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真的是灵，一带上阶级斗争眼镜，看到的世界就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捕食场，人性就变成了冷酷凶狠的狼性。

当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刚考入上中时一群天真的要求上进的少年，一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同学，不到三年时间就会把其中的一部分当作落后份子甚至阶级敌人批判斗争，残酷打击。必须背后打小报告，把对你很友好的同学打翻在地才能表现出你的进步。如果你不先打倒他，他就有可能打倒你。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这么残忍，甚至不谙世故的中学生都不能幸免？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可不是吗？

就在班里同学正在争分夺秒复习，迎接高考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时间花在帮助几位班里学习最吃力的同学补课。我是班级学习委员，希望全班高考满堂红（后来果然如此）。可怜的资产阶级苗子还蒙在鼓里呢！

一切都是背着你进行的，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十五年后幸亏“四人帮”垮台才平反。老百姓没有权力申述，申张正义，更助长了党政人物为非作歹。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这就是那个专制的年代！如今有一些听信某些宣传而仰慕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你们真想过过这种生活吗？

当然，对有野心的八旗子弟而言，那个年代却是可以任意宰割他人而不必有所顾忌的年代。没有法纪束缚，没有群众监督。过瘾哪！留恋哪！

当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为什么班里那个把以左自居的高干子女专门盯住我一个人？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呀。如果这是出于他们本能的对出身不好子弟的篾视，那班里还有其它出身不好的仅仅埋头学习，不参与班级工作甚至不争取入团的同学，为什么他们并不介意这些黑五类同学，偏偏要打击一个迫切要求进步，做了大量班级工作，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同学呢？

多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看到和听到一些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象北京男四中，一零一中学，那些八旗子弟整班里出身有问题同学的故事。发现这些八旗子弟说的话做的事，和我们班的个把高干子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附录1，2），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年有多么傻，我挨整不是偶然的。

还在高一，他们定了一个三年学习计划，立志在三年内超过我。他们的确努力了，学习成绩也进步了。但是，目标没有达到。到了高三，他们意识到单靠个人努力是不可能超越我了。我仿佛成了他们今后攀登国家权力高峰的一块挡路石。

怎么可能？我学习再好也不会挡了他们的路。我虽然单纯，幼稚，但很清楚自己血统不行，绝对不敢有向上爬之类非份之想法。要是我早知道这些，我一定会在每次考试中故意做错两道题，让自己的成绩落在他们后面。可惜，当时我完全不知情。

15年以后，一位高中老同学才把内情告诉我。

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谁叫你那么突出？教训呀！

直到18年以后，一位当年的老同学才告诉我，团支部在背地里收集我的黑材料。

他们要他揭发，我平时究竟有过什么错误言行。并且威胁他说，不能把这些告诉我，一旦说出来，就别想上大学。他估计我肯定考不上大学了。

“这是为什么？”“唉，。。。妒忌啊！”高考发通知那天，全班又集合在一起。

那几个八旗子弟，踌躇满志地过来了。有了孔某的诬告材料和邬某的黑评语，这回该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就象被3K党抓住的黑奴，一把阶级斗争的大火，将把我和十字架一起送上西天。

“这三年，你这个右派子女够神气的，简直要骑到我们头上了。哼！等一会儿，。。。，有好戏看喽！”一群知道点内情的同学来了。他们十分勉强地朝我笑了笑，用怜悯的眼光看了看我，就象看一位被确诊为晚期癌症的病人。他们不敢想象，过一会儿该怎么面对这个直到高考前，还在忙忙碌碌为同学辅导，为大家出学习园地的学习委员。

我也觉得怪怪的。怎么啦？才分开几个星期，就好象不认识似的。

发通知了，大家都录取了。而我。。。居然也拿到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那几个八旗子弟傻了，知道点内情的同学惊奇了。

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

没有错。

北大地球物理系招生工作组听说北大物理系有一位高分考生，因为档案里有不好的材料而正在犹豫，不敢录取。就把那位考生的材料调了过来。研究后决定录取。

地球物理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的，侧重于应用科学研究。新生入学后，系里要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在专业思想教育会上，系里告诉同学们，不要小看这个系，不要小看自己，高分考生就在我们系里。

