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猪肉是按等级售卖的。内猪的肉，符合食品条件，最贵。文化大革命中的牌价是每斤八角四分。公猪肉，是因为公种猪老了，阉过、育肥后再宰杀的。尽管客家地区有吃“利是肉”的习惯，每斤的价格还是低于前者。如果是母猪老了后再育肥的，肉价就更低了。

1974年冬，我作为县委“D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下到山沟里搞路线教育，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的那种。驻地就在梅隆铁路的最高点、一个叫伯公凹的地方。在工作组长的谆谆教导下，高举M先生的伟大旗帜，使用大批判开路的通用路数，已经在生产队站住了脚跟。二个生产队，唯我独尊，令出法随，开会想要批哪个，哪个就得被我批。除了工作队员这“钦差”头衔外，在生产队，也已经有了几个自己的耳目，言听计从的。一句话，整人的日子——爽。

当然，为人道德上，我还是挺单纯的一个青年工人。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按列宁先生的说法，立志要将小农经济思想一扫光，实现全球一片红的历史使命，就靠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啦——这是公社工作队长在队员大会上说的。

生产队有一头老水牛。按本地人的说法，牛老了，牙齿磨损得很厉害了，连吃草都吃不好。所以，牛是越来越瘦了。

一天，队长特意向我请示：这牛，是当年合作化时的产物，已经非常老了，去年开始就没法干活，还得有人喂养。已经找好一个五华县人，专门做老牛生意的。整条牛由他牵走，本生产队净得四百元整。

我一算，好家伙，全队五十一个人，仅此一项，平均每人就可净收入8元。不要笑，当时我的工资，只是32元。生产队每10个工分，也就1角2分钱。

于是，我连忙指示：照此办理。然后，就动身出席在生产大队召开的例行汇报会去了。

 

汇报会上，各队员轮流汇报本人驻地的生产情况，以及从生产情况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自然，生产队要卖大水牛的事是必须要汇报的。

不料，刚一汇报完毕，就有人提议：牛是生产资料（不管你老不老），出卖生产资料，不是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工作队员带头走资本主义，明显是路线觉悟不够高，阶级斗争这跟弦绷得不紧。

议论纷纷之下，我只好派人迅速通知队长：牛，只能由生产队杀，杀了后卖牛肉，所得同样是生产队的钱。

 

过了几天，我从公社赶回驻地。已经是晚上了，牛，已经杀了，还在大卸八块。队长报告如下：

全队二十个全壮劳动力，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才将牛杀死。今天，所有杀牛手聚个餐，食用那些头头尾尾汤汤水水。明天派六个劳动力分二组走村串岭卖牛肉，再派人将牛皮运到县城，卖给牛皮厂。

第二天，我亲自监督，一共收入不过几十元。原来，山村收入低，老瘦牛肉少骨头多，加上山村购买力低，卖不了高价钱。记得牛皮是每斤2分钱。

大大小小，不算人工，也就相当于卖了个母猪的价钱。

 

有人问：为什么有人愿意出400元买个瘦牛？

我真还问过内行人：那些牛贩子有一套喂牛的方法，将牛短期内催肥后宰杀，当然还有钱赚。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一头社会主义的瘦牛，我硬是亲手将它变成了老母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