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好象是辛弃疾的词句吧。

我依然没有找到真理。红太阳的那张大字报出现时，我几乎认为找到了真理。可惜它昙花一现，被无情的事实粉碎了。真理在哪儿呢？找遍天涯海角，找不到踪迹。正当心灰意懒时，却猛然发现，它就在身边，那要到1970年底了。真会捉弄人！

1969年中，我心里堆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越积越多，它到底是一场什麽样的运动呢？我憋不住了，找到指导员，要借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

“我想从头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冷静地思考一下党中央的精神。”

没几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发话:

“有人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紧跟，还有怀疑，还要思考思考。行吗？

不行！对伟大领袖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大伙儿丈二摸不着头脑，指导员在说谁？

我心里当然清楚。

1970年2月，中央下达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打三反”运动。我们这里要慢一拍，夏天过了才开始。这场运动到底想干什麽？我也弄不清楚。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打说的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三反好象是反贪污浪费什么的，反来反去，也就反成了反革命。这次上级不知哪根神经搭上了，明确要求每个单位的“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内，一定要有群众选出的代表。这下可好，大伙又把我选了进去。

领导小组一选好，当晚就开第一次小组会议。这次会议，几乎是1967年初那次文革领导小组会议的翻版。有人提出要揪一个绰号叫“老棺材”的上海青年。又是老样子，我再一次跳了出来。

“他不是现行反革命。”

“为什麽？”又是指导员发问，他已不是三年多前的那个指导员。

“他是上海支边青年。”

“支边青年为什麽不能是现行反革命？”

“他的表现是差劲些，但表现差不等于现行反革命。打成现行反革命必须要有证据。”

“革命群众发动起来，证据就出来了。”

“那不行！不能先揪人再找证据。”

领导小组会议又是不欢而散。不过这个指导员可不象三年多前那个温良恭谦让，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清除出领导小组。指导员指定了一个革命立场坚定的人补我的位子，领导小组继续开会。当天晚上，老棺材被揪出来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那天晚上的揪斗大会我没有参加，我找借口到菜地值班去了。以后每次揪斗会，我一次都没有参加，不是拉面粉，就是卸柴火，反正总有借口。眼不见为净嘛。听说老棺材被斗得很惨，拳打脚踢都用上了。白天劳动，他必须完成比一般人更多的定额才能回来，所以老棺材每天都收工得很晚。

一个月以后，老棺材受不了了。一天，他突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抢救已来不及,老棺材死了，原来他已喝了1059农药。听说老棺材身上有一张临死前写的绝命书。这张绝命书被交给指导员，指导员再也没把它交出来，可能被他销毁了。绝命书上写了些什麽，谁也不知道。老棺材临死前想说些什麽?只有上帝知道。

文革中自杀已不稀奇了，老棺材的死只不过增加了一条闲聊的新闻。我们隔壁团场的政委,爱酒如命。一天，他们政治处的两位干事聊天，说起我们团有位上海知青，喝了1059农药自杀了。政委一下子跳了起来，瞪大了眼睛，

“什麽酒？什麽酒？我怎么没喝过？”

言归正传。老棺材自杀以后，下一个被揪的，就轮到我这个革命立场有问题的。

我的司务长职务被停止，白天写检查，晚上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教育。不能解释，不能还嘴。任凭下面喊口号，揭发批判，一解释就成了对抗革命群众。领导小组轮番政策攻心，什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哪，不认罪死路一条哪，轰得我脑袋发胀，迷迷糊糊。

另一个被揪出来的经不住这威逼，签字认错，图个一时安宁。我成了态度最顽固的。当时我也豁出去了，反正我没有什麽亏心事，要我承认任何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没门！

我在连队的人缘还不错，即使在运动最激烈的时候，群众也发动不起来。我也能感觉到，大伙儿在内心是对我很同情的，即使是不得不举手跟着喊口号，也是口是心非的。大伙的同情和关怀，支持着我度过那一段时光。

同志们哪，平时要多积德。善有善报，真的。

关在房间里隔离审查，倒给了我难得的清静时间，把从小以来无法理解的问题好好地想了想。从小以来，我一直非常认真地按红宝书讲的去做，至于尊师守纪，那就更不在话下。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没有少过。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在新疆这几年的表现应该是人人都知道的。

可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碰壁，从北大开除，到现在揪出来隔离审查。总说我革命立场不坚定，跟家庭划不清界限。都已经把青春献给新疆了，还要献什么才行？我到底错在哪儿？为什麽永远只是冷冰冰地指责我错？为什麽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什麽是对的呢？

真理在哪儿？

红宝书翻了又翻，找不到一句对得上号的。

老三篇读了又读，念不到一句解决问题的。

一句顶一万句呀！怎么不顶用了？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晚上，昏黄的煤油灯旁，我打开了《反对自由主义》。寒风钻过门缝，把灯火苗吹得一晃一晃。偶尔，一只小老鼠吱吱地爬过地窝子屋梁，诡秘地朝我眨眨眼，又一拨身拱进屋顶的草丛里。

