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秋的夜，四周静悄悄的，刚刚下过一场秋雨，已经能够感觉很凉很凉的寒意了。这座城市几个月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供电线路在武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坏，虽然此时武斗已经结束，供电线路也正在抢修之中，但由于武斗结束后的全城大抓捕，人心惶惶，抢修电路的工作，效率慢极了，这座城市晚上几乎见不到灯光。到处是一片漆黑。

街道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武斗刚刚结束的城市，胜利的一派正在整肃社会秩序。“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的整治时期，每到晚上，除了胜利的那一派，有少许戴红袖套的纠察队员在街上廵罗外，没人还敢在街上闲逛。如果有人在这样的时节，竟然无聊到还敢跑到街上去溜马路，让廵罗队碰上了，没事倒好，如果廵罗队觉得你形迹可疑，。先绑起来打一顿，然后再关起来，审查几天，看你有不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罪行”，那你就真是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连平时最调皮捣蛋的顽童，在这非常时期，天一黑，都不敢到街上玩了。再加上停电，天黑以后，家家户户早早的就关门睡觉，整个城市到晚上就死一般的寂静了。

罗香兰一直静静地躺在床上，黑暗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差不多两天没吃任何东西了，肚子一直都在咕噜地叫。但家里再也搜不出一分钱，米缸也早空了。她和儿子都是农村户口，六十年代的中国，住在城里持有农村户口的人，在国家的计划里是不发给粮票的，持有农村户口的人，即使你口袋里有钱，没有粮票，也无法买到大米。而这时的罗香兰是即无钱也无米了。

已经夜深人静，不穿毛衣，就感觉很凉了。罗香兰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煤油灯，灯里的油也只剩下一点点了。她打开衣柜，翻出了她最好的衣服，那是套枣红色的呢料，是她结婚时两口子攒了两个月的工资才买上的，除了新婚那天穿了一次，平常都舍不得穿，这是第二次穿在了身上。又翻出平时也舍不得穿的一双皮鞋，套在了平时只穿劳动鞋的脚上。对着镜子仔细照了照，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她抱起在床上熟睡的还未满周岁的儿子，在儿子那红晕晕的脸上亲了又亲，她的泪水滴在了儿子的脸上，连裹着儿子的包被都浸湿了泪水。她对儿子喃喃的念叼着：“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呀！你不能没有妈啊，妈也不能没有你啊！”她将儿子紧紧的搂在怀中，打开房门，消失在了外面的黑夜中。

深秋的寒风阵阵地吹到她的脸上，身上，她根本没感觉到冷。此时此刻，冷热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她正向着她想去的地方走去。往事一幕一幕的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二、

罗香兰出生在桂林南边一个县城山区的贫农家庭，家有年老的父母和在生产队当队长的哥哥。哥哥早已娶了媳妇，生了两个孩子，而且很快又会有第三个了。父母年老体弱，一家子的生活过得很清苦，每年都需搭上杂粮，才能勉强吃饱肚子。

18岁那年，正好桂林市建筑公司到农村招合同工，靠着哥哥的帮忙，罗香兰也跟其他200多个农家子弟一起，进城当上了建筑公司的合同工。当时对他们说好，合同期三年，每月工资，按无技术级别的普通工种算，三十一元五角。合同期间，每月按城市建筑工人的定量可以领粮票和油票，但粮油关系和户口留在农村。如果表现好，可以续签合同，到时，根据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甚至还有可能转为正式工。建筑公司去招工的人，话说得很活，无怪乎就是要这些农家子弟勤快干活。当然，如果真能转为正式工，对于当时一出生，户口上就写着“农业人口”的中国农民来说，能当上城里的正式工，就意味着户口上的“农业人口”改写成了“城镇人口”，那简直就跟鲤鱼跳过了龙门一样。

罗香兰跟那些一起被招到桂林市建筑公司的农家子弟们一样，就是抱着希望能跳过龙门的美梦兴冲冲的进了城。她被分到了市建二工区，当上了一名付工。付工就是在建筑工地上拌灰浆，挑砖送建筑材料的小工。在工地上她认识了一个叫申世强的泥水工，泥水工在建筑这一行里又叫大工，就是将砖一块一块拌上灰浆砌成房子的师付。付工则是听大工使唤的助手，在建筑行里付工是最下等的。自古以来就只有大工骂付工，没有付工敢顶嘴的，解放后也如此。

在建筑工地做建筑工的人，无论是泥水工还是付工，因为干的都是体力活，那自然多是些文化不高，但却体力强壮，五大三粗的人了。没有好的身体，无法吃下这碗体力饭。偏偏这申世强，1米75的个子，在当时的南方已属高个子了，长得眉青目秀，讲起话来斯斯文文，如果不是在工地上拿着泥刀拿着砖，谁也无法想象他竟是个泥水匠。说他是个读书人，是工地上的技术员，倒真是没人不信。如果不是他的父亲，那个他无法选择，只能由上帝安排的父亲，他原本也可能走另一条人生路的。

上帝安排给了申世强一个在国民党时代做过警察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然就没有什么好下场了。刚解放那阵子，因为急需治安人才，他父亲得以继续留在派出所里工作。50到52那几年，他父亲因工作认真负责，每年都还得了嘉奖。到了53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社会上有那么几个解放前曾被申世强的父亲管教过的流氓小泼皮，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检举揭发他父亲在解放前的很多“反动”罪行，他父亲因此被抓了起来，判刑十年，送到广西来宾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去了。申世强的母亲原本是个家庭妇女，他父亲去劳改以后，生活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他母亲的身上了，他母亲文盲一个，又无任何谋生的技能，只好跟着那些也无技术的大男人一样，干起了拉班车的苦力活。那年申世强刚满7岁，家里还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妹妹。妈妈要去拉班车，妹妹没人照顾，街坊邻里都劝他妈妈将小妹妹送人算了。正好有对夫妻生不出小孩，想领养一个小孩，他妈妈就将妹妹送了人家。没多就，那对夫妻回北方去了，从此申世强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妹妹，那年他正好进小学读一年级。

