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伯”的大名唤作丁伯春，伯字是祖传下来的辈分字，“春”字原来叫做“村”，谁知他还没满月，共和国成立了，于是他爹为了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改“村”为“春”，意思是迎来了春天。那时他爹是欢欣鼓舞的，长期的战乱终于平息了，饱尝战乱之苦的人们，谁不期盼着国泰民安呢？管他谁胜谁败，只要国家从此走向和平安宁，老百姓理当会过上好日子，又有什么理由不欢欣鼓舞呢？“丁伯”他爹出身于汉口的市民家庭，读书不多，也不少，初中快要毕业时鬼子来了，逃难而且要谋生。所幸他写得一笔好字，考职业时就是因为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当上了这个小城市一个区公所的小职员，衣食所安，令许多人羡慕。

 

丁伯春也生逢其时，长子格外受疼爱。而且，人家都说，长子或独子总是特别有出息的。更何况，他那个老爸不久就划入旧政权留用人员，可利用不可重用，升迁的希望便渺茫了，于是他老爸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小时候的丁伯春比较安分，也许是老爹的遗传，与世无争的脾性被所有的大人夸奖为“乖”，他的三个弟弟妹妹就不如他，有长兄在上边罩着，无须担当家务责任。可丁伯春还是有一个怪癖：喜好玩泥巴。那时确实也没啥好玩的去处，一家人梳洗停当，整整齐齐地到街上走一趟，就是极隆重的仪式。平常就没啥地方好玩了，唯一的去处便是家属区附近那个“洋泥坑”。这个坑很深，足有二三十米。围着坑周围是挖出来的台阶，一直延伸到坑底。十几条壮汉每日里都从坑底把洋泥挑到地面，堆在一起准备装车。那灰白色的洋泥，学名似乎叫高岭土，是瓷厂的原料，也是孩子们做手工的材料。几乎所有孩子都是高兴起来或学校有手工课才来捡一块泥，丁伯春与别的孩子不同之处就是，他每天都会到洋泥坑边去选一块泥，持之以恒，然后回家很专心地捏他的梦。

 

孩子的兴趣往往就是他的天赋，如果这兴趣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教，那就可以算天才。可是丁伯春的老爸没有雅兴关注孩子的兴趣，他忙于生计，还得提防运动，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生怕有什么不慎会跌破全家的饭碗。更何况，在他眼里，玩泥巴实在是个没出息孩子的标志，难于启齿，说教了许多次都无效，也懒得说了。而丁伯春的母亲则没有那么耐烦，一旦看见儿子不做功课不做家务玩泥巴，只会拿棍子教训他，没什么废话。唯一例外的是，丁伯春跑洋泥坑的日子稍微长一点，就被一位挑洋泥的汉子注意到了。他友善地接近丁伯春，接着他便开始指导丁伯春，告诉他该选择什么样的泥块，该怎样晒干这些泥，然后辗成粉末，用蚊帐布包裹着在水盆揉，等到那泥浆沉淀，再倒出水晒干些，得到的泥就是捏小玩意的佳品。以后，他又教会丁伯雕刻，似乎比捏那些泥人泥狗更高雅一些。丁伯春也兴趣盎然，一放学就往那汉子的破屋里跑，反正那屋从来不锁的，他自己搞雕刻、塑造全凭兴趣来，等那汉子歇工回来就会手把手地指教。本地属于山区，出产许多石头，丁伯春跟着师傅也学石雕，渐渐他俩就成了忘年之交。

 

