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国56年中的我们
作者：石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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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56年中的我们
作者：石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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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常常埋怨自己生不逢时，因为我不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是1950年7月出生的。可后来我想起来了，我们中国人有按虚岁算年龄的习惯，渐渐我就心安理得地以共和国同龄人自居了。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56周年，“按虚岁”我也有56岁了，就想写点儿什么来纪念一下，按照我的记忆，我把我的一些经历和我身边人的经历以及我听说的一些人的经历写成一些短文，我想这些经历总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一些侧面的，于是我就动笔了。 我生于沈阳，当时正逢抗美援朝开始。那时我的父母还在部队上穿着军装呢。所以新中国建国后碰上的第一场对外大战，也算是让我赶上了吧，虽然那时候我还不晓事。不过当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的口号已经能听懂了。我虽没有直接参与跃进，可我随父母到了三线苏联援建的军工企业，在四周都是农村黄土塬子的环境中，不正规的教学质量，加上我的好奇、好动、不懂事，以至后来我回到北京升入普通中学时，“六十分万岁”就是我的最好成绩。我暂且也把这个成绩算做我为国家建设做出的牺牲吧，虽然有些牵强。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怕也是不得不提。 1966年我初中毕业，赶上十年动乱，我于1967年就上黑龙江支边了，在那边呆了十多年，回北京以后进了国营企业。 我的经历肯定不能反映共和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全部，我只是想如实地反映一下我个人眼中所看到的共和国的某个侧面，也许有的人会感兴趣。如果有人像“故事接龙”那样重点把改革开放以后的成功经历也写出来，那就更好了。 石希生 目录 一、自画像 1、 知青生涯琐谈 二、童年杂忆 2、 四爹 3、 胖子 4、 安子 5、 童年时的“第二职业” 三、边疆人物 6、 周总理促成这门亲 7、 官复原职 8、 张副连长 9、 不再抽烟 10、老五 11、阴阳界：一桩本不可能的婚姻 12、情缘 13、“假小子”受辱记 14、见义勇为 15、兄弟不分家 16、我们要去支援越南 17、乔冠华在联合国说 18、阔气的北京人和豪爽的士兵 19、少帅故乡人 20、田园生活及返京 21、农家孩子 四、那时候的老外 22、边境交接 23、不该打的招呼 24、没有引发的国际事件 25、他就是克格勃 26、俄国兵 五、与动物打交道 27、人与狗 28、雪中猎 29、狼捉老鼠 30、十只小野鸭 31、生命的呼唤 六、淹没于都市之中 32、“蒙古大夫”纪实 33、女儿的微笑 34、旅伴 35、严涛先生 一、自画像 1、知青生涯琐谈 我是个大男人，年轻时最讨厌小孩子。你想小东西一会哭了，一会尿了，多烦人呐。可是当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感觉好像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她长这么大，无论多么淘气和任性，我都没动过她一手指头。我家里有一幅我们爷儿俩的照片，我在背面写道：“依依何相亲，囡囡抵万金。同赴三千里，可知父母心。”——想起当年我们夫妇从东北把一岁多的她抱回北京的时候，她瘦得像小萝卜头一样，至今我想起来都心酸。 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列车喘着粗汽呼啸着冲进黑龙江省鹤岗车站，终点站到了。 列车员——一位戴着什么造反组织袖章的快乐的中年汉子，他高声喊道：“都下车啦都下车啦，别忘了拿别人的东西！”大家被他那善意而幽默的提醒逗笑了，纷纷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并且陆续地走出车厢。 站台上两道草绿色的人墙引导着一股蓝色的人流涌出车站，边防军人们挥动着红色语录本，高喊着热烈欢迎之类的口号。500名北京支边青年每人着一身蓝色棉服，一个个激动而惊奇地看着车站那黄色的有些俄罗斯风格的尖顶建筑。有些人的眉毛上、帽子上马上就结上了白色的冰霜。 风吹在人的脸就像小刀刮一般，这是许多人的第一印象。 一路上歌声不断。同时还有几件事叫人印象深刻。 车出鹤岗市区，在天地浑然一体的白色世界中急驰。 “那是什么？！”有人喊了一声，大家纷纷用嘴呵开车窗上厚厚的白霜向外窥探。原来有一只狐狸在路边的野地里正与汽车同方向飞跑追逐着我们的车，这家伙似乎要与我们所乘坐的这个嘀嘀乱响的庞然大物一决高下。 荒凉，这也是大家的第一印象。 车队经过罗北县城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农场带队的干部前往交涉，不久就放行了。听农场的人说，刚才有些持枪的人要“征用”汽车，可能因为我们是“文革”中第一批下乡的知青，并且是从北京来的，当时省军区和省革委会比较重视，那些赳赳武夫们才没有坚持。我只是在停车时听见街上的大喇叭正在愤怒地声讨着对立一派的什么滔天大罪，并且至今记得黑龙江省罗北县当时发生的真的开起火来的武斗中，有一派叫作“人民战争”，那是我用手捂化了车窗上的白霜，窥探到路旁的一幅大标语上的落款。多年之后，我还得知一位已经落户北京的“罗北姑爷”的身上还留有当时的枪疤。 动乱，当然也算是大家的第一印象。 路过检查站时要查边防证。车到名山，小山上中国边防军的岗亭与黑龙江对岸苏方高耸着的电视塔隔江相望，大家心里又是一震，边境的神秘感，这又是一种第一印象。 当时这500人不可能怀有500个不同的动机，但也不可能“万众一心”地怀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反正他们迈出了支援边疆的第一步，这些知青们。 二、 世事之艰险，莫过于边地。刚迈出校门的知青们如果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貌似淳朴的边民们，那才是复杂呢，好人不多。 农场的人分为几类：当地“土著”、山东及河北移民、复转军人。“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队长王成宾是当地人，有人说他家的成份应当划为富农，因为解放前他家有十几垧地，于是他家成为清查对象。那清查的手段，无非是老老实实地向广大群众交待。于是在每天晚上“狠抓阶级斗争”的会上，他和他爹被无休止地批斗。王队长他爹的头被打破，他母亲想不开服了毒（但被救活）。他们父子坚持说，按照政策，划成份只能以雇工剥削的程度为依据，群众认为他们爷俩就是态度不好。于是每次批斗，都让老头站在桌子上，弯腰九十度，后脑勺上用铁丝挂两块履带式拖拉机的链轨板（铸铁的！），然后把王队长按在桌子下边跪着，老头子若是坚持不住晕倒了，那链轨板掉下去砸谁的脑袋？所以尽管每次老头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他就是咬牙坚持着，反正当时让我这样的年轻人连续两小时弯腰九十度都是做不到的，这老人真硬。 王队长仍然是每天在队部里给大家分配工作任务，一派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只是脸上常常带着伤痕。那时候当官真难。 支部委员兼民兵队长陈玉中是参加过凉山平叛的转业军人，嫉恶如仇，在文革初期是铁杆保皇派。因为当初队里一批年轻人居然敢造党支部的反，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坚持内查外调，毫不手软。不幸的是他四川老家转来一份造反派的证明，说是当地群众认为他岳父家和这边的王队长家一样，应当改划成富农。他一怒之下回到家里质问妻子为什么结婚时向他隐瞒家庭成份，他妻无言以对，气得昏过去。 知青们也没躲过这一关，我父亲在运动中靠了边，母亲被捕，于是清理小组根据我爷爷旧社会曾在铁路上任职这一事实，认定我家的成份应当是“伪职员”，不说也罢。 当时有个口头语是“还有余秋里同志”，那意思是把余秋里排在最后，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当时报刊上每次报导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活动时，总在不起眼的字里行间有一个名字：XX。可是他的女儿也不得不在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被迫承认她的家庭成份“应当是地主”，因为她爸爸那时正受冲击。真叫人啼笑皆非。 余波竟波及到1977年，曾任武装连副连长、主管军事的张鸿业，从团“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回连以后，带头批判一位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山东移民，惹得那梁山汉子怒不可遏，乘夜潜入张家，用斧头把他妻儿六口全部砍了（张仅以身免）然后自杀。 双方都有过光荣的历史，他们成了“一正一反”的双方。本不该发生的事，却发生在那些热情并且充满向往的人的身上。 三、 人们描写乡间景色时，常用的一个词是“一望无际”。它能引起人们对美丽壮观景像的向往。可是作为一名城市知青，我却对这个词心有余悸。我一生所受过的从未想象到的最大磨练，就发生在这个词所形容的真实的土地上。 “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本是东北农垦系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的一个口号，但在1969年麦收季节，连续的阴雨天迫使人们把它作为豪言壮语来付诸实践。麦田里水深没膝，机械下不了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人们的下半身始终是湿的。 割麦子本来就是个累人的活，何况在“一望无际”并且水深没膝的地里。无论你怎么拼命向前赶，直到腰疼得支持不住，吃力地挺起身体向前一看，仍然是“一望无际”。反正能抢回多少算多少，抢不回来的就在地里大量地长芽烂掉。连秋耕都受影响。 长时间地在水里泡着并无数次地重复着一个动作，我的手握起来就张不开，好像那不是自己的手；运了半天力气，突然一下子张开时又握不上了！就这样我破费了多少“伤湿止痛膏”！ 团长来检查进度，看见一位瘦小的男知青（记不清是上海人还是温州人了），正夹着镰刀一拐一拐地往宿舍跑。他厉声喝止他，让他返回麦田。对方却笑着将镰刀往团长手里一塞：“你他妈去试试！”，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这位农民出身又经过战火洗礼的现役军人，如果正规部队里的现役军人这么顶撞他，他绝轻饶不了他。可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十多岁的累得都走不稳的半大孩子，他终于没有发火，只是拿起镰刀走向麦田。 第二年麦收倒是正常了，可是秋季又碰上阴雨天。成片的大豆、玉米又泡了汤。北大荒冷得早，才十月份，每天早上地里就结了一层冰，冰下面是烂泥。还得“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这比在水里捞麦子又别有一番风味。我的一位同学好不容易割到地头，他一头栽在泥水里就睡着了。等后边的人割上来，他已经冻在泥水里出不来了，大家只好用刀割开他的棉衣才把他拉起来。 到十一月时已经天寒地冻，大地里一片白茫茫的，我们还得用镰刀割玉米。城里小伙子不如乡下人干活利索，定额有些吃紧。我决定中午不回食堂吃饭。可是天寒地冻的在野地里也没法吃饭，于是我就买了两盒烟。当我又累又乏又冷的时候，我掏出烟盒，把两支烟并排放在嘴里狠狠地吸，吸完两支不解气我就再吸两支。突然我恶心、头晕，人家说这是抽烟抽“醉”了，真不错，从此我真省了烟钱了。不过那一年我终于完成了定额。 我不得不佩服那些与我一同从城市里来的外表柔弱的女知青们，她们所受的罪绝不比男生少。当然她们可能回到宿舍比男生多哭过几次，因为她们既不抽烟也不骂人。 四、 “珍宝岛事件”后，东北农垦总局划归解放军沈阳军区，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各股的正职股长以及团长、政委、三大机关的负责人都由现役军人担任，各生产队也按连、排、班编制。团里又在沿江的几个连组建了一个武装营，计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一个营部，军用电话也直接通到黑龙江边的执勤点上。 天寒地冻，我们在江边上原打渔队的土坯房里安顿下来。那是个“烟泡天”，天昏地暗。突然岗亭里打来电话：“对岸发现苏方巡逻队！”大家向江边跑去，影影绰绰地能分辨出对方是十几个人，他们正在树林里没膝深的雪里行进，带有军犬，树林里还有火光。也许他们发现了我们，于是转入树林深处，看不见了。 回到屋里，我想擦擦枪，于是把它端在手里。突然“砰！”地一声，枪走火了，排长过来狠狠地训了我一通。 每逢年节总得一级战备。按规定在屋里睡觉的人不许脱衣服，还必须把子弹带和手榴弹袋披挂好了再抱着枪。那弹带里有几十发子弹，还有手榴弹，这一觉睡下来腰硌成什么样子？后来总是战备又没情况，人就“疲”了，睡觉时起码弹带是解下来的。 半夜时分我坐在岗亭里昏昏欲睡，一个“情况”吓了我一大跳：窗外正有一个脑袋向岗亭里窥探！我赶紧抓起枪。 “石班长，吓你一跳吧？”——原来是边防军的一个巡逻组路经这里，他们见了建设兵团的人都叫“班长”。 战备期间，整个边防站所有人员不得在室内过夜，既使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寒夜。因为苏方直升飞机沿着主航道飞行时，边防站没有秘密可言，对方一个导弹就能把屋里全体人员都报销了。 他们冻得受不住了，就来到我们的岗亭，里边避风又有火炉，可他们稍稍暖暖手就赶快离开了，如果被军官发现他们躲进岗亭，不会放过他们。正规部队不容许有“疲”的状况出现。而我们建设兵团的人在距团部作战值班室几十公里以外解开子弹袋睡觉，谁也不知道。 1972年国庆节前夕，可不是一般的战备了。一大早，全连奉命紧急集合，以急行军速度向团部赶去。到了团部稍事休息，所有武装人员在参谋长带领下在蒙蒙细雨中开始行军。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这次行军漫无目的，无非使队伍不固定在一处而已。当傍晚我们几乎是爬着赶回营地时，王副参谋长说，我们这次行动苏方可能很清楚，我们不要放松警惕，有林副主席指挥，我们一定胜利！这位当年曾与杨子荣一起在林海雪原中剿匪的老战士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是因为林彪乘飞机外逃了。 五、 我的未婚妻调到我们连准备和我结婚的时候，我送她一个笔记本以示记念。我在上面胡乱题了一首诗：“锄镰事农桑，兵器守边防。同心御外侮，共建北大荒。”反正我是这么过来，而且我也没喊过什么“不消灭帝修反绝不找女朋友”之类的豪言壮语。 “知青”这个词，展开了就是“知识青年”这四个字。惭愧，还不如不展开呢——66届的，还算是把中学读完了，67届的就少读一年，怎么当得起“知识”这两个字？而至今在农村在边疆，真正有知识的、大专院校毕业的人还是不愿意去。回京之初，我进入国营企业当工人，像现在许多民工一样感受到某些人的藐视。只不过我要文则文，要武也奉陪，于是那些人只是在表面上对我挺客气罢了。 尽管有些国营企业可以报出一连串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单，但并不表明他们多么尊重知识。因为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就像是漂亮妞儿一样被他们玩弄于掌中，聊充花瓶，并不参与决策。
