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旋律--(七) 迎接新战友

人人哪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

哎----，来来来耶，赛呀赛江南。。。

这首歌唱出了美好的愿望，但毕竟还不是现实。

一九六六年初，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组建农三师。我们农场成为42团。供给制改为薪给制，日子好过多了。五月，兵团招生工作组赴上海招收新一年支边青年。我大概因为表现突出，又有一定代表性，被选入招生工作组。

这样，到新疆十一个月以后，我又重返阔别已久的上海。

五月的上海，正是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前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当时赞成的，反对的文章都还能在报纸上刊登。后来证明是“引蛇出洞”。那些天真地写反对文章的，文革中一个个被揪出来批斗，有的被活活整死，那是后话。

市委宣传部专门为兵团招生工作组作了一场形势报告，谈了上海市委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大意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形势下，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在文艺，宣传，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用隐晦的，曲折的办法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有的还钻进党内，上下勾结，内外呼应，大搞修正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忙于招生，这类阶级斗争报告听得太多了，就象“狼来了”一样，没太放在心上。

想不到，狼真的来了。后来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演化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前奏曲，那是始料不及的。

兵团招生工作组有不少上海支边青年，从各师选拔上来的。有的事迹在报上宣传过，大家比较熟悉。这些上海支边青年（包括我在内），将要用自己在新疆成长的亲身经历，动员和鼓励上海的青年报名去新疆兵团。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成长的事迹心得写下，在工作组内试讲，通过后再到社会上去讲。

试讲下来，一部分通不过（包括我在内）。领导觉得内容太平淡，高度不够，要修改后再试讲。

这使我很苦恼。因为咱的思想境界就这么点，我不愿意人为地拔高。在农场劳动时，脑子里就只想好好干，根本没有更多想法。要是劳动时又想共产主义，又想反帝反修，还要想和工农相结合，砍土镘准把脚砍了。对艰难困苦也是不用思考牙齿一咬就挺过去了。要是先把毛主席语录背一遍，再把雷峰日记想一通，再来点什麽思想斗争，这不就成了演戏？

怎么办？

正好，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替我解了围。

一天下午，工作组领导要找我单独谈一谈。原来，我参加兵团招生工作组回上海招生的事，不知怎么给上海戏剧学院（我父母亲工作单位）知道了。戏剧学院党委专门派了一个人找兵团招生工作组领导联系，他希望工作组无论如何不要让我的事迹见报，不要让我的事迹被公众知道。如果我的事迹见了报，戏剧学院的工作就很难做。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要求。

招生工作组里也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上海支边青年，他们父母的单位知道后，莫不欢欣鼓舞，有的还把青年请去做报告。因为这无形中帮单位领导做了一次活生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单位里有政治包袱的职工感受党的政策，至少他们的子女还会受重视，还有奔头。戏剧学院党委为什麽心虚呢？

工作组领导也觉得很奇怪。他们为难地对我说，“工作组到上海招生，不希望和上海的单位关系搞僵。这样吧，你换搞来信来访接待工作，不参加宣传报告动员工作，怎么样？”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呀，我马上答应了。

我隐隐地感到，虽然我和戏剧学院从无往来，但我好象成了那里某些领导的一块心病。

我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都会使戏剧学院党委感到紧张，恐慌，害怕。好象在我身上有一连串巨大的阴谋包在里面，只要我的事迹一曝光，他们就会无处循身一样。孔某和他们，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逮住一个，一串都跑不掉，必须互相包庇着。

这里到底有什么鬼？他们为什麽要策划这一系列见不得阳光的事？这真是一个谜。

当父亲在四人帮迫害下病危时，我从新疆赶回上海。我希望父亲在临终前能告诉我，为什麽戏剧学院党委对其它一些真正有历史问题教员的子女包容有加，而对我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那么惊吓，恐慌呢？他们心虚什么？你们之间究竟有什麽积怨？