63年他初中毕业了，按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相当好的，老师也说他是读书的料。但那年头已经开始讲成份了，出生不好的学生，学习成绩再好，也不太可能进大学了。他虽然还只是一个初中生，关于出生不好的人不能读大学的风声也略知一二。那年他妈妈的身体也累垮了，常时间都只能睡在床上打针吃药，不太能出去拉班车挣钱养家糊口了。申世强看着妈妈身体那样差，就不敢想再读书了，恨不得自己能早日工作，挑起养活妈妈的重担。但那年头社会上的工作也不好找，政府正在动员闲散在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到农场或林场去就业。如果他去了农场或林场，就没人照顾妈妈。申世强的班主任是一个挺有同情心的人，知道他家的情况后，就建议他报考当时算是新生事物的，由建筑公司办的半工半读建筑技校，也就是培养未来做泥水匠的学校。那学校不用交学费，生活费都全包，学制两年，毕业后就转为建筑公司的工人。虽说有这样的好事，但城里出生的年轻人大多数却并不太愿意去学做泥水匠，因为泥水匠又脏又累，而且日晒雨淋。条件好的年轻人，初中毕业以后，不读高中也要进个好的中专，就是上不了高中或中专的，也要进个好的工厂，谁也不想去读建筑技校，象申世强这样既无社会背景，出生又不好的年轻人，就不敢挑肥捡瘦了，于是他就老老实实进了建筑技校。学校讲是半工半读，其实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建筑工地上劳动，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一下建筑工人应知的一些基本常识。两年后，申世强真的成了一个拿砖抹灰浆，能砌万丈高楼的泥水匠了。

申世强工作没多久，他妈妈一病不起，拖了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而他父亲，早在60年艰苦时期就饿死在了劳改农场。如今的申世强，除三朋五友外，在世上基本是举目无亲了。

三、

1966年的春天来到了。就在这时，罗香兰和她那些农家的兄弟姐妹们来到了申世强他们建筑工区的工地。

建筑行业，都是些重体力的劳动活，因此是男人的世界，除了公司办公室里有女性外，在工地上是绝少看到女性的，即使有那么几个女性，也是些读过大学的女技术员或者女工程师，这些有文化的女性在建筑工地上都是高高在上的，再有本事的大工师父，工地上的事也得听这些知识女性们指手划脚，没人敢跟她们顶嘴，更别说敢跟她们谈情说爱了。砌房子的泥水匠全是男人干的活，没有女人做泥水匠的。至于付工，绝大多数也是男人在干。有那么几个做付工的女人，也都是些嫁给泥水匠做了老婆的，原先在家里做家庭妇女，后来因为子女多，生活困难的原因，才跟着老公到了工地，做起了付工。因此从农村招来的这批合同工里，有五十多个女性，在工地确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申世强第一次在工地上见到罗香兰时，心里的确也怔了一下，感觉这女子长得还不错。那时的罗香兰，一米六几的个子，在南方，尤其在农村女性中算较高的了。乌黑的头长过了腰，在脑后很仔细的编了根单股辫，红润的脸庞虽然稍许黑了一点，但皮肤却很细腻，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鼻子也长得端正秀挺，嘴唇不厚也不薄。加上她常年在农村的劳动锻炼，使她的身体长得非常结实，尤其那丰满而又挺拔的双乳，还有那长得匀称园鼓的臀部，前挺后翘，女性的曲线在她身上真是表现得非常完美。跟她一起招进城里的那些农村妹，横看竖看，没一个的脸庞长得比她漂亮，身材也没她匀称。难怪她刚到工地那天，工地上的那些五大三粗的汉子们竟因此议论了整整一天。

罗香兰成了建筑工地上的西施，无论她将建筑材料送到哪个师父身旁时，那些师父们总少不了要对她讲上几句挑逗的情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一顿。当然大工师父们也不只是见了罗香兰才讲那些调情的话，对其他女工也是要说上几句调情话的，但见到罗香兰时，调情的话就要多一些，也更粗俗些。她原本就是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山里妹子，除了羞得脸红，也不懂得用几句泼辣的话语回骂那些无聊的大工师父们，每次在大工师父面前卸完材料，就只好赶快走得远远的，不想再听那些无聊的挑逗话了。

整个工地上，唯有申世强从不拿这些刚进城的农村妹开心，即使是工地上最让男人们掉眼球的罗香兰站在他的面前时，他也只是对着罗香兰笑笑，绝不说半句挑逗的情话。时间长了，罗香兰心里对这个象书生的小师哥，就生出了一分暗恋之情。

那申世强自从他妈妈过世以后，他家那破房子再也不想住下去了，好在建筑公司有集体宿舍，宿舍的房子比他家的老房子好多了，再加上单身工们住在一起，下班后也好玩些，于是他就将家里的老房子退回房地局，搬到公司的宿舍来住了。罗香兰她们那些从农村招来的合同工也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现在可好了，集体宿舍里有男有女，生活的乐趣也就多了起来。过去宿舍里没有女工，下班后，这些单身汉们洗完澡都得自己洗衣服。自从工地来了农村妹，那些调皮的单身汉们洗衣服的事自然就不会放过这些农村妹了，死皮赖脸的求农村妹妹们帮洗衣服。农村妹们碍面子，只好接了下来。申世强从不叫农村妹帮洗衣服，但他自己洗完的衣服总有未洗干净的地方。罗香兰跟他说过好几次，叫他不要洗了，她来帮他洗。他都推脱了，说自己能对付。可是好几次他洗完衣服凉在绳子上以后，因为未洗干净，罗香兰又帮他重洗了一次。渐渐地他知道罗香兰是诚心帮他的忙，他也就领了这份情，每次收工后，他也就将脏衣服交给罗香兰去洗了。时间一长，大家都发现了罗香兰帮申世强洗衣服的秘密，于是关于他俩在谈恋爱的传言就在公司传开了。

