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拒绝回忆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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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拒绝回忆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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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死了，网上有报导说他拒绝写回忆录。尽管我倾向于相信这个报导，但也还是咨询了一些有可能知情的人士，得到的答复是确定的。当然这也不能证明他确实拒绝了写回忆录，但至少这个回忆录未曾上书市，亦未上网，那么只能判作无。 A, 一位在中国文化界、理论界活跃了将近半个世纪、1949年以后就担任主管宣传的官员、文革时期成为毛泽东的戈培尔的人物，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则成为囚徒，尽管没有囚那么久。他的生活阅历理当极其丰富，其回忆录显然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是一个难得的“补充说明”，对于希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对于历史，这份“补充说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他拒绝回忆，更别说把它记录下来了。从某一个侧面来说，他也许有“先见之明”，没听说姚文元写的回忆录不得出版吗？没瞧还有一个更不得了的陈伯达，协助老毛创造出“思想”来的“笔杆子”，就如同文盲般只留下一份“访谈录”的吗？至于那些当初并没有这等显赫，却也靠近决策层，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故事的人们，更属于“失语阶层”，历史失去许多花絮，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假设需要掩饰什么，那么，说话的越少越好，“言多必失”嘛！说话的人多了，纸就很难包得住火，就好比如今这个叫做网的平台，谁都可以乱说，宣传部就很头疼。不是有人高唱实名制吗？可“列宁”就是化名，“鲁迅”也是化名，要实名是否先把“列宁主义”实名成“乌里扬诺夫主义”、《鲁迅全集》也实名成《周树人全集》再说？是否化名之下，皆系胡说？ 问题还不仅如此，此类现象后面其实也就是“噤若寒蝉”四个字。还说张春桥，这位早就以党性淘换掉人性“笔杆子”，好几位知情人证实他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接班人”，中国最精通毛式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坐在法庭上打瞌睡，以一言不发称著于世界的人物。他拒绝说话其实正是权势所欢迎的。不像江青，那句“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言简意赅，精彩绝伦，使得孝子贤孙们噎得慌，又使得不肖子孙们狠捞了一把稻草。也许她一辈子说的话里，就这句话说得最像人话！毛泽东曾经说，要造成一个“知无不言，言而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气氛。谁知这只是一个“阳谋”，几十万人成了“右派”，受到各式株连者更不知多少百万。莫名其妙的是，“右派”这个名词也成了罪名，而且成了“大逆罪”。孟德斯鸠说：“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于是荒唐莫过于“右派”罪，获罪者如“极右”首领章伯钧，在困难时期依旧可以享受“肉蛋干部”待遇，警卫秘书、秘书、厨师等配备俱全；也有降职降薪却也还在职领俸禄者；还有充军发配至边远地区者；更有开除公职贬去农村者；劳改、劳教身陷囹圄亦为数不少；至于“夹边沟”里终成饿殍者那就惨极了。一切都以“革命需要”而论，罪既不明罚也不明堪称人世间一绝！且都是因言获罪。然而更绝的是后来的“改正”，说是“反右”没有错只是错在“扩大化”上了，留下几个姓名抹去“扩大”了的五十五万！后世之荒唐丝毫也不亚于前世之荒唐，如果加上“与时俱进”的因素那就比前世更荒唐。不过也是一个寓意：当初“扩大”是赤裸裸地堕落，从扭扭捏捏的专制进入明火执仗的专制；后来的“改正”则是其延续，从明火执仗回归扭扭捏捏的延续。言者有罪只是一种国家犯罪，唯有国家才能实行的犯罪；及至“改正”之时，就成了国家逃避认罪，并保留继续犯罪的权利，为今后留下伏笔。 B， 张春桥不肯回忆，还有一个可能。他早就是党的人了，“把一切献给党”也曾是他的誓言。在这个誓言下的回忆，也许不如不忆。因为誓言限制着你必须首先顾及党的利益，顾及利益总是与真实有距离的，倘若“从实招来”，那就有悖于利益；倘若顾及利益，难免文过饰非，换句话说就要撒谎或隐瞒，当然只需混淆一部分关键的东西便足矣。书店里有无数歌功颂德的抄本，到处抄一点文字，凑合起来就称为“作品”，于是可以卖钱，更可以计入业绩，为升迁作铺垫。当然也有许多人斗胆说一点真话，像官至沈阳军区参谋长的杨迪回忆录，如实地写出他当年亲历的毛岸英被炸的真实情况，原来那位镀金去的太子是违反纪律拿彭总的鸡蛋炒饭吃，炊烟引来轰炸丧生的。这就戳穿了那些吹鼓手们瞎编出来的英勇与壮烈，都是假话。不过杨老先生的书也就没有显赫为之作序之类，只能独自完成。 那天不经意地看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历史的天空》，只看了不到一集。这集含含糊糊地摆了张报纸，一个姓姜的大校对一个姓张的大校说：“这些老将老帅要都是反党分子，这个江山岂不是反党分子打下来的？”明显地，是在暗指“彭德怀反党集团”那件事。什么年代了？一部文艺作品，还不能明说这件早就有“红头文件”结论过的事情？那位姓张的大校警告他的战友：“想不通也得服从组织。”