父亲痛苦地摇摇头，“他们心狠手辣，你斗不过他们的。”父亲最终什么也没有说，这个谜跟着他一块儿进了坟墓，也许永远解不开了。

我真喜欢来信来访接待工作，它使我接触到一些真诚的人，一些平凡而怀着真正革命热情的人。来信来访接待的人中，大部分是一些不符合招生范围的人。我的工作职责是感谢他们对兵团的关心和热情，同时告诉他们兵团招生的宗旨和范围，劝说他们继续在本单位干革命。

很多来自全国各地要求到新疆兵团的来信，我是含着热泪看完的。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九岁，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有双腿瘫痪的残疾人，也有正在学校念书的学生。

印象最深的是一封来自广东某县的来信。写信的是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夫妻，他们是青梅竹马，同班同学，男的是一家工厂的厂长。他们告诉我，从学生时代，他们俩就向往到新疆兵团。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热爱新疆的感情没有变。每当广播中，报纸上，电影里听到看到新疆的新闻和报道，他们就会激动不已。晚上躺在床上，他们会互相倾诉知道的消息，憧憬着自己去新疆的情景，兴奋得夜不能眠。多么希望招生工作组能帮助他们实现多年的宿愿哪！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代。一方面，一些党政人物肆无忌惮地欺压老百姓，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那些心怀鬼胎的人靠吹吹拍拍，靠汇报揭发他人，靠极左而步步高升。另一方面，大量的老百姓怀着真诚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和知识技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革命，甚至在遭受打击迫害后还是任劳任怨，忠心依旧。就好象一批根本不信上帝的人穿上了神父的外衣，道貌岸然地传教。广大的虔诚的教徒在洗耳恭听，在真诚地忏悔，仿佛神父就是上帝的化身，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旨意。阿－－－门。

当时的农垦部部长王震来看望我们，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在农场听过不少关于王胡子的传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勇猛，直率，粗鲁，政策观念不强的人。见到的王震似乎脾气改了，说话挺温和。他说话不多，大意是你们是毛主席的小兵，我是毛主席的老兵，毛主席的战士要听党的话。说完，他指挥大家唱起了当时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的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书呆子毕竟是书呆子，过不多久，我又开始犯傻了。工作组定期开总结会，总结一阶段工作。这本来是过过形式而已，人云亦云即可，再能贴上几张毛主席教导我们怎么怎么的标签，那就更动人了。没有谁正儿八经地用毛主席的教导一件件衡量的。

我那时大概真的把毛泽东思想溶化在血液中了，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要求已经够书呆，还真的衡量起工作组的工作来。这不，我一发言就语惊四座。

“招生工作组的工作没有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主要表现在对新疆的宣传没有做到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把好的地方说得太多，把艰苦的地方说得太少。将来青年到新疆后看到的现实与宣传的对不上，思想要起反复的。”大家惊奇地对望，谁也不吭气。有人巧妙地开了个玩笑，把话题扯开了。

会开完了，师干部股股长摇摇头叹息，“年青人哪，还没见过世面呀！”平心而论，工作组的工作作风和政策掌握，还算是不错的，比戏剧学院不知好多少倍。我用这种高标准要求工作组，确实苛刻了点。

六月里，新一年的支边青年开始陆陆续续进疆。我被安排第一批返疆，沿途护送第一批去农三师的上海支边青年。安排食宿，休息，上下车，处理途中出现的事件，忙一点，累一点，心里还是很高兴。能让新来的知青吃好睡好，减少他们初次离家的悲伤，平安到达农场，是我最大的满足。尤其是，我又看到了自己一年前进疆的缩影，看到了新来的朝气蓬勃的青年。

护送到团场后，我就留在新来的青年所在连队里工作。

赛翁失马，焉知非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部分招生工作组的支边青年挨了揍。

新一年进疆的支边青年十分愤怒，说工作组的青年把新疆吹得天花乱坠，把他们骗到了新疆，狠揍一顿解恨。

想不到，我不但没有挨揍，连队的青年还说，只有我没有骗他们。他们还记得我在火车上说的话。

“我说了什麽呀？”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我们问你，新疆的哈密瓜多大，多甜？新疆的景色多美？你只说了一句: '你们到了新疆就知道了。'”原来是这句啊。

看来，还是实事求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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