申世强在读初三时，曾经暗恋过班上的一个女同学，那女同学平时对他也挺不错，后来那女同学进了高中，他进了半工半读的建筑技校，从此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也就不敢再跟那女同学来往了。读完技校到了建筑工地，工地上女性少得可怜，他也就没有了接触女性的机会。自从罗香兰她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合同女工到了工地后，他才有了接触女性的机会。

六十年代，持有城市户口的人跟持有农村户口的人真是天壤差别。城里的年轻人，一般是不会娶农村姑娘做老婆的，除非那人有残疾或者家庭条件太差了，才会娶农村女子做老婆。娶个农村女子做老婆，户口无法转到城里来，将来生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就绝对领不到城里人才有的粮票，没有粮票，就无法买到粮食。没粮食，人怎么活呢？当然，那时娶了农村女子做了老婆的人家，要解决粮食的问题，就要想出种种的办法了。有些靠单位向粮食局申请计划外补助粮票，有些就靠农村的亲戚将家里的口粮交到乡里的粮管所，再办成临时粮票，反正这些娶了农村女子做老婆的人家，要解决家里维持口粮的粮票问题，就比全家都是城市户口的人家麻烦多了。

按申世强的长相，他应该是配得上城里姑娘的，可是他那无法选择的出生，加上他那为城里人瞧不起的泥水匠的工作，想娶个城里的姑娘做老婆就不太容易了。读书的时候他从未想过这问题，走上工作单位以后，发现单位上很多跟他一样做泥水匠的单身汉，想找城里的姑娘做老婆，很不容易，最后，不少上了年纪的人，饥不择食，只好找农村女子做老婆了。于是他也渐渐清楚，自己将来可能也很难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城里姑娘做老婆。自从罗香兰对他有了那份感情，他也就不再东想西想，而是将自己的那份对异性的爱，诚心诚意用到了罗香兰的身上。

每到星期天，只要工地不加班，他就带着罗香兰到桂林的大小公园去玩，去逛商店，品尝各种风味小吃。罗香兰从未到过桂林，跟着申世强玩遍了桂林城。她感觉这小师哥真是世上难得见到的好人，能嫁给小师哥，跟小师哥过一辈子，那真是太幸福了。

罗香兰和申世强陷入热恋的时候，1966年的秋天来到了。那场将要触及每个中国人的灵魂，并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从北京熊熊的燃烧开来。学校停课了，学生们走向街头高喊着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大家其实心中都无底。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好象矛头指向的就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再加上各个学校的书记、校长、还有一些学生们不喜欢的老师，以及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其他的机关和企业领导都还未划入该打倒的对象。申世强和罗香兰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即好奇，又陌生。这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旁观者，他俩继续在谈着恋爱，而且越爱越深了，好象文化大革命与他俩无关似的。

1967年初，申世强和罗香兰结婚了。工区的领导和工友们都来贺喜，送了不少贺礼和红包，没让他们欠什么债就将婚事办完了。当时单位的职工还未明显分成两派，领导也还未被当成“走资派”打倒。因此工区的领导还能照章办事，按单位对职工的福利条文规定，在职工宿舍区，分了一间单房给他们做新居。从此小两口恩恩爱爱，每天一部自行车坐上两个人，同进同出上下班，让工区的未婚青工们都羡慕得红了眼。

四、

炮竹一声除旧岁，总把新桃换旧符。冬天过去了，67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开始席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不仅仅是打倒几个市级领导，省级领导，或者中央的那几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能解决中国变不变色的问题了，而是要打倒所有的各级领导，甚至各个企业的领导都必须打倒才行。于是干革命就远远大过了抓经济建设，工人们也可以不用上班，走上社会闹革命去了。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停课大半年闹革命的学生们没搞清楚，刚刚走上社会的工人阶级好象更未弄明白。有些群众说某领导是“走资派”，有些群众又说某领导不是“走资派”。某领导到底是，或者不是，该打倒，还是不该打倒，谁也说不清楚。当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从运动一开始，就不断给全国发出前后矛盾的指示。于是，革命群众就更搞不清楚对错了。革命群众用不同的理解来贯彻执行这些前后矛盾的指示，甚至同一个指示，革命群众也有了不同的理解，最后，因为这不同的理解，分成了两派，而且越闹越凶。以致夫妻反目、兄弟反目、父子反目、朋友反目成仇的现象都时有发生了。申世强所在的建筑公司的职工也分成了两派，这两派跟市里的两派一样，开始为斗还是保本单位的领导闹不清楚，后来也不知为什么就顾不上本单位领导的问题了，连市领导的问题都顾不上去考虑了，因为他们要考虑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最高领导人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它关系到广西会不会变颜色这样的大事，当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当时广西的革命群众为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为此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四。二二造反大军”，这一派要打倒广西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韦国清，还有一派叫“广西联指”的，是要保住韦国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刚开始单位分出两派的时候，申世强一派也不敢参加，一来他知道自己出生不好，还是少惹些政治上的是非为好。二来他结婚不久，老婆又有了身孕，家里得有人照顾才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还是一个逍遥派。他的师兄师弟们早就参加到两派的斗争中去了，连他的师父冯彪，这个出生贫农，当过兵，58年就入了党，而且文革前刚刚提拔当上了他们工区工会付主席的老好人，也参加了“四。二二造反大军”下属的“桂林老多”，而且还是他们单位“桂林老多”派的头头。跟申世强玩得好的师兄师弟们多数都参加了“桂林老多”。师兄师弟们于是来拉他去参加“桂林老多”，冯彪师父也来动员他参加。他说自己出生不好，别人就说“你还年轻，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应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接受革命的考炼，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彻底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为了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去参加群众的派性斗争，他还是有点后怕。但如果他长期做逍遥派，又怕别人说他“之所以不参加任何群众的革命组织，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个罪名他可就担待不起了。两派的人来游说他参加派性斗争时，都说了这样的话。

