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楼，迎着朝阳，耸立在绿荫中。

先棉堂，披着晚霞，端坐在草坪上。

这是有近100年校史的上海中学。先棉堂取名于民间传说中纺织业先驱黄道婆的织房，龙门楼则纪念上中的前身满清时代的龙门书院。

上中是上海有名的常青藤学校之一，我报考时只收高中，后来开始收初中。每年，上中从上海市各区招收300名学生，从郊区各县招收100名学生，每50名组成一班，每届8个班。学生一律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学校内有商店，电影院，食堂，澡堂，俨然象一个独立王国。

上中有不少很有水准的老教师，据说去大学教书也绰绰有余。上中的学生来自市区和郊区各校的尖子，聚集在这儿再次较量，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我考入上中那一年，学校从400名学生中挑出50名外语好的，成立一个“高级班”，单独培养。我进入了高级班。

说来也巧，班里有将近十个高干子弟（局级，少将级以上干部子弟）。这些高干子弟，和我在五十四中学看到的吃喝玩乐八旗子弟大不相同。他们勤奋，肯吃苦，学习很认真。同时，他们又有很强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中的一部分，待人比较平和。另一部分则不一样。他们觉得，自己能进入上中，又进入高级班，将来的中国理所当然要由他们管理，因此在高中期间，他们已经在认真考虑未来治理国家的策略。记得当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权和美国对着干，学校还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他们却评论卡斯特罗充其量只能算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离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差得远。这使我十分敬佩，哇，这么高深的国家大事我可从来也没想过，他们的思想觉悟一定高得了不得！

这个班入学时就有好一些同学是团员，因为我初中的班上没有一个团员，加上我的年纪一直是班上最小的，对这些团员自然非常崇拜。他们一定思想觉悟非常高才会入团的。好极了，我不是一直觉得书本上讲的和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对不上吗？我不是一直想弄清什么是真理么？正好向这些团员请教。

我真诚地找这些团员谈心，告诉他们我心里想不通的疑惑，还告诉他们我在刚上初中时莫名其妙地受少先队“处分”，学校又匆匆撤销处分，一直到初三都不肯公开认错的事。我期盼这些团员会热心地指导我，告诉我答案，我甚至朦朦胧胧地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思想觉悟也会提高到团员的程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谁想到，我又犯了一个大忌，团员是永远不会说组织和领导不对的，哪怕他们心里清楚。这些团员只会一味地指责我，说组织是永远不会错的，肯定是我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要我深刻检查自己。我的疑惑不但没有解开，反而更糊涂了。

唉，书本上电影中那些热情帮助别人的共青团员都跑哪里去了？

从高二起，班里的团支部被个别高干子弟控制。他们在班里大搞阶级斗争，实行红色恐怖。开始时，班里同学们还是比较团结的，慢慢地，这些高干子弟在革命词藻罩盖下的弊病开始暴露出来。他们有浓厚的“自来红”，在班里制造等级差别。革干子弟要继承父辈的革命传统，当好革命接班人。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地主资本家复辟阴谋。黑五类子弟必须检举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背叛家庭，投向革命阵营。同学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理所当然是他们的统治属下，因此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居高临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其次，他们评价同学表现的好坏不看他怎么做的，只听他怎么说的，喜欢听顺耳话，漂亮话，恭维话。平民子弟为了入团，不得不依附他们。一时班里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成风。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思想才能入团。这成了他们控制同学，背地整人的看家宝。本分的同学则人人自危，明哲保身。

从小一直是好学生，一直要求进步的我，当然也努力争取入团。可是，我把努力放在了行上，却没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的言。更可悲的是，我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怎么讲，和班里的假大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记得高三毕业前，团支部在班里开了一个讨论会，要求大家谈一谈学习董家耕，张韧的体会。董家耕，张韧是当时报纸上宣扬的放弃上大学直接去农村的标兵，我们班里的左王们正在营造只有不报考大学直接去农村才算革命派的气氛，当然他们自己是不包括在内的。

讨论会的气氛异常紧张。

沉默，久久的沉默，教室里静得连掉根针都听得见。

那个把高干子弟不吭气，我们是革命接班人，要考虑的是今后如何掌管好这个国家的大事。能不能放弃考大学直接去农村是团组织对你们平民子弟的考验，你们的思想觉悟怎么这么差劲呐，连个带头的都没有。

那些平时夸夸其谈,经常靠拢组织汇报情况的积极分子,都成了哑巴。说说漂亮话，唱唱高调他们不甘落后,但要让他们实打实真的干，绝对不会干的.那些不唱高调认认真真复习准备高考的同学，也没有一个发言。你们积极分子平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现在怎么没动静了？凭什么要我们放弃高考？

