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3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德国文坛引发的一场“地震”：战后德国文学大师、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自传《剥洋葱》出版，这本书首次自曝他曾经加入过纳粹的武装党卫军的历史。格拉斯在德国乃至国际文坛上历来以尖锐抨击社会健忘症著名，1959年出版的《铁皮鼓》（又译：《锡鼓》），以一个不愿意长大以逃避纳粹德国之丑恶的孩子，揭示了那段历史的残酷以及纳粹主义对青少年与整个民族的毒害。接下去出版的《猫和老鼠》、《狗年月》，被格拉斯统称为《但泽三部曲》，奠定了他的反纳粹作家地位。因为没有机会看他的作品，或许看过却无印象，也不想妄加评论。老实说，如果不是此次自己揭露了曾经加入过“武装党卫队”的经历，引发急风暴雨般的批评，我大约不会知道君特.格拉斯其人其事的。由于格拉斯自己剥开了“洋葱”，于是得知这位获得过诺奖的文学大师，17岁时被征兵进入“武装党卫队”当了几个月的坦克弹药装填手，然后受伤被俘。仅从这个“剥开的洋葱”里看过去，格拉斯在战俘营里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事业无疑有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

从书柜里取出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撰出版的《国际人物词典》，第985页上有“格拉斯”条目：“冈特.格拉斯，德国作家。1927年10月16日生于但泽（现波兰的格但斯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曾受伤被俘。1946年初获释。……”词典编撰时，格拉斯尚未获得诺奖，名气远不是二十多年以后可以比拟的。由此可见，格拉斯在纳粹时代当兵与被俘都是早已公开的经历，如今引起轩然大波的仅仅是他当过的那个兵种属于“武装党卫队”。而“党卫队”曾经在1946年9月30日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为“犯罪组织”，虽然“武装党卫队”仅是这个“犯罪组织”里最边沿的部分，从事的是与德国陆军同样的作战任务，无法与“闪电突击队”、“盖世太保”等比肩，但既属于“党卫队”系列，就是“犯罪组织”成员，早先未公开这个身份就属于隐瞒历史的丑恶行径。其实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并非不清楚希特勒在垂死挣扎的1944年已经放开了“党卫队”的参加条件，它甚至比中国文革时加入“红卫兵”还要宽松，大批青少年在那个时段被编入“武装党卫队”送上战场充当炮灰，之所以给予“党卫队”之名衔，为的是使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以冲动的资本，更自觉地卖命罢了。时年17岁的格拉斯正是此时入伍的，但格拉斯的隐瞒依旧要遭到严厉的谴责，批评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格拉斯的“欺瞒”，以及“欺瞒者”多年来对德国社会重要话题的高调的道德批判史。就连那位如大妈般慈祥的女总理，也给了他一段圆滑的讥讽。

同一天的《南方周末》还翻出来复旦大学王滨滨副教授的一篇旧文章：《战前纳粹，战后斗士》，这篇看似写于2003年的文章介绍了德国学者辞典揭露出来的“德国几个著名作家及日耳曼学者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瓦尔特·延斯，瓦尔特·赫勒雷尔，彼得·瓦普内夫斯基等在青年时代参加过纳粹党！”这三位学者都不是等闲之辈，据介绍，他们“被视为战后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道德家和民主的捍卫者。”其实还不止如此，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也被指控称其曾经为纳粹分子；而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约瑟夫·拉青格也曾是盟军战俘营里格拉斯的同龄难友。当一个时代整体陷入罪恶之中时，这个罪恶就是人民的罪恶，那种把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分开来的说道，只是欺骗。其目的，无非企图重蹈罪恶。此外，在曾经涉足纳粹意识的青少年之中，涌现出诸多反纳粹的斗士，这证明纳粹的非正义禀性，它随着时日推延，日益不得人心。也证明德意志民族的文明程度和他们决不容忍本民族阴暗面死灰复燃的决心和勇气，这种魄力是崇尚孔教的“东方文明”所做不到的，“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隔岸观火的《纽约时报》等发表了不痛不痒的时评，大意是说假如格拉斯当初就招供了，就不会有现在的格拉斯。正因为他心底里始终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才会有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对纳粹深刻的反思与揭露，他的成就是被这个包袱压迫出来的。这个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一块十几岁就压在心头的重负，迫使他去思考：“希特勒为什么能上台？”犹如深藏着对楚怀王的忠诚，屈原才能吟诵出“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区别在于，屈原终因孤掌难鸣而自沉汨罗江，成为灭亡了的国度之殉葬品。而伟大的楚国人民则化屈原为忠君的楷模，一边效忠于抢得天下的新王，一边载歌载舞划龙舟吃粽子纪念屈原的亡灵，就跟猴群换了个新猴王一样，格格不入转变为和谐一统，皆大欢喜。德国人则没那么好运，格拉斯一直在他们心头的伤疤上撒盐，掀起一次又一次检讨纳粹时代全民邪恶的浪潮。格拉斯坦言：“多年来我都（对战时经历）保持缄默，但它一直压在我心上，推动我写这本书。”他表示，当年加入“武装党卫队”时并不觉得羞耻，到战后才逐渐感到羞愧，他原以为写作可以弥补愧疚感，不过负罪感依旧一直困扰他，所以“迟早必须打破”沉默。