14、见义勇为
每年麦收前，农场都要组织人力到码头上把冬季用的煤运回去，否则冬天松花江结冰就不能运了。 甲板被晒得发烫，舱底像是个大蒸茏。每个扛麻袋的人都弄得一身煤灰，煤灰和汗水混在一起，大家的脸上、身上都像是涂了一层黑色。有些人的脚步开始打晃了，而巨大的煤舱则好像是永远也卸不空一般。 阿忠虽然骨架宽大又白又胖，但他是从上海来的知青，何曾干过这种杀千刀的苦力活，所以他的脚步也有些打晃。不过既然别人能坚持，他为什么比别人差？ 他想想觉得挺好笑——将来回到上海，有了儿子或是孙子，对他们说一声：“阿拉当年在松花江上扛过码头！”岂不也是一股豪气溢于言表？ 他就是这种人，大大咧咧热情豪放，什么事情也不往心里去，心理上适应性极强。比如说他爱唱，嗓门也不小，宣传队排练节目时他总是不甘寂寞想凑一份子，可那些美人儿们总是笑笑说：“别价，你那么高水平的一唱，我们咋上台？总不能你一个人演出吧。”于是他只好知趣地罢休，因为他知道她们的潜台词是：“你那一通好家伙一吼，还不得把狼招来？” 他愤愤不平也就一会儿的事，后来宣传队演出时他照样喝采叫好。当然他那两句唱实在是够可以的，所以显露过几次之后，人们就送他一个绰号叫“胡的瑟”。 现在如果连阿忠这样的男士都开始脚打晃了，那么一样的闷热出汗、一样重的麻袋压在肩上，那些女知青们可就更甚，只不过她们更要强罢了。阿忠想到这里，就开始注意那些女士。 果然，他发现副指导员阿玉可不仅是脚打晃的问题了。 阿玉每次把煤倒向煤堆之后，人就像纸一样飘乎乎的，而回到舱里，人们把装满的麻袋砸在她肩上，她立刻又踉跄一下，然后一晃一晃地走上跳板。看得出她是拼尽全力地坚持着呢。这位出身于干部家庭身材苗条的北京女知青很要强，干什么都不服输，尤其是在这种较劲儿的时候，她要么就坚持到底，要么宁可坚持不住倒下，但绝不罢手。 阿忠注意阿玉好一会儿了，他悄悄地跟在阿玉后面，尤其是在跳板上。 两道几十米长的用木质跳板搭成的通道接在船帮上，扛麻袋的人从一条通道走向煤堆，再从另一条通道回到船舱继续扛煤。为了防滑，跳板上按照人们平均步幅长度钉上许多几厘米高的木条。但是对于步伐踉跄的人来说，在窄窄的钉着木条的跳板上很容易绊倒，何况船帮与石砌的江岸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在跳板上绊倒了，人就很容易掉入松花江里去。码头上水深流急，人掉下去如果没有经验，被水流吸到船底，就有性命之忧。 午饭后，人们体力已经大大消耗。 休息了一小会儿，阿玉喊一声：“走啊，早干完早回去！”于是她还得带头走向船舱。 阿忠感到下午他自己的体力大打折扣，所以他就更加注意阿玉。 果然叫他猜着了。继续扛了几个来回之后，阿玉又扛起一袋煤摇晃着走上跳板，阿忠也赶快扛起麻袋跟在阿玉后边。人摇晃，木质的跳板承受重量以后也那么一晃一晃的。阿玉一脚绊在木条上，她不由得叫了一声，麻袋砸在跳板上，人却掉入水中。阿忠虽然一直跟在阿玉后边，可当阿玉那袋煤“咚！”地一下砸在跳板上，跳板开始反弹而形成剧烈的晃动时，他还是愣住了，就那么呆呆地扛着个麻袋在跳板上站着。 船里的人喊：“有人掉下去啦！” 他也指着水里向船上喊：“是阿玉！” 当有人大声喊：“快救人！”他才恍然大悟，也丢掉麻袋跳入水中。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时间差。 阿玉并不怕落水，她水性可棒着呢。落水后她迅速地屏住气并认明江岸的方向向上浮起，水流虽急，但她向岸边用力划水，所以没有向船底那边顺流而去。可她没想到又有一个人跳下来了。 她刚露头，阿忠的两只大脚丫子也到了，所以她又被踹进水底。她一口气没屏住，呛水了，一股红色的血水向上泛起。她本能地两手抱住阿忠的两只脚，死命不放。阿忠心里一急，也呛水了，两个人在水里拼命挣扎。他们不是向岸上浮去，而是在水底较上劲儿了。这可是最糟糕的局面。 船上有人看看不对头，就喊：“快下去几个人，把他们拉上来！”于是人们纷纷跳下去，他们俩人才获救。 上岸后阿忠没啥事，他皮实着呢。阿玉可是被人头朝下控了半天，把水控出来之后，又做了半天人工呼吸，才缓过来。但这时她已经浑身像棉花一样发软，不可能再干活了。别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她这当副指导员的却只能躺在地上，她心里的火气可不打一处来。 阿玉恶狠狠地问阿忠：“我已经浮出水面了，你胡的瑟啥？” 阿忠不服气地还嘴说：“你干啥抱住我脚？不然也不会在水里闷那么长时间！” 阿玉没有气力跟他骄情，只是气息微弱地骂一声：“你真混！” 船终于卸完了，大家爬上拖拉机的拖车，又从松花江岸向黑龙江岸驶去。中途他们顺道把阿玉留在农场医院，让她好好地检查一下，也休息一下。 对于阿玉，大多数人都有好感，她的为人大家都挺佩服。可是阿忠不同，他不就是个“胡的瑟”嘛。所以这一路上杵他脑门子的人不少，说他也不看清楚就往下跳，差一点要了阿玉的命。也有人说他没脑子，胡的瑟。阿忠虽然心里不服气，但是眼看众怒难犯，不还嘴也罢。 第二天全队休息。大家换洗衣服，放松放松。 阿忠洗完衣服以后百无聊赖，偷偷地跑到队部把宣传队那把小提琴拿出来，坐在窗下自顾自地拉个没完。 队上的人都怎么了，这样不长眼。明明他是见义勇为，娘希匹的不表扬倒也罢了，还要说他是什么“胡的瑟”！ 好吧，既然说他是“胡的瑟”，那他今天就不唱好了，拿把琴拉一拉，总可以了吧？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有两个人跑过来把琴抢走。因为他拉出来的声音根本不是音乐，倒像是谁家的坏小子在划玻璃。 “胡的瑟”就是胡的瑟。但他是个好人。
15、兄弟不分家 看样子真的要打仗了。 一九六九年，咱们中国在珍宝岛与前苏联动手干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这一下子我们所在的位于黑龙江边上的生产队可热闹起来了。团里从农场各生产队抽调了一百多位小伙子，在我们这临江的生产队组成一个武装连。 发武器那天，全连在主席台前列成方阵，飘舞的红旗伴随着冲天的口号声，倒也是雄纠纠的。连长肃穆地站在队列前方，他是原生产队的造反派，绝对的贫下中农，但是他原来是开拖拉机的，对于军事问题知之不多。于是上边又在生产队的复转军人当中提拔了一位曾在四川大、小凉山剿匪战役中立有战功的复转军人做副连长主管军事。 热闹在于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各地的知青，听口音就知道有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哈尔滨人、鹤岗人、温州人等等。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只在电影里看见过枪，如今一下子摸着真家伙了，一时也觉得挺新鲜，把枪拿在手里不停地摆弄。张副连长却紧张得很，生怕这些只顾好玩的家伙出什么事。可想而知，要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兵得有多麻烦。 再就是枪总走火。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们拿起枪新鲜了一气之后很快就烦了，除了拿枪照相以外，实在不想再摸它。晚上上岗又把照相时那股雄纠纠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豪情忘在脑后，因为树林、荒野、各种动物的嚎叫声以及不时升起的信号弹实在叫人心惊，所以子弹永远是上膛的。 那天一位温州知青夜间上岗，竟对着自己的影子大喊大叫，见“对方”不答话却紧紧地跟着自己，于是毫不犹豫地开了火。等连长听见枪声跑来一看，那不过是他自己的影子，于是他自己又不好意思地笑。 还有一位老兄更干脆：轮到他上岗的时候他根本不出屋子，而是脸朝屋里在门口站着，到下岗的时间他就上炕。 这些人下岗回到宿舍以后又往往把枪往枪架上一扔，爬上炕倒头就睡，打死也不肯退子弹擦枪。所以宿舍里十分危险，说不上谁偶而一摸枪就可能走火伤人。 有一天晚上连长听见猪舍那边有声响，怕是有狼来叨猪，就叫一位上海人拿枪过去看看。这位老兄咬了咬牙，端起子弹上膛并且上了刺刀的步枪，再打开手电筒，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敢向猪舍走过去。他这个样子绝对看不见什么狼，因为狼很狡猾，只要你拿着枪，无论你怎么藏，狼都不出现。 他这个样子倒把连长担心得不行，生怕他走火把猪打死。 有两个小伙子，来自南方同一个城市，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缘故，两人认了兄弟。这有些“桃园三结义”的意味，相当于老年间拜把子。当时江湖义气是连队管理中重点批判的内容，所以他们也没让别人知道。大家只觉得他们两人要好，本来他们在同一个班，铺挨着铺，在食堂他们也同吃一盆饭，甚至每月开了工资都放在一起，日常工作和训练中他们更是互相帮助。 要保证随时能拉出去能打得响，连里把各种速成的军事训练都组织完成了，比如武器装卸、实弹射击、实弹投掷、单兵战术动作、班战术等等。但是夜间紧急集合练了几次都不理想，因为一部分人有了准备，晚上干脆提前打好了背包等着，这样不能显示出真正的成绩。于是那位从支援越南的战场上归国的张副连长就想了个主意。 那天全连下地干了一整天的活，收工时连长强调说，今天大家很累，就不搞训练了，今晚大家的任务是好好休息。大家也都信以为真，晚上没人打好背包干等。 但是后半夜传来爆炸声，这是从未有过的！接着就听见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大家乱成一团，因为有人又听见了枪声。大家赶快打好背包拿起武器冲出门外。 队伍集合完毕，一看时间超过了五分钟，再一点名时还少了两个人。连长叫一排长去看看，过一会一排长回来报告说：“他俩在分钱！”队伍里传出笑声。 连长说：“情况紧急不等了！”于是队伍跑步向江边冲去。 到了江边，连长宣布，这又是一次军事训练，目的是考核一下大家的真实成绩。原来那爆炸是连长预先设置的炸药，然后副连长朝天开了几枪而已。 这一次紧急集合的成绩不大好，但背景准备得很逼真。 正因为太逼真了，这两位“把兄弟”出了问题。 做大哥的说：“这回真的要打仗了。” 做兄弟的说：“还不知道谁能活着回来？” 大哥说：“不如把钱分开，一人一半。不然万一拿钱的那个死掉了，那个活着的岂不是吃亏了？” 兄弟说：“是这样说。” 于是两个人把枪靠在墙上，把钱拿出来，你十元、我十元；你五元、我五元；甚至把小钢嘣也拿来你一分我一分地均摊，谁也不吃亏。 在中国的南方，商业气息浓，所以小哥俩的财务意识也重，一分钱也不能差。并且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到农场还没过试用期，每个月才二十五元工资。一分钱也不是小数目。 连长走进屋里看着他们分钱的那认真劲儿，气得大发雷霆。 这样的兵，怎么能打仗呢？
16、我们要去支援越南！ 早饭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分钟，还不见大伙下地。全连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都聚在食堂里不出来，也不知道这些人干啥呢？指导员走进了食堂。 他见大伙都坐在那里，一个个只是望着他笑。他也对大伙笑了笑，问道：“咋样，吃饱了吗？” 一个小伙子大声说：“我们啥都没吃！” 指导员问：“咋不吃？快点吃，吃饱了好下地！” 可是又有一位小伙子向指导员喊道：“今天我们不想下地了，我们要去支援越南！” 指导员这一下子才明白，今天这帮家伙想要惹点是非。他想起了事情的缘故。 司务长是位复员军人，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在支部即将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之际，他把食堂库存的大批细粮上交，“支援越南”了！这事不仅惊动了全连，甚至惊动了团党委。当时印度支那反美战争打得正是热火朝天，这位远在中国东北边境的司务长先生，一下子就把手伸向越南，捐献了几万斤面粉。那年月干什么都兴抓典型，司务长先生不仅被团党委批准入党，而且被竖为在反对美帝、反对苏修的世界革命斗争中具有高度觉悟的典型人物。听说最近团党委经过研究，因为他在部队时曾经在部队的通讯部门当过电话兵，所以准备把他调入团部通讯股任副股长。 他入党升官当然可喜可贺，只是苦了在食堂吃饭的大批城市知青。不要说上海、温州等地的南方知青，就是北京、哈尔滨这些北方的知青也受不了成年累月只吃玉米馇子饭。于是种种不满终于爆发了，多数人都想与连里好好地说说。 指导员不屑地说：“支援越南，就凭你们？还不快点下地干活去！” 一个愣头青用勺子敲着饭盒说：“我们吃不好饭，咋干活？”那敲饭盒的声音格外剌耳。 指导员发火说：“敲什么敲？不许敲！” 您发火，我们早就一肚子火啦。不知是谁带头，所有的人都开始用勺子叮叮咣咣地敲起了饭盒。声音从食堂的窗子传出去，全连都知道那些捣蛋鬼正在给指导员难堪。 指导员，这位在四川凉山平叛战役中立有战功的复员军人，竟被这些捣蛋鬼气得哭起来，捂着脸走出了食堂。 那天直到午饭后才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下地干活，并且工作质量极差，还不如不干呢。 团党委听说此事，派作训股长带工作组来到连里，把挑头闹事的那几位惹祸精狠狠地整了一顿，总算把这事平息下来。 事过多年，那位早已经退休的前通讯股股长提起这事，仍然认为在那场“事关大是大非”的斗争中，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
17、乔冠华在联合国说： 林彪倒台了，人们再也不想喊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了，太累人了。知青们有些门路的都纷纷走了，队里渐渐显得有些冷冷清清的了。过年时连长指导员到食堂里帮着包饺子，包了一天，开饭的时候只有七个人吃饭。还有四位是食堂里的炊事员。 连长和指导员谈起这事愁得要死。这可是有一百七十多人的武装值班分队呀。 连长愤愤地说：“你也走他也走，都走！他妈拉巴子的边疆谁来保哇？” 指导员说：“你看现在能下地的还有几个人？” 连长说：“还下地呢，能喘气儿的都不多！就是我命不好，也没有个城市里的爹。” 春节过后，回家探亲以后没什么门路跳槽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不少。连长掐指算算，对指导员说：“趁现在人齐一些，跟大伙唠唠吧，别都跑了。” 于是连里召开全连大会。 连长咳了一嗓子，对大家说：“我知道很多人不安心，想走。我跟你们说，有路子有本事的实在要走，我也绝不耽搁你们。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谁家的父母不想儿女在身边呢？但是，现在上边的政策是不许走，你们谁要走，就得有门路，尤其得有本事。” 一说到有本事，他想起当时在联合国的乔冠华来了，接着说：“你们看看人家乔冠华，都跑到联合国去了，人家在联合国食堂里就不用排队，只要一伸手，说：‘馒头来！’——那馒头就来了，你们行吗？” 台下的人哄笑起来，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纷纷。几个坏小子朝台上喊：“谁比得了他呀！我们又不想去联合国，我们就想回家！” 连长一看话不投机，一甩手自顾走了。