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听说毛主席支持全国的“造反派”起来造反夺权，后来又听说“四。二二造反大军”也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表扬。于是，桂林的造反派们也有样学样，“踢开党委闹革命”，各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起来夺了单位的领导权。建筑公司的造反派夺了公司党委的权以后，造反派们一致推选冯彪出来当了公司的领导。这冯彪师父过去一向对申世强都挺好，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出生不好而冷淡过他。在这样一遍大好形势下，申世强再也经不起冯彪师父和师兄师弟们的动员了，一来也是对冯彪师父的感恩，二来他也以为从此这江山就由造反派坐了，他也就没再多想想，就跟着师兄师弟们参加了造反派的“桂林老多”。

1967年的夏天，当时红透中国的革命旗手江青女士，向全国的造反派发出了“你们造反派要搞‘文攻武卫’”的号召。这号召一出，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到部队抢抢的事件。广西的造反派也不例外，纷纷跑到部队抢枪了。8月10日，桂林的造反派抢夺了驻桂部队的军用仓库，把抢来的枪支发给各基层的造反派组织，号召造反派“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建筑公司的造反派也成立了武装排，冯彪师父见申世强年轻，就将他也拉进了武装排。当时罗香兰已快临产，挺着个大肚子，申世强原本不想参加武装排，碍着冯彪师父的面子，以为这是革命的需要，于是也没细想后果，就跟着大伙扛起了枪。这枪没扛多久，党中央的九。五命令出来了，命令全国的造反派交枪。这一抢一交，从此广西的造反派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1968年4月份，“广西四二二”一直想打倒的韦国清，经过中央的审查批准，马上要出任广西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了。日暮途穷的“广西四二二”和胜利在望的“广西联指”爆发了真枪实弹的武斗。桂林也不例外，在人数上占多数的“桂林老多”再次抢了部队的武器，将人数虽少但却得到军分区支持的“桂林联指”赶出了桂林城。而“桂林联指”则在桂林地区十二个县武装部的帮助下，调集了十二个县的武装民兵将桂林城团团围住。一场长达数月，残酷而又血腥的武斗开始了。

武斗即将开始的时候，有不少人逃往乡下去躲武斗，桂林城还未被围死时又有人逃了回来。一打听，原来躲到乡下的人中，凡是 “老多”这一派的，只要被“联指”抓住，拉出去就枪毙了，那些未被抓住的，只好冒死又逃回城里来了。罗香兰也曾经想叫申世强跟她一起回乡下她娘家去躲一躲，他也动个这念头，正准备走的时候，儿子发高烧住进了医院，没走成。待到儿子病好以后，听了从乡下逃命回来的人说的情况，他不禁倒抽了一身冷汗，幸好儿子病了，未走成，否则他也许就没命了。现在可好，桂林城已被团团围死了，工厂全部停产，商店也关了门。与外界的交通中断了，邮电通信也中断了。连银行、粮店都关门了。没有钱发工资，也没有粮油正常供应，不久桂林就会变成一座死城，申世强陷在了苦苦的思索中。

冯彪师父到申世强家里对他说：“你是‘老多’成员，现在被人家抓住，你也非死不可，我们不如死中求活，扛起枪来保卫自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看到两边都是革命群众斗革命群众，肯定会调解的。只要中央文革出面调解，我们就有救了。”那些师兄师弟也三盘五次劝说申世强跟他们一起扛枪保卫桂林城，当然更是为了保卫自己。当时，谁也不知道武斗要打多久。如果他不去参加武斗队伍，一家三口人往后的生活怎么过下去，工资没地方领，粮食也无法保证。如果他参加武斗队伍，就可以领到工资，而且也可以分到粮食。这样他家生存的问题，就可以坚持到中央出面调解的那一天了。思来想去，也只好参加武斗队伍了。冯彪师父也够朋友，照顾他，只让他守据点，没让他参加主攻。家里吃饭没问题了。就这样申世强有惊无险的度过了桂林城被围住的那几个月。罗香兰也为他担惊受怕，提心掉胆过了几个月。