这句话很精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历来是这个党的原则，当然也适合于黑手党。一个党的章程上明明写着自愿原则，可以不玩了退出去。可现实却不行，“不玩了”轻则是革命意志消退，重则就是叛徒；若是反对党的意见就更不得了，早年就是杀头之罪，例如“AB团”，A就是反对，英文叫Anti，B就是党，英文叫Bolshevik，是一种特殊品牌的党，一旦扣上这个Anti-Bolshevik帽子，杀无赦，冤魂六七万，缘由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莫须有”，一个真的也没有。这类故事原本只是黑手党的“教父”才有权干的，老毛干了。到后来，反党就得坐监狱，没有哪部法律规定反对一个党要坐监狱的，反倒是有法律规定人大代表是不得逮捕的。可是颠倒了，胡风是全国人大常委，扣了“反党”帽子就抓进监狱去了，甚至抱不平说胡风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吕荧教授，也抓到牢里去了。时至今日，讲“依法治国”了，什么都得依法，党也得遵守宪法。然而不知哪部法律规定一个党可以对其党员搞“双规”的，关起来，限制一切人身自由，不坐监狱，直至这个党的纪委审定，才“依法移送检查机关”，可见移送之前是不依法的。假设每个党派都有权“双规”自己的党员，那就热闹了，这只是执政党的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汉语中这个党字历来没有善意，“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羽”、“党徒”等都系贬义，孔子就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的，墨子也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的。宋代著名的“元祐党争”，无疑是贬损团伙误国者的，然而明代的“东林党争”则否定了孔子“君子不党”的定义，后来杀戮起来，这个党依旧没有逃出晦气。及至清末出了“革命党”，这意义才完全颠倒了，小媳妇变成大婆婆，反党就如同反皇上，党取代了皇上，当然得大权在握才行，也即“执政党”是也！顾准说：“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当然，这不能代替说谎，专制，道德败坏。”一个党统治一个国家，党演化成一种威权，从被统治的人群中选拔人参加这个党，如同婆婆从小媳妇队伍中提拔人来做婆婆，足以稳固婆婆统治小媳妇的延续。这才会有栽到刘少奇头上的“入党做官论”。朝鲜劳动党中央很直率，他们直接下文件称：“领袖就是我们党，我们党就是金正日同志。”其实彼此彼此，苏联党就是斯大林同志；中国党就是毛泽东同志；古巴党就是卡斯特罗同志……，一旦不是某同志的党，就会“蜕化变质”，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这话只能说到此为止，再说下去就不好玩了。 C， 张春桥的拒不说话，据其专案组汪姓成员介绍，他原本也说话的，只是某次承认江青他们有意推他当总理，于是被抓住了辫子，从此缄口不言。这也许属于一种自卫措施，有点像是美国警察捕人时的例行公事：“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早就太熟悉整人手段的他，杜绝了“祸从口出”之隐患，自我防卫理当正常。不过看来白搭，审判他的时候那个想当总理算一罪状，谓之“有野心”。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前些年我们的报纸杂志上，歌颂这句名言的多了去了。想当总理有什么错？野心家？阿Q就是野心家，他居然想当“革命党”，于是被杀头了。据说鲁迅和毛对此都有意见，毛说是“不许革命”。不管什么家吧，给人家抓辫子毕竟不是好事，何况张先生本来就是抓人家小辫子的高手，深知抓辫子的诀窍，那是防不胜防的，只有一个屁不放，才会免除小辫子被抓。邓公曾经说他自己是维族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谈笑间樯橹（强虏）灰飞烟灭”的气概令人仰止。不过这是大权在握的时候，那时大权在别人手里，绝没有这潇洒的神态，一样要为小辫子写检讨，甚至要为小辫子保证“永不翻案”。 这个权力与说话可是密切相关的，权力越大越是可以信口开河，老毛当年就属口无遮拦的那一类。他可以骂《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可那家报社里的“右派分子”没有一个敢骂到这个地步上去；他骂“城市老爷卫生部”也是任何“右派”望尘莫及的。他骂是“英明指示”，你若说就是“恶毒攻击”，全在于权力，权力的大小决定了话语的正确与否。也有小人物说大话的，例如那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条件是须得更大的人物看上这批判，英明之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正中大人物下怀。张春桥也明白这个道理，当初他批“资产阶级法权”，红得发紫在于皇上喜欢，于是得赏黄马褂加戴双眼花翎；可是一旦“运交华盖”，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惹了祸，另一位大人物死之前写的《三月的租界》被人翻了出来，被这根“文化棍子”砸了一棒本身就成为大罪过。罪与非罪，罚与不罚全都取决于权力，他自己大权在握时同样如此决定别人的生死，所谓“响鼓不用重锤”，明事理就懒得争辩干脆不如缄口。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更别说什么自由了，是喜还是悲？《国语》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让百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百姓说话，天也许就会塌”张春桥协助老毛扼杀言路，最终把自己的说话功能也扼杀掉了，没权就不说，其实也够可怜的。 D， 然而还有一个更可能的理由，即不准写，就算写出来也不准发表。