日子一长，丁伯春的班主任老师便发现了这个反常现象。她走家访时告诉丁伯春的爹妈，要注意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那个经常与丁伯春混在一起的挑泥汉子，是个劳改释放犯！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资本家的公子哥儿，解放前当过三青团的区队长。解放时混进市里图书馆工作，肃反镇反时被揪出来，要不是坦白认罪态度较好，早就被镇压了！劳改释放后，市图书馆把他开除了，这才去挑洋泥的。丁伯春的老爸还是比较谨慎，专门跑去市图书馆查问了一通，弄明白这家伙原来是上海一间美术学校毕业的，据说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广州还有香港做雕刻和绘画营生，临解放前夕才回到本地，肃反镇反时终于被揭发出来还在学校就当过三青团区队长的历史，后边的情况就是老师说的那些。这导致丁伯春挨了一顿好打，他爹可是一边流泪一边打他的，这以前丁伯春从来没挨当爹的骂过一次。然后被警告说不许再到那个反革命分子家里去，否则就别回家！丁伯春从此不但没有去过洋泥坑，连泥巴也不玩了。据说那个家伙也被派出所警告，绝不许毒害青少年，否则必定严惩不贷！又过了一段时间，洋泥坑塌方，活埋了三个没来得及逃脱的挑泥人，那个历史反革命就是其中之一。丁伯春悄悄地溜过去，看见了挖出来的三具尸首，格外注意看了那张熟悉的脸，颜色比那坑里坑外的洋泥还要惨白，完全变形了。

 

时光如流水，岁月如穿梭。自从挨了老爸那顿揍，丁伯春再也没有理会过的玩艺儿，却不料插队时竟成了一次偶然机遇。丁伯春插队落户时住在那个大队的一个宗祠。那青瓦青砖建的祠堂很是气派，据说是清朝年间建起来的，里外三进十几间房。原属于这村里最大一支姓氏全族，土改时就被收归政府所有，做过村公所，工作队队部，大跃进时期就成了大食堂，再往后大队部设在这里，强调“天天读”时期大队部另建屋子搬出去了，这里就成了学习室，开大会跳忠字舞都在此地。等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时候，这里又成了“知青点”。

 

有一年县里决定大搞阶级教育，下文件要求每个公社都要选一处老屋做“收租院”泥塑。本公社认定这间宗祠最合适不过了，原本想把所有知青都另外建点以便腾出屋子，可一则开销太大；二则“收租院”也摆不满这三进瓦屋。于是搬走最里进的女知青还有第二进的男知青，第一进住的这拨男知青则原地不动。丁伯春就属于没搬走的这伙人里的一个。没几天县文化馆的“泥塑小分队”进到里间，开始用稻草和黄泥做那些假人。丁伯春他们歇工或吃饭时都会进里间看那伙人捏泥人，丁伯春有时就忍不住要指指点点提些意见，那管事的看他出语不俗，象是个里手，便让他试试。这一试就试出名堂来了。他做的泥塑栩栩如生，比小分队任何一位都强得多，经公社批准正式把他调入小分队，归县文化馆管，做完本公社的又跑了几个公社接着做“收租院”。再往后就算招工，成了县文化馆正式职工，有商品粮还有工资。

 

他爹知道儿子因为泥巴玩得好得了招工很是得意，甚至后悔当初错打了儿子，倘若让儿子跟那个历史反革命继续学点手艺，一定会更有出息。这念头没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缘故在于，随后知青招工越来越多，多数人都回到城里来了，丁伯春却还在那个遥远县城的文化馆。接下去就是跑调动。可是丁伯春在那县里结了婚还有了孩子，而老婆属于本县传统户口，三代人里都找不出一个外地亲戚，调动起来就特别难，没有单位肯接收，理由是不能造成新的夫妻分居。恰好那两年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丁伯春因为调动的事情已经跟文化馆头头闹了点芥蒂，那头头当初很热心地弄了指标把丁伯春招工进来，丁伯春不要说没给他送烟酒，就连感谢的话也没一句，满以为是凭自己的本事招工的。头头暗自有气，不光调动时卡他，报考大学时也借口人手紧不肯在他的“高考纸”上盖章。丁伯春没怎么争取就放弃了高考，继续努力跑他的调动。好不容易终于调动成功，丁伯春终于饥不择食地自愿放弃干部编制，成了市里一家铸造厂的木模工。

 

