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缘起

说起“抗美援朝”，后来总离不开一个“保家卫国”。但是我们从已经发表的决策入朝作战的历史文字中看，并无“保家卫国”的字样。即使1950年10月8日毛决定组成志愿军的命令，也只是强调：“（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由此可见，战争的性质是“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借以保卫”的是包括朝、中两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的利益，也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这与“保家卫国”相去甚远，其实质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援助，并无国家或民族的意义。

 

及至11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麻扶摇的“出征诗”，音乐家周巍峙看到报纸并很快谱曲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经过广播、报刊传播开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也就成为这场战争的宣传调门。而首先提出“卫祖国”含义的，不是有决定权的高层，而是被决策驱使的基层。鉴此，它仅有宣传意义，而不是决策的依据。同年12月，亦即中国出兵两个月时，毛泽东始用铅笔写下“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八个字，从此它们就成了宣传的主调。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开会词”（载24日《人民日报》）里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作战的。”按照这个基调，无数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文章都强调了老毛完全因“保家卫国”而被动参战，把宣传手段移花接木变成决策根据，比较经典的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里的断言：“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果真如此吗？事实正好相反。

 

臣服于斯大林

 

已经无须讨论的一个历史真实是：中共是苏共以共 产国际名义一手缔造并资助起来的，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决断。远的不说，1948年8月28日奥尔洛夫致莫斯科的电报里说到毛泽东急切需要去莫斯科请教的问题就有：“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同东方（和其他）各共 产党的关系问题；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转引自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所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1，页40。”）1949年1-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报告也称：“毛泽东几次强调说：‘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并且奉行亲苏的方针’。”（同上书，第72页所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606，第17页。”）同年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于7月4日递交给斯大林的“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称：“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 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第17页。）

 

与上述引文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仅所引这些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至少从1948年开始，毛泽东已经全心全意“一边倒”，决心以斯大林的指令为己任，要充当斯大林与美国斗争的“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即使刘少奇电告了斯大林对此持否定态度之后，毛泽东仍复电指示刘：“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 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林科夫）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 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同上书，第21-22页。）可见毛泽东的决心之大，直至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访苏与斯大林谈话中继续表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事业有利来行事。”

 

这样的表示是有其理由的，还是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斯大林的表态：“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第412-413页）斯大林的这番说道，无疑使毛泽东兴奋不已。1948年春天他在河北阜平准备直接去苏联，毛对叶子龙说：“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叶说，“这两年，他已经多次说到太阳这个词了，而且我知道，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太阳’。”（中央文献出版社《叶子龙回忆录》，2000年第一版，第171-172页）毛自幼就认定“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的，到已经实现前一句目标之时，毛开始向第二句目标挺进，这个国家就是他的资本。

 

参与策划北朝鲜的进攻

 

为实现这个目标，还在解放大军刚刚跨越长江之时，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为朝鲜战争打算了。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称：“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有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上册，第187-188页。）此时无论美国韩国都还在梦中，毛泽东却已经“未雨绸缪”准备出兵协助朝鲜开战了。

 

关于毛泽东同一次与金一会谈的情况，从中国方面有相似的报告。毛让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同上书，第190页。）也就是说，还在1949年5月，毛泽东已经主动提议北朝鲜去进攻韩国，他所考虑的只是1949年发动进攻为时太早，希望在1950年初开始。并预计日本介入且打保票中国出兵“消灭日军”，说什么“保家卫国”显然不是那么回事。至于那些不知脑子是什么结构的御用文人说什么：“出兵朝鲜的决心，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纯粹是臆测或宣传，此前一年半，毛就意气风发决心打这一仗了，如果硬说“最难”，大约只是说服高层服从他的难度罢了。

 

还有一个把解放军朝鲜族部队送给金日成的问题，无疑，这支部队是进攻韩国的主力军。北朝鲜军除第1、3、4、15师只有两个多团之外，其余六个师都是中国转入朝鲜的部队。许多文章振振有词辩解说这些部队赴朝与开战无关，可正是这次会谈决定这些中国部队转入朝鲜的，既然同时讨论攻打韩国的问题，说无关是否有些强词夺理？

 

显然毛泽东并非偶然的心血来潮，次年金日成赴苏联报告发动侵韩战争的准备，斯大林老谋深算地要金与毛泽东商量。北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求见毛泽东，安排金日成访华。伊格纳季耶夫关于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4月10日）称：“毛泽东把预期的会晤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同沈书，第336页。）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同上书，第381页。）

 

