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儒教未必能算一种宗教。首先在于它不存在基本教义，也即，没有立下一个章程。基督教有《圣经》，尽管这部经书同时还被好几个宗教恭奉；伊斯兰教有《古兰经》，还有《圣训》等“四项基本原则”；佛教当然有《佛经》，虽然这佛经有许多版本和分支。但既然大英帝国并不存在一部宪法，靠着无数法律甚至判例，同样可以施行宪政，那么儒教尽管没有基本教义，却有五经四书那么多条条框框，且还有无数的诠释经典，一样地规范信徒的思想、行为，说它是一种宗教，也不很离谱。

然而区别也有。首先，基督教分立成各种派系，除了它自身就源于犹太教四大派系之一的艾赛尼派之外，基督教分成三大门派：罗马公教（中国称之为天主教）、新教（中国称基督教或耶稣教）、东正教；细分下去可以寻出六七百个派系。这些个派系是共存的，没有你死我活冰炭不容的厮杀。中世纪曾经有“宗教裁判所”为代表的惩罚异端，已经被公认为黑暗而杜绝。然而，儒教不存在派系相容共存，无论发生什么分歧和争论，最终都要统一于一个“正统”之下。

其次，基督教是神人文化，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教属人神文化，主张在皇上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基督教之最终决断权在上帝那里，而儒教的圣裁由皇上做出。基督教讲究契约，《圣经》就是人与神的契约，分别称《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儒教没有契约的概念，一切服从圣旨。第三，基督教主张原罪与救赎，这是从犹太教那里承袭下来的说道：亚当、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实，犯下原罪，从此人类代代相传，生而有罪。人生伊始就是罪人，一生都必须为赎罪而忍受苦难，笃信耶稣才能为人赎罪。然而儒教崇尚“性善说”，认为人生而为善，所有的恶都是后天沾染的。“三字经”起始便以“人之初，性本善”教育一代又一代。

由此，儒教便成为历代皇上所乐意接受的礼物，皇上就是“天子”，偏偏基督教只承认耶稣才是上帝之子，这对于任何一位皇上都是不敬之言说。儒教创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之完善几乎遮蔽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而言之谓以皇上为中心的官文化体系，一切神、教、道均需匍伏于天子脚下，这就与基督教只匍伏于上帝脚下构成根本的利害冲突。倘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么皇上的龙威就不复存在，而仰仗此龙威的各级官吏特权也将受到亵渎。利益冲突决定了基督教与儒教水火不能相容。儒教是不承认契约的，天子以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自上而下决定一切，就连最底层的民众内部，也确立了以家法为章程的权力递延，没有任何契约可言。

而儒教主张的“性善说”，人生来就处于抵御侵蚀的状态，以免人性本来具有的善良被剥夺。它于是强调保守而不是进取，万里长城就是这种保守的图腾。反之，基督教主张吸纳来自一切方面的善，以克服自身与生俱来的恶，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鼓励了进取之心，推而广之，西方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进取，触发了科学探索、殖民地征伐、社会体制改良，都跟基督教的崇尚进取的原动力有关。而儒教崇尚的保守，则使科学探索在中国文化中毫无地位可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仅仅因为读书为官之故，科学便成了三教九流里的货色。而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则是儒教在政治方面的硕果。

基督教宣扬爱心，爱心是平等的心与心的交流，尽管基督教相信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但即使对上帝的爱也有上帝对教徒之爱为回报。而且，上帝不仅有慈爱、圣洁、信实、怜悯、公义、善良的属性，耶稣还具有奉献的品格，他们是伦理道德的典范，同时上帝也要求跟随他的人效法这种美德，对上帝崇敬之爱也包涵了对这些美德的崇尚。儒教绝不提倡对皇上的爱，唯有敬畏与服从，儒教主张的仁政，则是居高临下的恩赐。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到本质便是“孝”，尽己便是忠，及人便是恕。仁的根本是孝悌，归结到最后，只剩下唯上是从的奴性。儒教的封闭保守特征，造就了两千余年毫无长进的小农经济，而这种以自给自足为乐趣的小农经济，反过来又滋润着儒教文化的巩固。中国人常常以“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为自己的无能及保守掩饰，其实这块土地只以“窝里斗”的鲜血浇灌，民众的进取之心全部被“城头变换大王旗”所吸引，并不存在什么“爱好和平”的情况。

基督教的秉性注定它不甘自闭。据公元780年所立《大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所述，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中国称“景教”），大约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便传入中国，一则显示了基督教的进取性，二则证明唐太宗以降，六代皇上对它的喜好，当然也以景教改奉皇权至上有关。210年过去，到唐武宗，儒教终于获胜，公元845年，唐废止佛教以及景教，儒教又恢复了大一统局面。继续往下，13世纪，基本没文化的蒙古人统治了中国，大元帝国不但恢复了景教的活动，还引进了罗马天主教，蒙古人称基督教为“耶里可温教”，意译则为“福缘之人”，元帝国也保持着跟罗马教廷的信使往来，甚至设置了专门管理基督徒的宗教行政机构“崇福司”。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除了耶稣，他们还带来近代科学，例如，至今还在沿用诸多那时确立的数学基本术语。

