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众插友京城聚谈苦当乐受歧视知青群斗拍婆子

 

父亲已于1969年3月去了宁夏黄羊滩铁道部五七干校，大妹妹是女三中67届初中生，68年12月去了山西省左云县插队此时还未归，家里就剩下母亲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小妹、小弟，一家六口分散在相隔千里的四个地方。其中三人去开垦大西北了。

 

大约1969年11月份，为了执行毛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北京市的‘男女老幼革命群众’一窝蜂地在院子里、路边的空地、公园里挖起了防空洞，到处堆起了土山，一刮风北京似乎也变成了黄土高原漫天飞砂走石。掏土这种粗活自然忘不了探家的知青，刚放下老镢又抡起了十字镐，当然，是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其他忘不了知青的就是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批斗宣判大会，我记得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街道的婆娘们就往我们家送一次票，并说：上级安排知青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一定要去啊。

 

批斗会上的挨批对象几乎都是政治犯，他们被五花大绑，每人被两个解放军大兵撅着，脖子上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历史反革命分子XXX并在姓名上打着大红叉子，嘴上像牲口带嚼子一样用铁丝勒上，听说还有割断声带的。那时我还不懂是么叫人权，只知道在中国讲究特权，即使这样也觉得这样太惨无人道了。中国自古有杀人不过头点地之说，作为国家一级的执法机构为什么还要如此地残酷地公开折磨、侮辱人，何况他们罪行不过是批评了几句毛、林。中国媒体的广播员情绪激昂地称此为红色恐怖，是长了无产阶级的威风。这样的会我去了一次后就坚决不再去了。

 

当然北京市政府也给了知青几项优惠政策，如凭所在生产队的介绍信可更换两丈多外地布票（换的布票都帮老乡买黑条绒(灯芯绒)了，陕北女子流行穿黑条绒做的衣裤）；车站为知青购买返乡车票开辟了专用售票窗口；春节前还在西城区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组织知青看了一场免费电影。电影开始前区里的一个干部象征性地讲了几分钟客套话，讲话声不时地被知青的起哄声打断，我坐在第三排看见他的脸憋得通红，可依然笑容满面地喊道：安静！请大家安静！请听我把话说完…。台下知青也喊道：少他妈的废话，滚蛋…，快放电影！可在经济上政府没有给知青们一分钱的物质补偿，也未对知青表示任何歉意和安慰。

 

内蒙、山西、东北的插队同学也相继回京，聚在一起互相聊起自己在这一年里的经历，大家都感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知青一样悲。内蒙农区土默特旗的同学说：他们的饮用水都是苦的必须得沏茶喝才行。风沙也大，大风一刮就是几天，当地人家自留地里还种罂粟花，在那缺医少药的地方，他们把鸦片当成灵丹妙药，头疼、肚子疼抽一口就见效，或用烟葫芦泡水几乎能治百病，不少四十岁以上的人有大烟瘾，他们用包香烟的锡纸吸食白面，吸一次干一天活不嫌累，不过他们不让知青吸。他们邻队有一个女知青已正式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生产队长，在那扎根落户了。

 

内蒙牧区阿巴嘎旗的同学小季巴最神气，脚蹬锃亮的长统马靴，头戴雪白的羔羊皮帽，还没敲门羊膻味便先飘进屋来。他跟我们吹道：我天天骑马挎枪在中蒙边界放牛牧羊，屁股都被铲破了几层皮，结出了老茧。他说：放牧就怕刮大风，一刮大风牛羊就顺着风跑，有时跑到中蒙边界，牛羊们没有祖国的概念，顺着风就出国了。我们追到边界也不敢过去，眼睁睁地看着羊群逃进了异国他乡千呼万唤不回头，出国的路就在脚下却不敢多迈一步，只好全当把生产队的牛羊当成国际礼物了。他说：我们那儿天天把羊肉当饭吃、渴了就喝酸奶子，就是没青菜。知青小季巴红光满面，比插队前长高了半头。

 