从这个电报里，我们再次见到毛泽东鼓动金日成发动战争，其决心是坚定的。而且，毛泽东也预料到美国的因素，胡乔木所谓“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显然是在撒谎。不过我们也看见周恩来的不同意开战的态度，他建议金日成“正式会晤”其实是按照毛“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的前提考虑的。关于这一点，还有乔冠华对他的老朋友罗素.斯帕尔的一席话可以佐证：“乔冠华指出，尽管周恩来总理极力主张避免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但毛泽东主席坚持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从一开始，毛主席就倾向在朝鲜进行干预，把军事实力作为重建中国的一个手段。由于陶醉在取胜之后的狂喜之中，周总理放弃了己见，同意了毛的主张。”（罗素.斯帕尔著：《韩战内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我们可见毛泽东在朝鲜一战的决心，连周恩来也无法阻止。

 

最后的会见没有按照周恩来的设想进行，金日成约定5月13日秘密访华，这等于告诉毛，他已经有了近期开始进攻的计划。在什特科夫上面所摘录的电报里，还介绍了金日成访华的安排：“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这就是说，毛已经知道军事进攻已经获得莫斯科批准了。诸多著作格外强调了这样一个插曲：金日成说斯大林已经批准进攻之后，毛大吃一惊，并由周恩来连夜赶往苏联大使馆要求核实，并有斯大林那个5月14日电报：“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同前书，第384页）中国的作者们纷纷拿这个插曲来说事，以证明毛泽东事前不知情，然后不得不认同斯大林的意见，同意金日成攻打韩国。我们只好翻回前一页，罗申的电报里是这样说的：“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以上两个电报的文字差异是值得研究的，毛泽东得到并告知斯大林的文字是：“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意思很明显，这是北朝鲜单独行动，仅与中国方面“讨论”而已。但斯大林复电不同：“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复电意思明显地要“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即进攻韩国是中、朝两国一起干的事情，且“中国同志”拥有否决权。我们再翻到罗申13日的电报：“毛泽东同志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根据罗申同志转来的菲利波夫同志的上一封电报，本应在近几天就接到说明。’”回头查到斯大林5月3日致罗申电报，其中有“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周恩来半夜索电之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没有履行承诺，毛一直以为斯大林已经让自己指挥亚洲革命，理当决策对韩国的进攻，也为此给北朝鲜作过指点。突然斯大林直接跟金日成讨论布置任务，绕过自己不说，就连通报也变成让金日成转达斯大林意见了。老毛被凉于金之后，心态不舒服。及至斯大林来电改变了金传达的电文，气才消一点。

 

接下去的细节中国、北朝鲜都封锁着，我们不得而知。但也有学者揭露出冰山一角：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他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将会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金日成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计划。

“会见中，毛泽东强调说，作战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部队行动要迅速，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要为占领城市而延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不过，毛泽东当心美国可能驱使日本军队直接干预。他告诉金日成，一旦有两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的，因为到那时，苏联出兵是不方便的，它受到与美国签订的协定的限制，而中国不受这样的限制。

“金日成认为，日本军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他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1页。）这一段文字披露出来，所谓毛泽东被蒙在鼓里、所谓“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作战的。”都是谎言。毛早就准备为斯大林而战了，并直接参与了发动战争的谋划。

 

然后毛泽东建议：“恐怕有必要像签订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5月16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金日成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表示同意毛泽东所提议的中朝缔结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建议，不过，莫斯科认为，这不应当是在战争发动之前，而应当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同袁书，P852）这一段披露有一个重要的法理问题：中朝之间没有任何协议、条约，如此，中国出兵朝鲜就没有任何法理依据。毛泽东的提议是为出兵奠定合法性基础，一方面证明毛出兵心切；二方面有此条约方能保证毛领导亚洲革命的地位。但斯大林否定了。本来，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签订相互间条约是各自的主权问题，结果竟然需要斯大林批准，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只是谎言，其实反而趴下去了，因为蒋介石政府与外国签约从来不需经过第三国批准。

 

结语

 

综上所述，至少还在1949年5月，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在1950年初中国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以后就进攻韩国，如日本军队介入，中国将派兵参战。到1950年5月，毛更预计到美国会帮助韩国，须知，美韩已于同年1月签订了“军事援助协议”，承担了军事援韩的义务。但毛并不在意，继续表示“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明确许诺要派兵参战。在金日成婉言拒绝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仍坚持“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所谓“保家卫国”，其实只是宣传的需要。根本动机在于“革命需要”，也就是为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地盘的需要。

 

附带说一句，中国出兵朝鲜的唯一法理根据，是曾经陈列于军事博物馆的求援信。但这封写于1950年10月1日的求援信，却是以金日成、朴宪永两个人的名字签署的，而且信件里只字未提任何国家政府。这封信于是毫无法律依据。倘若以个人或个人联名签署的信件就可以作为出兵异国的理由，世界无疑将乱套！没有任何国际法有这样的条款。如此，中国出兵朝鲜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相反，无论美军还是联合国军，出兵韩国都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如果说侵略，只有中国出兵符合侵略的条件。斯大林显然早有谋略，他否决了中朝之间签署条约的提议，命令中国采用“志愿军”名义参战，用心可谓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