五、   1968年8月20日凌晨，人们还沉浸在酣梦之中，这时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分批进入了桂林城，对全城实行戒严，每条街的街头街尾都由持枪的解放军把守住了。接着，“桂林联指”的部分成员带领着十二县派来协助他们抓人的武装民兵也从四面八方进入了桂林城。在这之前 “桂林老多”武斗队伍已经按照中央调解会议的指示交出了手中的全部武器。于是“联指”的队员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象老鹰抓小鸡一样，从各个据点将那些参加了武斗的“老多”分子五花大绑的抓了起来。接着“联指”的队员们又带领各县的武装民兵挨家挨户搜查，将那些没参加武斗的“桂林老多”分子也一个不漏的抓了起来。这些被抓起来的“老多”分子统统被关在了临时征用的中学里。申世强是在据点被抓的，当然就是属于参加了武斗的重罪犯关押了。   三天后，进城执行戒严的解放军撤走了，市民们可以上街走动，串门访友了。罗香兰一听说解除戒严，马上抱起儿子就出门去找她的丈夫。她知道丈夫和他那帮师兄师弟还有冯彪师父肯定全被抓起来了。她去到冯彪师父家找到冯嫂，冯嫂此时也急欲想知道自己的老公冯彪的下落。两个女人急匆匆的赶到建筑公司。这时公司的临时领导全都是“联指”这一派的人了，对她们这两个“反革命”的家属当然就没有好眼色了，问了个半天也问不出一个结果，后来听说被抓的人统统关在桂林二中学校里。于是两个女人又急匆匆赶到了桂林二中，想知道被抓起来的人会被怎么处置。   桂林二中这时已经成了临时看守所，8月20日以后，被抓的人有近万人。学校的教室、走廊还有操场都成了关押犯人的地方。校门外挤满了来探视犯人的家属，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学校的大门，根本不让任何人进去。罗香兰和冯嫂在校门口呆了半天，也看不到申世强和冯彪的影子。两个女人在校门口转来转去，也想不出个办法来，最后只好回家，改日再说了。   九月初，，经过各个单位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审查，有些被错抓的人，还有些虽然参加了“桂林老多”造反派，但未参加武斗的人，陆续被放回来了，但申世强和冯彪师父因属于参加了武斗的人，案情严重，还关押着，而且从原来临时关押的学校转到公、检、法的看守所关押了。罗香兰和冯嫂去过好多次看守所，只能送点东西进去，根本见不到人。   到了九月中旬，新成立的建筑公司革命委员会，通知所有从农村招进来的合同工，全部解除了他们的劳动合同。之所以解除这些农民工的合同，一方面是因为武斗刚刚结束，工地上开不起工，没事可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另一方面，这些农民工都青一色参加了造反派的“桂林老多”，想整整他们吧，又都不是造反派里的头头，而且都是贫下中农子女，个个“根正苗红”。最后只好办个学习班，让他们检查检查， “反戈一击” 了事。然后，每人发给几十元安置费，统统退回原籍。   这样一来，罗香兰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申世强还在关押着，被关押的人是没有工资可领了的，罗香兰的劳动合同又被解除了，领了几十元的安置费，从此就不可能再有工资可领了。其他农民工都回到农村去了。她因为嫁了城里人，按当时农村的习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回到农村原籍，也很难落脚了。所以其他农民工走的时候，她没有走。她也没法走，她的老公现在还在关押着，她得等他回来。她失去了工作，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世强能早日回来了。   熬了一、两个月，仍不见世强回来，罗香兰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如果不能去挣点钱，家里就快没米下锅了。可是那年头不比现在，罗香兰的劳动合同已被解除了，她又是农村户口，想在城里找份临时工几乎不可能。失去了生活来源的罗香兰真是苦不堪言，想来想去，只有回娘家一条路了。将家里的东西收拾好以后，她背起儿子，手上提着包换洗衣物，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又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又回到了她从小长大的小山村。   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父母见香兰回来了，知道她遭遇不幸，都很同情她，就让她在家里住了下来。可是父母年老体弱，又没和哥哥分家过日子。俩老生活都得靠哥哥，家里的事，当然就是哥哥说话才算话了。自从罗香兰回到父母身边以后，哥哥就没跟她说过一句亲切的话。   当初罗香兰要跟申世强结婚时，她曾经回到家里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听说申世强是独身一人，倒是挺满意的，至于申世强出生不好的问题，老实巴交的父母没说什么反对的话。“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做主，你觉得好就行了，我们没什么意见。”父母的表态倒是挺开明，支持女儿的婚姻自由。   她哥哥当时一听说申世强出生不好，就坚决反对。“还以为你进城找了个什么干部之类的人，将来也好让我们沾沾光。想不到你找了个‘四类分子’的儿子，你看看，我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哪个的后代有好果子吃？现在又是运动的风头上，你还敢嫁这种人？划清界限都还怕来不及！如果你实在要嫁，你就去嫁，但我要跟你讲清楚，‘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嫁了他，就永远莫回这个家了！”为此兄妹两大吵了一场。现在可好，申世强出生不好还不算，而且还成了“现行反革命”罪犯了，罗香兰又被解除了劳动合同，生活都没了着落，只有往娘家跑，哥哥当然就不会给她好脸色看了。不仅不给她好脸色看，哥哥还经常找借口拍桌子、打板凳。冷言冷语的说些风凉话。“这下好了吧，当初叫你不要嫁出生不好的人，你偏不听。现在不仅出生不好，还成了反革命家属，你看你，今后会有什么好下场？你没有好下场不算，还害得我们都要受连累！”父母虽然看不过去，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帮香兰讲句话。罗香兰再也忍受不住了，心里想：“亲哥哥都如此，哪还有兄妹手足之情可言，我将来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今生今世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在父母身边住了几天，她坚决要回桂林了，父母想留也留不住她，这一走，女儿也许再也难回来了，老两口心疼女儿，又奈何不了做哥哥的对妹妹那付丑恶嘴脸，没办法，只好在香兰走的时候，给了她几十斤大米，偷偷塞了三十块钱给她。