18、阔气的北京人和豪爽的士兵 在我们中国的军人里，以农家子弟为最多。他们才是中国军队的脊梁。虽然起主导作用的是军中精英或是各级领导机关，但是如果没有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的吃苦耐劳和勇于牺牲，就没有中国的军队。像抗美援朝那样大规模的对外打出国威打出军威的战争，普通士兵们在没有海空力量的情况下面对死亡前仆后继的精神，是有些精英们承受不了的。 至于十年动乱中在少数干部子女中兴起的从军热，不过是他们“曲线救国”措施中的曲线，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做军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想冲上去堵枪眼，而黄继光烈士也并没想通过自己参军入党的经历为自己谋一个什么好位置。 在上甘岭上，本来准备去牺牲的是黄继光的连长万福来，营指挥员是命令万福来去消灭那个敌人火力点的，但黄继光以连部通信员的身份上前说：“有我在嘛！”——那意思是还轮不到连长去死。所以后来黄继光勇敢地信心十足地一去不返，而万福来直到几十年后还在到处宣讲黄继光的故事。黄继光有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或是有什么深奥的马列主义修养？我说其实他只是个老实人，不过认为只要还有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指挥员亲自去炸敌人的火力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脚踏实地的中国农家子弟，中国军队才在敌人眼里变得十分令人生畏。 我在边境上呆过，也就有幸结识了几位边防军人。他们都是农家子弟。 小周是四川人，他经常到我们哨所来坐坐，聊聊天。他和我们聊天的时候，也并不说什么为保卫祖国赴汤蹈火之类的话，不过是说东北很冷呀、站里辽宁籍战士或是山东籍战士有时候欺侮他们四川人呀之类。不过站里让他喂猪，他就能把猪喂得很肥，让他做饭，他就能让战友们吃得好，让他站岗巡逻，他也能认真严肃地去执行而已。我从没听说过小周在站里出过什么纰漏，反正他干什么像什么。不过在他入党的问题上，有些辽宁籍或是山东籍的战士给他提了些意见，他有些沉闷。后来又好了。他和我们这些知青打交道，总是先笑笑再讲话。当然我们也很喜欢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中国的“十年动乱”时期，国家大概在对农村的政策上很有些偏差。本来应当最不缺粮的农村地区偏偏缺粮。这个现象反映到部队，就是那些农家出身的士兵对我们国营农场的人手里的粮票最感兴趣，无论是山东、辽宁还是四川籍的士兵。 先是有一位辽宁籍士兵向我们农场的一位知青借了几十斤粮票，后来他还不上，就从战友当中调剂了一套军装抵债。当时中国最时髦的装束就是军服。山东籍的士兵知道了，也趁站里战备紧张、装备股送来大批子弹时，偷拿了几十发子弹向我们换粮票。他知道我们经常钻进树林去打猎。小周虽然生长在被国人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但他也向我“借”粮票，我没找他要回报，他很不好意思。 有一天小周下岗以后没有回边防站，而是来到我们哨所，他知道那一天是我的岗。我觉得他一定有事。 果然他犹豫了一下对我说：“我家里边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也请好假了。” 我说：“好啊，咱们有了嫂子啦！” 但他狡猾地对我笑笑说：“不过对方嫌我家里面穷……” 我还没明白，就说：“我再给你凑几十斤粮票？” 他却忍不住放声笑起来说：“我听说你有一套的确良中山装，还有半导体收音机和手表？” 我听了如梦方醒，也笑着对他说：“先把媳妇骗到手再说？” 他笑着说：“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那个人我认识的，我真的很喜欢她，只是她家里不大同意哟！” 于是我就答应了做他“骗媳妇”行动的同谋。几天后他穿着我的“的确良”衣服、挎着我的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并戴上我的“上海牌”手表出发了。 他走了以后，我又担心得很，怕他把我的行头弄坏了。 当然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个人财产完璧归赵了。 可是几天以后小周又来找我，绕来绕去好半天才说：“再帮我凑点粮票好不好？” 我说：“你还要？” 他小声说：“不是我，是我老乡陈班长。” 陈班长我认识，他是站里的党小组长，他当然不好意思直接找我“借”粮票。 我说：“行，我试试。” 小周松了一口气，说：“等他回来，让他帮你弄点子弹。” 我知道陈班长不会掺乎这种事情，要动手弄子弹也是小周。 可是当陈班长从四川回来，还没赶上帮我弄子弹呢，他自己弹带里的一百多发子弹都丢了！正赶上团里装备股要来检查装备，他作为一个班长、站里的党小组长，弹药丢失是个什么罪过！ 多亏了小周暗中联络了几位四川老乡，帮陈班长把子弹凑齐了。当然陈班长的子弹不成问题了，可是答应我的子弹却泡汤了。陈班长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小周以他的名义答应帮我弄子弹。小周却一见着我就低下头去，不好意思。 来检查装备的股长大概在团里呆久了，这次下来借着检查装备的时机就想玩一玩。那天他以检查什么的名义带了几个人钻进树林，想打猎又没打着，他干脆叫手下人在远远的树上挂了一张报纸，几个人打靶玩。那枪声在寂静的树林里十分刺耳。 正好我们在巡逻，听到枪声就迅速跑过去。 股长见了我们，脸上十分难看，他一反以往见到我们就训人的姿态，竟笑着与我们开起了玩笑。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十分紧张，这种严重违反边境纪律的事，从来都是他们捉我们，今天却被我们逮了个正着。要是被我们报给他团里，他的军装就别想穿了！ 但是带队的庄排长却不想与他们为难，只是笑笑就带我们走了。那位股长擦了一把汗，赶快带人回去。 小周见状心里却灵机一动，他一边跟着股长往回走一边说：“那里边那个姓石的班长一直想向我们要子弹！” 说完他看了股长一眼。 是呀，万一我们排长不告发他，而我这位石班长却因为要不到子弹而偷偷地告到他们团里，那还了得！ 股长一下子就明白了小周的意思。 股长回团部了，临走时暗中委托小周代他送我一顶军帽，军帽里满得冒尖地装着子弹，竟有一、二百发！小周送过来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他可算还了我这个人情。 后来我回队里当了队办小学教师，我把那些子弹作为学校学军项目组织学生打了一次靶！
19、少帅故乡人 一九七三年三月，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某某边防站接收了一批新兵。其中有一位来自辽宁海城的人，我们姑且叫他士兵A吧。辽宁海城是当年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著名奉军少帅张学良的故乡，当然这位士兵A先生就是张学良的故乡人了。 A先生来了没几天，就以他特有的凝聚力把所有辽宁籍的士兵团结在一起，与“四川锤子”们和“山东棒子”们发起了冲突。 站长从一个农民熬成个副连级干部不容易，他可不想惹是非。于是他就窜掇大伙选举A先生为团支部书记——何苦只团结辽宁人，干脆全站小年轻的都归你管得了。 这就是书上说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术。站长先生可谓精通官场秘诀。 却说这A先生果然出手不凡。既然把团支书划归自己名下，那第一年的五好战士他更是当仁不让——万一将来能提拔个排级，不就是跳出龙门的军官了吗？——那些山东籍和四川籍的士兵们虽有不满，毕竟是领教过他的厉害了，只得先忍下这口气。就这样，反而是四川籍的党小组长首先提名评他做五好战士。 大家都是当兵的，难道就这么忍了不成？许多士兵在一起总是交头接耳。 小王说：“要是这样，他入党也快啦，啥玩意儿！” 小李说：“他晚上说梦话，老喊女人的名字，而且不止一个女人的名字，啥玉啊凤啊萍的，可邪乎了！” 党小组长听罢一愣，啥也没说。 边防站有一块菜地，因为人手少种不过来，站长到农场求援。农场对这事十分重视，立刻就派了一位种菜老头带着几位女知青来到边防站。 党小组长赶快向站长建议，让A先生负责接待这些人。 A先生接受了这个任务喜不自禁，他把头发梳了又梳，还对着镜子照了又照，然后笑咪咪地为那些女知青们鞍前马后地忙。 大城市里来的女知青不像乡下女人，她们每天下班后都要洗了又洗，尤其是内衣内裤乳罩之类的东西。A先生每天光是为她们打水就累得骨断筋折，当然他这种自觉自愿的服务，也真是乐在其中。 过了几天，有几位女知青就跟种菜老头吵，说是洗后晾在外边的内衣内裤不见了。种菜老头被她们吵得头疼脑涨，就去找党小组长，问他是不是风刮掉了？哪位战士看见了？还再三道歉说，那些城里妮儿真他娘的事多。 党小组长意味深长地笑笑说：“慢慢找嘛，我也去向站长汇报，发动大家也找一找。” 党小组长找到站长，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站长点了点头。 第二天，站长命令A先生到一百多公里外的边防团团部去送文件，并且顺便参加团政治处组织的一个学用毛主席著作交流会。哇噻，那年月有这好事就铁定等于进入第三梯队了。他恨不得高唱着语录歌一直飞到团部去！ 等他前脚刚一走，党小组长就带着站长和几名战士来到他的宿舍，一拿开他的枕头，那些女人贴身的东西全在他枕头底下整整齐齐地摆着呐！ 站长这回再也不“右倾”了，喊道：“等他回来再说！” 还没等他回来，团部政治处的电话到了，问站里：“他是不是朝鲜族，而且在罗北县城里还有两个姐姐？”——原来他自从接触女人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跑到罗北县城朝鲜族商店又认了两个年轻鲜族女售货员作干姐姐！ 当然那两位未来的“干姐夫”不乐意了，于是就跑到边防团团部告了他一状！ 不用问，A先生被脱去军装，遣送回原籍了。 第二年，站里向团部上报了一个提干名额，就是那位四川籍的党小组长。 跳出龙门的不是辽宁鲤鱼，而是四川鲤鱼。
20、田园生活及返京 我们的“小下屋”耸立起来了，屋顶也苫好了。妻在下边往上挑大泥，我在屋顶上用抹子抹。檩条是连里批准，我上树林里砍的，一共二十八根。弄完了“小下屋”我又垒鸡窝，垒完了鸡窝，我再圈起一道小院墙。总之，这项“安居工程”除了用一些碎砖头打底，其余的都是用我在业余时间脱的土坯。 北大荒有人生最难挨的苦活累活，竟也有连城市里都想不到的轻松活，比如我。 1973年我当了队办小学的教师，后来我们的负责人入党以后调到别的队当指导员去了，连里就指定我当了队里小学的负责人。我的部下比我在武装分队当班长时还少，一共六位，我当班长时手下可有十个兵呢。当然一朝上任，我就给那几位同事分派任务，什么你教语文、你教数学、他教低年级、她教高年级等等，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只剩下每星期两节体育课。那几个人相视一笑，知道我耍了滑头，以后在工作中短不了给我出难题就是。 我大哥曾对我说：真想不到你们农场里还有这么自在的工作，羡慕之情跃然脸上。 邻居们有的送来菜籽，有的送来鸡蛋，有的送来种鸡。我们这新成家的夫妇底子还薄，大家都来帮忙，真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队上的工作轻松，家里的“工作”却不然，妻怀孕了，我得多养鸡多产鸡蛋，还有我的小菜园子一定得弄好。每天下班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水浇园子。小园子不大，所以我小菜园里的菜是论棵栽的，比如茄子、豆角、西葫芦、柿子椒、西红柿都是每样栽20棵，黄瓜点籽10窝，另外生菜和香菜每样栽了半条垅。我甚至还种了几棵西瓜，可惜后来它们长出来一直到拉秧都是黄瓜味，根本就不甜。小园子的四角我还种了几十棵窝瓜，不光是吃，秋后还能晾不少瓜籽。就这个小园子，我每天至少得挑十挑水才能浇完，真是班上轻松班后补。尤其是黄瓜，当它开花以后我每天傍晚就像伺侯孩子那样伺侯着，这样才能眼看着黄瓜一天一天地长起来。两排家属房之间的那口井每天下黑时只有我才去挑水，因为大多数人家都自己装了水压井，只有我这新婚的人才上公共井沿挑水。 说到饲养，我并没养别的，只有邻居送来的一窝小鸡，一共十四只。我眼看着它们一天天地长起来，可是为什么不下蛋呢？那天我打扫鸡粪的时候才发现，鸡架子下边的一个角落里竟有上百个鸡蛋！而我事先准备好的产蛋窝它们根本不屑一顾。 慢慢地，我们的生活转入了正轨，每个星期我能捡冒尖一大脸盆的鸡蛋，至于青菜，我们可以每天不重样地吃。学校里有两位女教师是正处在哺乳期的上海知青，一位有两个儿子，一位则有两个女儿，后来妻回北京去生孩子，她们两位就经常到我的小菜园里来摘菜吃，摘完了还要求我第二天替她们代课，因为我的课时最少，真是不讲理！不过因为她们家务多而我妻回北京了，只好答应。 冬贮菜得在自留地里自己种，我们队里每家都有二分自留地，主要是种土豆。其实我并不懒，不过比那些当地人少下几回自留地而已。秋后队里出动拖拉机给各家起土豆，大家往地边上一站，哇，只有我那二分地满是枯草根本看不见土豆秧子。队长的地紧挨着我的地，他的地里根本看不见一棵草，与我的地形成了鲜明对照。 队长得意地大喊：“你们家的土豆丰收了吧，石老师？” 地头上人们哄笑起来，我不禁脸红了。拖拉机开进地里。 没想到翻开土一看，只有我家的土豆最大，最大的一个土豆是由四个土豆长在一起而成，竟有五斤多重！大家一看队长家的土豆，居然真是“土豆”——个个只有蚕豆大小。原来队长过于勤劳，铲地次数过多，把土豆花都碰掉了。 有人高喊：“真是，懒人都懒出功来了！”事后我给队长家送去几麻袋土豆，因为他家孩子多。 我在黑龙江边执勤的时候，也划船打渔、捞漂木。这回这手艺用上了。我在江边下了几道钩，每天凌晨去江边溜溜钩，所以我家经常有鱼吃。妻回北京了，几个哥们就经常来聚餐，他们负责买酒和水果，我负责饭菜。有时候下班回家，掀开锅盖一看锅里装满了苹果，就知道他们要来了，我赶紧做饭。 至今想起来，我在北大荒也享了不少福，并不都是吃苦。 可是慢慢地，队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了，我不免心里空落落的。表现好的，都上大学走了，那些“有道”的，也早都有了去处。尤其是“文革”后期，许多曾流行一时的狂热口号都成了笑话，人们开始变得世故了，喧闹一时的宿舍里冷清起来。 我问妻：“他们走他们的，你看咱们都有了孩子，就别走了？” 妻停了一会才说：“不走就不走嘛。” 可是晚上她眼睛红了，她说：“我想我妈。” 有人帮我们介绍了一位场部医院的大夫，他问：“今年场部的菜不好，我家里冬贮菜没存足，你们队上咋样？” 我知道他的意思，就说：“我家那一大窖的菜反正也吃不完，你去拉呗。”——反正要是办妥了手续，那些菜也就吃不上了。 他笑了，说：“我理解你们，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谁不想家？”然后说：“北京那边最要紧的是要有过硬的诊断书，包在我身上！” 我也笑了，说：“帮帮忙吧。” 他叫我上商店买几块水果糖来，我莫名其妙地去买了回来。他剥开两块说：“不许嚼，生吞下去！” 我邹着眉头费力地吞了下去。然后他让我吞钡餐、照片子。等片子取出来一看，哇，真有意思，我的十二指肠球部有两个方方正正的阴影，跟水果糖的形状一模一样！于是他对我笑笑，得意地在诊断书上写道：“十二指肠球部严重溃疡”。 不久北京方面就给我发来了准迁证。 临启程回京的那几天，边境上突然紧张起来，沿江一带的生产队又一次下发武器弹药，有消息说再过两天就不许长途客车运行了，不知是咋回事。我和妻抱着孩子冒着满天的大烟泡来到场部。等着去火车站的人一大堆，我们两个抱孩子的怎么挤得上去？而且这一班车过后，就没有车了，一级战备！ 我们托了一个人请他想想办法，他说：“这车明天上午九点发车，你们只有乘半夜钻进车里占一个座位！” 可是女儿此时正发着高烧，在零下三十几度的车库里坐到明天上午九点，大人都受不了，何况孩子。妻绝望地说：“我们不走了，为了孩子我宁可在东北扎下去了。” 那人却说：“只要你们受得住，孩子没问题——场部医院儿科大夫也是你们北京女知青，让她想想办法！” 那位大夫用听诊器给女儿听了听胸音，说：“她只是感冒，问题不大，我给她打一针，再给她开一些路上吃的药，关键是一路上你们千万不能让她冻着！”然后她给我们拿了一个灌满开水的小保温瓶让我们一路上用。 那一晚上的滋味就别提了，我们给孩子裹了两层棉被，两口子轮流抱着她，已经退烧的女儿哪里知道我们冻得手脚发麻，胳膊举得发酸，她睡得舒服极了！ 每二天我们顺利地来到鹤岗火车站。 到了北京我们才知道，那次战备是因为要和越南打仗，而前苏联是越南的盟国。 从1967年十二月到1979年十一月，我在东北整整呆了十二年。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是三口人。
