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红八月”。

胡家兵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对共青团员的污蔑性称呼。因为团中央有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故称下边的小团员为胡家兵。又因为三胡一王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这胡家兵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好兵了。

我下乡后入团，并当了支委，管宣传。算胡家兵小头目。

1966年4月间，不少人就发现形势不对头，收音机里的调门越来越高，到了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的时候，连一些文化不高的农村青年也觉得这事情来头不小，以后一定还会有带害（倒霉）的。

到5。16以后，我给家里写的信就再没有回音。到8月，队里派我到十几里外的双家泉子村的水利备料工地当民工去了。当水利工程的民工是好差使，记工分之外还有补助费。

工地领导安排我当了土方会计兼伙食会计，对众民工宣布说我是知青，还是团员，是绝对可靠的。

我们的备料就是在河槽里筛沙子和小石子，按沙、石体积记工。每天自有外地的马车来拉走，从五原县来的车倌臂上，我看见了“红卫兵”袖章。红布上的字歪歪扭扭，象是他们自己写的。红卫兵车倌说，毛主席都参加过红卫兵。还说，红卫兵可比青年团厉害得多。

这些车倌消息比较灵通，原因是五原县通铁路，铁路上活跃着一支“列车红卫兵”，他们从北京可以朝发夜至，传递传单和小报。五原县的拉沙子马车车倌又把传单和口头消息传到我们工地。

最骇人听闻的是一份传单上有当代王爷乌兰夫罪状，说他要在内蒙20年大庆时大开杀戒，然后登极坐殿。后面是一串长长的名单，有他的“左丞”、“右相”、各部大臣。我们工地也组织学习了这传单，大家都说还是毛主席福大，他想反那是妄想。

9月份的一天，其实按农历还是八月。巴盟城镇中学的红卫兵来我们住的双家泉子村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他们穿绿军装，有的还手持高音喇叭，在村中央的戏台上和房顶上，宣传文化大革命。然后和我们工地商量，要借几个四类分子批斗。因为村子里的阶级敌人不够多，只斗那几个不够气派。工地领导同意借给他们王士云、吕米庆两个地主。加上村里的地主米庆龙，共有三个批斗对象了。

红卫兵来我们驻地带地主，顺手给了我一份传单。说，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戴个团徽呢？你们那个团现在叫“胡家兵”了，你自己看看传单吧。

传单上说，团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把团变成了全民团、娱乐团，变成了一个污七八糟的大染缸、大杂烩。文中咋呼说：你们这些胡家兵、修正主义的苗子干过哪些坏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你们是怎样混入团内，我们更是一清二楚的。

我凭着这后面的两句话，判断这份传单毫无权威性，明显就是北京某中学某班非团员学生对着他们同班的团支部来的。否则，他怎么会“一清二楚”？各地红卫兵就会学北京，把一个普通中学生写的小字报也搬来吓唬人。

传单最后说，要彻底搞乱旧的共青团，没有你们旧世界的乱糟糟，哪有我们新世界的新秩序呢！

我到街头看游斗那三个地主。队伍前段是青少年游行队伍，打着红旗，还抬着毛主席、刘少奇的画像。来传播革命火种的红卫兵说，炮打司令部的传单早发给大家了，为什么还把刘少奇抬出来？当地村民说，报纸上和广播里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也参加了呢，看来人家还是主席啊。红卫兵也就让步了。

革命群众后面是地主，三人都戴着纸糊的高帽。王士云敲着锣，吕米庆敲着鼓，米庆龙打着铙钹，三人不断自报姓名、成分、罪状。

本村团支部的干部没有参加斗争，被迫旁观。他们也都看了关于“胡家兵”的传单，显得灰溜溜的。

红卫兵不利用“胡家兵”还有个原因，这些当惯驯服工具的青年一般不善于打人。这次，红卫兵主要鼓动我们民工中的一个傻青年，到野地里拔了几根荨麻，打地主们的脸。人的皮肤接触了荨麻就过敏，又痛又痒，马上肿了起来。做这些坏事只能利用坏人、傻人。

过了几天，我带到工地的粮吃得差不多了，就回同义隆村取粮食，一进村就看见我村出身好的社员也戴着红卫兵袖标，高呼口号，排队向一户户四类分子家走去。四类分子哪见过红卫兵抄家？多数吓得魂不附体。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苗玉绅一出门就跪下了。以为镇反运动又来了。最不懂害怕的是富农婆赵桃花。以为大家是来逗她玩呢，不停傻笑。红卫兵头头任七元振臂高呼：“你这叫干什么！”“你是个什么人？”赵桃花笑得更开心了，说：“俄是个甚人？咋也是个灰人哇”。逗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也笑了。

我村四类分子多，挨着个斗啊抄啊，整整斗抄了一下午才草草结束。虽说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可是连一本“变天帐”、一只手枪也没抄出来。

这第一次斗牛鬼蛇神，没有发生打人现象，与邻村相比文明了许多。

我注意到任七元当了红卫兵头头了，再看，我知青小组的崔建民也戴着红卫兵袖标。他们可都是“胡家兵”啊。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戴团徽。原来本村团员中家庭成分好的都已经转为红卫兵了。村里的红卫兵不过只是为了斗争需要仓促成立的。有些七十多岁的老人因为成分好也被拉进去了。据说内蒙党委负责文革的领导有指示：农村不成立红卫兵。

晚上召开了全体青年会，重新讨论红卫兵条件、红卫兵和共青团的关系等等。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知青提出共青团是*的助手和后备军，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军，党领导军，所以团高于红卫兵。反对的人说：红卫兵是文革的主力军，不能简单认为只解放军的助手。现在的形势需要红卫兵，胡家兵一边站着去。关于红卫兵条件，更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发展为互相揭底、攻击。崔建民提出：“任七元两面派，又搞对象，够红卫兵标准吗？”任七元反唇相讥：“你为什么和李秉真搞对象？”更有非红卫兵青年说：“你们自称红卫兵，谁承认？谁拿两毛钱到供销社买个牌牌戴上，谁就是红卫兵”。

到后半夜，也没争出个结果。以后，团组织和“农村红卫兵”并存了一段时间，“红卫兵”就自生自灭了。团呢，也没有组织生活了，团员每月交纳５分钱团费而已。几个月后，有文件提出以贫下中农为基础、党委为核心、解放军为榜样、民兵青年为骨干的口号。基干民兵被群众认可为解放军的助手、后备军。民兵连长的权利远远高于以前的团支书和“农村红卫兵”头头。可以说八月份是这一演变的开始。

和城里相比，１９６６年八月的内蒙乡村较为平静。但是，胡家兵与红卫兵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据我当时听到的情况，城里学校青年之间的武斗常常从斗本班、本校的团干部开始。那份“正告胡家兵”的传单，可能就是这类斗争的产物。文革前，无论城乡青年，都把入团看得很重，团干部中，又把团支书一职看得很重。于是有团员与非团员的矛盾，团员与团干的矛盾等。文革使这些矛盾充分暴露。而由于１９６６年八月，农村还没有充分的武斗条件，即双方矛盾还不是那样尖锐。特别是反修前哨内蒙的基干民兵的重要性压倒一切青年组织。所以农村的年轻人度过了一个文斗的红八月。

胡家兵惊遇红卫兵,有惊无险

本贴于2005-10-30 12:32:43在 乐趣园 → 海阔天空 → 华夏知青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