会议过后，同学们纷纷跑到我这里请教学习经验，我这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位高分考生。(我的高考成绩：数理化外语四门总共381.5分，政治80分，语文67分。十分惭愧，为了不忘却这段历史，只有67分的功底，不得不硬着头皮拿起笔)开学后第一个月，几乎没上多少课。除了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以外，大量的时间用在排队列，练正步上。国庆十五周年快到了，我们要准备国庆节游行的队列。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六年前刚上初中，也是正课不上，搞杂七杂八运动。不多久，我就受冤屈挨整。这一回，说不准又要搞什么运动。运动一来，总有人挨整，有人倒霉。当然，也有人发迹。

倒霉的，不要又轮到了我。

这预感也真准，邪门了！

国庆节一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校园里展开。

臭名昭著的王XX“桃园经验”在各级传达。白区工作时的单线联系，背靠背方式照搬过来。什么“扎根串联”，“请上楼”，“下楼洗澡”，“脱裤子割尾巴”，。。。，整人方式层出不穷。北大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社教工作试点，中宣部的张XX率领社教工作组进驻北大。

工作组一进入北大，就把北大校系领导架空，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每个学生要写思想小结，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更要揭发交代父母的反动罪行。

我们系就有一个上海的考生，大会小会把父母骂得那个厉害，我简直都听不下去了。太假了！如果他的父母真那么反动，枪毙都够格，为什麽还呆在家里好好的？

去公安局检举啊，何必在这里作秀？他成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典型，安然混过了社教（但他还是没有混过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工宣队找他谈话的前一天，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了。文革后还是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反动混帐父母，找学校要求为他落实政策。这是我十五年后才知道的）。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北大隔壁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搞社教试点，象一潭平静的湖水。就在北大揪斗声不断，人人提心吊胆时，清华园内书声朗朗，学生们在专心学习。真羡慕他们。当时的清华校长蒋XX做报告时，还戏称“清华清华，一大二荒”，嫌校园里太冷清呢。

社教越搞越激烈了。

有同学在食堂里吃饭，没把红薯皮吃掉，留在饭桌上，被阶级觉悟高的同学发现了。这还了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啊！

一场声讨地主资本家复辟变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字报铺天盖地，把那个仇视贫下中农种出的红薯的家伙，给我揪出来！红薯皮里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薯皮是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的铁证，红薯皮象征着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水岭，红薯皮俨然成了是不是要亡党亡国的头等大事！

斗争面越铺越开，手段也越来越辣。

社教工作组的第一炮，对准了刚入学的新生。

工作组审查新生的档案，发现政治上不可靠的，格杀勿论。据说那场运动，北大共开除了200多名学生。我不确定这数字是否属实。但地球物理系招收的将近50名新生中，共开除了3名，这点是铁板上钉钉子---跑不了的。

第一个通知到的，是上海市一女中考来的石XX。她是位学习很不错的女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除名了。她悄悄地离开了。

再过了一个多星期，我被通知除名，没有给出理由。

我离开北大后，又有个福建同学林XX被除名，理由是他有海外关系。

十五年后，我和林XX都平反回到北大，又见了面。他告诉我，这个海外关系，是他的一个在印尼橡胶园当橡胶工人的舅舅，标准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吗？怎么变得不可靠了？天知道！

北大的社教从一开始就直接搅进了上层的内部派系争斗，一攻一防，社教工作组领导班子的人马换来换去，工作组手下的红人也随之变来变去。工作组一开始虽然拿刚入学的新生开刀，其项庄舞剑之用意却是瞄准了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后者也不是吃素的，几个月后就展开了反击。

一九六五年一月，彭X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三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XX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北大社教工作组改组，运动开始转向。据说，工作组掀起的针对学生的乱批乱斗风被刹住了，北大社教试点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我们这批已被工作组清除的学生，却是不了了之。社教初期的红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XX倒过来在国际饭店受批评围攻。引出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聂XX就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让当年社教中整过她的那些头头也尝尝苦头这一段冤怨相报，以毒攻毒的故事，那是后话。

最离奇的是我的除名，不能告诉我原因。当通知我的系干事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知道开除我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如果不告诉我原因，那我今后不是还会犯类似的错误吗？”系干事有些为难：

“我要请示一下工作组，明天再答复你。”第二天，系干事告诉我：

“我们研究决定，还是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样吧，你可以说，原因就是组织上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就这样一个搪塞的理由，系里仍然不敢写在纸上。我被除名了，连一张说明我被除名的证明和告示都没有。

是难啊，怎么能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幸好那个年代的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你有权，就可以在幕后决定一个人的前程。

啊哈，好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我离开了北大，一张为什么离开的证明都没有，连回去的火车票还是自己掏钱买的（系里补助我的钱不够火车票那一部分）。档案里已是内定白专而自己茫然不知，那时我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