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沉沉的乌云，阴沉沉的天。阴沉沉的天下面，一张张阴沉沉的脸。

一个庞然大物，一群摇着尾巴献殷勤的巴儿狗，一瓶腥红色的浆液，瓶上标着：

“阶-级-斗-争”。

喝上了浆液的人们，浑身躁动，脸色古怪，灵魂在躯体内挣扎着，扭曲着，拧成了一团奇形怪状。于是，善良的，友爱的人性被压抑了，亲切的，和蔼的，纯朴的笑容不见了。人们有的两眼闪着绿光，恶狠狠地对望，象一群饿狼，随时准备扑上去撕裂对方的喉管。有的惊恐萎缩，象霜打的茄子，象过街的耗子，嘴里念念有词：“我有罪。。。我该死。。。”。有的竖起耳朵，闻着，嗅着，不怀好意的眼光四处打探，想发现什么向主子报功。有的小心翼翼，闻风色变，躲避一切是非，只要不斗到自己，别人是死是活都管不着了。

一头鹿被牵出来了，长长的鹿角晃动着，似乎要想挣脱拴在脖子上的绳子。

“这是一匹马。”怪物哼哼一声。

“是马，是马，。。。您说得太好了，太对了！”巴儿狗们哄叫着，一片噪杂。

人们走来，低垂着脑袋，竭力不对鹿看一眼。“。。。对，是。。。马。”他们低声说道，走过去了。

有人忍不住了：“它是鹿呀。”巴儿狗们一拥而上，“啊哈，又揪出一个！”他被推着，搡着，“呀。。。”一声惨叫，空中一股焦油味，他的身上被烙上了一个烙印。

突然，我远远地看到，爸爸被推到了鹿跟前。他瞧了瞧鹿，不吭气。

“说吧，它是什么？。。。说错了也不要紧，言者无罪嘛。”巴儿狗堆出笑容，掐细了嗓子。

沉默。

“你说不说？。。。不说别想过去！”巴儿狗恼羞成怒了。

还是沉默。

建筑物内一阵喧哗，几个烙上烙印的人在绝望地跑，渐渐精疲力竭，有一个终于倒在地上。巴儿狗们拥上，拳打脚踢，喊叫撕咬。鲜血流出来，他死了。四周的看台上，响起一阵狂笑。。。

爸爸突然张开嘴，他说话了，声音很轻，但很坚实：

“你们。。。不能这样，他们。。。也是人。。。”“抓住一个漏网的。。。他同情右派！。。。把他补上！。。。”一阵噪杂，爸爸被拖走了。

“不！。。。。。。”我高叫着，要冲过去把爸爸拖回来。

一切都是徒劳的。人群闹哄哄的，我的声音被淹没了。人们挤来挤去，我根本冲不过这厚厚的人障。远远地望见，爸爸挣扎着，还是被烙上了烙印。

这是1958年，爸爸被补划右派。

五十四中学的操场上，新同学们整整齐齐坐成一个方阵。这是我进入五十四中学的第一堂政治课。校党总支书记站在台上讲形势，激动得声嘶力竭，“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了，不但你们能看到，我也能看到！”刚进中学，第一个月基本没上课。一连串的新鲜事，大街小巷到处搜寻废钢铁，为大炼钢铁出力。学校里还建起小高炉，把砸碎的铁锅，锯断的铁栏杆炼成一块块铁疙瘩。爬到房顶上，敲着脸盆大喊大叫，为的是吓破“四害”之一的麻雀的胆，让它累倒在地上死掉。访问新成立的虹桥人民公社，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一人一大碗共产主义大锅饭。

刚进中学，同学们互相还不认识。老师从成绩好，表现好的同学中挑选几个，指定为班干部，我当了中队委员。男女同学按个子排成两排，然后分别按高低排座位，每张课桌安排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每一列课桌后的同学算是一个少先队小队。

据说，开学不到两个星期时，班里有两个同学在教室里打赌。一个同学说他什么都敢做，另一个同学不相信。你那么厉害，敢写XXXXX吗？那个同学真的写了。

到底写了什么，在哪里写的，我直到现在都不清楚，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而且写过马上就擦掉了。反正这事让学校知道了。一天，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一位军官太太）板着脸走进教室，突然宣布这个写标语同学所在小队的男同学统统为“反动小集团”，把他们揪出来。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很不幸，我恰好坐在这一列课桌后面。

