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7.23

我们生产队里的车把式颜子山，在四外八庄特别有名气。要说赶车的，没人知道，要说杀猪的，连大人小孩都知道。

从颜子山的长相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杀猪的。他大块头，大肚子，大嘴叉，一对大蛤蟆眼往外鼓着。就这副长相让人一看，马上就叫人想到《水浒》里屠夫郑关西。别看颜子山这么胖，他有严重的气管炎。他的嗓子里总象有把二胡在揉弦。但拉出的曲子，绝对没有蒋风之、刘天华、阿炳他们的曲子。没有《江河水》、没有《二泉映月》、没有《汉宫秋月》、没有《病中吟》、没有《良宵》、没有《听松》、没有《光明行》、更没有《赛马》。他嗓子眼儿里的曲子，是地地道道的滦县解各庄颜庄颜子山的气管炎独奏曲。

我在农村赶牛车是跟颜子山学的，在工厂我应该跟他叫师傅，在村里我得叫他颜叔。

颜叔家住在村东头的一块大的土岗上，他家是双门独院。整个院子被一片树林掩盖着。

从北门进去，往屋里走，有三十多米深树丛。树木很杂，有桑树，有香椿树，有樱桃树，有苹果树，有栗子树还有核桃树。走在树林掩映的小土路上，真有点曲经通幽处的感觉。

从南门进去，有五十米长的用方砖铺的小路，小路的两边是高粱秸架的菜畦。

菜畦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有嫩绿顶花戴刺的黄瓜，有鲜红的西红柿，有紫色的茄子，有成串的豆角，还有水灵灵碧绿的韭菜。菜畦的两侧是玉米秸编织的寨子，玉米秸上爬满了牵牛花，象老婆耳朵一样的挂豆角，许多蝈蝈就在寨子上唱着好听的村歌。走进这座典型的农家小院，真有点采摘东篱下隐居雅静的农舍画意之美。

正房两侧是东西厢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正房东屋是颜子山和老伴的住屋。屋里摆的大柒家具，都是实木的，彰显出古香古色的质地。颜子山说，这些家具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分来的。西屋是两个儿子的住屋。

颜叔有三个闺女两个儿子，三个闺女都出嫁了。两个儿子都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的日子过得挺干净，挺油腻。一天三顿有肉吃。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肉就成了神仙了。而颜叔家算不了什么，其实颜叔就是主宰猪的命运的神仙。颜叔隔三差五帮人杀猪，这顿肉没吃完。下次杀猪的肉又送来了。

在我们村有个规矩，杀猪的下水和猪尾巴都给杀猪的。因此，颜叔家天天有肉吃。

我和颜叔学赶牛车时，经常到他家吃饭。每顿饭他总端上来清炖大肥肠，炖猪尾巴和猪心猪肝等凉菜。我发现每次吃猪心时，猪心上都有一个小口子，颜叔说，那是刀子尖扎的。颜叔的刀一下去，一刀准扎在猪的心上。那叫真本事。

我亲眼看过颜叔杀猪的场面。那场面特别壮观，特别精彩，也是颜叔最荣耀的时刻。在农村过年过节必杀猪。再说农村节也多，从过了春节开始，就过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庙会。五月端午粽子节。八月中秋节，腊月二十三小年节，节一个挨着一个，颜叔显得比谁都忙。

全村八个生产队，从一队排到八队就得杀上十几天的猪。颜叔从这队杀到那队，又从这村杀到那村，颜叔杀猪不仅杀出了名气，而且杀出了血腥。每次杀猪前，颜叔就数叨一大串顺口溜，叫四大红，“杀猪的刀，接血的盆，老爷庙的门，二丫头裤裆火烧云。”逗得大家一阵狂笑。

颜叔杀猪前，先用一根木棒把猪打懵。然后把四个蹄捆起来。打懵的猪斜躺在案板上象睡觉。颜叔从帆布兜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一尺多长的尖刀，在大腿上蹭了蹭，然后对准猪的心脏位置，一刀进去，鲜血象井喷一样，汩汩地喷涌出来，流在一个大盆里。颜叔的手，颜叔手里的刀，颜叔的肚皮子和地下的大盆，全是红色的了，就差颜叔说的“四大红”里的老爷庙的门和二丫头的火烧云。

猪的血放干后，四个小伙子把大锅的水已经烧得冒泡了，就等颜叔刮毛了。颜叔从猪的后腿上打开一个小口，用一根一尺多长的铁钎子，往打开的小口里一插，颜叔又找出一个竹管，一头插入猪腿的小口里，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吹。

颜叔的嘴巴鼓得象吹唢呐人的腮帮子一样鼓，一对眼睛瞪得更象蛤蟆眼了。

大约有十几分钟，颜叔将杀死的猪，吹得象兰州黄河边做羊皮筏子的鼓鼓的羊皮。

等猪再也吹不进气了，颜叔用一根麻绳将猪腿系死，不让气泄漏出来，之后，四个小伙子将猪搭起来，放入冒泡的大锅里打几个滚儿，再搭在案板上，颜叔这时手上已经套好了手刮刀，他一手摁着猪，一手飞快地刮猪毛，也就是几分钟的空儿，一头黑白的杂毛猪，就被颜叔扒光了衣服。猪的白嫩肌肤真是一个脱了衣服的大白条猪。

颜叔先用大砍刀砍下猪的头，然后他象一个老练的强奸犯，迅速地把猪的胸膛打开。一层层地嫩肉浸出鲜血，一挂红下水，一挂白下水，轻易地被颜叔摘了出来。这两挂东西都是颜叔的。这是当地人的规矩。剩下两扇猪肉。不去骨不去皮，队长每人分一刀，大人小孩都有份。连皮带骨我分了五斤。当天就送回家里。

生产队里剩下的猪肉为了好放，炖熟了放入一个大缸里，留着工地的民工改善生活吃。

到了十冬腊月，我们馋了，就想到了生产队库房里那口大缸里的炖肉了。趁着夜深人静天寒地冻，我和大勇，阿平拿着两个洗脸盆，悄悄地摸到饲养处的库房。库房门是两扇的，门上面有一个环，下面有一轴，将门往上一端，门就下来了。我们仨悄悄进屋，摸黑找到了大缸。掀开缸盖，用手一摸是炖肉。就用洗脸盆舀，这盆舀满了，再用那盆舀，两盆都舀满了，将两个盆扣在一起，大勇端着就出来了。我和阿平小心翼翼地再把门对上。然后，我们仨鬼鬼祟祟地回到屋里。趁着夜深人静，我们仨先饱餐一顿。带冰茬儿的炖肉，吃起来特别香而且一点也不腻。

当我们把这两盆的肉吃光了，盆舔净了。队长才发现库房里的炖肉被人偷了，他再查，那炖肉早已经变成大粪被我们排出体外，并成了猪的排泄物。其实，队长根本就没打算查。队长心里早就有数，全村千八百口子，没有一个这么大胆子敢偷生产队的炖肉的。再说，村里的社员也没有干那不光彩事的。只有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光秃小子，这么大胆子，敢干这种事。

有人叫队长查，说查出来好好整整我们。当时正是“文革后期”。队长说：“查啥，查个屁，孩子们从大老远来到咱们这儿，离开爹妈不说，这么大点一个人在外面苦不苦。肉吃了，就吃了。谁吃不是吃。整谁呀？”我在旁边听了，不仅觉得心里热乎，而且脸上觉得烫得慌。我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圈儿，就是没有转出来，嘴里也没敢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