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赫尔岑的童年誓言想开去

 

此贴仅是个人读书心得的胡思乱想，冗长而枯燥的囔囔呓语，无意攻击任何人，偏颇处请指正读赫尔岑《往事与回想》之二从作者与挚友奥加略夫的童年结盟及誓言想开去三叶虫我很欣赏作者与奥加略夫少年时的友谊，以及他们在莫斯科麻雀山（即后来的列宁山）所订立了的一生中为之奋斗从未背弃的誓言这段内容。他们虽然是远亲，但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掉到麻雀山脚下的莫斯科河里差点被淹死的奥加略夫的德国家庭教师），那他们则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面，真得感谢旧俄时期那些贵族家庭中的这些外籍家庭教师，如果不是他们带来的新的事物和有意无意地带来的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当然那个叫仲伦贝倍格的德国家庭教师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思想）无意中的启蒙教育的话，那么当时亦就不会在俄国传统的地主—宗法式教育中培养出一批优秀而卓越的先进知识分子了。那这本《往事与随想》或许就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至少这本他只献给两个人（奥加略夫和作者已逝的妻子，其堂妹娜塔里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书就可能不会写得那么精彩或者那么深刻悲壮了。作者在书中描述到：

“我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带着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在我们中间顽皮、恶作剧占重要地位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我们的同样年纪，除了我们的“化学的”亲合力之外，我们还是由共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象激昂慷慨的全人类利益那样，使一个人的少年时期纯洁、高尚，保护它不受腐蚀。我们尊重自己身上的我们的未来，我们认为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优秀人物。”作者少年时就爱憎分明，他憎恶尼古拉一世的暴行（主要指镇压十二月党人），完全拥护法国大革命时期处死路易十六的行动（为此他曾疏远过一个为路易十六辩解的同伴）。而作者的这种些许幼稚却难能可贵的正义感则在奥加略夫的身上得到了共鸣。书中写到：

“我和尼克（奥加略夫）之间就没有这种障壁（指作者与另一个小伙伴的观点冲突），他的心跳得同我的一样，他也离开了阴森的保守派的海岸；我们只有更加同心协力撑得离岸更远，我们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为扶持康斯坦丁皇太子竭尽全力！”关于康斯坦丁大公爵，作者曾承认那时自己的思想并没有显出特殊的洞察力，75页中作者写到：

“我的思想（十四岁的那时）非常混乱，我竟然真的认为彼得堡起义（即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目的有一个就是：拥戴皇太子（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让位于尼古拉的康斯坦丁大公爵，64页注中写到：“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爵，保罗一世的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儿子，立他兄弟康斯坦丁做皇太子，亚历山大突然逝世后，康斯坦丁宣布退位，由他的兄弟尼古拉继承皇位。”）登位，一方面把他的权力加以限制。由此我把这个怪人（指康斯坦丁）整整崇拜了一年。他在当时比尼古拉得人心；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群众（他从未作过有益于群众的事）和兵士（他只做过损害兵士的事）都喜欢他。我记得十分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在脸色苍白的尼古拉身旁走着，他皱着他那淡黄色的浓眉，拱着背，把两个肩头耸到耳边，他穿着一身带黄色领子的立陶宛禁卫军制服。他作主婚人把俄国嫁给尼古拉以后，就动身继续摆弄华沙（指他去当波兰总督）去了。一直到一八三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波兰起义开始日，那天起义者冲进总督府高呼“处死暴君！”康斯坦丁已经躲了起来，没有给找到）才听见他的消息。”作者当时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形和清晰，但在他的心灵深处却埋下了后来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思想基础。也就是在那一年（作者十四岁）作者与奥加略夫来到麻雀山上立下了一个一生的誓言并相互结成了一生的同盟。关于这点，作者在书中（99页）写到：

“我们走在他们（作者父亲和德国教师）的前头，越走越远，跑上了麻雀山，跑到维特别尔格（俄国建筑师和画家，他设计过纪念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胜利的宏伟教堂，准备建在麻雀山上。后受官僚陷害被叛罪流放）的教堂埋置基石的地方。

我们喘不过气来，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在往下沉，圆屋顶闪闪地发光，城市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我们站着，站着，互相依靠着，突然间我们拥抱起来，我们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斗争献出我们的生命。”这件事对作者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在该书中反复强调，作者写到：“这一件事，别人可能认为是十分不自然，十分做作的，可是我在二十六年之后想起它，还激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有一点我是非常敬佩作者的，他说：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令人激动之余突然想起了一个据说是咱们中国的良心的人物，甚至有意无竟地自诩为作者第二。可这里有两个巨大的区别鸿沟是他永远也无法正视和逾越的：