临别时，父母含泪对她说：“女儿啊，我们对不起你了，只有这点东西，你拿回去，省着点用吧！”罗香兰泪流满面，告别了父母，背着儿子又回到桂林那个她还有着期盼的家。   六、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了，罗香兰给申世强送去了两件御寒的冬衣。每次看守所允许犯人家属送东西的日子，罗香兰就必定会赶去。虽然到了看守所还是见不到申世强，但每次去送东西，她都会有一种跟世强贴近了的感觉。有一天，冯嫂悄悄的告诉她说：   “听工区的人说，明天工区要开批斗大会，把那些关押的人都押回来斗争，冯彪和世强肯定也要押回来批斗，这样就可以见上一面了。听说在看守所关押的人连饭都吃不饱，饿得好可怜，我已经为冯彪弄了些好吃的，明天他们被押回来时，就可以送进去给他吃了。香兰啊，你也赶快为世强准备些吃的吧。”   第二天，香兰用剩下不多的钱为世强买了点肉和青菜，放在家里准备好，然后背着儿子到工区礼堂去了。   工区礼堂早已布置停当，主席台上面挂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两边墙上贴满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等之类的标语。工区里都是香兰认识的熟人，大家见到香兰也不惊奇，因为都知道她已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了，大家只是对她悄悄点点头，就从她身边走开，并站得离她远远的。   这时，倒是有个大家都叫他傅工长的人，一见罗香兰也来到工区礼堂，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满脸堆着笑容走到罗香兰身边，跟她打了个招呼。傅工长手臂上戴着个红袖套，腰间别着支驳壳手枪，在众人中显得特别的神气十足。罗香兰用背带背着儿子，背带在胸前打了个叉，使她的两对乳房更挺拔了。傅工长的双眼特别在她的胸前看了很久，似笑非笑的对罗香兰说道：“小罗，你也来了？好，来受受教育好啊！你就到后面站着听吧！”其实，不用傅工长说，罗香兰自己也清楚，她不再是工区的工人了，她来也只能站到后面去旁听，况且现在她成了“反革命”家属，在工区就更没有一点地位了。   傅工长是江浙人，三十来岁。长得高挑个子，从背后看象一帅哥，正面看就不行了，满脸鸡皮疙瘩，眉毛稀疏，一双斜三角眼，看人总是滴溜滴溜地转。虽然他早就取了媳妇有了两个孩子，但只要见到年轻的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人，他就特来劲，绝对不会放过跟这些女人调情的机会 。于是工地上的女人，有时干脆就叫他“色鬼工长”了。傅工长这人，除了玩女人有一套外，他也的确算得上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聪明人。文革初期，他死保单位领导，没多久，看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支持造反派，他就“反戈一击”站到了造反派这一边。后来看到“桂林老多”日暮途穷，而“广西联指”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于是他又“反戈一击”，参加了“广西联指”。幸好他的家庭出生是小商贩，他又有建筑大专文凭，于是，建筑公司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他算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被结合到了领导班子，当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罗香兰刚到工区时，傅工长就常找借口跟她调笑打闹，趁机对她动手动脚，不是摸她的乳房，就是掐她的屁股，罗香兰怕完了他，后来一见到傅工长，她就躲得远远的。可这傅工长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对付这样尴尬场面，他自有一套办法。如果那个女人因被他调情过分生他的气了，下次再见到他时，他绝对会死皮赖脸说些“好妹妹，莫生气，我是龟孙，我是你女婿，是你的儿子，你是我丈母娘，是我的亲妈妈，你想怎么打，怎么骂，都行，这样总行了吧？。。。”之类作贱自己的话，让你哭笑不得，想生气也不好意思生气了。后来，他见罗香兰跟申世强谈恋爱了，再见到罗香兰时，他也就收敛了许多，不再无事找事调笑挑逗罗香兰了。   批斗大会开始了，大会主持人念一个要批斗人的名字，那人就被押上主席台，跪在主席台前。每个被批斗的人都被五花大绑着，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这木牌是用细细的铁丝勒在被批斗人的颈脖上的。牌子上用黑墨水写上“现行反革命分子XXX”、“阶级报复杀人犯XXX”等等字样，然后在黑字上用红墨水打上两个叉，表明这被批斗之人罪该万死。每个被批斗的人都由三个武装民兵押上台来，两个民兵抓着被批斗人的左右手臂，一个民兵在后面揪着被批斗人的头发。就这样，连推带拖的将被批斗人一个一个的押上主席台上，跪成一排，低着头面对台下的群众。当每一个被批斗人押上主席台时，台上领喊口号的人就举起右手，声嘶力竭的领着大家高喊口号。   “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台下的群众也跟着举起手，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喊着这些口号。别人在喊些什么，罗香兰一句都没听进去，她的两只眼睛只是死死地盯着主席台。突然她听到主持人念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阶级报复杀人犯申世强押上台来。”   这时，她看见申世强被三个武装民兵押着推上了主席台。此时的申世强，脸色苍白，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胡子巴茬巴茬，头发也长得太长了。罗香兰第一眼看见他被推上主席台时，差点就认不出是谁了。等看清楚申世强那人模鬼样时，她顿时感觉一阵头晕目旋，要不是赶快死死抓住了在她前面长排凳的靠背，她肯定摔倒在地上了。这时有人扯了扯她的衣襟，回头一看，原来是冯嫂站在她的身后。冯嫂对她说：“别看了，今天的批斗会要开一天的，赶快回去弄点吃的，中午好送给他们吃吃。”这时罗香兰才清醒过来，跟着冯嫂走出了工区礼堂，赶回家去为申世强做饭菜去了。   中午，被批斗的人全部被关押在礼堂主席台下的地下室里。门外，站着五、六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傅工长和另外两个领导坐在板凳上休息。几个被批斗人的家属，送来些吃的，经过看守检查后，准许家属将吃的送进去。没家属送吃的，则靠着地下室的墙壁在地上坐成一排，等着工区食堂的炊事员将饭菜送来。   罗香兰提着个篮子来了，傅工长一看到她，马上起身迎了过去，示意她站在一边，打开放在篮子里的饭盒盖子，里面装着冒热气的米饭和炖猪肉。