山西的同学说：别看雁北的风沙大，那的姑娘个个细皮嫩肉的非常苗条漂亮，要不是因为那里太穷真有心在那倒插门。他们村里的男女知青之间也不太团结，山西的老惺教会了他们自顾自，知青们吵得比我们还凶，应县的一名女知青被村党支书记的儿子强行霸占也没人过问。他们的细粮比我们还少，许多地方以瓜菜代饭。当地农民为争夺水源鼓动知青参与两村之间的械斗。晋中忻州的知青吃高粱米便秘，每次大便时都需要他人帮助用棍子撬才行，拉出的屎就象羊粪蛋。

 

晋南芮城的情况略好，他们那儿无霜期长又临黄河，农作物以小麦为主，收入也较高，每人还带回百十块分红钱，那儿还是战国时期古晋国所在地古迹众多：永乐宫、舜帝庙（陵）、鹳雀楼、翟店古镇等以及星罗棋布的黄河古渡口，还有风景秀丽的中条山，他们谈古论今个个都快成考古学者了。铁道部还准备在永济附近建一个电机厂，当地的知青有望被招工。

 

东北建设兵团的知青情况最好，每月32元工资不愁吃喝，生活上有人关怀，组织上是军事编制靠近边境地区还发枪支弹药。只是知青太多又过于集中，北京知青之间最不团结喜欢单挑独斗经常发生政治性的窝里斗，一不留神就会被人暗算，已有一小撮知青被打成反革命了。另外他们回家探亲只能待半个月比不上我们随意。还有就是那里的气候寒冷有些人干活不注意得了关节炎，严重的腿肿得都走不了道。回家后还得父母每天用自行车驮着他们去医院烤电治疗。                                                    

 

去云南插队的孙栋没见回来，已失去联系。听说有不少去云南插队的知青为支援世界革命越境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与缅甸政府军作战去了，据说中缅边境附近有一个由中国军方派遣的代号为八零八团的参谋团，负责在缅共根据地东北军区训练指挥反政府游击队，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军需装备。北京知青越境参加游击队的人也不在少数，缅共游击队中甚至还有一些由女知青组成的娘子军。有不少知青70年曾随缅共游击队打到缅甸的腊戌，中国知青的一个营曾一度攻占腊戌火车站，在撤离车站时一名中国知青用四零火箭筒击毁两辆内燃机车。后来他们被赶来的政府军击溃并有不少人战死疆场，血洒异国。逃回缅共根据地后大部分知青回国继续插队务农，少数知青成了缅共的高级军官，在缅北山林中走私种植鸦片。

 

1989年3月缅共内部闹分裂，3.11果敢王彭家声率先向政府投诚。缅共中央企图除掉一批不可靠的包括中国知青在内的军官，于4月初以中央名义开了个鸿门宴。会间中部军区副司令鲍有祥（中国知青）得密报，率众知青发动了宫廷政变，但总书记德钦巴登顶逃脱。4.11北佤县长赵尼来和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鲍有祥率中部军区第5、12旅全体官兵宣布起义。17日鲍、赵两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昆明知青)等人的内应下，动用两个旅的全部兵力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总书记德钦巴登顶和东北军区司令杨光等人，不久把他们遣送出辖境。19日彭的女婿815军区司令林明贤（广东知青）、东北军区副参谋长蒋志明（云南知青）等先后宣布脱共。6月缅共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9月克钦族人控制的101军区司令丁英、泽龙等人也易帜反共。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失掉了最后的根据地板瓦，89年9月被驱逐的德钦巴登顶率其中央领导成员避难于中国。

 

还有些云南插队知青跑到北越想参加抗美援越，此事惊动了中国领导层，据说后来周总理亲自批准他们在北越参加中国援越的高炮部队。消息一经传开大批的知青都涉红河越境，跑到北越企图为支援世界革命而献身，但这部分知青没那么幸运，他们被越共遣送回国。

 