几十年之沉默终于被打破，就在高龄八十行将就木之际，格拉斯亲手剥开“洋葱”揭露了自己曾经当兵的那个兵种乃“武装党卫队”。于是召来一片指责之声。有人抨击道：“德国前总理科尔过去参加过一个类似于纳粹外围组织的机构，格拉斯一直都非常激烈地对他进行批评。现在大家会认为，他也是这个背景，为什么还要批评人家？”“当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因为墓地还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此举招致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就是其中一个激烈的批评者。《剥洋葱》风波开始后，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可能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我却因此更尊敬格拉斯老人，他并未因为自己所具有的背景而减轻批评之力度，这证明他实际上是在自我批判。“洋葱”剥到这个份上无异于向世人宣告：对丑恶的揭露与批判决不可因自己有染便留一手的。

相形之下我们想起《老舍自传》里说过的一句话：“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不过老舍只敢说“从前”而不敢说或不愿说“现在”，同样陷在“子为父隐”的泥沼里，最终只得跟屈原一样自沉了事。据介绍，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国内有机构请来格拉斯讲学，或许那时还有一点学习德国人批判德国历史的欲望。然而很快就不行了，应了孔夫子“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的教导，“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也太招摇，换了个“留给后人去评价”的说道，于是理直气壮地设“文革研究”为禁区，连同“三年自然灾害”、“反右派”等等也都“隐”了去，大家一起“朝前看”，理想中的“和谐社会”也就近在咫尺了。

最近读了余秋雨先生一篇短文：《商业领袖的人文责任》。在这篇文章里，余先生把责任的最高点置于“人文”二字上，我以为这是非常恰当的，然而余先生一扯就联系到欧洲文艺复兴上去了。这大约是一种中国式的幽默，谓之“王顾左右而言他”也未尝不可。以余先生学识之渊博，总不会联系不上我们自己生存环境里的“人文责任”。曾经有一位余先生的本家执着地要求余先生“忏悔”，这似乎强人所难。以我所读过有限的余先生大作，例如《文化苦旅》，其写作宗旨历来就是粉饰太平，从孔夫子时代的太平直至今日之太平。余先生告诫商业领袖们要“明白自己是谁”，无疑非常正确，但我不知道余先生自己是否“明白自己是谁”。我还很欣赏他对于“人文”之定位：“我们所说的人文，并不是现在文化界流行的那种吟诗作文、谈古论今、咬文嚼字的附庸风雅，而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沉淀历史，又面对未来；立足本土，又面对世界，而它不变的宗旨，是以人为本的责任。”以其在今日中国文坛之地位，我们既看不到“沉淀历史”之功力，也察不出“面对未来”之底蕴。当格拉斯老人一层层“剥洋葱”之时，余教授似乎热衷于“立邦”洋葱，使它增添许多浓墨重彩。那么，我们冒昧请教一句：余教授何以应付自己所应该承担的“人文责任”？就靠女学生们的掌声与喝彩是断不能侈谈什么“人文责任”的。余杰小子楞是揪住“忏悔”不放有点无的放矢，倒是余教授自己揭示出要害来了，这个要害便是“人文责任”，只可惜，他又是训导别人却没有责问自己。

中国人民遭受过的灾难一点也不亚于德国人民，据说，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更悠久于德国文化所归属的“西方文明”。太古老的故事不去扯它，因为它毕竟太古老。德国人揪住自己曾经有过的纳粹现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自我批判，格拉斯的《剥洋葱》其实引发的是一场对于纳粹文化的新的批判。而我们的文化则热衷于“吾党之直”。不用说别的，德国人搞的那个“水晶之夜”，其破坏程度与野蛮程度比“破四旧”差远了！我们做过多少反思？格拉斯果然无愧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很显然这部《剥洋葱》使他再次勇敢地承担了一个作家的“人文责任”，我很怀疑格拉斯老人如果多活几年，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再次落到他头上。国人耿耿于怀说诺贝尔文学奖戴着“有色眼镜”，可是，如果连“出版自由”都只是一句空话，那个奖又从何谈起？再大胆假设一次：如果今年这个奖仅限于从中国作家里评选，那么该给谁呢？余秋雨还是余杰？

本贴于2006-09-23 01:32:35在乐趣园→情感交友→纵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