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旋律(六)

           ——车轮滚滚

 

坐上大卡车，带上大红花，

远方的年青人，塔里木来安家。

来吧，来吧，年青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啊，《送你一束沙枣花》。

听着这首当年的歌，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生平第一次，被敲锣打鼓欢送。

“敲锣打鼓的地方，千万不能去。”现在的年青人，聪明多了。当年的我们，傻呼呼的。

火车车轮一动，车厢内外，月台上下，迸发出一片呼天号地的哭喊。其悲壮的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孟姜女哭长城”。报名去新疆的知青中，只有少数是明确为“干革命”而去的。其它的，或者是好奇，好玩，糊里糊涂报的名，或者是为减轻家庭经济政治压力，为兄弟姐妹的前途，或者对自己就业前景彻底绝望，在街道里弄的压力下报的名。

在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相聚。

说是生离死别，也不为过。有一些知青此去以后，长眠在戈壁滩的沙包下，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当年的英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天真地认为响应了党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边疆，等于赎了出身不好的罪，就象祥林嫂捐了门槛，认为阎罗王不会再来找麻烦一样。

可怜哪！祥林嫂最后的结局，正是他们的结局。血统就是血统，永远也改变不了！就象八旗子弟，不管其表现如何恶劣，永远是铁定的革命接班人一样。

我是为寻找真理而去新疆的，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弟弟跟着启动的车厢，跑了好一段。他想给我一个笑，我也想回他一个笑。都是十分勉强的笑容，苦恼人的笑啊。

望着亲人远去的身影，心中一阵凄凉和惶恐。

人生的道路，崎岖不平。深山密林，虎狼成群。急流险滩，蛰伏杀机。第一次离家去北大，就被莫名其妙地除名，不得不忍受被人猜测，嘲笑，抹黑和蔑视。这一次离家去更遥远的新疆，等待我的是凶？是吉？

人生难测！

四天火车，十天卡车，生平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车。荒凉的戈壁，卡车开几个小时看不到一点人烟。颠簸的道路，从座位上弹起来可以碰到卡车顶棚。沿途的风沙，每晚下车时一个个成了黑张飞。奇怪的是，离别上海时的悲怅心情消失了，大伙的情绪反而一天天高涨。一个颠簸，会激起一阵咯咯的笑声。激昂的歌声，从一辆辆卡车中传出。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是什麽给了这些年青人这么高涨的热情？

如果你看过白杨主演的《祝福》，就不难理解了。

祥林嫂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捐了一条门槛，从庙宇中兴冲冲地走出。你还记得她明亮的双眸吗？你还记得她神采飞扬地逢人便说“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吗？

这些多年来一直被指责与家庭划不清界限，一直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扫荡的狗崽子们，如今捐了门槛，可以自豪地告诉全世界：

“我已经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我也成为了革命者。”他们相信，党团组织再不会把他们排斥在外，而会紧紧地拥抱他们，“。。。好同志啊！”好一场幸福的梦，美妙的梦。

经过十一天奔波（汽车开十天，途中休息一天），我们到达了终点，农一师四管处前进二场。据说那一年，整个农一师支边青年中，我们这一批纪律最好，情绪最高涨，这大概和我们这一批中狗崽子的比例高有关。

农场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沿，昆仑山脚下，离古城喀什大约4个小时汽车路。它处在最下游，上游的排碱水就泄放我们这里。农场就在盐碱滩上，有的地方连芦苇都不长。我们喝的水也是盐碱水，带点咸，带点苦，腻腻的，每天至少拉两次肚子。在大田里劳动，不时有人扔下坎土镘，往两边沙包奔。那准是要拉稀，憋不住了。

天天用盐碱水洗脸，皮肤变成棕色，上面裂开了大大小小的裂纹，就跟松树皮似的。

这里的水据说缺少一种什麽矿物质，不适合饮用。兵团派专业的找水队来这里找饮用水，也没能找到。我不清楚这里的水究竟少了什麽，只看到这里的老职工一上五十岁，满口牙基本掉光，可能是这种水作的怪。

包谷馍是主粮，油和肉很珍贵，平时是吃不上的。蔬菜也不足，早上就用稀稀的包谷糊当菜。我们一开始是供给制，不论胃口大小，每人一个包谷馍。对我来说，一个包谷馍根本不够。每天劳动时，肚子饿得两腿发软，浑身出虚汗。调皮一点的，劳动时偷点懒，下工哨子一响，就快快回家。我可是劳动时拼命干，一到下工，就坐在田埂上喘气，走不动了。双腿软软的，走一小段，就心跳气喘，坐下来歇歇气才能再走。终于走到家天已擦黑，有时连队开过晚饭才走到，求炊事班长再打开食堂门吃点剩包谷馍。

记得有一次，我双腿软得实在走不动，很晚才走到家。连队正集合，值勤排长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事后他才知道我是饿得走不动路，刚到家，连饭还没吃上呢。

供给制的生活实际上很艰苦。每人每年两套平布军装，两套内衣裤和袜子，一双球鞋，一双皮鞋，每两年一套棉军装，一套被褥，一顶棉帽，一双棉鞋，一双毡茼，还有一个针线包。每个月三块钱津贴。平布军装很容易就被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扎破，连补衣服的布都没有，只能用线缝住。没多久，线再也缝不住了，只能任衣裤上开出大大小小的窗口，象一面面小旗，迎风飘舞。