2000年6月19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出《落日的辉煌》，这是一部抨击康乾盛世的力作，以翔实的数据及事例，剖析了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清王朝的愚昧：“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此文无疑振聋发聩，得到中央高度好评，《人民日报》等大小报刊当日即夸赞不已，各级组织亦积极推广。然而，此文归咎于满清三位皇帝的昏庸，实际上掩饰了儒教文化导致的必然。满清不同于蒙古，蒙古人先讨伐到欧洲、中东，然后才降服中国。成吉思汗及其儿孙们虽然没有文化但裹挟着带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才有大元帝国的开明。而荒蛮的满人根本没见过世面，他们降服了中国却失身心于儒教，与其说是满族皇室制约了中国的发展，不如说是他们心悦诚服的儒教导致这一切。儒教与统治的结合，朱明王朝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而大清国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正因为满族皇室把儒教施行得精准绝伦，它才顺风顺水地延续了二百多年。而忽必烈的王朝不断引进基督教，连头带尾只混了九十八年。

早在1583年，驻菲律宾的天主教的大主教，为了打破严厉海禁、闭关锁国的朱明王朝，就向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提议，只有“用武力使中国基督化”，否则基督不可能扎根中国。孟德斯鸠也承认，鉴于基督教到中国去“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革”，那么，“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在于，基督教要用爱心使人们联系在一起，必将“推翻这个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同时也触犯它的宗教和法律”。这个“宗教和法律”，其实就是儒教。儒教早就在祸国殃民了，太远不说，“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委托魏源译作并编撰了《海国图志》。岂料儒风盛行之大清文人一律嗤之以鼻，乃至此宏篇巨著印数极少，备受冷落，二十年间印刷五次，仅一千册左右。但此书传入日本，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余次，日本朝野纷纷以阅读此书为快事，正是通过此书“看世界”，激励了革故鼎新之大势。日本学者说，《海国图志》给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下了“猛药”。何以形成如此反差？一句话，日本没有那么强大深厚的儒教底蕴！中国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到义和拳时达到顶峰，儒教高层利用历代都受这个教熏陶的愚民，导演了一场不自量力的杀戮，最终竟然向各国宣战，其实也就是向基督教宣战，结果只能是割地赔款，基督教胜利了，表面上的胜利而已。

从宗教的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儒教对于基督教的战争，是“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状态隔绝的（马克思语）”儒教抵抗开放的基督教的战争。马克思还评价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然而马克思先生似乎过于乐观了，儒教这具木乃伊是不屈不挠抵御解体的，新文化运动拿孔子来出气，其实儒教早已不是孔子那点经文可以包含的；孔子毕竟还是创造者，儒教已经扼杀了一切创造！“砸烂孔家店”伤不到官文化亦即儒教的皮毛，至多砸烂它的一块招牌。

不过基督教文化却没闲着，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侵入中国。儒教的力量是强大的，越是愚昧的地方它越有市场。试想，威风八面的康熙大帝曾经下诏书废除妇女缠足，然而却不得不收回成命。用儒教武装起来的大汉民族，宁可男人留辫子也不许女人放足，可这三寸金莲却不是孔子的教导。罗素也只好叹息道：“这样等于在原来的陋习之上，再加陋习。”然而儒教不这样认为，它觉得这是一场胜利。尽管基督教带来了教堂、西医、学校以及其他西方文化，但它毕竟敌不过传统文化，敌不过儒教。1949年，基督教终于被彻底击败，灰溜溜离开这块土地，子在川上曰：“别了，司徒雷登！”如今的中国乃至海外华裔华侨，胀鼓着中华文化的激情要为儒教弘扬复兴，谓只有儒教才是振兴中华的富强之道；更有甚者，例如哈佛的杜维明教授，还耸人听闻地宣称“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我很惶惑，难道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些喝足了墨水的文人学士居然还不如前清那些喝墨汁的官吏？1895年6月，李鸿章在为英国人李提摩太译成中文的《泰西新史揽要》作序道：“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嬴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夏后传子，汤武征诛，则由公而私始矣。而通道四海亦肇端于此时，天欲与中国以大一统之势侵淫二千余年。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公天下之局。”不过李中堂似乎过于乐观，他未曾料到儒教的冥顽不化及其根深蒂固。中国并未如他所愿“将复中国为公天下之局”，待变法遭儒教绞杀，李答复西太后的责难时说：“康有为，吾不如也。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予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瞧，今日那些儒教救国论者实在连李鸿章也不如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见多了世面，圣诞节也热闹起来。这是永远年轻的节日，人们欢聚在一起，载歌载舞，交流着基督崇尚的爱。不似我们自己的春节，自家人躲进小楼成一统，钻进被窝里包饺子。然而基督也不必太得意，前些天上了个中国基督教网站，浏览了几篇文章，那里在讲授基督教皈依社会主义。也许他们是有道理的，鲁迅先生说：谁说我们中国人不善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本贴于2005-12-25 01:51:23在乐趣园→海阔天空→华夏知青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