部分知青经过一年的再教育性格更加粗犷豪放、玩世不恭，有如脱缰的野马，回北京后在街上拍婆子（强行交陌生女友）、抢军帽，在大院里偷军衣，在公园打群架。由毛主席的红卫兵战士变成了浪迹街头的流氓。他们的行为也的确给当时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更加重了社会上对知青的偏见。那时的职业排行顺序是：一等的是扛枪、二等的是上班、等外的才是下乡。知青不论到哪都受到职业歧视和社会的冷眼，这样就更加重了知青的失落感使他们破罐破摔，增强了报复社会的心理，这就更增加了社会的混乱。恶性循环怨怨相报。也忙坏了街道的婆娘们，她们天天晚上扒人窗蹲门洞，四处打探黑五类外加知青的隐私，那阵子她们还真有点像侦缉队的泼悍妇，见谁不顺眼张嘴就骂，下手就抓，动不动就用扭送专政机关吓唬人。她们恨不能把所有回京探亲的知青都关进大狱里去。

 

有一次我和内蒙插队的同学陈上街看他作拍婆子示范，走到西单，看见一个穿军大衣围灰色长拉毛围巾的女孩，陈对我说：就是她了，后边跟着好好学。他紧走几步与那女孩并肩而行，我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只见陈满脸微笑地夸那女孩道：姐们，够飘的啊，瞧你怎么这么眼熟？哥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只见那女孩用手往肩后一甩长围巾骂道：讨厌，谁认识你！臭流氓…。吓得我赶紧停下脚步，可陈还是不恼不躁嬉皮笑脸地继续跟着那女孩边说边走。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越走越远。

 

过了几天我去陈家，一进门我就愣住了，那女孩正坐在陈的床上与陈聊天。陈还怪我说：那天你怎么不跟着学就溜了呀？我说：那天她一骂臭流氓我以为拍炸了就没敢再跟了。那女孩倒挺大方地对陈说：你这哥们还挺精神的，就是嫩点，没关系，赶明儿姐给你找个盘靓条顺页子活的。我满脸通红赶紧说：不要，不要。把女孩逗得哈哈大笑道：你这哥们也太嫩点了，真得带出去好好练练胆。

 

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的知青略显高雅些，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举行类似于沙龙的讨论会发表忧国忧民的政治见解，有时他们能为一个不太复杂的问题辩论上一夜。他们博览马列群书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极力想解开越解越乱的中国结，他们的政治抱负极强，真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他们思维定势很少有人懂得逆向思维发表标新立异的见解，表面上他们对问题有分歧，实际上都是些围着一个怪圈在转的政治虫。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继续围着怪圈转的御用文人。

 

敢说真话在理论上又能作出正确分析的知青很容易被打成反革命而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虽有清醒的头脑和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但也只能在小范围内与知音者交流。他们虽正直不阿属于精英人物，但他们看问题太深刻、超前，言论也太尖锐，并不遭喜欢浮夸和泡沫的当权者们的待敬。也不为多数草莽知青所理解。这些人后来多在各大学研究历史、哲学或在国外创业。

 

一些政治嗅觉较强的知青为了自己的仕途则到处走门路，编造一些适应当时社会潮流的文章和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中国的一些特殊环境适合投机者大量繁殖衍生并成为当时国家的上梁下柱或封面人物，他们的特点是：即轻信又下贱，他们能把来自上级的任何天方夜谈都当成圣旨，并以更邪恶的方式更无耻的伎俩弘扬着这股祸水，其最大本事是死不认错和喜欢走极端，其奉行的是矫枉必须过正，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无所不用其极。民众的利益被损害则孰视无睹，有难时称百姓为：匹夫有责；享受时百姓则是：刁民、愚氓。在中国，多数人为适应潮流，被迫养成了儒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人格：尔虞我诈，夹着尾巴做人。说真话的只有两种人：醉鬼（酒后吐真言）和幼童（童言无忌）。中国的文痞们利用了这个民族特色，以致于世界上的任何好经验、好事物一旦到了他们手里都会使之极端化成为谬误，然后不计成本千万遍地向民众灌输这些谬误，并经各级执行者不断地添谎加言拱起各种混浊的‘大潮’，胁迫民众背弃真理和伦理道德而跟随这股海啸般的恶潮。这种可怕的全民族跟风潮导致了中国历次不可思议的政治运动。