沉默，沉默中大家紧张地对视，等待着哪个猎物落入陷阱。

世界上还真有傻瓜，我打破了这种心怀鬼胎的僵局，谈了自己的看法，“董家耕，张韧的举动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复习应考，以优异成绩让祖国挑选也没有错。如果大家都不参加高考，那祖国怎么挑选？如果最优秀的学生必须去农村，为什么不让高中毕业生考农村，考不取农村的才上大学呢？”啊哈，猎物来了！这些夸夸其谈的积极分子来了精神，争先恐后地发言。一顶顶大帽子压上来，什么对党的号召认识不足呀，学习目的不端正呀，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呀，唯恐天下不乱。

奇怪，你们平时连班级工作都不愿做，生怕占了你们复习时间影响自己高考成绩，你们明明比谁都想考上大学，怎么不敢说实话？怎么现在话倒过来说了？

奇怪，如果你们认为我的看法是错的，为什么不说说什么看法是对的，你们自己打算怎么办？说呀！

有趣的是，这些积极分子只敢批评别人这儿错那儿错，没有一个敢说出自己心里认为什么是对的，更不敢表态自己的打算。

讨论会圆满结束，这些积极分子心满意足地松了一口气。一来通过批判别人表现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二来可以逃脱无法表态的难堪，一箭双雕！

那个年头，言行一致的人多半没有好下场，谁叫你看不穿呢？

假大空万岁！那个年头，要想活得好一点，不这么做不行，实在迫不得已。

糟糕的是，上中的教育体制，还是那些高干子弟耿耿于怀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出题，打分十分严格，一视同仁，不留情面。要是教育体制早一点改革成他们喜欢的“无产阶级”体制，规定高干子弟的成绩至少80分，平民子弟的成绩最多80分，或者取消考试，由党委推荐成绩，那么，我后来遭受的苦难，也许要少得多。可惜，这样的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实现，而我早已成了老运动员。

当时，戴着红领巾上高中的我，太单纯了。我只知道尊师守纪，努力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却不知道人间还有妒忌和阴谋。高中期间，我年年都是班干部，也是班里唯一达到三好学生标准的学生。三好学生在上中是个很高的荣誉，要求很严，当时平均每两个班才有一个学生达到三好学生标准。

这样崇高的荣誉居然没轮到那些要想掌管国家大印的八旗子弟！

“只要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记不清是哪位政治家的名言。

大量的班级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连一部分晚自习时间也搭进了。他们还嫌不够，要我再多做些。

“我做的班级工作量已经多得不合理了，为什麽还要压任务？”“这是团组织对你的考验，你学习好，多做些是应该的嘛。”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光考验我一个人呢？

我终于适应了这种状况，学习效率大概是这个阶段逼出来的。尽管自习时间远少于其它同学，学习成绩居然没掉下来。

这一招不管用，更糟糕的是，我在德，智，体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很难挑得出毛病。

只有从我的家庭出身下手。

他们一口咬定我和家庭划不清界限，轮番找我谈心，要我揭发父亲在家里的反动言行。我确实认真想过，父亲在家里究竟有没有反动言行。可惜父亲在家里比谁都革命，比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除了“相信党，相信组织”之类的革命言辞以外，再也没有其它的话。我实在不知道班里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入团，揭发自己父母如何反动的发言，究竟是编出来的还是真的。反正我不能讲假话，看不出就是看不出。我也曾真正苦恼过，为什麽我的阶级觉悟老是上不去,我就察觉不到父亲一点反动言行呢？

苦恼也没用，阶级觉悟低，就认了呗。入不了团，就当革命群众吧。

这哪够?我只有彻底上不了大学,这个把高干子弟才放心.他们又轮番找我谈心，压我表态放弃考大学,直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我表示如果考不上大学,我一定会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建设兵团去。

这话等于白说。"你怎么会考不上大学?你想上哪所大学就可以上哪所. ""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就在于你考不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再去新疆，那就不是真革命。"这我就弄不懂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要高考让祖国挑选？干脆倒过来让大家考农村边疆，考不上农村的才上大学，这才对呀！况且班里的八旗子弟拼命复习，根本就不想去农村边疆（按他们的定义，就是反革命了）。你们可以当反革命，为什么我连假革命都不能当？

