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人，顾名思义，是比一般人更“贱”的人。

历史上，一般人由于有“贱人”的存在，曾经暗暗高兴：这世界上，我还不是最贱的。

因此，拼命保证自己如何不处于“最贱”的地位，曾经是每一个人的绞尽脑汁的事情。

那年，厂革委会主任开罗师傅的批判会，开始，大家都不做声。主任急了，连忙找一些人做思想工作，说什么“你要考虑考虑后果”之类。为了表示自己还算是阶级队伍里的一员，师傅们一会儿就都轮着发言了：罗，你听着，要考虑考虑后果。

你瞧，这不就是工人的D性么？

言归正传。

1975年初，在我驻队的山沟里，来了一个调查人，手持公社革委会的介绍信，说是要调查1968年被“群众专政”了的某人的事情。

我了解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

1968年，这粤东小县由革委会发起了“贯彻‘七三’、‘七二四’通告”的运动（记得是上头对广西和陕西制止武斗的顶级文件）。为了造成声气，全县召开群众大会。

按一般程序，这种大会以生产大队为最小单位召集，统一在公社所在地集中后，再以公社为单位进入大会场。并且，山村的农民，必须一早就集中。到公社时，可能是八点多了，集中后再开到县城，往往已经是近中午的时间了。

为了形成肃杀的气氛，按“大批判开路”的传统斗争方法，先组织对现成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大会。“现成的阶级敌人”是指已经戴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帽子的人。

那天早上，驻地的农民按大队集中的时候，按过去惯例，地主分子陈某已经被绑好了。而陈某，也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客家地区，聚族而居，地主成份和贫农成份的人，一般都有血缘关系的。据说，陈还是许多人的叔公辈哩。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正式场合，一般都还是公事公办的。但是，在本族人面前，只要是非正式场合，人们该叫叔公还是叫叔公的。或许，客家人的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就寓于此，这是后话。

在等待别的边远地区的生产队来大队集中的时候，有人问这陈叔公（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陈叔公”）：听说你会点武术？

人在那种情况下，自然都会特别讨好别人。当即，陈叔公连忙点点头。

反正等着也是等着，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嘛。

跟着就有人建议：不如来二下我们大家观赏观赏。

于是，顺理成章地，有人给陈叔公解开了已经绑着的绳子，并且递给他一条锄头柄，权当武术棍子。

果然，这地主陈叔公大概是年轻时真见过世面，学过几招的，舞起锄头柄代替的棍子来，也算是虎虎生风了。

不久，边远地区的农民已经来到了，于是，陈叔公便又乖乖地背起双手，再由他的同族，按规范绑好。并且，大队革委会指示：对每一个被绑的人，指定专人小组负责，以应付现场批斗的需要。比如，在主席台上，对阶级地人架胳膊架腿，作出一副不共戴天的英勇姿态的。

注意：对阶级敌人绑的不好或者绑得不结实，是你阶级立场不稳的表现。所以，无论陈叔公本人，还是贫下中农们，都具备足够的理解能力的——绑的不敢含糊，被绑的也心领神会。

就这样，生产大队的一群人，在公社所在地集中以后，浩浩荡荡地奔赴县城，开群众大会去了。

路上，几个后生不禁想起了刚才的情景，并且议论了以下的问题：这陈地主会武术，我们又亲自绑过他，日后，他会不会施行阶级报复？领导不是告诫我们，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吗？

由于被绑的人行动受到限制，走着走着，就跟不上队伍，于是，便受到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催促。渐渐地，陈地主明显地成为队伍的累赘。那几个后生，也渐渐地不耐烦了。

不知什么时候起，对阶级敌人越严酷，就越能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不是有人说：“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人民的犯罪”么？

于是，在又一次的催促下，更不知是谁起的头，有人朝陈地主的脑袋抡了一锄头柄。又有人大喊一声：这地主装死。于是，便招来更多的锄头柄。

人们的阶级仇恨发泄了，陈地主也就象死蛇一样地，倒在地上，死了，周围是白里透红地一片狼籍。

此事发生时，我还在工厂上班。当时只听说：在那次大会中，由于四面八方的贫下中农向县城集中的路上，这种情况死掉大概有几十个人。有的公社，更是一路走一路“扑”，一路解决问题，也懒得再费事费时地带来带去了：革命，不是越彻底越好么？

至于这几十个人怎么死的，只是在我身为D的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并且恰巧碰上有关人员，才真正地了解了上面的真实情况。

类似地，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想象到：为了保持自己在阶级队伍里的，人们你虞我诈，互相成为垫脚石。比如，上面对罗师傅的批判会里便是。这一点，我们在考察许多号称为“革命家”的人，在内部斗争中，对一些落了水的、曾经的同志，不惜落井下石。当年刘先生对高先生，何尝不是这样？后来，刘先生身陷囹圄，周先生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不是只有某女同志装病，才有一票弃权的通过“刘先生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决议吗？显然，伟大的周，肯定是投了赞成票的。

还有，在陈地主的事件里，什么亲情，血缘，邻居、敬老爱幼的中华优秀传统，一旦陷于阶级情，立刻便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