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三年自然灾害” 作者:wenjunq


1960年1月7-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认定,1958-1959年是连续跃进之年,1960年还要继续大跃进,粮食产量定为6000亿斤;鉴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两年就完成了,有必要制定后三年的补充计划。这个计划目标为:提前五年实现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五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纲要。8年内实现生产队所有制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求本年继续大办公共食堂,开始办城市人民公社。整个会议毫无“天灾”的片言只字。23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1959年农业总产值783亿元,比上年增长16.7%;粮食产量5401亿斤,增长8%。依旧没有“天灾”的影子。实际上,根据财政部后来发表的数据,1959年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只相当于最后调整计划的62%;新华社公告的62.9%。而持续跃进的1960年粮食产量继续下跌至2670亿斤,只相对于毛确定产量的44.5%!

26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1000亿斤,这相当于1960年粮食实际总产量的37.5%被搜刮入库。全国都开始“反瞒产”,搜刮农民存粮。河南又是全国标兵,信阳地区在此以前就确定:“没粮也得搜,这是死命令!”“挖不出粮食是阶级立场问题!”农村搜刮农民粮食的故事惨不忍睹,这里不赘。

否认是无济于事的,当河南饿死二百万人的事情发生之后,老毛亲自派陶铸、王任重前往信阳,陶铸说:“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王任重说:“西平县放了个7320斤的小麦卫星,受打击的7万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百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信阳地区儿歌唱道:“六○年,好春光,麦梢黄,散食堂。”老百姓把公共食堂的解散,看作“第二次解放”。但老毛不以为然,食堂是他强加给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阵地,是必须坚守的。

3月5日老毛批转了河南省委关于抗旱浇麦的报告,称:“有同样情况的,照样办理,是为至要。”可见并非全国性的“天灾”,只是“有同样情况的”才“照样办理”。而在前一天,即4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称:贵州省农村食堂巩固的约80%,不固定的约20%。报告并称,在食堂不固定的地方,才有“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报告把是否坚持食堂当成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原则问题,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老毛批示道:“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接着继续强调:“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要求在1960年全国农村食堂要达到现在贵州省的水平。18日,中共中央转发《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与《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三个文件,中共中央批示,要求全国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下半年各抓一次,学习河南、贵州,普遍推行。

3月30日,八届二届二次会议召开,继续跃进成为定局,其中农业增长要求达到12%。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持续跃进,一定能持续跃进》,雪上加霜也就成为不可逆转的洪流。4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丝毫也没有提及有什么“自然灾害”,精神振奋地要求“提前两三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全国继续在昏热中高烧。21日,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改造农村落后生产队的报告》,要求全国都按照鞍山市委的经验行事。鞍山市委把42%的农村大队评定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直接或间接操纵党政领导权”。于是,全国任何地方,只要敢于不搞“持续跃进”的,就要面临严重后果。

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提前两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宣称全国已有504个县粮食亩产达纲,还有70%的县尚未达纲,如果全部达纲,粮食产量将比1959年(指浮夸的5000亿斤)增产1/3,“因此,全国人民应当下定决心,再奋战几年,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完成这个任务。”还是丝毫没有“天灾”的影子。29日中央批转工业书记会议的两个文件,“要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以204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计划而奋斗。”

5月7日,中央批转商业部党组的《报告》,决定全国布票从每人24尺减到22尺;22日,中央又发通知,布票再减到21尺。15日,中央连续发出四个对农村的工作指示,分别对“三反”运动、劳动力安排、农产品分配、劳逸结合给出硬性安排,唯独没有关于“抗灾”的任何文字。5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要求农村劳动力用于生活、文卫、行政的约占10%;林渔、社办工业15%;基建10%到15%;农业、牧业要不少于60%-65%。没有一个劳动力安排到“救灾”里去。同日颁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则强调:中央原来规定的总扣留占40%左右,分配占60%不变。经济作物必须首先保证国家的需要,国家必须掌握的粮食也要首先保证。27日周恩来访问蒙古,向蒙古提供两亿卢布长期贷款,并承诺帮助蒙古建设一些工业、水利和公用事业项目。