我不得不向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挑战。

“只要你们不考大学，我也不考。不管你们去哪儿农村边疆，我也去哪儿!”这下可好，这些团员再也不来找我“谈心”了。

高三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中的一天，忽然上中的团委书记邬某通知我到一个班中的高干子弟家，说有事要找我谈一谈。会有什么事呢？虽然这邬某喜欢和我们班几个高干子女来往，可对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莫不是。。。要发展我。。。入团？

哪里可能，做梦娶媳妇吧。但我总认为会是件好事，也许团组织要交给我一件什么任务?带着一点朦胧的欣喜，来到了这位同学家。

邬某阴冷的神态大大出乎我的意外。

“我找你来，是要跟你算一笔帐,这笔帐早就应该跟你算了,今天，要把这笔帐跟你算算清！”我一头雾水，这邬某吃了什么药？我招了谁惹了谁了？凭什么这么平白无故地恶狠狠训斥我？

邬某活象在演戏，这出戏与其说是演给我看的，倒不如说是演给坐在一旁的那位高干子女看的。邬某用夸张的语调，要我老老实实交代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动言行，交代自己在家里干过什么坏事。

简直莫名其妙！我在家里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好事倒干了不少。那时我在家悄悄学雷锋，经常去建筑工地义务劳动，马路上帮助推三轮车，看到修下水道也会主动跳下去帮忙，这也是为将来的上山下乡作体能上的准备。这些我从来没在班里讲过，即使现在邬某叫我老老实实交代我也不会讲这些表白自己，因为我讨厌当时流行的那种干了一点好事，就马上公布自己写下的干好事日记，再把前前后后的思想斗争大吹一通的作风。

邬某演的这场戏的背景，在我离开上中多年以后，才露出冰山一角。

就在这个寒假，不知为什么，邬某跑到我父亲工作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去调查父亲资料。说白了，父亲是脱帽右派，这已是人所皆知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再调查也没有多大油水。神奇的是邬某带回了父亲所在系党支部书记孔某写的以邻居身份揭发我在家中表现的揭发材料。

奇怪，孔某怎么能写我的材料？究竟是邬某异想天开提出要他写我的材料，还是孔某主动提出要写我的揭发材料，这个谜恐怕只有他们俩才能解开。

我和孔某从无往来。我只有周末回家，不是去图书馆，就是去建筑工地义务劳动，很少呆在家。他既不是和我一个单位，又对我根本不了解，凭什么揭发我?  周末回家，偶尔碰见孔某，我总是礼貌地打个招呼。孔某当着我父母面，总是对我赞不绝口，什么德智体全面发展优秀生啦，有出息，了不起啦。就算他夸我是嘴上说说而已，谁能想到他会写我诬告材料？

真是人心叵测！

这孔某是50年代对高校“掺砂子”由天明糖果厂调到上海戏剧学院作党政工作的，喜欢的口头禅是“无毒不丈夫”。我上高中时，他提出老婆要生孩子，住房太挤，要我家借他一间房。父母把最大一间房腾出来给他。高二暑假时，他又向我父亲提出，要我帮他小舅子补十天课。他小舅子要考高中，功课跟不上。父亲哪敢不答应。

我费了最大的劲帮他小舅子补了十天课。天哪！他小舅子的功课不是一般的差，天知道他怎么能升到初三，连初一的题都不会！

结局还用问吗？他落榜了。

更糟糕的是，一旦考不上，里弄的大娘大嫂就天天敲锣打鼓上门动员你报名去新疆，真讨厌！他小舅子哪会上这个当，死也不会去的。于是赶紧躲到孔某这里避风，孔某正天天托门路，拉关系，为小舅子找工作。烦哪！

也许是命中注定要倒霉，我周末回家，正好碰见他小舅子。

“你好，考上高中了吗？”“没有。”“不要紧，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一样有光明的前途。”这真是我内心发出的鼓励他的话，没有一点恶意。我自己正是这样作思想准备的。我哪知道，这脱口而出的“到新疆去”四个字，比皮鞭抽在孔某身上还疼！

那一天，孔某脸色铁青，我父母吓坏了，问我说了些什么，我想来想去只有这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

这句话有错么？报上不是这样讲的吗？你孔某做别人思想工作时不也是讲这些话么？

孔某为我这句话很不高兴是事实。然而，孔某诬告我的原因究竟仅仅为发泄自己的恶气,还是他的哪一位上级跟我父亲有什么恩恩怨怨，非要把我们无辜的下一代的前程彻底摧毁才高兴，还是两者都有,只有等他自己良心坦白了。显然，他这种举动远远超越了当时一般思想左的人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没有不可告人的私心。