傅工长点点头，带着罗香兰进了地下室。看见申世强低着头坐在地上打瞌睡，傅工长用脚踢了一下申世强，对他喊道：“申世强，你老婆给你送吃的来了！你只有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才对得起你老婆。顽固不化，不肯交代罪行，就只有死路一条，懂不懂。”罗香兰将篮子里的饭盒拿出来递给申世强，申世强已经饿昏了，接过饭盒，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罗香兰看着丈夫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样子，眼泪便情不自尽地流了出来。   傅工长见申世强快要吃完饭了，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讲几句话，有话就赶快讲吧，尽量短一点，讲话别罗嗦。”   罗香兰连忙走上前，顺便将儿子从背带上解下来，抱在手上，对丈夫说：“你好吗？快看看儿子，他好几个月没见爸爸了，你快抱抱他吧！”边说边将儿子递到申世强的手中。申世强接过儿子，将自己胡子巴茬的脸贴到儿子的小脸蛋上用力的亲了起来。儿子几个月未见他了，自然也有些陌生，加上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让他的胡子在小脸上一搔，竟吓得大哭了起来。罗香兰赶忙将儿子接了过来，悄悄问申世强道：“你挨打了没有？伤得重不重？”申世强摇摇头，他清楚在这种场合是不能乱说话的。“我很好，没事，你就带好儿子行了，我会回来的。”他还想多说几句话，这时傅工长在旁边催促起来了。“好啦，不要多说了，让你们见见面已经不错了。”   罗香兰竭力忍着泪水，对申世强说道：“你要好好保重啊！”边说边背上儿子，提起篮子走出了地下室。   下午，罗香兰呆呆地坐在家里，她不敢再去工区礼堂看批斗会了，她怕自己受不了。上午她在批斗会上看到那些跪在台上被批斗的人，不时有人冲上台去用脚踢他们的背，用手扇他们的耳光，当时她就差点晕倒。她尤其怕看见申世强被人打，她想他肯定也被人打了，中午送饭给他吃的时候她就问过他，他未置可否，那种场合他肯定也是不敢讲自己被人打了的，如果讲自己被人打了，接下来肯定还要被打得更惨。下午四点的时候，她估计批斗会快结束了，赶忙跑到药店买了些伤湿止痛膏和一盒跌打损伤丸，又弄了些饭菜，从箱子里找出了一件世强的毛背心，打成一个包.。儿子这时在床上睡得正香，她怕吵醒儿子，就一个人出了门，提着那包东西，向工区礼堂走去。   批斗大会已经开完了，武装民兵正在将被批斗的人押上停在礼堂外的两部大卡车上。罗香兰赶紧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啊！”汽车已经发动了，没人搭理她。她拼命的跑起来，还未跑到停车的地方，汽车已经扬长而去了。她呆呆地站在路边，泪水终于忍不住，一串串地流了出来。   “怎么啦？小罗，还想见见世强？”傅工长在汽车即将开走时就看见罗香兰向着汽车的方向跑来，于是他边问她，边向她站着的地方走了过来。   罗香兰赶紧擦干了眼泪，回答说：“我还以为你们会让家属再见一见，没想到你们这么急就把他们拉走了。”傅工长见罗香兰手中拿着个袋子，便问罗香兰道：“还有东西想送给世强？我看看是些什么东西，到时我帮你送去给世强吧。”   罗香兰将袋子递给傅工长，傅工长在接袋子时顺便用手在罗香兰的手背上轻轻地模了一下。打开袋子看了看，然后对她说道：“这饭菜你就留着自己吃吧，伤湿止痛膏、跌打丸和衣服，我可以帮你送进去。”   “饭菜今天没办法送给他吃了，那些东西就不麻烦你帮送了。”罗香兰答道。顺便将傅工长手中提着的袋子又拿了回来。   “小罗，你别要误会，我是好想帮你的，可是看守所有规定，饭菜是送不进去的，你懂不懂啊？”“谢谢你了，傅工长。”罗香兰见傅工长有事无事老在缠着她，心里已经有几分不愉快，只是不好说出口罢了，于是对傅工长说完“谢谢”的话，便向家里的方向走去了。   傅工长讨了个没趣，开始也有点尴尬，见罗香兰走了几步以后，他赶快追上去跟罗香兰并排走起来，并严肃的对罗香兰说道：“小罗啊，其实你不晓得，我这人心肠是蛮好的，特别对你小罗，我绝对是诚心诚意的。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申世强的问题蛮严重呢，他参加武斗，人家讲他是搞阶级报复，可能还打死了人，所以他蛮难回来的了。你是贫下中农子女，一定要想想自己的前途，要认清形势，跟他划清界限才行啊！”   “我不相信他杀了人，他不是那种人，这全是你们冤枉他的。”罗香兰有点忍无可忍了。   “你还是误会我了，上次开会，就有人提出来说，申世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老婆又不再是单位的合同工了，没得权利住单位的宿舍，要收回你们住的房子。要不是我帮你讲了话，他们早就这样做了。”   罗香兰听了傅工长说的这席话，心里的确大吃了一惊。心想，单位连宿舍都不给住了，那真是天要绝我了。怎么办？她连想都不敢想下去了。她什么都不想问，也不想说了，只是想快点走回家去大哭一场。   傅工长见她没有答话，便陪着笑脸继续对她说道：“小罗妹妹啊，我也晓得你现在蛮困难的，这样吧，有困难你就来找我，我们再好好谈谈。你知不知到，我可是心里一直有你的啊！我两无缘做夫妻，也可以做兄妹，做情人嘛，你好好想想吧，想清楚了，就来找我，我想法在工地安排个临时工给你做。世强的问题你也放心，我会帮他讲几句好话的，起码可以让他少挨些打，少吃些苦头嘛，如有机会我就想法保他出来，你看行不行，情人一场，也是人生的缘分啊。”   傅工长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罗香兰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可也是经过了儿女情长的人，无需解释，自然清楚傅工长那话里的含义。她感觉到了一种羞、一种愧、一种说不出的无奈，其间也有一种人在无望时，抓住根救命稻草也许还有一线生的希望的感觉。傅工长也许就是这根救命的稻草，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真去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结果会是怎么样，她不敢想，也不愿想。她没有回答傅工长的话，也没想过该怎么回答，她只是默默无语的继续向着家里走去。   傅工长陪着她走了一段路，他清楚自己的话已经说得点到好处，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多说下去了。快到罗香兰住的宿舍区了，傅工长停住了步子，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走进罗香兰的家。宿舍区人多话杂，而且今天刚刚开完批斗大会，他不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他用手拉了拉罗香兰的手，对她说：“我的好妹妹，记住我的话，希望我们俩人能有这份缘。”说完这话以后，他便转身走了。   罗香兰回到自己的屋里，关上门，见儿子依然还跟她出门时一样，睡得很香。