更糟糕的是发的鞋子，抽到哪双是哪双，不准调换。我拿到的棉鞋太小，穿不上。皮鞋又太大，穿上直透风。冬天到了，我只能穿上那双透风的皮鞋，脚上裂开了深深的口子。

趴在地上练瞄准，脚上的口子被冷风灌得生疼，一直疼到心口。我只能在心里祈祷。

“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到明年冬天，我就能攒够钱。。。买一双棉鞋了。”那时，我用津贴定了《人民日报》和《青年报》，每月只剩8毛钱了。一双棉鞋9元，我即使什麽也不花，哪怕是寄信的邮票也不买，也要攒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双棉鞋。

慢慢地，脚上的疼痛开始隐退了，慢慢地，脚开始麻木了，慢慢地，脚什麽知觉也没有了。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不也是这样的麽？

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我决心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阶级烙印。连里打田埂劳动竞赛，手上的血泡破了，把坎土镘把都染红了，不但超过其它知青，而且盖过了连里的老职工和复员军人，拔得头筹。军事训练，获得优秀射手。就连拾花竞赛，吃饭时间也不放过，一只手抓包谷馍，一只手还在拾棉花，硬是挤进了拾花能手的行列。

农场有不少老职工，49年扛着枪，用两只脚从关内步行到新疆。54年就地转业一声令下，他们就默默地生活在这戈壁滩上。他们是真正的老革命，贫下中农！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阶级觉悟”，竟然低得和我差不多。他们不带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用朴素的道德规范衡量是非。工作勤奋，踏实，待人真诚，不作假，不害人，他们就认为好。夸夸其谈，弄虚作假，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们就认为不好。他们弄不清无产阶级专政这套深奥的大道理，更相信的还是良心。要是有人陷害他人，他们就会看不惯:“没良心的，作孽啊！”他们的道德规范，竟然和父母教导我的完全一样！生活在他们中间，竟是如此融合，和谐。发生矛盾时，他们也会破口大骂，一旦矛盾化解，他们就会热情如故，不带小心眼。

和这些真诚的人相处，生活虽艰苦，心情是愉快的。回想在上中，北大期间，接触的人一个个象带了假面具，当面看不出，背地耍心计，反差真大！

他们从不居功自傲，相形之下，那些把胸脯捶得嘭嘭响，开口闭口“我们革命的后代”，“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弟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人，活象个拉大旗作虎皮，卖狗皮膏药的。

三十年后，不少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带着他们的子女，探望当年下乡的地方和乡亲。其它人很不理解:“你们当年不是拼死拼活地要离开插队的地方吗？现在又说那么怀念那里的乡亲。是不是有点虚伪？为什麽你们不留在那里呢？”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在偏僻的农村，又不得不离开纯朴善良的乡亲，知青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我也一样，十分怀念乡亲们。

那时，我的书呆子习性还没有改掉。讲的话里总离不开大量只有书本上才用的书面语，怪别扭的。那些所谓低俗的，带色的话是绝对不讲的。我实际上并没真正和大伙儿打成一片。

记得有一次大田劳动时，刮起了大风沙。眼睛睁不开，嘴里嚼嚼都是砂子声，连气都喘不过来，大伙提前收工回家。回家途中，来了感受。想想自己从小到大，从来没想到吃的粮食，做穿的衣服的棉花，是乡亲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种出来的。多谢这场大风，让我感受到这些道理。浮想联翩，我不由的感动起来，脱口而出:“这场风刮得真好！”“什麽？呸，这场鬼风还刮得好？”旁边的知青愤怒地叫起来。

这就是我当时的呆模样。

几年以后，我终于放下了书呆子的臭架子，该开玩笑时照开，该说粗话时照说，大伙儿这才告诉我他们当时对我的评价。

我刚到农场时，就象不知从哪儿冒出的一个怪物，工作拼命干，待人热心诚恳，但是说话怪怪的，句句都是书上的大道理，就象党委书记做报告似的。

“这家伙大概想争取入党，往上爬吧？”过了一段时间，大伙琢磨着又不象了。“这家伙看上去不象争取入党啊。怎么他不巴结领导，靠拢组织，告发别人呢？”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大伙得出结论: 这家伙十有八九神经有毛病，神经病！

本想到新疆寻求真理，没想到越弄越糊涂了。我说的，想的，做的和这些真正的老军垦战士，贫下中农是这么合拍，好象没有错。那为什麽党团组织一口咬定我阶级觉悟低？

为什麽北大要把我除名呢？

望着被鲜血染红的坎土镘把，“告诉我吧，真理在哪儿？”“早着呢，年青人。要想知道真理，你还得多多磨练。”坎土镘把摇摇头。

望着长出新叶的沙枣树，“告诉我吧，真理在哪儿？”“耐心点，年青人，再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你才会知道真理。”沙枣叶沙沙响。

好吧，我等着。心诚所至，金石为开。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真理的。

 

                                                                     《人生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