6月14-18日,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发表了题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总结:“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并举,乱子就更多了。”通篇文字承认了诸多错误,毛把这些归结到“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扯起“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幸的是,英明伟大的毛主席,对于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自然灾害”,竟然半个字也没提到!是忽略了,犯了官僚主义?还是这个所谓“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到7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确定,1960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连月下降,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毛泽东讲话要求抓粮食、坚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留点自留地。会议仍旧没有想起“三年自然灾害”问题,于是没有任何议论。但次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说的是喂猪,但提出了某些地方人也可以吃小球藻,甚至可以用来哺乳婴儿,偏偏继续忘记提及“自然灾害”。至19日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秋季蔬菜生产的指示》,终于想起“自然灾害”来了,但只是“在某些地方发生旱涝灾害的情况下,有效地防灾备荒”。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自然灾害”尚未发生,但很快就要来了?30日,经中央批准,北京饮食业成为全国最后一个饮食业也必须凭粮票供应的城市。理由是“鉴于全国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而不是“自然灾害”。不过老毛依旧是雄赳赳器昂昂的,他本月发出指示:今冬动员7000万人大干,今年钢铁要搞到2200万吨;62年达到3500万吨;第二个十年达到一亿吨。毛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更进一步明确了那个“为首”的欲望,为了“叫鸡”,必须抓住“一把米”。

8月1日,中央书记处批转国务院秘书长《报告》,规定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每人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秘书长等行政七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肉4斤,鸡蛋3斤,白糖两斤,烟两条;其他行政十一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两斤,白糖1斤,鸡蛋两斤,烟两条。以上规定8月即开始执行(11月起,党内干部减半)。10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发布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称粮食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跃进的需要;指标偏高,估产不实,消费安排不好等因素,在1958、1959两年连续在青黄不接时都粮食供应紧张。《指示》说了许多造成紧张的原因,唯独没有提及“自然灾害”。中央要求全党做到八件事,没有一件事跟“天灾”沾边。不过,在这个指示中,把毛在不到一个月前提出的“7000万人”上山压缩成1000万了,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

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雨情报告上批示,要求各省向他本人报告雨情。河北报告的是7月28日到8月3日降雨情况,全省积水311万亩,已排水200万亩,倒房十万间,砸死41人,死牲口91头。这样一个局部灾害已经引起毛的关注,奇怪的是,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却看不见上报更谈不上关注,岂非咄咄怪事?不过,这个批示提醒我们,从此时开始,就会有“自然灾害”的说道了。

14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承认遇到了困难,主要20种工业产品中有18种未完成,其中11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农业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有灾情。果然看见“灾情”的字眼了,尽管它仅限于“部分地区”。18日,中央批转了商业部报告,全国人民的布票从20.83尺降为18尺;主要针织品也必须凭布票供应,这使人均布票又实际减少了2尺,变成16尺。2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采取四川仪陇县(清理总劳动力的15%以上)、南部县建兴公社(清理总劳动力的21%)经验,尽量清理劳动力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2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这些文件、社论中,依旧没有提及有关“自然灾害”的任何问题,似乎有些迟钝。

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抓紧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指示称5月各调出粮食的省、区仅完成计划的一半。北京、上海、天津、辽宁调入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如果不紧急调入粮食,将面临脱销危险。指示还说,5月28日中央《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发出后,因调出省的粮食也很紧张,一直进展不快,致使至今粮食紧张状态未能解决。要求在本指示发出后,调出省、区党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调粮计划完成。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宣布全国今年遇灾面积达九亿亩(全国耕地16亿亩,占56.25%),夏粮征购较去年减少51亿斤,库存减少100亿斤。指示称: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为此,中央要求各地立即采取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方针,规定:一,淮河以南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的标准,丰收的地方可以提高到380斤原粮。淮河以北压低到原粮300斤左右,各省的重灾区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二,除高温、高空、井下和负担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23日中共中央继续发出《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再次提到“今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截止到9月10日,食油库存只有6.7亿斤,是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要求压低食油供应标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降到每人每月7两,省辖市和专辖市降至5两,县城和集镇降到3两。还要求压低工业用油之可食用植物油用量20%;食品工业用油要下降15%。

这两个《指示》都强调了“今年”的“自然灾害”,不过我们却没发现任何“抗灾”的文件或指示。难道在时间长达9个月、面积达全国耕地的56%,完全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毛和中央都视而不见?也没有任何抗灾的指示?这不可能。前边已经列举,即使个别地方短时间的灾害毛与中央都极其重视地予以指示,如果真有灾,早就会有无数文件下达了,绝不可能视而不见到现在才突然亮出来。而且,在许多回忆文章中,我们也看不到有关“自然灾害”的具体描述。这很重要。一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血有肉的,那么它一定会在不同的角度都有具体的描述。倘若只有一个孤单的骨架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它一定失去了真实。如果我们联系到8月14日中央指示里,只是“部分地区有灾情”,不过半月就变成全国性的严重灾难,只有一个解释:这是一种对严峻局面的责任开脱。