她想起刚才傅工长跟她说的那些话，越想越伤心，倒在床上，便号啕大哭了起来。   七、   又过了几天，罗香兰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下去了。本来身上就没有几个钱了，为了给申世强做顿好吃的饭菜，又给他买了一些药，花去了不少的钱。对于没有收入的她就显得太艰难了。其实在申世强被抓，她的劳动合同被解除以后，她就知道往后的日子很难过下去了，在回农村之前，她就去找过工区革委会的领导，也找过建筑公司革委会的领导。那些领导们好像都是千人一面，说的都是一样的话，一样的内容。无怪乎就是要她相信群众，相信党，要她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申世强的问题。她的合同已经解除了，想做临时工，现在武斗刚刚结束，公司正式工都还有很多人没事做，哪还能安排临时工。她又是农村户口，今后粮食也是个大问题。说来说去，最后领导们还是一句话，“其他从农村来的合同工，解除合同后，统统都回农村了，你还是带着儿子赶快回到农村去吧。”找过那么多次都没用，再去找公司领导，也是白搭。   结婚的时候置办了一些衣服，有些结婚以后就没有再穿过，能拿去换些钱就好啦，可是，现在连个收破烂的摊点都没有，想卖也找不到地方卖了。   她也想过回农村老家，可那老家已经回去过一次了，哥哥那张难看的嘴脸，她不想再看了，而且农村从来就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原本村里人都认为她已经嫁给了城里人，今后不会再回到农村来生活了，现在可好，在城里站不住脚了，只好又回到农村来，全村的人都会看不起她，会嘲笑她是个没出息的人，她的脸真不知往哪里放了。   现在唯一的就只剩下找傅工长这根救命稻草了，傅工长真是个靠得住的人吗？她不敢相信。以前她就听冯嫂说过，傅工长曾经跟工地上好几个做临时工的女人有过暧昧关系，大约也就是答应帮助别人解决工作问题。等那女人让他上了床，也就是两厢情愿了。等到风言风语传到傅工长老婆的耳朵里，傅工长的老婆就不是盏省油灯了，那婆娘又肥又大，一般女人真不是她的对手。那婆娘也怪，每次听到自己的老公与外面的女人有染，她不拿自己的老公出气，而是跑到工地上找到那倒霉的女人，先扇两个耳光，然后就是拳打脚踢。要不是工地有人出来阻拦，那倒霉女人非被打得鼻青眼肿不可。而此时傅工长总是躲得远远的，逢人便说：“胡闹！简直是胡闹！冤枉好人！”。最后，那挨了傅工长老婆打的女人，也只好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赶快走人。为此，傅工长也被公司领导叫去写过好几次检讨，可是，那些女人都是有老公的人，自然打死也不会承认跟傅工长上过床。最后，查无证据，也就不了了之。由于有了这些桃色新闻，也影响了傅工长在公司的升迁，否则他早就被提拔到工区当领导，而不只是在工地上当一个工长了。   罗香兰刚到工区做合同工时，傅工长就常常爱对她们这些女工动手动脚，只是没多久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他要忙于在两派之间投机革命，才没有时间在女人身上周旋了。批斗大会那天他对她说的那些话，不就明显在暗示她吗。冯嫂的话没错，跟他上床的女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最后他帮不成你的忙，你也怪不得他。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从来如此。罗香兰想：我还未贱到这一步吧，可是如今不贱，也要贱了。老天爷呀，老天爷，你真是要亡我了。   已经整整两天没米下锅了。儿子是故意在邻居们吃饭时，抱到这家吃两口，抱到那家吃两口，这样才把他喂饱的。冯嫂是个好人，前段时间，已经给她送过好几次米来了，还要送钱给她。送来的米，她接了，可是那钱，她是万万不能接的了。冯嫂的老公冯彪师父，现如今跟申世强一样，问题没查清，还押在看守所里。冯嫂虽然是工区的正式职工，但家里有个老母亲，还有两个孩子要她养，冯师父未放出来之前，是没有工资的。不算冯师父，一家四口就靠冯嫂一人的工资在撑着，也是挺困难的了。批斗大会过后，冯嫂说再送些米给她，她说家里还有米，没肯接，其实那天，米缸里已经快没米了。   好几次罗香兰也真有点想去找傅工长了，可是她又有点不甘心，她想：我真成了有缝的蛋吗？我象有缝的蛋吗？我是有缝的蛋吗?不，我不是有缝的蛋，我不是。她就这样躺在床上，糊里糊涂地想来想去。想了好几天。   又到吃夜饭的时候了，她象往常一样，将儿子抱到邻居家，邻居家的人爱逗她的儿子，这个喂一口，那个喂一口，儿子很快就吃饱了。顺便跟邻居胡乱聊了点家常，人家问她吃了饭没有，她明明两天没吃饭了，还是咬着牙说自己吃了，她不愿让邻居们知道她已经走投无路了。天快黑下来时，她将儿子抱回家里，逗了一阵，儿子很快就睡着了。   晚上八、九点的时候，下起雨来了，一阵秋雨一阵秋风，天气渐渐就有了很浓的寒意了。快半夜的时候，雨停了。罗香兰穿好从柜子里找出来的衣服，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了一下。然后抱起还在熟睡的儿子，走出了她的家，将房门锁好后，消失在了浓浓的黑夜中。   她向着漓江的方向走去。走到漓江边以后，她将儿子轻轻的放在江边的草地上，然后朝着西南方向跪下，西南方向对着的就是关押着她老公的地方。她朝那个方向拜了三拜，心里默默地念道：“老公啊，我现在真对不起你了，走到这一步，我也是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他们说你杀了人，那完全是在冤枉你，我相信你肯定没有杀过人。如果没有这场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哪会这样惨啊！老天真是太不长眼了。今天我就要离你而去了，儿子我就将他一起带走，他不能离开我，我也不愿意离开他。他如果留下来，长大了也还是一个小反革命，就会象你一样受一辈子的苦，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活在人世呢？我们从此阴阳两界，念在我们夫妻恩爱一场，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来世再相见了。”   眼泪不断的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她想嚎啕大哭一场，但她还是忍住了，没让哭声传远。她抱起儿子，一步一步向漓江里走去。她原是一个山村妹子，不会游水，可是现在她对水一点也不惧怕。冰冷的漓江很快就淹没了她的大腿，到了肚子，接着就到了胸前，她将儿子的小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继续向前走去。。。。。。突然，她一脚踩空了，冰冷的漓江迅速的将她母子俩吞没了。没人发现，没人叫喊，母子俩就这样彻底消失了。

本贴于2005-08-12 10:04:46在 乐趣园 → 海阔天空 → 华夏知青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