21、农家孩子 我做过乡村教师，所以对那些乡下的农家孩子颇有些印象。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我到学校早了些，当时有一位四年级的小女孩也提前来到学校，她很勤快地把教室的地面打扫干净，然后又打来一盆水把所有的课桌擦一遍。当她把这一切都做完了，就着盆里的脏水涮了涮抹布，然后用抹布洗脸！ 看着我惊异的目光，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经常在学校洗脸！”——她并不知道她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我知道她家里共有兄弟姐妹八个孩子，生活很艰难。但想不到她从小就没在家洗过脸，家里从来就不管她是否洗脸。她的脸有些像孙悟空，中间一圈是肉色，四周以及脖子上都是黑色。后来她长大了几岁，真的会自己洗脸了，人显得很干净了之后，我才看出她其实是一位很秀气的女孩子。生产队在黑龙江边上，不像西北地区那样缺水，她从不洗脸只是因为她家生活困难，她父母从来顾不上教她洗脸而已。 当时我的想法是：“咳，农家的孩子嘛！”那意思不过是表示理解罢了。 至于男孩子，我最头疼的是三牛和小四。也不光是我，全队的知青没有不知道这两位的，就连老职工一提起他们两位也说：“你恐怕拿这两个东西没法儿！”那个三牛是队里家境比较好的一位，但他也有一副猴子脸，原因是这个淘气包如果不是被他姐姐捉住按在炕沿上，他可是从不洗脸的。 所以这两位坏小子要是想憋什么坏主意，你是防不胜防的。尤其是我刚当老师，没什么经验，在学生面前总爱端个架子，唯恐镇不住哪个小坏蛋。后来我发现他们挺给我面子的，在我的课上并不怎么捣蛋，于是我才自然多了。 但那天鸡舍饲养员跑来对我说：“管管你班上那两个坏小子，我们那边丢鸡了！”他指的当然是三牛和小四。 我问了问他们，他们当然不承认。于是我只好说了些爱护公物之类的大道理。没凭没据的我也不好说他们什么。 可是第二天鸡舍的饲养员又来了，这回他不找我，而是直接到办公室找学校负责人去评理。学校负责人王老师没吱声，找了几位同学问了一下，没几句王老师就从这些孩子的神色上看出来了，是他们俩干的！ 倒底是老教师。 但是这两位捣蛋大王死不承认，反正无论你问他什么，他只有一句话：“没有！”我拿他们没办法了，又去找王老师。 王老师、薛老师和邱老师互相商量了一下，几个人悄悄一笑，王老师和薛老师就起身出去了。 王老师在一间屋里问三牛、薛老师在另一间屋里问小四，问题都一样：“那屋可说啦，是你进里边捉鸡，他在外边接应！” 这一下两边全炸了：“瞎说，是他在里边，我在外边！”于是案情大白。 说起来这两位倒也没占公家什么便宜，不过是好奇：他们把鸡捉出来，挖个坑埋下去，看它们还能活多久！ 小四比三牛干净一些，也好打交道些。但不久我就与他们俩都处得不错了，他们也愿意和我接近。那个小四还与我一起去江边树林里打过野鸭子，三牛还和我学会了游泳。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没有他们的音讯了。我只知道农场那边都承包了，办起了家庭农场，农业机械都折价卖给了个人。我听说一开始承包的时候效益不怎么好，后来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后来我在上海遇见三牛的叔伯姐姐，她是我当年教过的高年级学生，后来嫁给一位七零届的上海知青。我问起了三牛。 她说：“要说干活他没啥，亏损不了，现在他光是固定资产就有四十几万，有拖拉机、收割机、汽车什么的，日子过得不坏。就是有一条，这家伙打起麻将没命！” 惭愧，当年那个捣蛋鬼，如今竟拥有固定资产四十几万！我想象不出，那个猴脸黑脖子的三牛，开着汽车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肯定比我混得好，有了闲钱才打麻将的嘛！ 后来与我同农场下乡的严涛先生写过一篇重回北大荒的文章，那上边是这么描写当年的那些农家孩子的： “从哈尔滨到我们下乡的地方大约有500公里左右，因为没有直达的交通工具，所以只能坐长途汽车先到鹤岗市，然后再从鹤岗转乘去绥滨的客车。哈尔滨的朋友早就把我们要去的消息及行程计划告诉了那边的人。现在四队的队长魏晓东正是我和妻当年在连里当教师时教过的学生。当他听到消息后，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还联络了我们的另一位叫周生江的学生，周在另一个生产队当队长。10月2日晚，他们二人分别给妻的手机打来电话，表示要好好招待我们一行。并告知，届时他们要每人开辆小轿车亲往鹤岗去接我们。 10月3日早八点半，我们乘坐“龙运集团”的“沃尔沃”高级长途客车准时出发子。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行驶，于下午一点一刻到达了鹤岗市。按照约定，我们一行四人下车后原地不动，等待他们前来“认领”。 不一会儿，就见两辆黑色轿车缓缓冲着我们的方向驶来，一辆是“尼桑”，另一辆是“别克”。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我们七个人相互对视片刻，首先是他们认出了我们：“张老师！”“徐老师！”“秋子阿姨！”“孙阿姨！”面对这两个40多岁的汉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我们曾经教过的学生？那时他们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将近30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真是日月如梭啊！连他们都快老了，我们能不老嘛？” 严涛在他们连队也是当教师的，他们连队与我所在连队相邻。他当年的学生既然是开着高档轿车去迎接他的，那么三牛拥有四十几万固定资产就没什么稀奇。只是我们没想到罢了。
四、那时候的老外
22、边境交接 黑龙江上风景如画。 宽阔的大江碧水连天，汹涌发亮的江水好像一直流进云彩里，两岸高高的树林倒映在水平如镜的江面上。江上两国的船只往来不息，有船身不沾水，只用两条划水板在水上飞快地行驶的苏方水翼艇，但他们也有用锅炉提供动力、船舷两旁有两个巨大的搅水轮的腰轮。我们中国的大客船则是在尾部有一副二层楼高的搅水轮。你在江上看得久了就如同参观过综合的船舶博物馆似的。加上两岸不同情调的村庄、城镇和码头，以及远方的山峰和树林，人就像置身于一幅精美的艺术风情画中一般。 可惜这是一九七一年，两边相互对峙着的高大的边防瞭望塔上持枪的士兵使气氛阴郁了许多。我把冲锋枪挂在哨所的墙上，把望远镜和记录本放在桌子上，然后坐在那里百无聊赖地俯视着江面。按照要求，江上每一艘过往的苏方船只，我都要详细记录，比如船型、编号、时间、航向及其它等等。 哨所外面的江岸上，农场的壮劳力们正在“出河”——就是把从山里顺流而下的木排在水里一根一根地拆下来再抬上岸。他们干活的时候，只穿短裤，一律赤着上身。队长的喊声、抬木头的号子声此起彼伏。 突然上游的江面上显现出四个小黑点，那些黑点向哨所方向移动着。凭经验我知道这是巡逻艇编队，不是苏方的就是我方的巡逻艇。我拿起望远镜。奇怪，前头那艘艇上插着红旗，是中国的；而后面那三艘艇上插着绿旗，又明明是苏联船。这年头正是两国之间大眼瞪小眼的时候，难道会混合编队吗？ 继而我恍然大悟。前两天下大雨，我们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条苏方的小船被涨水的大江冲过岸来，于是报告了边防军，今天大概是苏方人员在我方带领下来认领小船。我又看了看岸边出河的人，他们已经收工，许多人就那么脱光了在江里游泳，在这边远的农村地方，游泳是不用穿什么游泳裤的，让人家看见多不好！我赶快冲出哨所，向他们大喊：“快上来，快上来，老毛子来啦！”于是这些浪里白条们乱糟糟忙不迭地纷纷爬上岸来。 当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爬上岸来的时候，四艘巡逻艇已经靠岸，有人上前接过缆绳。 苏方一位身材不高但是壮得像牛一样的少校和一位身材修长的高大中尉在我方人员的陪同下走上岸来。我边防军走过一个人去把那条小船拴在他们的巡逻艇上，然后那中尉在一张交接单据上写着什么。刚才那些水上的蛟龙们一个个赤条条湿淋淋地围上来看，因为俄文手写体很像是一连串的圆圈，所以他们就“五千块、一万块”地瞎猜，很是不雅。 我们的边防陪同人员从右边衣袋里掏出“中华”过滤嘴香烟递给对方，自己则从左边衣袋掏出“经济烟”自己点上。但是对方很有礼貌地接过烟放入自己的烟盒，再从自己的烟盒中拿出半截是中空的苏联烟自己点上。（苏联香烟虽然与中国香烟一般长， 但有半截是中空的充作烟嘴的硬纸壳，并且可能是莫合烟，味道让人不敢恭维。） 我在一旁只是想着如果我与这位强壮的少校交手，会不会顷刻之间被他撕成碎片？——我知道苏联的所有边防部队都直属于他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又矮又壮的家伙就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啊！ 然而眼下这位少校正谦恭地笑着，与我方人员高谈阔论。 江边苏方的三艘巡逻艇中，每艘艇里都坐着四名水兵，他们那红扑扑的娃娃脸、一尘不染的白色水兵服和整齐划一的坐姿叫人看过以后精神为之一振。 那中尉签收完毕，与我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然后向周围我的那些湿淋淋的同胞们伸出手——尴尬得很，同胞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叫他好下不来台。 也难怪，当初不是有人在江上打渔时因为向“修正主义”招了招手而被反复批斗了吗？ 少校笑了笑，上船去了。巡逻艇发动了。 艇至江心，那少校站在艇上，又摘下军帽向岸上人群热情地挥动着。大家看在眼里都心中一热，他们何尝不想礼尚往来呢。 我方陪同的边防军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发话了：“我说，大家招招手吧，太失礼了。” 这提议大家“一致通过”，于是江岸边平地上又生出一片丛林，那是大家举起的手臂。 23、不该打的招呼 妻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不耐烦地说：“得啦得啦，有你唠叨的功夫，不如跑趟俄罗斯认个国际干妈得了！” 不是我爱摆谱儿，她可是头一回跟我这么不客气，怪让我掉架儿的。其实我经常挂在嘴上的，不过是七十年代初那位苏联妇女的一笑。 黑龙江从山里流过，两岸的人，不管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都爱把山里的木材运到岸边，扎成木排顺流而下。同时黑龙江也盛产鱼类，两岸的人，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闲时都爱下几道钩，再用自己的收获显示一下烧鱼的手艺。当然打渔不能用趟网，因为这里是两国边境，以主航道为界，你在这半边下网，鱼不会从那半边跑吗？ 一九六七年的时候，北京的中学里正“革命”得一塌糊涂。反正也无所事事，当时仅十七岁的我便死活缠着东北农垦总局的人报名来到了边疆。老天作证，是我自愿的。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屑一顾，哪肯给我这自豪的机会。算算也有四五年了，我在黑龙江边上种地、打渔、修船、出河。 老胡来了。这位参加过四川凉山平叛战役的老战士，生活始终贫困，这天他老伴又病了，他想去打渔队讨条鱼，给老伴烧汤。没法子，我们划上一条小船上路了。 船至江心，你就不用划了，因为没有人能与这条“大黑龙”顶牛，你只能顺流而下。打渔队在下游七里以外的黑通岛上。 只有船至江心，你才能体会到自然界的宏大。汹涌发亮的江水一直流向天边，两岸高大的树林这时就像蒿草丛一般。身置此情此景，你总算明白古人为什么无病呻吟，常常感叹人生之渺小。 苏方一艘巨大的自动驳船逆流而上。接近我们的时候，它不停地鸣笛。怎么啦？ 老胡喊：“快往里划，我们越界啦！” 这还了得，我拼命地划起来。原来这段江面向我方形成一个大弧度，我们顺水直线向下，当然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主航道！看来苏方那位船长并无恶意，因为如果他不通知我们，只是在两船交错时稍微一偏舵，我们作为“入侵者”被挤到苏方岸边之后可就百口莫辨了。我顿时对那位“老毛子船长”心生敬意。 当我划到主航道我方一侧，两船已经开始交错。 好大的船，它那黑色的船帮加上雪白的舵楼叫我仰头直到掉帽子的程度才能看清，足有几层楼高。我感觉就像是一座山向我们压了过来。 突然我发现对方驾驶舱外有一位妇女扶着拦杆好奇地望着我们，她那眼神里没什么恶意，只有好奇，因为在那种年代，双方都差不多，谁也没什么机会见着一次活的老外。 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就像是平时遇见一位朋友，说一声：“嗨，挺好的？”那样，打个招呼而已——但是马上就有人扯我的衣服后襟，那是老胡，他怕我犯“立场错误”。 可是晚了。 那位妇女愣了一下，先回头望了一眼驾驶舱，大概他的同胞并不反对，于是她回过头来，微笑着向我们热烈招手，那情景真有些五十年代“中苏人民团结紧”的气氛。 那次我们没有买到鱼。不知怎么了，打渔队的人打起官腔，好像谁惹着他们一样。真没意思，本来大家都在一条江上干活，彼此挺熟的，这是怎么了？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 我去农场场部看病，遇见我的同学、作训股的参谋。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以后可别跟老毛子那么亲热啦！” 我顿时明白了，打渔队有直通作训股的电话，而且宽阔的大江上无遮无拦，几里之外发生的事，人家能看得清清楚楚。那天我们越境在先，又“勾结苏修”在后，人家把我们的行为当作“敌情”上报了！如果不是我这位同学，这“敌情”说不定一直上报到军区呢。 原来那时候边疆地区也“革命”得一塌糊涂，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谁要是抓住我这样的“里通外国”者，就足以显示他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入党并且提升有望。至于我将因为此事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第几层，没人考虑。 打渔队的人只不过是不肯卖鱼给我们，真正是乡风淳朴，谢天谢地了！ 好家伙，仅仅是一位妇女，也许她只是哪位船员的眷属，也不能马虎。 以后我再也不会犯这种借误了。但是我的脑筋太“木”，所以至今仍然认为人与人之间，总该亲切地打个招呼的。
24、没有引发的国际事件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会儿，前苏联在黑龙江上航行的各类船只比咱们中国船可神气多了。 最叫我看不够的是他们的水翼艇，那艇全身流线型设计，整个船身不沾水而是用滑水板在水上航行。它的外形就像一架飞机，载客一、二百人在江上跑起来比咱们的解放牌汽车可不慢。还有他们那白色小巧的“巴拉斯”（一种拖轮），船头是平的，能推着四艘比它自身大几倍还装满货物的驳船在水上跑，并且几乎听不见发动机的响声。高兴起来它能前边推四艘驳船后边再拉上两艘驳船同时排气管还不冒烟！他们的客轮就更神气了：船上有游泳池，甲板上有酒吧。 至于他们的航标船，也比我们的神气，那本来是苏联边防军的巡逻艇，后来因为是平底船不禁风浪才被淘汰。 我可有些崇洋媚外了——我觉得他们水手的制服也比我们那时候千篇一律的灰色或蓝色的“四个兜”神气。因为有一天轮到我下半夜上岗。 拂晓时分，东边天上由深蓝逐渐变为淡蓝继而转成亮紫色，太阳快露头了。黑龙江两岸碧绿的树林和黄色的沙滩也逐渐清晰可辨。 东边方向几里远处有一艘船逆流而上。凭我一年来在黑龙江边值勤的经验，我不但看出是那是苏方的航标船，还看出它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船驶近后我拿起望远镜，看出那人是航标船上的大副，因为他的白色大沿帽和藏蓝色的制服以及他胸前一排发亮的铜扣都表明了他的身份。他那在蓝紫色晨曦逆光映衬下的匀称身材加上流线型的船体，就像是一副艺术剪影，叫我至今难忘。 这艘航标船是我们的老相识，它每周一次定期往返，检修沿岸的航标灯。 可惜那时候两国之间正剑拔弩张，并且我们国内也正到处找碴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不能向那位大副招手致意。 庄排长走近岸边小船，他要继续给船刷油、打腻子，我也该下岗了。我们每天除了站岗巡逻以外，也种菜、打鱼、捞木头。 庄排长是上海知青，平时挺随和，但遇事他可有个“老猪腰子”：他只按自己认准的想法办，绝不跟别人瞎跑，也不怕别人议论。并且他除了军事训练和站岗巡逻从不落后之外，划船、修船、织网、窝钩、种菜、打草等等，样样拿得起来。于是老排长退休之后，连里提拔他当了排长。对于那艘苏方的航标船他也很熟悉，说：“大副我没见过，可那船长真胖得可以！”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春夏之交的下午，那天下午又轮到我上岗。我走进哨所，把冲锋枪挂在墙上，望远镜立在桌子上，摊开记录本，然后担心地看着屋顶，生怕满天的大风把房顶掀掉。 这里每年春夏之交总要刮一场沙尘暴，大风刮得天日无光，连黑龙江掀起的巨浪的浪花也好像是黄的。到处都是尘土。平日里江面上打渔的、航运的、巡逻的等等各类船只都不见了踪影。哨所里只听见呼啸的风声和巨浪拍在江岸上的轰鸣声以及被大风刮得偏倒向一边的树林的哗啦啦的响声。除了我这站岗的，所有的人都躲在宿舍里。 忽然我发现东方几里远处我们的老相识——那艘苏方的航标船——正紧贴着我方江岸在巨浪的颠簸中逆流而上，当然他们肯定已经越过边界线了。怎么办？我赶紧打电话给庄排长。庄排长接电话后，抄起一支步枪顶着大风艰难地来到哨所。他看过之后也只能打电话请示上级。 