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是宝贵的生命

“肖去年死在延吉”，久违了的旧日同事在长途电话中告诉了我这样一个既在意料之中，又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这几天只要一静下来我就会想起肖那张白皙而又不失俊美的脸，我的心就格外沉重-------肖死于谎言。

前几年，笔者在看完电视连续剧《孽债》之后，突然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这或许是肖在冥冥之中给我的托付？我在《蛇口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另一种“孽债”》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自己亲历过的一件旧事：七一年，在我的工作的东北边疆一工厂里，一个上调市民兵指挥部的机会落到了一位斯文、木讷、善良的上海知青肖的身上。正在他满心喜悦等待通知时，同室的同乡摔烂他的半导体说他偷听敌台——在那个年代这种罪名是可是判刑蹲监的。在这种打击下，这个一向谨小慎微的小青年疯了，被家人接回了故乡，那年他才十九岁。这二十多年来，白发老母为照料这个疯儿哭瞎了双眼，长兄也因唯一的疯弟的拖累婚姻破裂，前几年身患癌症去世，姐姐已退休难以顾及，而边疆的工厂因效益差早已停发了少得不能再少的基本生活费，也付不起他在上海精神病医院的医疗费，万般无奈亲属将他弄回了他最不愿意回的边疆，将这个包袱推给了工厂，工厂又扔给了当地的精神病院。一个无钱无亲人关爱的远乡的精神病患者又能得到多少关顾呢？不到一年，也就是我的文章发表不久，他就死去了。同事讲肖死时全身没有一块干净处，口中没有一颗好牙，已苍老得像六七十岁的老人，实际上他才四十四岁啊！

就这样一个原本鲜活的生命却因几句谎言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牢狱般的精神病生活，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就这样一个原本完整和睦的家族，却因同乡的嫉妒导致亲人因精神病的折腾四分五裂，人去家亡。这不由使我想起哲人的一句话：“谎言能断送一个人的性命，或摧残两个人的生命”。

近些年来，街上流行“老三届”，流行“知青情结”，不仅反映“老三届”、“知青”生活的书籍、影视走俏，《黑土地的回忆》这种展览爆棚，诸如“老插酒家”、“白桦林餐厅”类的饮食业也都火爆，一切有关此类可以煽情的内容都被火辣辣地煽了起来，一些“文革”初期为创造“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江山，为实现英雄主义理想客观上扮演打家劫舍角色，给校长戴高帽，向师长挥皮鞭的“红卫兵”却因此类忆旧活动的煽情摇身一变，似乎又成了纯洁的羔羊，弄出一副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的模样来诅咒那个时代，以此来招徕怀旧的朋友排遣心中半是自负半是不平的心情。这些原本无可非议，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受了时代的愚弄。关键是从那个荒谬而又苦难的年代走来的老三届、知青们是否个个都是那么清白，那么苦难重重？是否所有的罪恶都是外部强加进来的。想当年，当知青们怀着狂热的激情时，有相当一部分善钻营熟谙中国基层社会运作机制的年轻人，为了尽量抓住眼前所能抓住的一切，为此他们不择手段，懂得怎么进攻，如何退却，想尽办法弄通关节，使自己捞到那极有限的返城、升官、入学的机会，不惜自相残杀。我一直认为行贿、受贿，开后门的风气就是那时从农村刮到城市，从边疆吹到全国的。

面对肖的死，面对我们还需完善的法制社会，我不仅想起了自己在《另一种“孽债”》中讲过的话：“我们在抱怨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公时，有否反省过自己呢？对那个时代的痛苦自己有否有意无意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呢？我们仅仅说是那个时代逼的，是自己生存的需要就心安理得了吗？我们不能回避自身应该勇敢承担的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回避对自己欠健全欠高尚的人格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间悲剧的发生。

保尔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人只有一次”。尊重、爱惜他人的生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而“在一切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是最需要的。”（英国罗素）虽然肖的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但是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周围，那种以嫉妒之心，以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以谎言、诬告断送他人的前程，践踏别人的生命的事仍常有发生。这不能不使人发出对善良的本性的呼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为人善心不可丢，善言不可废，善行不可止，与人为善这一做人的原则，应该贯穿人生的始终。维护和倡导善良，珍惜他人的名誉和生命，也是给生命本质的一个基本定位。

                                                                       （写于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