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场的赵主任不愧是喝过几年墨水的干部，真是能“摆豁”。在下午召开的脱粒动员会上，他硬是一口水没喝，滔滔不绝地扯了近乎个把小时。他把脱粒和打击帝修反联系到了一块，仿佛谁不参加脱粒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似的，嘿嘿，真是能扯！大冷天的，他敝着怀，声嘶力竭，挥舞着拳头：“天大寒，人大干！谁孬种，谁好汉，脱粒场上比比看！”他这么一说，可真苦了这些知青哦。

这个天脱粒可真是遭罪啊！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白天，风里雪里滚了一天，回屋啃几只难以入口的黑面馒头，喝几口豆腐汤又得直奔场院去干活。脱粒机就像永远喂不饱似的张着大嘴催命般地干嚎，“突”、“突”的直响，刺眼的灯光下，飞雪和飞尘交杂铺天盖地。

人们一遍遍地机械地用杈子挑起豆秸，喂进那张无底的大嘴，豆秸乱七八糟地挣扎着，哗啦哗啦作响，而那张嘴只有瞬间的满足。

就是他赵主任的一句话，可怜这些半大的孩子就得连轴转。为了落实赵主任的“轻伤不下火线”的指示，我们医务所的几个也只能马不停蹄的跟在大家后面连轴转。

这会儿，我发现她也来了。

这个安静、寡言，长着两只凄苦大眼睛的姑娘，平素几乎很难听到她的声音，似乎她只会默默地劳动。我知道，她为了和资本家的父亲划清界限，正在争取入团。这几天，她在发高烧，怎么也来了，不要命了？！

“侬（注：上海方言，意即：你）勿要命了？”在机器的轰鸣中我朝她大喊。回答我的只是她的淡淡地一笑。我忍不住过去按住了她手中的铁杈，直瞪瞪地看着她，心中顿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隔着这狂舞的风雪和飞扬的灰尘，我分明看到了她凄苦哀怨眼中的晶莹泪花。

我喉头滚起股股苦涩，一把夺过她手中的那把冰冷的铁杈，狠狠地挑起一座小山般的豆堆往那张黑嘴中塞去。机器嗄然而止。

“塞得好，塞得好！”边上有人欢呼。

我内心得到了一种无以言状的快感和满足。待我回过头来，她已经拿起了另一把铁权……

说不上是失望、气恼、同情、怜悯还是恨，黑暗中我颓然地一屁股坐在了豆秸堆里，抽起了烟。

不想一个瘦小的身影从我眼前闪过。这一闪我就知道这是谁了。

不认识她的人谁都不相信她是知青。大家开玩笑地叫她“知少”从外表看，她充其量也就十四五岁吧。白净的脸，单薄的身子骨，可能赴襄时她隐瞒了岁数吧？但她在平时的工作中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地干，真可谓“人小志气大”。不知怎么的，每次见她时，我脑子中总出现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有时又觉得她很像我不谙世事的尚在上海的妹妹。

早上在食堂我碰到了她，曾悄悄地塞给她一张病假条，可这孩子竟然是无忧无虑地说了声谢谢后拒绝了。哎，我心里泛起一股热浪，远在浦江畔父母如果知道了她在这大冷天的夜晚还在外面干活该有多难受啊。

我抢上一步，叫住了她。我知道昨天夜晚她的脸被冻出了二个大泡。她转过脸，对我憨厚地笑了笑。那脸上冻伤处的皮肤已经变黑，如同二块涂抹在脸上的黑药膏。一张平时乐呵呵的娃娃脸彻底变了形。看到这，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迅速地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拿出了一盒冻疮药膏递给了她。

夜深了，天更冷了，气温也更低了。几十条生灵仍在苦苦挣扎。谁也不敢怠慢稍事休息，因为刚才冒出的汗，顷刻间就会变凉。在饥饿，寒冷，困倦中，人人都在拼着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可谁都知道，今天拼命干，明天呢？后天呢？我真为大家的身体担心，如这样干下去，可能用不了几天，很多人就会垮下来的。

一个女生用嘶哑的嗓子在高喊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一遍又一遍地的呼喊着。无奈，这声音那能盖过这隆隆的机器发出的声音呢？喊了一会儿，她的声音完全哑了。寒风刺激使她不住地咳嗽，蹲到一边用拳拍打着自己的胸口干呕了起来。她的鼓动，毫无效果。倒是引来了不少小伙子的哄笑。

我真得不理解，很不理解，这就是革命？革命非要这种革法？白天还没革够，还非得晚上革？似乎不这样抓紧时间没白天没黑夜地干，那些隐藏在豆荚里的豆子会变成一个个阶级敌人跳了出来？

没几天功夫，许多知青不同程度地患了病。患病的知青全都蜷缩在被窝里。宿舍里咳嗽声此时彼伏，有感冒的，有急性肺炎的，有气管炎，扁导体急性发作的。有的被冻坏了双手，有的被冻坏脸。我和韩大夫、冯大夫走进了男生和女生宿舍，他（她）都用企盼、信赖的可怜兮兮的目光迎接着我们。

来到那位喊毛泽东语录的连干部面前。

此时的她正在发烧，面色绯红，鼻翼煽动，呼吸急促，平时一双忽闪忽闪的透着机灵劲的大眼睛，终于无力闭了起来，看到我们过来竟然连坐起来的劲都没了。冯大夫听了听她的双肺，绉了绉眉头说：你啊，这次可病得不轻哦。两肺布满了干、湿罗音，得急性肺炎了。要认真治治，还要好好休息几天罗。

整个分场病号俱增，赵主任终于蔫了。我在大队部门口见了他。他恼火地说：“妈了个巴子！咋整的？病这些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