黑龙江北岸是平缓延伸的沙滩，在风浪中船只如果沿北岸航行船只不是搁浅就是被巨浪掀翻，而南岸（即我方岸边）高出江面十来米，船只在风浪中靠向南岸航行则等于躲在一堵挡风的墙后边。苏方那艘航标船是平底，最怕风浪，所以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我方江岸行驶。对方以为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忘了当时两国间的形势，并且他们不知道我们这边抓阶级斗争的厉害，曾有人仅仅因为向对方船只招了招手而被无休止地批斗。 团作训股高股长在电话里严厉地说：“对于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的修正主义新沙皇你还用请示吗？为什么不打！” 庄排长放下电话毫不犹豫地提起步枪跑出哨所，我也跟出去。 对方的船已驶近，这回我看见那位船长了，他的确胖得可以。看见庄排长举起的步枪，他走出驾驶舱摊开双手连连耸肩做出一副无奈状，那意思很明白，就是他们正处在险情之中。可是庄排长不管他这一套，据枪瞄准了。 那船正在巨浪中颠簸，一会被抛向浪峰，一会又被堕入浪谷。并且在大风里庄排长没法瞄准，他的身体和举起的枪口始终在不停地晃。如果一枪打偏了，子弹飞向对岸，对方的边防军就会有反应。说不定也会开火。即使庄排长开枪打在船帮上，也会给对方留下所谓的“罪证”。 边境无小事，有事通中央，庄排长学习过边境政策，深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终于没有开火。 对方的船可不能停，否则就会被巨浪掀翻。并且弄不好可能有中国人跳上去和他们评理，因为在珍宝岛和八岔岛对方把我们的渔民打得太惨了。于是他们的船在风浪中一上一下地颠簸着，逐渐地驶远了。 回到宿舍后庄排长愁眉不展——天天喊“打倒新沙皇”，今天却放跑了入侵船只，这可是天大的一例“阶级斗争新动向”。 电话响了，庄排长慢慢地拿起话筒。 高股长问：“咋样，开枪了吗？” 庄排长说：“没。” 高股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好啦，今天你小子要是开了枪，可就闯祸了——对方是遇险船只，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只能援救，你知道吗？” 尽管与刚才的命令相反，可他还是那么振振有词。可能刚才他向师部汇报时师部也是这么熊的他，于是他不顾一切地照搬过来又熊庄排长，毕竟是他亲自下令开枪的。 庄排长摔掉话筒，重重地倒在炕上，再也没心思听高股长训人了。我们也跟着笑出声来。没过一会他突然又跳起来喊：“擦枪！”，于是我们把子弹退出来，把枪擦干净摆上枪架。 不知啥时候风停了，江面上又是阳光明媚如诗如画。 几年后庄排长升任连指导员；三十年之后我听说回到上海的庄排长进入国家安全局工作。
25、他就是克格勃 当年世人一提起前苏联的克格勃，有几个不知道的？我除了在边境交接过程中见过前苏联的边防军官以外，真正搞情报工作的克格勃特务，倒是偶尔见过一位，不过说起那印象来，只有一句话：真叫人失望，或者说不值得一看。 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生产队小学当教师。忽然有几天，黑龙江边队里的菜地老是在夜间有人去给弄得一塌糊涂，什么黄瓜、西红柿之类的让人揪了不少。 老张头是第三次找上门了，他生气地冲我喊：“我说咋的石老师，你还真是不管了吧？我可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叫我抓住了，我非把他那小爪子剁下来！”——这老爷子一门心思认准了是孩子们干的，所以就总上学校来告状！ 学生们围着他笑，老人家自顾喊，他哪里知道我的难处。 农家的孩子有时候顺手摘个黄瓜西红柿啥的倒有可能，一般人家也不说啥，你只要别把菜地里弄乱了就行，正所谓乡风淳朴。谁家的小园子不是清翠欲滴瓜菜满架的？ 可这一回是队里的菜地，离队上几里远在黑龙江边上。而每次都是白天没事，夜里却被人弄得狼籍一片。我也不是不查，问题是孩子们大半夜的跑那么老远，揪几个黄瓜西红柿的干啥？连我都不信。队里还没听说谁家连菜都吃不上的。 说起这一类的“案件”，我自认为还是有把握的。一个是我与孩子们师生关系挺好，每天晚上家里都有一群孩子串门、唠嗑，稍一打听，就案情大白；另一个是农家的孩子虽然也有淘气的，但仍不失诚朴。那一次两个小淘气去偷队里的鸡——不为占公家便宜，只为好奇——他们挖个坑把鸡埋下去，看看那鸡还能活多久。“审案”的时候，他俩自然是铁嘴钢牙死不承认，于是王老师在东屋问一个、薛老师在西屋问另一个，问题都一样：“那屋可说啦，是你进去偷鸡，他在外边接应？”这一下两个都急了：“没那事，是他在里边，我在外边！” 于是案情告破，事后老师们都忍不住笑。 这一次可不同，我费尽心机也查不出来，看来不像是本队的孩子们干的。过了两天，案情自然消失了，菜地里再也没出过事。只是老张头见了我，总是脸色不好，我自知有愧，也不好解释。 过了几天，有人在队里喊起来：“边防军抓了个特务，押着上菜地那边找衣裳去了！”我终于恍然大悟。 去年农场附近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晚上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喝酒，中途没菜了，一个愣头青自告奋勇上队里小卖部去买。当时小卖部没人，他竟破门而入，不但拿了一大堆咸菜和罐头，临走时竟把抽屉里的现金也一扫而空。不用问，公社派出所派人来查案情的时候，他小子逃跑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跑到黑龙江北边去了。 我跟着看热闹的人群来到江边，看见那人只着短裤，赤裸着上身，狼狈得很。他身材匀称、强健，目光呆滞，在许多认识他的本地人的围观和嘲讽下竟浑身发抖。 据他交代，他过江后被苏联边防军捉住毒打一顿，然后几天没理他，茶饭俱无。后来一个名叫“边防技术研究所”的机构将他带走。那些人让他在海参崴先休养一阵，就开始对他进行突击培训。最后授予他一个少尉军衔。原来这个“研究所”是特务机构。到了那里不干也不行。 这次“研究所”派他们三人偷渡过江上哈尔滨，去画黑龙江省军区大院的平面图。临行时每人带了几百元假人民币。等这三位屯迷糊生平第一次到哈尔滨，连方向都不认识了，好不容易找到省军区大院，又混进不去。磨蹭几天，钱花光了，只好约定在江边集合的坐标点（就是我们队的菜地边上），然后分头想办法筹措路费。 他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江边，那两位同伙总也不见踪影。他昼伏夜出，只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菜地里偷些瓜菜充饥。于是看菜地的老张头误以为“那偷鸡的又来了”，就不断跑到学校告状。 当他发现老张头采取了防盗措施之后，怕暴露目标，就决定不等同伙，自己在夜深人静时下水渡江。临下水时他挖了一个大坑，把脱下的衣服埋好再压上一块大石头。但是秋天的黑龙江水冰冷剌骨，他还没游到江心四肢已经动弹不得，顺水漂了一阵后，发现有一艘大船逆流而上，他靠过去大声呼救。船上的人也不答话就抛下一个救生圈，等把他拉上去他才发现这是一艘中国船！ 人家一看他那模样，什么也不问，向上行驶一段，把他送回到我们队菜地附近的边防站里。就这样，佳木斯航运局的这条船平白捡了一个几乎都不会动的特务，立了一功。这次边防军是根据他的口供来查证他埋衣服的地点。 我想起在武装分队时上师里集训，教员明确指出：对方的“边防技术研究所”是直属于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的、专门剌探我国边境地区各类情报的间谍机构。 他这种土得掉渣的人竟然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的成员，您瞧他这特务当的，多累啊。
26、俄国兵 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事物令他印象深刻，虽历经几十年也难以忘怀。 一九六九年冬天，谁都觉得中国和苏联一定要打起来了。因为一到晚上，生产队周围总有人打信号弹，并且一会一个、一会两个，像放礼花一般，一晚上总得有几十甚至上百个。而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去搜索，又往往无功而返。边防军的通信线路上也常常发现窃听装置。 后来知道那信号弹是苏联人趁夜间用气象气球顺风漂过来的，它们纷纷按照设定位置落在树林里和草丛中，然后启动定时装置，一到晚上就自动发射。这正好说明苏联人要动手了，他们在大战前夕常常用这手段扰乱视听。 边境生产队里原农场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内撤了。我们这些知青们都拿起枪，组成一个武装值班分队。 那天我们一个班的人被派到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岛去监视对方的情况。 布置好岗哨，我们都蜷缩在原来老打渔队的一间破土坯房里，和衣而卧。屋里的火墙和炉子坏了，我们只能烧烧炕，而炕面又是裂的，所以屋里烟雾弥漫，呛得人没法。外面大风肆虐，尽管屋子里到处是烟，人人还是冷得发抖。 我是下半夜最后一班岗，刚出屋就被大风吹得倒退两步。我顺着林间小路来到哨位。那天黑龙江电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夜间平均温度是零下三十六度，在这小岛上，迎着无遮无拦的宽阔江面，大概得有零下四十度了吧。而我要监视对岸的情况，必须面向北方，也就是说我必须迎风而立。 高层空间万里无云，闪闪的繁星撒满深蓝色的天，美极了，而地面上却刮着大烟泡。所有向东南方向倾斜着的大树都厉声呼啸着表示它们对大风强烈的不满。风卷起的雪沫像万把钢刀割在我的脸上。我裹紧皮大衣，围好围巾，把帽耳放下来围住下巴，戴上一只大口罩，捂得只露出两只眼睛。不一会我的帽绒上、口罩上、眉毛上结满了霜，整个脑袋白花花的一片，成了个雪人。但是四肢仍然冻得生疼，于是我来回踱步、甩手，甚至围着一棵树跑，不然我觉得就会冻僵。好容易启明星升起来，天快亮了。大树的呼啸声渐渐地小了，风中的雪沫也越来越少，东方现出紫红色。每天凌晨都会刹风。我快下岗了。 对岸传来马达声，我拿起望远镜。一辆苏方军用嘎斯车顺着沿江公路开过来。上级交待过，对面有条公路与江岸平行，向东两公里再向北拐几百米，就是苏方的一个边防站。这正是我们要监视的重点。 车子开到我对面右前方停住，驾驶员先生下了车，他拎着一把大冰穿和一只帆布桶，向着江面走下来。我猜这家伙大概忘记了保养车辆，没加水就把车开了出来。他来到冰层上开始凿冰，一下、两下，我替他数着。应当承认，前苏联的军服挺合身并且也挺神气，所以在望远镜中他那映在蓝紫色发亮晨曦上的修长身影就像是一副剪影艺术品。不一会他凿透了冰层打上一桶水来。这家伙给汽车加完水就该走了吧？ 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这位老总把水桶摆在面前，开始脱衣服，先脱呢大衣、再脱军上装，最后又脱掉衬衫，竟完全赤裸了上身。他拿出一条手巾浸入满是冰碴的帆布桶里，然后拿出来拧一拧，就开始擦身，在这寒风凛冽结了近两米厚的冰的大江上！ 惭愧，我可是快捂成个棉花包了。 回到屋里我把所见所闻绘声绘色地向同伴们讲了一遍，他们先是听得发呆，然后似信非信地赞叹说：“他简直不是人！” 我却不敢苟同。 果然那些俄罗斯士兵又一次剌激了我的记忆。 有一次生产队组织我们在江边草甸子里割草。 黑龙江与南方相比，虽然纬度相去甚远，可是在盛夏里那天气也同样闷热得异常，只不过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每到伏天时候，骄阳似火，气压又低，连狗都躲在树荫下吐舌头。 我们一个个赤裸着上身，只着短裤，挥汗如雨地舞动着镰刀。好不容易完成了定额，运草的车又没来，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地跑到江边，一头扎入水里舒舒服服地游了个痛快。然后我们在江边树林的树荫里休息。 东边传来机器的轰鸣声，水天相接之处出现了一长溜黑点。凭经验我知道那是成队的苏方炮艇。果然随着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近，十几艘灰色的悬挂着绿色军旗的苏联炮艇神气活现地驶来。那是苏方的阿穆尔舰队正在进行夏季训练科目。我国的黑龙江被俄罗斯人称为“阿穆尔河”，所以这支舰队应当称其为“黑龙江舰队”。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快看老毛子，他们干啥呢？”大伙向江里望去。 对方大概没读过我们的《三国演义》，不知道周瑜先生擅长火攻。于是他们把每艘炮艇首尾间用甲板和缆绳相联，这样十几艘炮艇就形成一条灰色的长龙。令人意外的还不是这条长龙，而是他们的全体水兵一律赤裸着上身，按照严格的队形坐在甲板上。可怜这些白种的小伙子们，在烈日下晒得比我们农场里放猪的老头还黑！ 有人笑笑说：“那是日光浴！” 我又不敢苟同。我认为那是苏方严格的体能和精神意志的训练。 两次的亲眼所见，我至今不忘。 能在冰封的大江上用冰水擦身又能在烈日下坐在甲板上暴晒的士兵，在战场上一定凶猛异常。
五、与动物打交道
27、人与狗 可能许多人认为，在我们国家边境处于边防第一线的边防站所，都应当配备有军犬。比如许多影视作品和画册上，凡是提到边防军人，常有他们牵着狗巡逻的形象，可是我与边防军人打过交道，我确认黑龙江省绥滨县同仁边防站就没有军犬。 于是站里士兵们自己养了两条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紧张，两国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了严重冲突。国家把东北农垦总局改建成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边境上的生产队抽调了一批人组成武装值班分队，那一天连里的副指导员带着我们来到边防站，与边防军组成联防。 在站里我们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一黑一黄两条牛犊般大小的狗总是看我们不顺眼！原来它们只认穿绿军装的人，而我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一位知青不大服气，稍稍招惹了它们一下，马上就有一条大狗冲上来咬住他的裤腿再一甩脖子，那位男子汉就被平着扔在地上，差点儿把枪摔坏了。这简直不是狗，是猛兽。其他人只得老老实实地呆在屋子里，吃饭时还得让军人们陪着才能来到食堂。 饭间我们的副指导员——那位年轻漂亮的北京女知青——想要方便一下。边防站长看了看，狗没在院子里，大概它们钻树林去了，于是他向她指明女厕所的位置，然后又接着招呼大家吃饭。 过了一会儿，突然院子里传来女人极度恐惧的尖叫声。 那时正值战备时期，整个边防站里唯一的女人就是我们那位副指导员！站长命令一位士兵冲进女厕救人，他听了以后有些不情愿，因为钻女厕所这任务不大好听。可禁不住站长严厉的督促，他只好硬起头皮在众人的目光下走进女厕所。 只听他喊：“龙江、龙江！……”于是一条浑身上下披着黄缎子般发亮的毛的、牛犊般大小的大狗威风凛凛地踱了出来。还好，这是一条雌狗，不算是耍流氓，不过这家伙对我们头儿很不友好——它把两只前爪搭在我们头儿的肩膀上，用那条血红色的大舌头在我们领导的脖子上来回地舔，还哼哼！ 为了联谊的目的，下午站里组织双方进行乒乓球比赛，我们可是一点儿兴致也提不起来：你想想，球台两边两条大狗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别说踩着它们，乒乓球掉在地下的时候你试试，谁敢捡球？——岂不闻“狗怕哈腰，狼怕短刀”吗？ 这就是边防军的两条大狗。战士们把“黑龙江”三个字拆开为它们命名，那条雄狗叫黑子，那条雌狗就叫龙江。后来我们发现它们其实是可以接近的，你虽然没穿绿军服，但是只要直接叫它们的名字，它们马上就会对你友善地摇起尾巴。 不久，我们慢慢地和它们混熟了，熟到它们整夜地守在我们门口，逐班陪同我们换岗的人到哨所，只有边防战士喂食时它们才回站里去。 有一次我们带这小两口去巡逻。途中遇上一只花鼠子（松鼠的同类，背上有三道花纹），小家伙呼地一下子就上了树，怎么办？我们都很有兴趣地望着它们。谁知黑子只是斜愣对方一眼，不屑理它。于是龙江走上去，盯着树上的猎物，并围着树慢慢地转圈，树上那小家伙也随着她转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龙江，突然龙江爆出一声大吼，小家伙竟被吓得一下子掉下来，龙江上去叨起它凯旋了。