不同的符号，余先生是否可以利用一下他的名气，批评或赞扬几句呢？也许，这网站并非“公共权力”，也省得余先生跑来“担负监察责任”，以免“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那么，即使学术界吧，“文革禁区”、“大跃进禁区”什么的，到那里“担负监察责任”怎么着也比“打落水狗”强得多吧！狗儿对它的主人摇尾巴，那是它们的生存之道；那么，对领导“精神跪拜”是否也属专家学者们的生存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