10月1日,举国欢庆之时《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述评:《农村人民公社日益巩固扩大》,灾情便由“今年”变成“去年和今年全国各地都有大批农村公社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考验。但全国2.4万个农村公社没有一个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充分表现了它的顽强成长的生命力。”那么,我们那些把灾难推到“自然灾害”头上的好汉们显然徒劳了,即使真有“自然灾害”,人家当年就已经战胜了,既然“农村公社没有一个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那么,即使有灾却也应无难的。

7日中央转发《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这个会是在9月20-22日由谭震林主持召开的。《纪要》指出:今年五省市农业生产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由于严重灾害的影响,今年的粮食情况是相当紧张的。五省市人均口粮最低不到400斤,最高不过440斤;措施里倒是有压低口粮标准;切实办好食堂,做到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代用食品;做到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开展群众性保健运动;继续完成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作风等等,偏偏毫无抗灾的安排,似乎这五个省市的“特大自然灾害”是不必费心的。12日中央又批转了湖北、福建两省上报的文件,作了重要批示,说的是“共产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总收入、粮食总产、社员收入,一般都减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强调必须立即纠正“共产风”以及上个文件里那些问题,丝毫没有“自然灾害”的片言只字。

13日,与北朝鲜签订两个协定,中国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援助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厂及一批日用必需品轻工企业;此外还须供应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

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未讳言是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为挽救农村形势写的。“紧急指示”指出:自1960年春以来各地农村“共产风”现象仍十分严重,农村粮食生产形势亦呈现不良局面,“‘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生产力。”“指示信”制定了12条紧急措施,全部都是彻底纠正“共产风”问题的措施,压根儿没提及“自然灾害”与抗灾措施。看来,“共产风”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同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全体干部深刻认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农业生产力的严重性”。《指示》要求从中央机关直至人民团体、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必须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使全体干部深刻认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严重性。”再不允许发生引起“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任何苗头,当然,还是没看见“自然灾害”的踪影。

11月8日,中央批转李先念于10月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提纲。这个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提纲称连续两年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遭受了很大损失。收购赶不上商品粮供给的增长,矛盾显得突出。提纲要求坚决实行“低标准”与“瓜菜代”相结合的办法,坚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严格控制粮食销售指标。会议提出四个兼顾:国社兼顾、城乡兼顾、丰歉兼顾、内外兼顾。至于如何救灾、抗灾,会议没有具体讨论。1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又一次提及连续两年“特大自然灾害”,要求全国都要采集和制造代食品。次日毛泽东批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要讲大好形势,也要用一些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要求在5个月内把全部形势都转过来。28日,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毛亲自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检讨公社化以后急于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社员分配少,扣留部分多;大办水利等工程,抽调了70-80%的农村劳动力;干部思想作风均存在严重问题;致使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严重事故,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毛的批示认为甘肃省委作自我批评了。毛自认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2月8日,中央转发贵州省类似报告,报告指出:“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中央批示要求甘肃、山东、河南、贵州省委都必须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的问题。至此,我们已经发现连续的文件与批示都在对付“人祸”,丝毫也没有对“天灾”的任何具体措施。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什么严重天灾之类的事实;二是对严重天灾没有作为。28日,新华社发出专稿《我国农业今年遭受特大天灾,六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严重困难》。正式宣布全国一半以上耕地遭受严重天灾,其中3-4亿亩为重灾,不少耕地完全绝收。还称,天灾主要是旱灾,除新疆、西藏外全国都遭旱灾,持续6、7个月。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描述自然灾害最具体的文章,但仍强调人民公社抵御了严重灾害,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

11月30日,格瓦拉访问北京并与李先念签署联合公报,中国向古巴提供2.4亿卢布的无息贷款。

1961年元旦,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说:“信阳事件(即1960年以来由于‘五风’严重泛滥,致使粮食严重减产,发生大量饿、病、死亡现象的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它连提都没提“自然灾害”的问题,更没有提任何抗灾措施。所有“救灾”措施都是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实行民主补课的方针和方法。中央批示也肯定了这个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如此便不难明白,严重的自然灾害远不如人祸需要认真对待的。

1月7日,中央批转轻工部《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称自从1960年第二季度起,锅、盆、碗、筷、缝衣针、鞋钉、奶嘴儿、卫生纸、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甚至脱销。要求加强这些产品的生产。看来这些轻工业产品也因“旱灾”而严重减产了。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村人民公社要做好定额管理工作》,详尽、具体地对人民公社管理、核算、奖励做出安排,却未提及抗灾。14-18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罗列了各行各业存在的严重困难之后,承认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基本战线拉得过长等。继续整风整社纠正“五风”,采纳了陈云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意见,给社员以足够的自留地,20年不改变,鼓励全社会发展家庭副业。这次会议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改变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上的指导方针。19日接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陈云建议进口粮食。

