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雪原上，有一群豪猪。冰冷的气温迫使它们挤成一团，抵御那刺骨的寒风。挤得太近了，那尖尖的刺就会把它们刺疼，它们又散开了。冷了，就往里挤。疼了，又往外散。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

这一群豪猪中间，有一只光皮猪。可怜的光皮猪没有一身豪刺，当那些豪猪往里挤时，它只能被活活地扎死了。

这是著名的《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一则小故事。

人生就是这样，当社会环境象冬天般寒冷时，你必须有一身刺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否则。。。唉。。。可怜的光皮猪啊！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欲上下而求索。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我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上海，我从小生长的城市，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街道车水马龙，可我找不到自己的路，人群熙熙攘攘，可我找不到理解自己的人。我真诚地相信老师的教导，报刊的宣传，组织的谈心。我认真地要求自己，帮助关心别人，学雷锋做好事。可迎接我的是一张张冷冰冰的面孔，一次次无情的打击。

这是为什么？

不相信组织！我已经把心都掏出了，还要怎么相信？我只不过不会打小报告，不会在背地里陷害别人而已。

没有和家庭划清界限！我确实认真地检查父母在家里的言行，如果有反动言行，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揭发。实在没有啊！可我不会编故事，不会牵强附会，不会无限上纲。毛主席不也说要实事求是麽？

既然你们的政治觉悟高，为什麽不帮助我知道错在哪里呢？既然你们发现我有严重问题，把我从大学除名，为什麽不能告诉我原因？让我知道错在哪里，有什么不好？

我问书本，找不到答案。我看报纸，找不到答案。我听广播，找不到答案。我翻遍雄文四卷，找不到答案。

真理在哪儿？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要成为社会青年（当时对失学青年的总称）了，社会青年是被人嗤之以鼻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指着他们叫：

“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打了个寒噤，我能面对吗？

没想到我的处境，比社会青年更糟。

上海市公安局户籍办公室。

户籍警惊奇得呛了一口，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什么？被学校开除了连张证明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杀人放火？

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反革命？”“什么？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开除的理由。侬当阿拉是戆大啊？（上海话：你当我们是傻瓜吗？）”户口报不上，我成了没有户口的人。

更加可悲的是，即使落到这种地步，我还是痴情地相信党，相信组织。

一个多星期以后，有人敲门。

打开门，敲门的竞是比我先一步开除的石XX和她的母亲。她们听说我也被开除了,赶来问问什么原因。我告诉她们,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系里说不能告诉我。

她们忿忿不平地说，北大这样做实在没有道理。出身不好有什么罪？报纸上不是一直说，关键看本人表现麽？凭什么不看本人表现就把学生开除？

她们准备去市高教局告状，希望我也一起去。

我却说了一句当时发自内心，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被开除的原因，我相信党，相信组织。组织是不会错的。

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我劝你们也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去告了。”她们惊呆了。

她们默默地走了。

以后我去了新疆，石XX下一年再次考大学，考上了同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分配到贵州。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和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殊途同归，又回到同一起跑线。十五年后，我平反回北大学习时，她考取了同济研究生。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在南大天文系学习时，她正好研究生毕业，到南大答辩。她知道我的情况，我也知道她的情况。可我不敢见她，我始终没有勇气面对她。

历史已作出公正的裁决，她和她母亲当时的认识是对的，我的愚忠是错的。每当我想起自己那时愚昧丑陋的表现，想起她们惊呆的眼神，我羞愧，我自责，我无地自容。

相形之下，我走了更长的弯路，耽搁了更久的时间，经历了更多的磨难。这就是历史对我愚忠的惩罚，历史是公正的，无情的。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运动中最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就象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向神父忏悔。还记得《牛氓》中的亚瑟向他崇拜的神父蒙泰里尼忏悔的故事么？结果呢？唉。。。可怜的光皮猪啊。。。

六五年一月底，公安局通知我可报户口，我总算升格成了社会青年。

社会青年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学习一塌糊涂的，有表现一塌糊涂的，有身体欠佳的，也有品学兼优仅仅是出身不好的。

即使处在这样一个群体，出身仍然是主宰一切的。一旦有工厂招工机会，送去的总是出身好的，不管其表现如何。有些出身不好的，眼巴巴地等了六七年，还是没有工作机会。

宣传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是宣传到新疆去是有志气的革命青年麽？

为什麽把根红苗壮的送到大学工厂，把血统差的塞到新疆？不是宣传重在表现麽？为什麽出身不好的处境和印度社会底层的贱民，纳粹时代的犹太人毫无差别？报纸上写的，广播中讲的，为什麽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呢？

这段时间，我默默地作去新疆体能上吃苦的准备，同时又苦苦地思索这些矛盾的答案。从小以来，父母，老师的教导，报刊，书本，广播的宣传，在我头脑中编织了一道道美丽的光环，现在被赤裸裸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虚弱，多么不堪一击！

不！我不认输！

被愚忠蒙蔽了双眼，我不相信说教是错的，我不相信自己从小以来的信念是错的，我宁可相信自己的阶级烙印太深，自己的阶级觉悟不高，因而找不到答案。

我问苍天，“真理在哪儿？”苍天不回应。

我问大地，“真理在哪儿？”大地不吭声。

我问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理在哪儿？”人群中有的摇摇头，有的指指点点，有的不屑一顾，有的冷言冷语。

“哼，这种人哪配上大学，只配到新疆去！”“哼，假积极。还想知道真理在哪儿呢！”“哼，你哪能和我们比。还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真--理--在--哪--儿？

乌云翻滚，一阵闷雷从头顶炸开。一个苍老的声音，穿过云层。

“走吧，年青人。。。。离开这繁华的城市。。。。走到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里，你会找到真理的。。。”响雷滚向天边，苍老的声音依稀在回荡。

“走吧。。。，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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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陈凯歌（北京四中毕业生）对“文革”前革命干部家庭学生的心态的评价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的味道，而无法逃脱。

摘自《少年凯歌》

 

附录2：文革初期红卫兵对同校同学的作为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

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一些人有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整个年轻一代在1966年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并且称他们为"红卫兵一代"。这样的看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有的学生还象他们的老师一样被他们的同学迫害。

比如，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家庭出身好"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坏"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其他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一根长绳子绕过被"斗争"的十个学生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在这个学校的其它班级中也发生过。在同一天，校长卞仲耘也被打。卞被打死于下一日。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出入走小门，并称其为"狗洞"。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的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强迫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任由皮带抽打。打的过程中，有同学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也是"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他爬着回家，因为被严重打伤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一位名叫郭兰蕙的学生，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能忍受侮辱，在1966年8月20日服毒自杀，死时19岁。杨爱伦，高一学生，"家庭出身不好"。遭到"斗争"，被强迫写"交代"。8月8日，她在学校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伤，但幸而未死。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狗崽子"是被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打死。曹滨海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同学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武素鹏被捆在一条麻袋里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

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学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被殴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杀。

摘自《公民维权论坛》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