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春睏秋乏”，当重阳节气一过，便懒怠起来。又不愿虚度所剩无几的光阴，百无聊赖地到书架上寻消遣之物。不经意就翻出那几位名门之后写的几本书。他们向读者介绍了五十年代大陆几位“大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往事，应该说是件好事。尤其是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几乎如诉如泣，描述了被打成“大右派”的名士之喜怒哀乐。能够把那段权力极力遗忘的历史掀开有血有肉的一角，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然而我读，却不曾如许多人那样被感动，再读起来就连初读时的感慨也淡漠许多。说“幸灾乐祸”太过，如果借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则还是贴切的。未曾料到的是，差不多有点感受想敲打点文字之时，传来巴金老人辞世的消息。去年吧，曾经传过一次，还打电话问过在上海的朋友，答复似乎很肯定，最终还是被否定了。这次看来是真的，巴老早先就感叹过活着是个累赘，十年前就提出过“安乐死”的要求。但巴金就是巴金，所谓大师级的文豪“郭鲁巴老茅曹”里仅剩下的国宝，根本不可能允许他“安乐死”的。

巴金的书，很早就读过，《家》、《春》、《秋》当然是重头戏。但那时还小，体会不到文学评论里那些高调，只是知道那时的故事，远不如托尔斯泰、马克.吐温、雨果之类过瘾。几年的文革连同下乡，长大得飞快，此后得来了巴老的《随想录》。老实说，我一点也读不出报纸上那些恭维，大师级的人物，靠头衔吃饭，文字里看不到深刻，令人失望。只得退一步求其次，至少还是比“歌德派”来得直率，特别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主张，多少也在呼唤人道的回归，理应受到尊重，其实并未得到尊重。及至见到他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谓一生只有《随想录》，可见老人的思维，仍充满从一种俗套里挣扎出来之欲望。敬仰是应该的，敬仰也是有限的，罩着大师光环，给民众的启迪实在太可怜。

再翻阅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号称“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群，如果不用祸国殃民这样刻薄的词语去形容，那么至少他们是个不负责任的群体。古今中外，任何民族的旗手都应该是知识分子。人们记得古希腊，是因为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至于那时的元老，了无踪影；人们记得春秋战国，是因为有孔子、孟子、老子等等，没有谁会记得那时的帝王将相；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流芳千古，谁也记不得他们的教皇国王。当人们说起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名字，谁还会想起那时的君主？能够说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人各在哪位沙皇治下的人，恐怕也没几个。只有当知识分子成为侏儒，那个时代才会有王者之尊存在，古埃及的法老，中国的秦皇汉武等等，全都是知识猥琐的产物。毛泽东之所以如日中天，皆因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全都趴下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秦皇汉武以后，就只是皇帝的帮佣。不在于秦始皇焚了多少书坑了多少儒，而在于他焚掉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坑掉了他们的思想。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里说：“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地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加上隋代兴起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有了上等奴才的出路之后，思想更被掏得干净，只能成为为虎作伥的帮凶。

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成为民众之佼佼者，他们负有振兴民众的责任，而不是相反，成为摧残民族文化的帮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说：“我们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真理的证据呢？我们眼前不就有这一真理的充分证据吗？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予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须知，这个评价是在“坚船利炮”打来之前近百年做出来的，它是如此贴切，足以证明那种把贫穷落后归咎于“列强侵略”的说辞有多么不可靠。而那种说辞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推卸自己应负责任的诡辩，无耻地维持虚荣以继续为非作歹的宣言。

这种无耻的传统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里是根深蒂固的，诚如顾准所言：“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这个“醒”也极其有限，新文化运动总算是有了一点表现，于是我们终于看见一群闪亮的文星，他们不管怎样毕竟盖过“城头变换大王旗”之光彩。可惜好景不常，一个“以俄为师”、一个“走俄国人的路”，本来奴性十足的口号，居然成为“民族主义”的旗帜，其实本质依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包装一下传统的专制罢了。惟见知识分子们喋喋不休，继续扮演着“皇上面前人人平等”的古戏。

我们回顾历史，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干了些什么？在旧权力那里“坐稳了奴隶”的拥戴既有权力，“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协助夺权者颠覆旧权力，见风使舵者始终依附权力，无论新旧。独立的人格与思维都站不住脚，知识分子的主流趋炎附势，“火树银花不夜天”，以得宠为荣。遗憾的是，“皇上面前人人平等”决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知识分子的尾巴翘起来是历代皇帝之大忌，挨整就是必然。翻翻当年的旧报纸，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出尽洋相：以邻为壑、落井下石、自伤自残，无奇不有。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只有自甘堕落的民族，才会崇尚“卑贱者最聪明”的蠢话。

巴金老人去世了，新文化运动最后一朵名花凋谢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青少年找不出他们文化崇拜的偶像，找不出能在思想上给他们启迪的篇章，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结果。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其实，该救救的哪里是孩子，恰是那些满足于沉沦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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