当时我可是被吓了一大跳，而且我甚至觉得树叶也在抖动，这畜牲！ 我们这两位朋友不单是对小动物不友善，竟还蔑视两国间的关系。 入冬以后，黑龙江上巨大的冰排越积越多，最后紧紧地挤在一起，封江了。每到这时都是战备最紧张的时候，否则我们这些人扛枪干什么？那一时期中苏关系紧张，边防军为防炮击每晚都不在营房里睡觉，而是整夜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在大风呼啸的野外转攸。我们虽然被充许在屋里睡觉，但也不准脱衣服，得抱着枪，系紧子弹袋和手榴弹袋。那种形势用“一触即发”来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毕竟那是人与人之间的事，狗可不管那一套。 有一天早上哨所值班人员发现黑龙江对岸有两个黑点互相追逐着接近了江面上的主航道，并向我方继续移动。这还了得，哨兵马上向上级报告，全体人员进入一级战备。 同时我们听见边防站那边也在紧急集合。过了一会，站长提着张开机头的手枪来到哨所，他已经布置好兵力，先过来观察一下情况。当他拿起望远镜时，那两个黑点已经越过主航道我方一侧很远了。当他再调好了望远镜的焦距时，他可气坏了，原来那是刚刚“擅自出国旅游”归来的龙江和黑子！ 这两位好没王法。 站长狠狠地踢了上岸来的黑子一脚，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写检讨。因为站里已经作为最严重的事件通过电话逐级上报到军区了，在当年那种形势下，谁敢谎报军情？ 黑子挨了踢只是委曲地哼哼几声，并不影响它紧接着回到站里大吃大嚼一顿，因为士兵们知道了站长的粗暴行为，心疼得不得了，赶快弄些好吃的慰劳它们一下。 更有甚者，有一次它们两位装神弄鬼，竟把我吓得灵魂出壳。 那一次下半夜轮到我上岗，当晚外面正是风雨交加。我沿着树林里的小道走到哨所。 风雨狠狠地抽打着树林，哨所外面各种奇异的声音响成一片。黑龙江也掀起巨大的浪涛猛烈地拍击着江岸。屋里黑沉沉地伸手不见五指。不时有一股股风声夹着聚雨猛地打在窗户上，惊得我一激凌。我直接到墙角那熟悉的长凳上坐下，抱着枪。 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在被各式各样的奇异声响激发出来的冥想中慢慢地竟有些困了，渐渐地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偏有人不允许我在岗位上打嗑睡。 突然谁在我坐着的凳子下面舒舒服服地并且响亮地打了一个哈欠！这一惊对我来说可是非同小可。我不知道胆大的人在这种风雨交加独自一人的黑屋子里对于自己屁股下面突然发出的一个哈欠有什么反应，反正我是僵住了，浑身的血就像凝固了一样。 我僵坐了半天，突然似有所悟，于是硬扎着胆子向下摸了一把——两条毛茸茸的大尾巴正不停地摇动，似乎在说：别怕，自己人！ 还自己人呐，把我吓成这样！我恨恨地一枪托砸下去，两条黑影尖叫一声撞开门窜入风雨之中。后来龙江和黑子以及边防站的士兵们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战士们对于两条爱犬所受的每一次委曲，都能很快地准确判断出来。 三十年了，不论我又经历过什么，我始终对于城里的各色宠物犬爱不起来。因为我的脑海里总有那两条威风凛凛地但是又冲着你友善地摇着尾巴的两条大狗的身影。 真想它们呐。
风大严寒，那天不出工，我倚在炕上翻小说。 友推门进来，神秘兮兮地说：“走，打狍子去？”——他手里拿着一粒步枪子弹，肯定不是好来的——但我砰然心动。 我们从枪架上拿了一支涂满油的半自动步枪，装上子弹，然后仔细地向四周观察，不让连长看见，悄悄地溜出去。 外面正刮着大烟泡，气温在零下三十七度左右，整个世界都被淹没在大风的呼啸之中。 要想打狍子，我们就得到狍群的下风头去，这样才不会被狍子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先得向正北走到黑龙江边，再沿着江边的树林走到收割过的大豆地旁，发现觅食的狍群之后，我们才可能有收获。 大风卷起雪沫像刀一般割在脸上，地上的积雪没过脚踝。我们捂得只剩两眼睛露在外边，一步一喘地行进。衬衫被汗水浸透了，脚上却结成一个大冰砣，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大豆地边上。 这儿正有一群狍子，一只只悠闲地用嘴拱开积雪捡吃散落在地上的豆子。 “哇，好大好肥的狍子呀！”——友兴奋得声音都走了调。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枪递给我——子弹只有一发，让曾去师部集训过的我来射击比较稳妥。 友的声音虽然在下风头，还是被狍子听到了，一只肥硕的大狍子踱过来，歪着脑袋好奇地望着我们。那家伙头上的角犹如两枝大树杈，看它的神情倒好像我们是关在动物园里的货色似的。人人都说傻狍子，莫过于此了。 好机会，它离我们还不到十米！ 我把左肩倚在一棵树上，稳稳地据枪，屏住呼吸两臂内收自然贴腮精确瞄准轻轻地击发——枪打不响！ 那狍子喷了个响鼻，居然摇了摇头，似乎是说：还想打我呐，就凭您那笨劲儿？ 那枪是涂满了油的，并且由于是偷偷地拿出来的也顾不上擦，所以在严寒中撞针与击发锤冻结为一体，我赶快来回地拉动枪栓，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豆地里的狍子们都抬起头来，好奇地向我们张望。 友在一边看着我，焦急地说：“快，快，怎么搞的！”我没功夫理他，自顾拉动枪栓。 突然“啪！”一声，枪走火了，子弹呼啸着飞向天空。 狍子们一愣，终于恍然大悟，于是纷纷地向上跃起——那动作骄健、敏捷、优美，与动画片中的飞鹿一模一样——向黑龙江岸边奔去，它们在冰封的江面上用优美的姿势只那么跃了几下，很快就到了对岸。 这群没有王法的东西，出国就这么简单！ 脸上帽子上挂满冰霜累得要死一身臭汗，我们拐呀拐地回到了宿舍。友在后边絮絮叨叨数黑道黄说个没完——他嫌我把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子弹给浪费了。我浑身酸疼情绪低落理都懒得理他，自顾倒在炕上两手一摊形成个“大”字，好半天才想起摘下帽子脱下靴子。我们成了大伙议论的对象。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那只狍子好奇地望着我时的情景。我始终弄不清，它那眼神里有没有嘲讽的成份。
29、狼捉老鼠 一九六八年那时候，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的生产队里当个头头脑脑的可不是好事，比如说王队长。 白天他要安排秋耕，晚饭后他还得陪着他爹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因为他爹成份高。那一夜他娘想不开喝了滷水，一家人七手八脚好不容易才把老人家救过来。可第二天一早，有两位女知青缠着他非要学开拖拉机不可，怎么整？ 本来他已经有了“隐瞒阶级成份”的嫌疑，如果再加上轻视妇女的罪名，他可就离“走资派”更近了。 不如让她们试试。 小玉兴致勃勃地来到正准备夜班翻地的小高车上报到。 小高心里很不高兴，准备在下次批斗会上好好说说王队长：来了这么一位，夜间在荒郊野地里孤男寡女的怎么处？如果要解个手吧，另一位就得赶紧回过头去闭上眼睛。 小高把一根长长的绳子的一端系在车头排气管的汽笛上，另一端系在大犁的深度调节盘上，对小玉说：“这么的，上半夜我开车你把大犁，下半夜天冷了咱们再换过来，你看行不？”小玉回答说：“嗯哪你开车吧，我行。”——她看出小高烦她。 车发动起来开到地里，不一会天就全黑下来。他们开足马力直驶。 从地的这一头犁到另一头，得半个来小时，一去一来是一个往复，整个地块得几百个往复才能犁完，光这块地就够他们犁上十几天的了。但是刚犁出两个往复，汽笛响了。 小高停车下来，走到小玉那儿，问她：“咋啦？” 小玉看着小高那不耐烦的目光，吞吞吐吐地说：“……好像有啥活物跟在车后边！” 小高向车后望去，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于是说：“没什么，可能有些小动物捡吃散落在地上的粮食，你别怕。”小玉只好说：“嗯哪。” 小高回到车上继续驾驶，心想：“我说啥来的？这样不行！”他决定不在批斗会上找王队长的麻烦，而是下班后到他家里去商量，王队长这个人其实挺好说话的。先不着急，先处两天看看小玉咋样，到时候也好说。 但是汽笛又响了，这一次的汽笛声持久而凄厉。 小高嘟嘟囔囔地停住车，唠叨了一声刚要开车门，车门却被人“哗啦”一下子拉开了，小玉失声地喊着爬上来：“哎呀妈呀……那眼睛绿的，贼亮！” 小高不耐烦地大声问她：“你咋了你？！” 小玉向车后一指：“你自个儿看呐！” 小高回头向车后一看，顿时心里一惊！ ——车窗外边，一头牛犊般大小的巨狼正瞪着荧荧发亮的绿眼睛很不高兴地望着他们，大概嫌他们停车了。小玉急忙用发抖的手把车门关上。 小高有心拿根撬杠下车把那畜牲赶走，想了想又实在没那胆子——也没必要充英雄。于是他猛地轰响油门，可是那狼什么反应也没有，只是呜呜地低鸣，催他们快点开车！于是小高挂上档猛然倒车——那畜牲只往边上一闪，在车的一侧看热闹。也不知惹急了它以后它会不会上前把车门拨拉开？独狼不好斗，小高只好继续开车，那狼也继续在车后跟着。 小高没整明白：难道狼也懂得怜香惜玉，刚才它犹豫不决舍不得把小玉这女孩撕了？他不由得向车后看去——这一看又把他看乐了。 那狼跟在车后边，每当犁铧翻开田鼠窝，它就扑上去大嚼一顿，原来它捉老鼠除四害呐！北大荒地广人稀，如今又粮田万顷，田鼠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兴旺大族，无论年景如何，它们的每一位成员都肥硕无比。车后边那位看起来是老手了，也许它经常跟在农场的拖拉机后边。 好狡猾的东西，它倒省得操心费力地去捕猎了。 不过这家伙毕竟不是个好伺侯的主儿，小玉别说再下去把大犁，她吓得连开车都没心思学了。小高呢，也只好把男子汉的气慨暂时收一收——那家伙的个头儿实在是太大了。 就这样整整一宿全是小高开车，小玉始终那么团巴着。 第二天早上，交接班双方共同保养车辆。 王队长怒冲冲地跑来，指着小高大声地喊。不知啥时候他已经下地去看过了，昨晚小高他们耕的那块地质量太差，一道一道的尽是深沟，因为没人把大犁调节深浅。 对于小高的解释王队长不屑一顾：“那东西有啥？当年开荒时俺们见得多啦！”王队长气得要死，扯住小高没完没了一定要说个明白，全忘了晚上还有批判会。 而小玉则躲避着，不敢正视王队长的目光。 后来女孩们都换了工作。
30、十只小野鸭 打渔这行当实在是辛苦。每天天将晓时，锁子就得起来去溜钩。要知道，因为纬度的关系，黑龙江一带每年入夏早上两点来钟天就大亮了，而要溜钩应当在天似亮不亮时，你说他得几点起来？ 每天凌晨这时候正是鱼类的上食时间，别的时候鱼不上钩。锁子这时候起来，划上小船沿江仔细检查每一道钩，把上钩的鱼放入舱里，把缺了的豆饼换上，这就是溜钩。 黑龙江江面上的薄雾像一层纱的缦帐，逐渐升起来的阳光一缕一缕地透过雾层，像是一道一道的手电光。倒映在水面上的树影真叫人想起桂林的山水。一个人如果每天都这么早起来划船，他一定长寿。 前方有一棵倒木，巨大的树冠半浸在水里像一片大灌木丛。那边也有一道钩，锁子划船过去。 好像有什么响动，可能是来江边喝水的小动物吧。没等锁子看个究竟，突然“扑啦啦”地一声，一只母野鸭冲天而去。 “要死啊你！”锁子惊魂未定，冲着它的背影恨恨地喊。可他很快地又低头看去——还有动静呐——这一下他乐坏了。十只毛绒绒的小野鸭崽子在水里排成一溜，正惊恐不安地呷呷叫。原来刚才它们正在跟着母亲觅食！锁子连衣裳都来不及脱就急忙跳下水去，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扔上船。可是锁子刚一上船，它们就纷纷跳上船帮跃入水中。这又得劳动锁子下水，再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恭请上船，这回锁子把它们放入船舱，再盖上舱板，才算踏实。 那天早饭后，织网的、修船的和窝钩的都歇了工，大家来到锁子的宿舍，与客人见见面。既然有客，大家七嘴八舌，自然想到要开发个第二职业，比如说养殖业如何？ 就这么鸡一嘴鸭一嘴地议论之后，锁子兴致勃勃地在一间闲置的破土坯房的地面上挖了个大坑倒入江水，周围又插上篱笆。水的中央也没忘了再堆出个“湖心岛”。把客人安顿好了之后，他又钻进树林在一个大水泡子里捞些个蝌蚪，就这样一个养殖场开业了。 自己找的苦头自己知道，锁子每天收工回来，就用扁担到江里挑水给大坑里续上，还得去捞些蝌蚪或是捉些小虫回来。他曾经试图喂些粮食，可人家不屑一顾。就这么着把他折腾得整天乱颠，可对于全身心投入的人来说，倒也乐在其中。 可惜苍天偏负有心人，情况不妙。 那天一只小家伙不知怎么弄的竟钻出篱笆出了屋门，锁子在它钻入草丛的一刹那追过去，就没了踪影。左不过是几米开外吧，大家帮着他一块拨拉草棵子，就是没有！可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野鸭天生的藏身本领，人能拿它怎么办？以后锁子是慎之又慎，加紧防范，谁知没几天又少了一只。当小家伙们仅剩四只的时候，情况更糟。其实小鸭子们自从身陷囹圄的那天起，就日夜惊泣茶饭不思，有一天一只小鸭子终于断了气，过几天又死了一只。 当小鸭子仅剩一只的时候，锁子沉思良久，把它带到江里放了生。 其实放生又能怎么样？这些毛绒绒的小东西离了群不可能生存下来，包括那些钻了草丛的，大自然里是弱肉强食、等级森严的世界，没有母亲的护卫和训诲，它们根本就长不大。 锁子不停地抽烟，他深感内疚。 让动物们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吧。
31、生命的呼唤 黑龙江江面上的冰层发出嘎嘎的断裂声，风吹在脸上也不那么像刀割一般地疼了。又过了些日子，每天的天空中都传来雁鸣声，江岸边上成片的枯草丛中开始冒出绿色的嫩芽。顶多再不过一个礼拜，江里就要跑冰排了。 大家把船抬到岸边，打腻子、刷油，精心地养护好船只准备着，只等冰排一跑尽就能下水了。 小王低着头，往复不停地在船帮上刷油。别人一边干活一边谈笑风生，他却一言不发。整整一个冬天，他在树林里下了几十个钢丝套，可以说一无所获，唯一的成果就是被狼啃剩下的一个狍子脑袋，也就是说，整个冬天他只套住一只狍子还叫狼吃了。所以对于他来说，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小胖在伙房里做饭。 天上又飞过一群大雁，它们兴奋而高亢地鸣叫着，大声地赞美春天。小王仰视天空，只恨自己不是个好猎手。一冬天就只套住个狍子脑袋，还想打雁呐？ 突然什么地方传来野鸡嘹亮的叫声，那声音明明就在附近。大家循声望去——那废弃了并已经倒塌的旧土坯房仅剩的突兀而立着的破山墙上，站着一只五彩斑斓的雄性大野鸡！它昂头向上，急切地呼唤着什么。 伙房里有什么东西叮里咣啷地乱响一阵，很快地就听“啪！”地一枪，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大家向旧山墙奔去——什么痕迹也没有——那家伙跑了。于是大家走回来。 “小胖真够笨的，什么枪法！”有人说。 另一个人说：“它不会回来了。” 是的，它不会回来了，这是动物界的生存法则，凡是弱小的动物在某一地方受了惊吓，它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了。像野鸡这样被肉食者穷追不舍的动物，更是如此。 但谁也想不到今天不同。 那破山墙又传来鸡鸣，而且还是那只五彩斑斓的家伙，这不知死的鬼！伙房的窗内又伸出枪口，很快地又是一枪，那野鸡跃起来，向远处飞去。 “一会儿那家伙还会回来，肯定！”有人似有所悟地说。 有道理，春天是野鸡的繁殖期，为了延续生命，它们宁可冒险，许多动物就是为了这种本能而死。 “小胖不行，让小王来！”有人喊。 小王因为在武装值班分队里训练成绩优异而被送到师部集训过。马上有人递过一支枪给小王，并对他说：“今晚酒钱我们出！” 它还会回来吗？小王心里没谱。可他还是选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卧在地上把枪伸出去准备好。大伙屏住呼吸盯着那山墙。 山墙附近的草在晃。小王心里一动，这家伙为爱情真的不要命了！慢慢地，山墙上露出红色的鸡头，再过了一会，又露出脖子，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那只五彩斑斓的硕大的雄鸡又一次站在山墙顶上。它抖动着翅膀，向四周看看，然后再一次焦急而凄厉地大声呼唤！也许它已经看见小王伸出的那黑洞洞的枪口，但是种群要延续，它的使命不容它退缩，于是它只能不管不顾地用高亢的声音鸣叫。 小王稳稳地据枪，两臂内收屏住呼吸自然贴腮五指同时用力轻轻地击发，“啪！”地一枪过后，山墙上空荡荡的，打中了吗？大家又一次跑向那破山墙。 山墙后边有一道长长的血迹，伸向草丛深处二十多米。有人拿起那只野鸡，只见前胸的正中有一个小孔。 “好枪法！”大家欢呼道。 僧多粥少，晚上小胖用那野鸡做了一大锅鸡汤面，大伙吃得不亦乐乎。正所谓“宁吃飞禽半两，不吃走兽一斤。”那面汤的味道鲜美极了。许多人拿出自己晾的鱼干，打开罐头和自己泡的药酒，吆五喝六地大醉一场。 可是多年以后，已经被人称为老王的那家伙每每想起这事，总觉得自己像个吃了唐僧肉的妖怪，心里挺别扭。