对照《反对自由主义》，我还是看不出自己有什麽错。突然，一个念头闪出。数学中不是有反证法麽？如果我能反证，答案不就出来了？

那就试试反证法吧。

假如。。。假如。。。假如《反对自由主义》中说的都是错的。。。

一股热气冲上了天灵盖。。。眼前金光闪闪。。。一时什麽都看不见了。。。

金花飞舞，象金针金线，编织出美丽的锦缎，象金砖金瓦，修筑起雄伟的宫殿，象金弓金弦，演奏着如歌的行板，象金笔金纸，记载下动人的诗篇。

欢快的音符在跳跃。。。多温馨的乐曲。。。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吗？没有吼叫，没有仇恨。。。只有爱的旋律在流淌。。。

这是什麽地方？我好象又回到了童年，儿时的伙伴欢笑地跑来了，来吧，来吧。。。

把手拉起来吧，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

敬个礼呀，鞠个躬呀，

笑嘻嘻呀，握握手呀，

。。。。。。”

多么美好而温暖的世界啊！是真的吗？是天堂吗？

煤油灯的火苗在扑闪，还在昏暗寒冷的地窝子里，我还在受隔离审查，无产阶级专政还在残酷地进行。但是，一种冲动，一种预感告诉我，我这么多年苦苦寻找的真理，就要露出了。

咦，一位美丽的仙女，出现在地窝子。是我眼花了吗？

“你是谁呀？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为了寻找真理，已吃够了九九八十一般苦，该让你知道了。”

“啊呀。。。总算盼到了。快告诉我，真理在哪儿？”

“你先看看那本小册子。”

我再次打开《反对自由主义》，里面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话: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不坦白，不忠实，不积极，以个人利益为第一生命，以革命利益服从个人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利己的原则，同一切不利己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关心个人比关心群众为重，关心自己比关心他人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啊，我从小以来的所有疑问，全部得到了解答。

啊，我全明白了。

仙女抿嘴一笑，

“把本子合上吧，你会看到真理的。把它记在心底。。。”仙女消失了。

我合上小册子，上面闪烁着五个大字:

“这---全---是---假---的！”

呵，这就是真理！它就在身边，它竟然那么简单！

打从找到了真理，我完全变了，象一只快乐的小鸟。多年来卡在心头的枷锁解开了，我还有什麽可忧闷的呢。批斗还在进行，恫吓不再有效，我反而变得乐呵呵的。大伙儿纳闷了，

“这小子吃了什麽药？越斗越来劲了。“

那些书上，报上的官话，不再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全是假的，谁还说那些。

老百姓的粗话，俗话，反而更贴心些。大伙儿开那些带色的玩笑时，我不再道貌岸然地躲在一边，而是跟大伙儿一块儿大笑，一块儿起哄。过年了，远离亲人的知青们，凑在一起喝闷酒。哥儿们把我当作自己人，邀请我一块儿喝酒。

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久。一杯酒下肚，烧得满腹乡愁都冒了烟。远在天边的亲人哪,何时才能再见面?这种日子,何时才有尽头?

“甭说。。。这些。。。伤心。。的。喝！喝TMD的。。。一醉。。。方休！”

昏黄的油灯下，酒气，油烟，尘灰，还有噪杂声，搅和在一块。有人哼起了忧郁的歌，有的开始划拳。

深深的海洋。。。闪开！汤上来了。。。你为何不平静。。。五魁首呀。。。啊哈，你输了。。。罚酒！。。。六六六呀。。。不平静就象我爱人。。。哎呀。。。踩我脚了。。。七巧板呀。。。哥俩好呀。。。她一颗荡漾的心。。。

然后开始跳了，一边吼叫，一边乱蹬脚，发散身上的酒气，发泄心头的烦闷。

我开始理解了。这些看起来思想落后和粗俗的言行，实际是无奈的抗议。比那些弄潮儿装腔作势的说教，要实在得多。我和大伙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家庭出身，阶级烙印，不再是我的紧箍咒。

什麽黑九类，这全是假的。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大批的富有家庭子女从小接受的是反面的教育。他们都可以投身革命，成为革命领导人和高级干部。而我们从小沐浴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下，从小接受正面教育，却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是什麽逻辑？毛泽东思想不是战无不胜的麽？怎么教育来教育去反而赶不上受反面教育出来的？

相反，我为父亲能在强权下讲几句真话而感到自豪。记得前苏维埃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过这样的诗句:

羡慕吧，

    妒忌吧，

        因为

             我

                 是一个

                     苏维埃

                         公民！

我也可以自豪地宣告:

羡慕吧，

    妒忌吧，

         因为

              我

                  是一个

                      右派的

                          儿子！

 

(1970年，从场部回连队半途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