一是他们的判逆是自觉的还是别有用心的？作者出生于富裕高贵的贵族家庭，从小生活优越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还未成年之际其家人就给他铺好了一生的绵绣之路：或到乌拉尔哥萨克骑兵队当军官，或到某个气候暖和的国家的使馆里工作等等（36页），可作者却为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坚定地背叛了家庭以及当时的整个社会，投身于埋葬黑暗势力的斗争，并且终身矢志不移。而那个人据说也很有“良心”，但在黑暗时期他连哪怕丁点类似于知识分子清高的反抗也没有。且他的反思是自觉的吗？无非是一场现在人人都在痛打落水狗的那个过时了的动乱中使他吃了点苦而已，于是乎以已推人地痛骂之，并巧妙地将个人恩怨上升为鞭斥黑暗势力的堂而皇之的“忏悔”。民族需要讲真话的精英时，他到哪去了？现在人们更需要讲真话讲良心的时候，他又到哪去了？连发表个对桂冠拒绝接受的书面声明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垂死的老人。

二是他们在什么环境中才讲真话？是一生都在逆境中，看不到一点希望的境况中还是在老虎死了之后才敢拔拔它的毛，此外还得看看新得势者的眼光，一不合适马上就又做缩头乌龟，缄口不言？作者在十四岁的处决十二月党人的血腥仪式上就发誓要与这个皇位、圣坛、大炮战斗到底，可几十年以后这些势力却依然存在，甚至在其一生中都始终看不到出路。其可贵就在这里，尽管在有生之年，这些黑暗似乎依然没有尽头，然信念却从未动摇过，从不会以卑微的沉默甚至屈从来充当权贵者的同谋或“识时务”的圆滑的软骨头，而一旦时局变换，因为个人的恩怨和虚荣而又来做些似乎痛心疾首的“真心”忏悔，以开脱自己的耻辱并将自己重又归纳到“良心”一类的伟人之列，然实际上却又在做着新一轮“识时务”的沉默和同谋。我们民族不需要这样的虚伪的“良心”，而更需要的是类似于作者的和我们几乎同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等的真正的良心。相形之下，那些由于自私和怯懦却仍不忘顾影自怜的可怜灵魂，对暴政和强权的屈从偶尔也发出一两声不敢声音太大太激烈的埋怨声的行为，是多么可鄙，不敢讲就一辈子也别讲，如果真有良心的话，那就始终如一地大胆讲出来（中国的这些老大知名文人就如同被婆婆管得太严的小脚媳妇，心中有深仇大恨，却不敢讲出来，马屁还拍着忒凶，又时刻咬牙切齿，却只会来点暗地里给你茶里放一丁点烟灰之类的不疼不痒的小发泄，还得时刻提心吊胆，查颜观色，心跳得三天睡不着觉。又可鄙又可怜，没出息）。看他们兴致来时恕絮絮叨叨的样，真想吼一声：你就别叫了，叫了更使人烦，更显示出鄙俗丑陋。对于这些仍想时不时地表露一下自我还有颗“良心”的人，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甚至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已变得分文不值了。

哼哼，现在又成了新的得势者的招牌，御赐的光环越来越大，仍不敢公然拒绝，但又要极力装弄一番，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所谓的“良心”。一付婊子牌坊心态昭然若揭。看来他的下一个忏悔是要在上帝面前写了。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深刻的忏悔，这种忏悔不能因我们个人的苦难，民族的苦难而仅局限于对专制和强权等的无情剖析和正义鞭挞上，正如索尔仁尼琴所发现的：“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与这种善恶相比，其恶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专制、强权等对我们的损失反而不是太重要的了（我们大可不必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而要使每个人的心中都能照射到善和美的阳光，让恶的阴影在理性的阳光前逐渐遁去，如同这些俄罗斯的精英们最终体会到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讲，本人又有点理性地倾向那个鼓吹说真话的“良心”人物了（虽然个人感情上厌恶其道貌岸然的虚伪）。我们的职责和义务不光是改变外界，更应是：“认识你自己！”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几乎所有的向自然和人类开战的革命其实与其对立面无什么本质的区别，甚至往往是其另一种类型的延续。其一个被历史的事实证明的悖论永远是不可回避的：革命只消灭各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同时在大势所趋下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最终这些不可避免地被扩大为恶的本身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因此在某些方面，俄苏的那些高贵的精英们亦有他们为环境所困而不可超越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不能指望以一种新的东西去毫无扬弃地全新地替代旧的东西。精英的责任是使人心向善，而非使人去除暴。

最后有一点颇有意思的东西不得不讲一讲：

近代俄国与中国有一点非常相象，都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又都有着为强势西方文明而伤害的民族感情，其任何一次革命和运动，几乎均是对外国影响的一次反作用。对这一点，作者看得非常清楚。这种落后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以及与东正教的牢固结合的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主义与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的描述和剖析在书中比比皆是。而本人以为俄罗斯在两个世纪以来老是走弯路甚至回头路亦与其前者的强大控制密切相连，它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情结至今都是影响其与世界的融和以及文明的高度发展的顽强阻碍。旧俄时就有人深刻地指出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这一点，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何其相似乃尔。

本人以为解决的途径不是彻底否定式的革命，而是来一次深刻持久彻底的类似于西方十六世纪就开始了的人文主义运动，使人们真正懂得：人不是为社会和制度而生的，而是为美好的人生和美好的生存方式而生的。世界和人生的统治者只能是一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