六、淹没于都市之中
32、“蒙古大夫”纪实 妻总觉得胃不好，整天什么也不想吃，渐渐地由一般的反胃、脸色蜡黄又加上了胸闷、喘不上气来。到各大医院去看门诊，也不过是开些个胃药，消食积药之类，吃完了症状更甚。有些大医院真让人不敢恭维，无论你得了什么病，他都先让你把医院里所有的检查手段统统先上一遍，然后再胡乱给你开些药，而且量很大。我真怀疑他们不是以为病人看病为主，而是以卖药为主。 后来妻上班连自行车也骑不了了，那一次我把她就近送到福绥境医院去做了个B超，才知道她为什么吃不下饭——她的腹腔积液已经把她的胃顶移位了，她还怎么吃东西呀？并且她的胸腔也都是积液，所以她喘不上气来。我知道不好了，拉着她四处求医，最后托人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找了一位权威又做了一次B超，终于查出她的输卵管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瘤子，是恶性。 我不放心，又到北京天坛医院挂了个专家号，人家一听那病情，直接告诉我说，肯定是恶性肿瘤，并且一般说来，腹腔积液是三期癌症，而如果胸腔也积液了，那就应当是四期。 我如雷轰项，三期癌症已属晚期，何况她已经是四期了。 妻的单位知道了她的病情，为她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 妻也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躺在床上双泪长流，万念俱灰。 医生二话不说，马上通知正有许多人排队等待病床入院作手术的住院处，硬是给妻腾出张病床来，她住院了。 主治医生是位妇科肿瘤专家，手术后她用她自创的一种新的化疗方法，就是为了减轻病人在化疗过程中的痛苦，把每个疗程的化疗分作三次进行。这新方法倒是挺好，可我们承受不起——一般肿瘤病人至少要化疗十个疗程，用这种新方法妻就得每隔一周住院一次，共需化疗三十次，所需费用大大地超过了十次化疗！ 妻太虚弱了。每次化疗前得先给她注射大量的营养药，比如肝利欣、脂肪酸、白蛋白以及补肾的药物，尤其是她的白血球太低，每次住院时化验值都在2000以下，而白血球指标低于4000就不能化疗，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于是医院在她住院后先为她每天注射两针进口的增白药格拉诺塞特，连续注射一周，这种药每支价格392元，每次注射一周就得14支，并且因为它是营养类药物不能报销，尤其是这种药增加白血球的效果只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妻的白血球指数就又复新低。 三十次化疗，每次我们得付费一万多元，这数字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我们快要破产了。 亲戚朋友们来了，个个摇头叹息，尽最大的努力资助我们，可大家都是工薪阶层，那些钱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我读过一些中医的书，知道肿瘤是因为人的免疫系统缺陷所致，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因为正气不足而导致邪毒漫延。而正气不足则是因为人过中年之后，五脏渐渐虚弱。 我来到首都图书馆，借了一本《免疫中药学》，那上边关于免疫与中医理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 中医任何一脏，都涉及西医的多个系统和器官，尤其是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五脏之中肝、心、脾、肺、肾中的任何一脏的虚弱都能导致人体免疫功能降低。 对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中医把它说成是人体内的正气，正气不足则邪毒入侵，人体就产生疾病。五脏中任何一脏的虚弱都能引起正气不足现象的发生。 我按照书上的说法为妻把脉： 1、 脉沉，说明她病在体内而不在表； 2、 频率超过一息四至且便秘而血压高，说明她内热，呈阴虚阳亢状。 3、 她的肝、肾、肺脉虚弱，几乎摸不到。 也就是说，她的肝、肾、脾、肺等脏器虚弱，如果加上化疗的毒副作用对免疫系统的摧残，她当然需要用中医的补法来配合化疗。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中成药比如“灵芝孢子粉”之类我们也买不起，我暗想，自己开些汤药怎么样，至少能补补白血球吧？我翻开中医书，按照那上边的“脏腑用药规律”，先列出一些肝肾双补以及补血补气的药物，如黄芪、党参、枸杞、白芍、女贞子，阿胶、首乌、旱莲草、当归、熟地、大枣、甘草等等，再按照“阴病阳治”法则，列出一些泻肠胃和利尿清胆的药如茯苓、茵陈、神曲、郁李仁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药方，到药店先开出八副药，才花了九十来元钱。 我对妻说：“我给你开药，敢吃吗？” 她说：“都这样了，有什么不敢的？你敢开我就敢吃。” 我的心里一阵发紧——我知道她的潜台词是：“反正也是死，不如让你练练手。”——她在这种时候竟然还想着让我“练练手”！ 我不管不顾地熬好了药，让妻服了下去。这是第四个化疗疗程之前。 开始第四个疗程了，医生惊奇地发现，这次住院时妻的肝肾功能正常，除了白血球指标还在4000以下之外，其余指标都达到直接化疗的水平。也就是说，除了继续打格拉诺塞特以增补白血球之外，其它补养药可以全免了。这药有效，我心中一阵狂喜。于是回家再翻书，又在每副药里加了30克鸡血藤。 下一次妻再次住院时，我紧张地注意着化疗前验血指标。护士长取回化验单递给我，我有些心虚地看去——哇，白血球指标值4200！我成功了。从这次住院以后，每次妻都可以直接化疗而不用打营养药了。 这期间妻受的罪不用说了，因为化疗反应，反胃呕吐，脱发，每天伺侯她吃饭就麻烦得很。她一到病房里开饭的时候就得紧紧地捂上鼻子，吃饭比吃药还费劲儿。我经常满街地跑来跑去，在不同的饭馆里跟人家商量，给她定做些人家菜谱上没有的菜，比如酸菜粉丝、尖椒土豆丝之类（她是东北人），再端上菜跑回医院看着她吃上一口半口的。 十个疗程的化疗终于结束了，妻的头发掉了十几次，现在又重新生出乌发。许多知道她有病的人见面，总要问：“哪儿买的假发？”我们一笑置之。 后来我又仔细地想了想：这药方上的诸味药在化疗期间都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如今停化疗后，效果应当更甚。于是我和妻商定，虽然停化疗了，也不能掉以轻心——每两个月吃一个疗程，并且每两个月去医院复查一次。 那一次铁道科学研究院医务室进口了一台国外先进设备，说是可以验血来检验人的免疫系统。妻托人去挂号。那医生看着妻的检查结果，琢磨了半天，然后问道：“几年以前你的免疫系统一定很糟糕，只是后来不知怎么修补起来了？” 妻掩口暗笑，心想：都癌症晚期了，怎么不糟？ 大夫不解地看着妻那神秘莫测的表情，反复断定说妻的免疫系统是后修补起来的。 停止化疗三年了，现在妻已经有八个月没服药了，每次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均正常。相比之下，与妻同期入院的一些二、三期甚至一期的病友，因为只相信化疗，不用中药配合，有些人竟已经去世了。当然也有人只相信中药，怕化疗，最终转移扩散而去世。 现在妻精力充沛，能承担各项家务。有一次去登山，我爬到半路就气喘吁吁不想爬了，而妻却丢下我，与那些身强力壮的人一起爬上山顶，真不给我留面子。
33、女儿的微笑 我是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与我爱人相识并结婚的，婚后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就在北京降生了。出生以后她由姥姥带。这个孩子在我家和我爱人家的第三代中都是老大，所以姥姥、姥爷、爷爷、姨、舅舅什么的经常一起围着她，心疼得不行。 她爷爷经常守在她的旁边，让她：“叫爷爷！” 我们在边上笑着对她爷爷说：“她那么小，怎么会叫？”——她才不到五个月呀。 但是有一天她真的口齿很清昕地叫了一声：“爷爷！”弄得我们目瞪口呆。爷爷高兴地在他的工作单位里吹嘘了整整一天，见人就说：“我孙女喊我爷爷啦！” 同事们说：“你好福气，这么大的孩子就会喊爷爷。” 爷爷听了洋洋得意，见到下一位同事又说：“我孙女会叫我爷爷啦……！” 真给他争气。 到了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们夫妇就把她带回了东北。那时候她的大眼睛长睫毛，像个洋娃娃一般，惹得当地村民们都来看她。 到了八个月左右的时候，她会扶着墙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了，于是她就总是追着我，我走到哪里她就扶着墙跟到哪里，然后望着我笑，一会也不消停。如果不是生病不舒服，她从来不哭，每天早上一睁眼睛就笑。我和她妈妈教她用手指着自己的不同部位叫“鼻子、眼睛、嘴”，她学会以后就整天不停地指着自己的脸喊：“这是鼻子……这是眼睛，这是嘴！” 我们在农场工作了一天很累，晚上总想哄她早点睡，但她意犹未尽，在炕上爬来爬去，最后爬到窗台上坐着，不停地喊：“这是鼻子……这是眼睛，这是嘴！”我们怎么哄她也不下来。慢慢地，哄孩子的我们反而先睡着了。 半夜里我醒来，发现她竟倚着窗上厚厚的冰凌睡着了，吓得我赶紧把她抱下来，那北窗上的冰凌足有十几公分厚呢！后来因为她经常倚着窗上冰凌睡觉，她得了一次很厉害的支气管哮喘症，从此才不闹了。 一九七九年，在各地农村的大批知青返城。 我们返回北京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什么工作、住房、幼儿园、液化气瓶等等，哪一样也得到处求人。当时我和我爱人每月的工资都是三十一元左右，两个人六十二元。在北京这个大都市，六十来块钱当时只能维持温饱。但是我每天都坚持给女儿买一瓶“北冰洋”牌汽水，尤其每到了月底，我经常下班以后就不吃晚饭，以挤出钱来给她买这瓶汽水。 有一段时期，女儿在我厂里的幼儿园入托。厂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棵十几米高的大梧桐树，厂里的那些壮小伙子们在树杈上立着绑了一根十米多高的镀锌铁管，每天一有闲瑕时间，他们就爬上爬下地练手劲。 可是有一天有人喊：“那是谁家的孩子？上树啦！” 我闻讯赶来，果然是我这宝贝女儿顺着那根铁管爬上了树，她那小红裙子被铁管蹭得褪下来多半，竟连屁股都露了出来！ 不用问，幼儿园的老师气呼呼地赶来把“逃出来”的她带回去，回去以后肯定没跟她客气。 这小东西上学了，成绩当然一直不坏，总在年级前三名之列。老师看她是个可造之材，就让她放学以后担任路队长——就是把家住在附近的孩子们组织在一起列队回家，免得乱跑散了不安全。可是这位队长在半路上爬到公交车的站牌子顶上去了，第二天老师只好另觅一位路队长。 不过从她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以后，一直到六年级，她都是少先队的中队长。 凡是女孩子，没有不爱唱歌的，我女儿也不例外，她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被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选中进入合唱团担任领唱。没多久她又考入中国少年活动中心合唱团。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她年年都在市、区举办的歌咏比赛中获奖，我们夫妇把她的获奖证书像军人的军功章那样保存起来。于是西城区少年宫合唱团的老师——那位前清的皇族后裔，经常屈尊跟到中国少年活动中心来找她，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回到西城区合唱团。但是她哪里懂得老师的贵族身份和她为区里争光的一片苦心，只知道中国少年活动中心的条件比区少年宫好。这一唱就被活动中心选中，把她列入出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名单中，她唱到了新加坡。演出回来以后，她升入了一所区重点中学。 她在大学读的是当时开办不久的房地产系，那时候满北京的房地产公司的员工中，还没有几位是房地产系科班出身的呢。 如今她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在一家房地产公司里，从售楼小姐做起，后来搞策划工作，成为一名白领。业余时间她还不甘寂寞，与当年合唱团的朋友组成了一个“世纪婴儿”和声组，每当北京有演唱会活动，她们就去为那些走红歌星伴声。 女儿长这么大，虽然有些任性，有些淘气，但她总是那么兴高采烈，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只要她高兴，我们夫妇什么愁也没有了。
34、旅 伴 北京西客站看起来的确比建于五十年代的北京站有气派。 按照贾哥的吩咐，我除了换洗内衣以及洗漱用具外，什么也没带。当然我心里也嘀咕：从北京到昆明得五十来个小时呢，怎么也得带点吃的东西吧？ 我们到车厢上找到我们的铺位，把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就坐在窗前等着开车。一位高大清秀的年轻人背着一个巨大的旅行背囊上了车。他看了我们一眼，并朝我们礼节性地笑笑，然后把那个大背囊放在了中铺上。 列车启动了。 列车跑起来之后我才知道贾哥为什么不让我多带东西了——有他那个大肚子就行。每到一站，只要停车时间超过三分钟，这老先生必然飞奔而去到车下买当地的特色食品，然后回来与我一道有滋有味地分享。不用问肯定由我跑到列车员那里去买啤酒，因为我知道贾哥哪怕啃一块咸菜也不能没有酒。有时候到站停车时间太短，他无法下车，但他却依然得意地从包里拿出北京的芝麻烧饼夹辣咸菜丝之类，叫我去买啤酒。好哇，他不叫我多带东西，他自己倒带了不少。 贾哥这个人，是天生的乐天派，没见他为什么事发愁过。刚才他在火车上热心帮助列车员维持车厢内的秩序引起大家注意，于是列车员说：“大家注意啦注意啦：为了使大家旅途愉快，我们推选一名乘客代表，让他协助我为大家服务，好不好？” 大家当然没意见。 于是列车员又说：“我提名这位贾先生作为乘客代表，大家看有意见没有？” 大家一致鼓掌通过。 于是贾哥笑咪咪地走马上任荣升乘客代表。 谁知那列车员话锋一转对贾哥说：“贾先生对不起，我们每个列车员都有销售定额的，你能不能帮我在车厢里卖香蕉？” 贾哥这才知道刚才那“乘客代表”的荣耀不过是一顶高帽子，对方因为看他热心肠，有意让他分担自己的任务。这时候打退堂鼓脸上可有些挂不住。于是他说：“行是行，不过我只负责开张，卖出头一份以后，就归你了。” 贾哥让我同去，我哭笑不得地拒绝了。 贾哥臊没搭眼地挨座位向乘客推销香蕉，大家用嘲笑的眼光看着这位“代表”并且拒绝他。没办法，他只好跑到别的车厢，居然卖掉一串。 回到座位上，他看我笑得上不来气，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也是为大家服务嘛！” 列车驶过黄河的时候，那位年轻人显得有些激动，他凑过来问我：“黄河？”我点点头，他望着窗外笑了，看来他以前没见过黄河。我突然想起来：一路上这位年轻人什么也没吃，只喝他自己带的水——他那个巨大的背囊里居然装满了贴着外文商标的瓶装水。 天色暗下来，逐渐地夜深了。那位年轻人却毫无倦意，他看我也没有早点睡觉的意思，就靠拢过来，翻开一本厚厚的小册子，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让我看。那小册子上写着：“您去哪里？”下面一行则是日文对照。原来他是日本人。有趣，我顿时来了兴致。 我问他：“Japanese？” 他愣了一下，也用英语回答：“Yes。”然后他又用英语嘀哩吐噜地说了一大堆什么。惭愧，我不过是翻烂了一本《许国璋英语》第一册而已，那是为了在国营企业里考中级职称，如今书里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让我就着饭吃了，哪里听得懂他那一通好家伙。于是只好摇摇头摊开双手说：“Sorry！” 他无奈地笑笑，又开始翻那本小册子，一会儿，他指指小册子，那上边的中文是：“我是大学生，假期旅行。” 我也只好翻他那本小册子，指着一行中文问他：“你去哪里？” 