为什麽？

我们刚进中学还不到一个月，互相之间原先不认识，现在也不熟悉呀！何况写标语的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什麽事？

我们什麽坏事也没干，什麽事也不知道！

一共只有一次“有组织”的小队会，讨论小队活动。女同学提出要跳橡皮筋，男同学提出要踢足球。

难道就为这？

什麽也不为。因为全党要抓阶级斗争，学校必须做出点成绩向上表功。

什麽也不为。因为这个小队的男同学恰好出身都有点问题，最好的也是小业主，这些人怎么宰割都行。

没有证据呀！

唉，那个年头，有没有证据是无关紧要的！

连续一个多星期，上学挨批斗，先是班里批，然后全校批，放学留下来写检查。

我的中队委员被撤销，少先队籍被停止（长大后我才知道，“停止队籍”是他们发明的。少先队章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处分”）。

已经晚上7点多了，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什麽交代也写不出。我什麽也不知道，写什麽？从小以来，我一直是好学生，一直在表扬声中长大，做梦也想不到这突如其来的罪名。那位高唱共产主义的党总支书记，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食堂打来的晚饭。我看着那书记一口一口把晚饭吞下食道，听着他鼻子和喉咙里发出的哼哼哈哈声音，自己的肠胃也不由地咕噜咕噜叫起来。共产主义书记吃完饭，看到我的检查还是白纸一张，把脸一板：

“老老实实写检查，不写好不许回家！”他交代一位老师，“好好启发启发他。”打个饱嗝，自己走了。

老师开始开导了。

“你想想你是什麽呀？”“少先队员。”“少先队员应该怎么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做得怎么样？”“都很好啊。”“那你还是什麽？”“中队委员。”“中队委员要帮助同学，光自己好不行。你做得怎么样？”我把头低下了。“好多同学我还不认识。。。”“那就是了。写吧，这就是你的不足了。”老师完成了任务，松了一口气。

我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检查是这么写的：

“我是中队委员，对同学关心帮助不够，好些同学还不认识，有的还没有讲过话。。。”这样的检查如何报上去作为“反动小集团”的证据，就不得而知。

那时我刚满11岁，进入中学还不到两个月。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么？

我幼小的心灵是不会知道的，在神州大地，这类荒唐的冤案比比皆是，何止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但是，有多少发生在刚满11岁的小孩身上呢？

过了一个多月，又是那位大队辅导员，突然走进教室宣布撤销处分。我的少先队籍又恢复了，还是当班里的中队委员。理由呢？是我表现很好，改正错误了。他们是没有错的。而且，事情算过去了，从今以后，这事就不用再提了。这样的“处分”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然而，发生过就是发生过。我根本就没有错，怎么能说改正错误了？从小以来，家里就教育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人，错了就要承认错误。老师不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吗？毛主席不也是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的么？我执着地要求学校向我们公开道歉，承认错误。

太天真了！如果当权者能够知错认错，那中国早就不是这模样。

从初一，到初二，再到初三，我年年还是被同学们选为班干部。尊师守纪，勤奋学习，还是令老师们赞赏。可一提到这冤案，老师们一个个摇头。

“算了，不要去想它。”“算了，过去的事就算了。”“忘了它吧，只当没有发生。”可我无法忘怀，无法忘记被莫名其妙扣上罪名批斗的羞辱。也许，我从小以来受到的表扬太多了。也许，父母对我的教育太完美，太书呆子气了。也许。。。

我所期望的公开道歉，永远也实现不了。学校不认帐了。

什麽处分？我们不知道，没有的事。

公开道歉？没门！

为什麽睁眼说假话？为什麽没人出来讲公道话？为什么做错了事不敢承认？

为什麽随意整人？为什麽。。。

从小长大，我第一次遇到了一系列无法理解的难题。父母的教诲，老师的教导，报纸上，书本上，广播中，电影里，我所接受的一切道德伦理教育都无法给出答案。

真理在哪儿？

2006/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