毕竟孔某和我毫无接触，他只能空对空杜撰一些罪名。什么“从小接受资产阶级印象派（一种发源欧洲的美术流派）的影响”，“学习目的不端正”，“一心想上大学”，甚至连“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决赛，家里大摆宴席”之类无中生有的事也出来了（我考完就直接回校，根本没回家吃饭）。这些“罪名”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当时足够让我入不了团。

按正常程序，我不是团员，团委的最大权力就是不让我入团。这恐怕不足以阻止我上大学，邬某必须通过非正常途径整我来讨好那个把八旗子弟。

这就奇怪了，一个堂堂团委书记，怎么要听学生的指挥？这奥妙就在于一个八旗子弟的母亲正是上海市教委办付主任，邬某正频频出入这个同学的家，用超乎寻常的左来显示自己的革命觉悟，希望博得教委办付主任的好感。

至今这还是个谜，邬某通过什么途径，居然能拿到我的档案，并在班主任对我的毕业鉴定下面，悄悄加上了两行字：

“在学校表现较好，在家里表现极坏。”“资产阶级苗子。”再把孔某写的诬告材料，附在毕业鉴定后面。

过了十八年，上中新领导宣布撤销和销毁我档案中邬某和孔某写的一切诬告材料以后，我又去探望了母校。熟悉的龙门楼和先棉堂还座落在那儿，进进出出的学生却完全不认识了。上中的门卫让我填一张会客单，问我要找谁。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当年邬某恶狠狠的声音：“这笔帐早就应该跟你算了,今天，要把这笔帐跟你算算清！”是呀，这笔帐是该向邬某算算清了。找他算帐去？不必要了。和文革十年中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同胞相比，与国家和民族遭受的苦难相比，我受的这点冤屈是小巫见大巫。何况我国的政策是从来不会惩处这些弄潮儿的（附录）。我相信邬某现在会在上海的某个角落一本正经地大谈改革开放，闭口不提自己当年左得可怕迫害别人的历史。大言不惭本来就是弄潮儿的共同特点。如果他的心底还有一点良心的话，不要再残害下一代，多少为人民做点好事就谢天谢地。

我在会客单上填上了当年我们高三的班主任。十八年过去，班主任明显老了，受尽沧桑的我就更不用说了。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并告诉我，这么多年，他每教一个班级，都会回忆起我，并告诉班里学生，当年有一个优秀学生，无缘无故被毁了。

真可惜！

当我告诉班主任这桩冤案的真实背景时，他惊讶得无法合上嘴。

“当时班里同学的毕业鉴定,都是我写的。你的毕业鉴定,我每句都写得非常好,一句一般的评语都没有啊!”一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的真诚的话，就把一个三好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苗子。

那时我才16岁。

平心而论，当时社会上还有不少好心人，党政干部中也有为人正派，作风廉洁的。不少同龄人回忆他们有个幸福温馨的童年和青少年，我相信他们说的也是真的。真羡慕他们的好福气，怎么我就很难遇到这些好心人呢？如果仅仅是我的命不好，这些卑鄙肮脏的人和事恰好都盯上了我，那算我倒霉。这些恩恩怨怨只能算个人的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只有多烧几柱香，求菩萨多保佑。

问题的焦点是，倒霉的远不止我一个。

为什么这些坏家伙可以有持无恐？为什么没有一套有效的机制惩罚坏家伙，保护老百姓？更糟糕的是，为什么正直善良的人很少受到重用，而一步步青云直上的人中间，很大一部分恰恰是这些坏家伙？

其实，除了极少数人以外，这些干坏事的人内心深处，恐怕多多少少也有善良的一面。就拿这个写我诬告材料的孔某来说，也没有“毒”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地步。文革初期，他也受了冲击。当造反派要他交代干过什么坏事时，他脱口而出：

“我背地里写了XXX儿子的不实材料。”没有他这句脱口而出的心里话，我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后来被北大除名的真正原因,会出自这个从无直接来往，见面客客气气打个招呼的邻居。

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恰恰是鼓励和怂恿人性中卑劣的一面。于是，正不压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变成了鬼。真可怕。

什么时候，再能够把鬼变成人呢？

还记得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话吗？

“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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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后，本文写到的受难者们都陆续得到了“平反”。这时候，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法院控告一个1966年时的成年人制造伪证煽动学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尧收到了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这一案子被拒绝，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但是，实际上王晶尧根本不可能在死亡发生的当时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间，“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假如王晶尧在那时控告，他自己也会变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遭到严重惩罚。王晶尧不服，多方上书，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支持北京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说：“1966年6月21、22日师大女附中批斗校领导时，学生对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个人的罪。

摘自《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作者：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