他用小册子回答：“云南大理”。 日本的旅行社真是细致，他们给每一位去中国而又不懂汉语的人发一本这种中日文对照的基本上概括了日常用语的小册子，而那些日本人就用这种小册子游遍中国。 文字聊天在继续。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东西？” 他笑笑，用一种明显带有优越感的神情回答我：“中国环境污染。”他又指指背囊：“都从日本带来。” 我顿时色变。这些日本鬼子，就这么教育年轻人。 他大概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变化，收敛了笑容，指指小册子：“中国人仇视日本人？” 虽然他问的时候非常小心翼翼，可我仍然气愤，于是我说：“No！”然后对他说：“We are all friends。”（我们都是朋友） 他这才放松了，连说：“Yes，Yes！”（对，对！） 但是我又接着说：“But Japanese army——No！”（但是日本军队——不！）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对我的半吊子洋泾浜英语0有些满意。 他呆呆地看着我。话不投机，我们不欢而散。 第二天天刚亮，那日本年轻人待我刚睁开双眼，就迫不及待地问我：“长河，长河？”全忘了昨晚的不悦。 我说：“No。”然后用笔写道：“长沙”。下一站就到长沙了。 但他说：“No,No——Yangzi？”（扬子江？） 我省悟过来，他问的是长江。我指指他那本小册子上的字：“昨夜通过。” 他“噢！”地一声，一脸的无奈与沮丧。这小子。我想起昨天他看到黄河时的激动神情。他与我那上大学的女儿年龄相仿。 车到贵阳，贾哥跑下去买了几只油炸糍粑和茶叶蛋，我照例是买几瓶啤酒，然后我招呼那年轻人：“嗨——”我指指那些食物。 贾哥是何等人物，他马上变戏法一般从包里掏出一袋五香驴肉，然后对那年轻人说：“咪西咪西！” 这位日本学生看着我们吃了一路了，此时正在默默地咽口水。贾哥年轻时在门头沟一带练过摔跤，如今虽说年过五旬，却依然四肢发达满面红光，哪里有“中国环境污染”的痕迹。于是这位日本学生毫不犹豫地走过来：“Thanks！”又主动跑到列车员那里买了一包花生米，加入了我们“被污染”的行列。 席间我们靠那本小册子知道，他先去大理旅游，然后去越南。他是学习机电专业的大学生，将来要当一名工程师。 大家聊到高兴处不禁大喊“干杯！”，惹得列车员和乘警也过来探头探脑，并同我们一起喝了一杯。 车到昆明，贾哥主动提出带他到长途汽车站，因为我是第一次到昆明。于是我对他说：“Follo me，we are go to bus-top！”他千恩万谢地随着我们走了。 几年过去了，如今我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而他，成为一名机电工程师了吗？
35、严涛先生 我本不认识严涛先生，他那时当然也不认识我。 随着中苏两国的边境上日益缓和，战备时期后撤的人家又都搬回来了，边境上巡逻执勤本来有边防军呢，我们建设兵团武装值班分队的人也就不用跟着瞎搅和，干脆把弹药枪支统统收进库房，一心一意搞生产了。 这时连队学校缺人，连里就让我到连队学校充任小学教师。 在那种边远的农村地区，小学教师虽然不必是什么师范毕业（因为真正师范毕业的人至今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但是农场文教办对于师资素质的培训抓得挺严。可不是嘛，别人整天下大地修理地球，你每周歇礼拜天不说，还想歇寒暑假吗？不可能。所以每逢寒暑假，农场文教办就把全农场各个生产队的小学教师们集中在场部学习，并且交流先进经验。 那一次暑假期间文教系统学习班的人都集中在场部礼堂，听四连小学的一位严老师介绍他土法上马自制教具的经验。巧的是四连与我们三连相邻不远，那天严老师讲话时我又坐得比较靠前，他的模样甚至他腮帮子上的胡须我都能看得很清楚。 那次严老师讲的是他如何拼装吊车模型的经验，我听得津津有味。我对严老师的印象深刻不仅因为他介绍的经验，还因为后来我回到连队小学里也动手做了些教具，并因此让连队和学校领导对我印象不坏，虽然我始终没做成那个吊车，但是其它比较好做的教具我还做了一些。后来学校的原负责人入党以后另有任用，连长就指定我暂时代理负责小学校的工作。 我得了严老师的济，我能不对他印象深刻吗？我成为手下有六名小学教师的独挡一面的“大干部”。 从此我就知道离我们不远的生产队里有一位严老师。我记不清是哪一个假期了，有几次在培训班中我们连与四连的同行们在一个组里讨论，所以我们不但彼此认识了，我甚至还认识了后来成为严老师夫人的那位女老师。 我对严老师的印象不仅仅是他的自己动手制做教具，我还听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拉手风琴，达到能上台演奏的水平，至于是否还因此得到了他未来的夫人、当时与他同校执教的女老师的芳心，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我很惭愧，因为我至今还想起那些琴键就莫名其妙呢。 严老师还干过一件震惊四邻的壮举。 随着知青返城风潮的兴起，许多人纷纷找门路找理由想尽办法取得返城手续以便回城。 办这件事的头一条，就是不能说实话。 比如你说：“我想我妈了，要回家。”或是：“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得回家！”这样的话是不能成为理由的。因为比较起那些“帝修反不消灭就不歇探亲假”的豪言壮语，人家连探亲假都不歇，你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至于爱情、亲情等有人情味的东西，那时候可是被批得见不了人的！所以你没病也得想办法开出诊断书来，好像你即将不久于人世；家里没困难也得找出令人心酸的理由，好像你的家庭全指着你去拯救。同时你还得悄悄进行，再给关键人物适当地上上供什么的。而且你的前提还必须是：“我本来是想扎根边疆的，实在是家里有实际困难！”反正现在看来最正当的理由，在那时候最不成为理由。 可严老师对那些偷鸡摸狗曲线救国的方式不屑一顾，直接去找那位以极“左”而闻名连指导员，当面申诉了他要回家的理由。不用问，那位“左”派指导员也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他。 正当理由行不通，严老师就采用了小说《红岩》中的手段：绝食抗议！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利；其次连党支部会认为你在施加压力而偏不同意你的申请；另外如果因此影响了那些曲线救国人士的大计，他们会对你恨之入骨。 不过几天绝食下来，支部终于同意了他的申请。双方都是直截了当，谁也不掖着不藏着，最终人情味占了上风。 回到北京以后，这位老兄在很短的时期内经过刻苦学习又取得了驻国外的身份。这大概比学手风琴难得多，起码外语得过硬，还有其它考核你也得过关才行。纵然有什么大人物或是内部人物帮你，那些中国字还读不下来的人要想取得驻外身份是不可能的。严涛老兄偏偏就得到了这个身份。反正像我这样读过两册《许国璋英语》的人不行，虽然我也考下了经济师的职称。 1992年，国务院下发了33号文件，鼓励国内的外贸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当时国内许多外贸部门掀起了“独联体”热。当时严涛正在XXX国。 严涛等驻外人员要帮助国内一些团组安排访问项目和日程，提供资料、介绍情况、联系吃住行、有时还要充当翻译，陪同参观访问、机场接送等。当有来访的级别较高的政府外经贸方面的代表团时，他们还要与该国有关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安排双方官员的会见、会谈，整理资料，给国内写情况汇报等等。 有一天，经商参处除参赞以外的4位弟兄难得有机会凑在一起发牢骚，他们“正式” 通过“决议”，从那天那一时刻开始，他们4个人一律互相称“总”，即∶“严总”、“郑总”（女士）、“王总”和“凌总”。并且还商定，除正式外交场合外，无论当着谁的面，大家都必须以此相称，不得改变。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把这个玩笑开到外籍雇员当中去。经商参处雇用的XXX籍司机叫尤拉，忘了是谁带的头，他们开始称尤拉为“尤总”，他对这些中国人互相之间都称“x总” ，现在又称他为“尤总”，感觉很新鲜，就问他们“总” 是什么意思？还是“凌总”告诉他，在汉语中把“总” 用在人的称呼上就是一种尊称，只有身负要职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总” ，比如总理、总经理、总司令等等。尤拉听了很高兴，不过他纠正说，尤拉是我的名字，按照XXX国的习惯应叫我“尤拉总”，而不该叫我“尤总”！尤拉的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凌总” 进一步解释，既然“总”是中国的语言，就应按中国人的语言司惯，“尤拉总” 的叫法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叫起来很别扭，还是叫“尤总”吧。尤拉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有点遗憾地勉强同意了，从此“尤总” 的称呼也在使馆里叫响了。 再后来，经商参处从宾馆里搬了出来，另租办公室和住房，因此结束了新建馆时期在宾馆吃住，伙食费实报实销的阶段，进入了伙食自理的时期，这就意味着每天3顿饭要自己做。 还是“郑总”首先提出建议，他们4位“总”组成伙食团，每天的中饭由1人负责∶他要提供从采购、烹制、再带到办公室的“一条龙服务” ，大家要依次轮流担任，他们管这个叫轮流“值班”。标准是二菜一汤（一荤一素），汤可以在办公室里现做，轮到谁时，他（她）要做什么，由他（她）自便。 接着，又有一位“老总”提出了新建议，那就是每周六在家里聚餐一次，同样是大家轮流“值班”，轮到谁，就到谁家去，“值班”的要为大家准备一桌子酒菜，他们管这个叫“吃大户” 。每到周六，除了“值班”的人以外，都可以睡个懒觉，中午凑合一顿，下午就集中到“值班” 人的家里，“疯侃”一通，晚饭时“猛撮”一顿。整个过程充满欢声笑语，倒也其乐融融。可是这一天，“值班”人也够辛苦的，要忙一整天呀，可是谁也没有怨言，因为这个活动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增进了同志之间的友谊，使大家的生活更充实了。 后来，那位参赞调回国内，新参赞是位有20多年国外工作经验的老资格女外交官，在俄语界有些名气，她的丈夫时任驻XXX国大使。新参赞是个“性情中人”，一到任就溶入到几位“老总”的“伙食团”里，同他们一样轮流“值班”，并且接受了他们创造的这种具有特色的“文化现象” 。她不但按照大家的规矩，一口一个“x总” 的叫着，有时也参加他们的“疯侃” 。真是有趣极了！ 1993年，严先生在驻东欧xxx国大使馆任一等秘书时，大使非常严肃地向他及其他同志交待了一项任务∶代表中国使馆去调查中国劳工被警察殴打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1年，该国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极缺高级机修人员（四级工以上的车、钳、铣、刨等技术工人），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国政府与我国协商，由我国xx省派出100名工人，问题就出在这里。1992年，该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批工人失业，市场物资短缺，这个钢铁厂当然也不能幸免, 但经双方谈判，该国厂方同意我方大部分工人暂回国休假，待形势好转时再回来，双方都不算违约，本以为事情结局还算顺利，没想到工人们回国时出了问题。 要知道，这些工人有这次出国机会多么不容易，因此，他们大多都省吃俭用，存了一些当地货币，可这些货币带回国内一分不值，所以回国前，他们要用这货币去购买商品带回国。这100多人集中采购在当地（那是个小城市）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抢购风”，同时也使一些当地人害了“红眼病，当第一批回国工人（二十多人）在火车站候车时，（计划乘火车到该国首都，再转乘飞机回国）“麻烦”终于“爆发了”。 当严涛和领事部的同志接受任务后的第二天，便乘飞机赶到了出事的那个小城市。 在他们出发之前，大使交待了两条原则∶一是要代表使馆好好慰问工人同志们；二是要把事情的经过调查清楚，但对外不要轻易表态。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他们终于到达了那座钢城。当找到了工人们居住的公寓后，已近下午六点，“使馆派人来了”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大家奔走相告。他们的领队坚持要请使馆来的同志吃饭，为他们接风,盛情实在难却。当时，厂方拖欠生活费，工人们的生活比较困难，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严涛他们偷偷跑到街上买了酒和肉。“接风宴”摆在他们领队的宿舍里，饭桌上只有四个人（领队、副领队及严涛等二人），可屋子里及走廊里站满了工人们，气氛非常热烈，其情其景令严涛终生难忘！他心里很清楚，他们算老几？还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祖国！他深感自己的责任。 连夜，他们找有关工人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做了认真笔录。 第二天下午，他们来到警察局了解情况，没想到那位局长爱搭不理，极其傲慢地说∶“在我们的领土上，按照我们的法律办事，其他人无权干涉！”。听了他的话，一股火气直冲脑门，严涛“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把那家伙吓了一跳，领事部的同志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才冷静下来，重新坐下，但仍十分强硬地说∶“我们是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至于事情的谁是谁非我们可以暂不做结论，但你必须配合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否则，由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严涛心里愤愤不平地想：“岂有此理！持有普通因公护照的中国公民在这里遇到麻烦，难道做为外交机构的中国使馆连问问都不行？” 严涛先生维护祖国同胞利益的凛然大义让那位局长清醒了不少，他盯着严涛，猜不透这位表面上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外交官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强硬？不过后面的事就顺利多了。 要让东欧国家的警察依法办事可不大容易，严涛就曾在XXX市遇见过一位警官，他不顾严涛的外交人员身份，非要他打开箱子检查，经过严涛再三强烈的抗议，那位警官才问一位路过的女士：是否外交人员不能随意检查？那位女士想了想，说：“似乎是这样！”那警官才放严涛走了，但他放走严涛之后仍然愤愤不平：“居然还有警察管不了的人？” 回到使馆后，严涛写了调查报告报回国内有关单位，并与该国外交部进行了交涉，事情最终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该国官方公开道歉，对被抢工人进行了部分赔偿（有不少工人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被抢走多少东西，是被围观群众抢的，还是被警察抢的，让他们指认，也稀里胡涂）。经双方平等协商，同意中止合同，不久，工人们全部安全回国。 严涛先生先在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多年，后来又在国外工作多年，深感对家庭歉疚太多，于是他“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最近他回国以后主动去所在单位办理了内部退养手续，回到家人身边共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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