此类例子多了去了，不必说那些拿去香港发表的，例如《晚年周恩来》之类，就连沈志华买回来翻译成中文的前苏联的档案材料，《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也不得出版，最后还是拿去台湾中研院给出版了。类似的例子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前不久到珠三角地区，酒店里播放的《凤凰卫视》，逢审查官感觉“敏感”之处，必掐掉换成旧广告来冒名顶替。哀哉！毛泽东曾经豪气十足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如今既然畏惧“敏感”，要么那个主义不彻底，要么干脆就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1842年2月写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译成中文也有两万字的长文章，逐字逐句地批驳书报检查制度，他断言这种制度的本质是：“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其结论则是：“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他的愿望是：“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 说起来也算荒唐，马克思先生义愤填膺地抨击过的“恶劣的”制度，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奉为至宝的制度了，“跳蚤”宣布自己是“龙种”，无论怎么扭，都还是跳蚤的姿势。 当然这个主义的长处在于诡辩，张春桥肯定是深谙其道的。马老先生神化一个无产阶级，再妖魔化一个资产阶级，于是整个世界都可以相对化了。比“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更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只消贴上一个无产阶级的标签，顿时便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中世纪那些陈腐都翻出来，改头换面就称为“最先进”的举措，书报检查制度便是一例。列宁曾经宣称：“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其实未必，思想才是带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没有思想的人群是不会进步的，东非大峡谷那些部落具有最漫长的人类史迹，然而却沉沦在原始部落里浑浑噩噩，因为没有思想。把思想禁锢在某个主义中，以暴力扼杀异己，这比完全没有思想还要恐怖。马克思提倡的是“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这才是幸福的。假如当年没有一个自由的出版机制，马克思的书就出不了。但他的书都出版了，虽然他公然宣言要“用暴力推翻”那个制度，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并不像他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专横？ 这种书报检查制度之恶劣，是人都懂得，其实根本用不着过多评论。法国启蒙思想家K.A.爱尔维修在其《论精神》一书中断言：“限制新闻自由就是凌辱民族。禁止阅读某些书籍就是宣布人民不是傻瓜就是奴隶。”美国的开国元勋T.杰弗逊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出版自由。因此，那些害怕查问的人首先禁止的也是出版自由。”反过来，拿破仑皇帝说：“报纸是一种鸣不平者、责难者、忠告者、帝王的领导者、国家的监督者，几家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于是他决定：“为了管制刊物，就需要鞭子和棍子。”上面这些名人名言很浅显，可以不加解释只管罗列。 E， 据说张妻是叛徒，她本人揭发，说张明知如此但仍娶她并设法隐瞒。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嫁人真还要嫁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么可爱，先是背叛了党，后来又背叛了夫君，而这个夫君却是为了她甚至不顾党纪的。不过这类包庇也算不得什么，记得文革中我的一位同学说过：“看来以后还会出最的最高指示：‘对叛徒也要作阶级分析。’”他是激愤于那段“对派性也要作阶级分析”的“最高指示”发的牢骚，然而不幸言中，毛先生对于他树立起来的农民楷模当过日本奸细一手遮天了。原则总是说给别人听的，文革中以路线画线的事情多了去了，那些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鸡蛋里挑不出骨头也得挑点刺出来；反之，都是小节问题。其实关于张春桥包庇老婆的事情早就被上海那帮“炮打张春桥联络站”的学生们揭发过了，他们甚至揭发说他本人也是叛徒。但没人理会，因为他不仅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还坐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 F， 说到底，那时的审判其实是一个了结，或者如同毛说过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张春桥肯定对此心领神会，否则不会缄口不言而后拒绝回忆。“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是那时时髦的口号，老张大约是身体力行了这个口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若视自己为“尔曹”，那个“思想”乃至“主义”为“江河”，这点牺牲也许还是值得的。审判者与被审判者，有恩怨也有共鸣，李商隐那句诗是怎么念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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