 

比较聪明的知青乘着大好时机扒车游览祖国的山川湖河顺便考察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的状况，那时中国的名山古刹都不收门票，住宿也很便宜，而且深山野岭中的古迹和自然景观人为破坏的痕迹比现在要少得多。最聪明的知青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

 

大约是69年12月底或70年初，周恩来总理与几个回京探亲的延安插队知青（大多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子女）进行了座谈，周总理听了知青们的汇报后感到非常惊讶，他感叹道：离开陕北二十二年了没想到延安人民生活还是如此贫困落后，感到非常痛心，对不起老区人民。不久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总理特就此事发言大意是：‘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战争时期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0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老区人民…’。并表示：不能只建设西安，还要建设延安。

 

周总理还指示必须严惩迫害知青的有关人员。同时建议北京抽调干部到延安照、管知青，争取做到每个有北京知青的村都配备一名北京干部。70年3月26日周总理还接见了参加延安知青座谈会的代表，据说竟没有一个延安知青参加接见。总理为此很生气，批评道：为什么不找青年来？…你们就是不关心群众，说起来可叫人难过。媒体在四月报道了此事的概况，并同时发表了49年毛给延安人民的一封复信。

 

首批北京支延干部600余人于70年5月24日到达延安。共约1200余名支延干部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到73年6月以后，最晚的一批支延干部直到75年5月才撤回北京。绝大多数干部与知青同吃同住，为维护知青的合法利益作出了努力，与知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北京市房管局的支延干部鹿忠义1970年6月1日到达雷村。同年10月13日鹿因拖拉机翻车被砸得折胳膊断腿，12月底返京。

 

根据总理的指示北京计划援助延安地区三小工业（电力、化肥、水泥），准备帮助在一些县建三个小厂。还跟据毛主席不久前的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市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中央负责人本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精神作出决定，准备把北京农业大学搬迁到延安地区甘泉县的清泉沟。那可是个人烟稀少荒草满坡的野山沟，而且是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的高发区，这个延安官吏们给推荐的好地方（名子听起来挺美的），使国家遭受了近百万元的损失，几乎使农大的教职员工遭到灭顶之灾。

 

北京各厂矿还派出技术人员到延安援扩建延安钢厂以及农机、煤炭、石油等行业，援助总金额高达1.2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近1亿美元），相当于当时国家对延安地区数年的财政拨款。另由北京派三个汽车运输团大约四百辆卡车支援延安，运输援延物资。

 

3月1日同窗好友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京，他在黑龙江省甘南县拉哈属于建设兵团6师，也是我中学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邀我一起去他那看看。我也不想马上回陕北，结果我们一拍即合。3月7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飞雪迎春到，雪虽大天气却并不很冷，和逯及他哥哥（山西运城插队）照了几张雪景中的合影，此后3年未在北京摄影。

 

3月8日晚到北京站为雷村的插友送行，他们是西雷村的五男四女加上陈共十人，知青张家里兄弟姐妹6人，有四个还在上学，母亲无工作是家庭妇女，姐姐刚参加工作在京郊密云学徒每月工资18元刚够自己吃喝。全家只靠父亲每月80余元工资过活。家庭生活拮据，没钱买票。我指点他乘‘座下卧铺’，查票时让他钻到车座底下躲藏，有票的9人在上掩护，我们预先在长椅下铺好一块塑料布，然后用手提旅行袋堵住长椅口，给张当枕头，又与其他旅客打好招呼，取得他们的同情心。在火车上与列车员展开了游击战、地道战：你查我藏、客货混乘、互传车票、短票长乘、小站下车、夜车安全、瞒天过海、随机应变、感化车长。这是我们当时蹭车的36字方针，适用于集体和个人百蹭不殆，张果然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