1月9日,周恩来在缅甸与该国签署经济技术协定,中国给予3000万英镑长期无息贷款,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和特权。本月31日,中国向越南提供1.4175亿卢布长期贷款,并向越南提供28个工交企业。

20日,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认定农村总的形势大好,80%以上的县、社、队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即使那20%不甚好的地方,几个月也可以整顿好。会议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12条《紧急指示》,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特殊化、强迫命令;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甚至对于发展家庭养殖和家庭副业、自留地、农村集市、限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都做了详细规定。不过,毫无抵御“自然灾害”的措施,似乎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并不需要费心费力。此后一系列《人民日报》社论,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工作都有分门别类的专论,唯独没有提及“抗灾”。

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话,承认庐山会议反右打断了反左,“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但反右是对的,只是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在群众中间一反右,结果就反出了一个浮夸风。其间,3日苏联愿意提供100万吨小麦、50万吨转口古巴糖,1964-1967年偿还,不计利息。此举对于饥荒中的中国而言,应属雪中送炭之举。然而毛只准接受古巴糖,不准要苏联小麦。周恩来告知苏方:你们自己留着应付饥荒。苏方还提出1960年贸易欠款可延续至5年内偿还,不计利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杨尚昆日记》、《共和国史记》等)毛此举反映了他为了“为首”而要求中国百姓“宁可饿死,不食周粟”之决心,而现在那些拥趸则倒打一耙,把饿死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说成“苏修逼债”所导致,果然“名师出高徒”。

此次会议后紧接着开中央工作会议,毛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领导人都认真抓一个点,搞调查研究。毛13日致刘、周、陈、邓、彭真等五人信中强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看来,“自然灾害”似乎还不如“平均主义”那么“极端严重”。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农业六十条”,详尽地规范了农村人民公社各项制度,然后发到农村全体社员讨论。整个会议于3月23日结束,会议过程中又是完全没提“自然灾害”问题,连同此后各高级领导人的调查报告,也都完全忽略了导致数以千万农民饿死的“自然灾害”,唯有刘少奇的调查中有“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尽管我们知道,即使当年参与调查的高级干部们并不敢把农村的惨状都写出来,但在漫长的讨论过程中,根据我们所能够查得到的文字,可谓浩瀚,可所有的调查报告,包括毛的批示,基本上没有涉及“三年自然灾害”,全都是给大跃进、人民公社“擦屁股”!

翻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自1960年11月3日对周恩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紧急指示信”批示开始,尤其是从1961年3月直至年底,自毛泽东起,全党几乎都在忙于解决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导致的灾难。没有功夫理会“特大自然灾害”。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特大自然灾害”;其二就是老毛草菅人命,不屑于理会饿死几千万人的“特大自然灾害”。从前边所举1960年8月4日毛对河北省连降五天大雨的批示看,说他不顾“自然灾害”肯定不对,那么只能是第一种情况。到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七千人大会”,会议通知就明言检讨1958年以来“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而非总结抗击“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无论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刘少奇《书面报告》,还是毛泽东的长篇讲话,都没有涉及“严重的自然灾害”问题,而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刘的即席讲话明确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含糊地承认“盲目性”,并表示要承担责任,他并没有推给老天爷。只有林彪的讲话,“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

当年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任薄一波总结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02-903页。)

归根结蒂,为了实现斯大林当初许诺要给毛泽东当世界革命领袖,老毛从《论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国际主义”中去,积极反美,参与朝鲜战争,及至发现赫鲁晓夫等不买他的账,“为首”很困难,从苏联一回国就兵分两路。一是外交上激进,1958年2月11日,毛以好战的陈毅取代温和的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准备着与苏联决裂同时更激进地反美;二是急迫地想在手中“抓一把米”,与其说“超英赶美”,实在是“超苏赶美”,为自己成为“马恩列斯毛”而拼老百姓的命。与苏联决裂和大跃进、继续跃进同步进行,便可以看出点名堂来。等到大跃进彻底失败,经济上搞不掂,于是另辟蹊径玩虚的,折腾出一个文革来,自己给自己立一块“第三个里程碑”。除此之外,不顾血本拼命笼络“第三世界”那些混混小国,自作多情地想以“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为的都只不过“圣贤百代帝王”而已。说到底,“天下大公”其实也就是“天下大私”,以国家民族作为个人事业的资本,人民遭殃就必不可免。可悲的是,那些沉溺于“君臣父子”文化传统中的人们,绞尽脑汁为他们的讴歌,总要把幻觉当作真实,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完)

本贴于2006-02-11 14:30:03在乐趣园→海阔天空→华夏知青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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