自己进城以后，首当其冲的事情就是把老婆调到城里来。这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靠着烟酒糖茶不断地送，关系不断地寻找，正所谓“工夫不负有心人”，老婆孩子也终于调入本市。他的职位上从木模工升为车间副主任，不消说工资也跟着涨了点。奔波劳碌之间，丁伯春的辈分也一天一天升高，从丁哥到丁叔，不知何时就成了丁伯。渐渐地那个“春”字就不见了。再久一点，连他自己也不计较是否还有那个“春”字。等到儿子上大学离开这个家，一切又回归平静，一个家顿时变成“两人世界”，一个激情不再的“两人世界”。一场春雨一场寒。老丁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快五十岁了！这日子怎么过来的？一下子反倒弄糊涂了。最令人焦虑的是，铸造厂尽管风光过一阵但终于还是破产了，丁伯终于落到“下岗”的地步。此时他才发现升官的好处：厂里那几个头头原来是与职工一样失去“公职”的，可当他们奉命“留守”并处置完“遗留问题”之后，没多久都风光起来了，有房有车的还都成了什么“总”，日子遮不住地比原来当厂头头时显得殷实多了。

 

丁伯毕竟还是有涵养的人物，没有象那些普通工人那样整天骂骂咧咧。老婆成天絮絮叨叨他也能虚心接受，不过四百多大元“下岗津贴”以后又变“社保”的，日子总不能算舒坦。他有一阵没一阵地出去应聘过职业，结果都是混不了多长那些聘他的老板就自身难保了。好在有次同学中午聚会，同学老曹给他提了个醒：你干嘛不把手艺捡起来捣鼓些雕刻什么的？然后介绍了好几个搞树根雕刻发了财的范例。这使丁伯茅塞顿开，甚至后悔没有早些开窍。那时同学聚会开始时髦起来，可每次丁伯都逃避开去。一则他本来就属于腼腆一类，不善交际也不喜欢交际；二则他自觉形诟比人家差火，当年的同学中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有的当了教授之类，跟他们在一起老是感觉不甚自在。这回可是好几位都替他惋惜，那么好的艺术底蕴怎么就敢把它给废了？

 

回家路上趁着酒气还没散尽他跑了花鸟市场，那儿摆弄啥的都有，甚至连文革时的旧书报也有人摆摊兜售。丁伯专门留意根雕那一路档口，用树根雕刻的家伙老鹰最多，由于本市附近都是大石山区，挖得两棵歪斜的树兜一拚就可以做成一个老鹰，这已经成了本市的一道风景线；木头底座上再刻上“鹏程万里”、“大展宏图”之类字样，那些图吉利的、附庸风雅的老板们挺舍得掏钱，甚至广东那边许多老板都过来帮衬。可那些个玩艺按照丁伯的眼水看，就跟柴火相差无几。看了几天之后他的信心上来，没两天他就置办了全套工具，然后佩上砍刀小锄头骑着自行车奔山里去了。按照他“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原则，雕刻出两件作品鼓足勇气寻了个角落摆上摊摊。可是摆上一整天愣是没人光顾，倒是有几位慧眼识丹的赞叹了许久，讨价还价那些家伙只肯掏一百二三十元。眼瞧人家铺面里那只超大老鹰，摆了半年多没人肯买，可忽然就有人掏了三万八还雇了吊车吊上汽车运走了，倘若不是城市禁止放鞭炮只怕那买主还会放它两三万响哩！

 

两三天后丁伯的作品还是卖掉了，两件东西共得了伍佰块钱，比起“社保”津贴毕竟强了许多，丁伯的兴趣上来了。在花鸟市场他还办了手续，获得一个固定摊位，不过上边没有屋顶下边没有隔墙，只是不必每天起早来占地方，每个月就得交三百块管理费。这样光靠根雕看来是交不起的，石头、木头、刻私章什么的，丁伯都做，一个月下来，挣它个千儿八百的就不成问题。收入一稳定，老婆的怨言也就少了许多，还不时给他出个主意或寻几块有价值的坯料。

 

丁伯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一天有位老太太说他的雕刻手艺最好，委托他雕一座观音塑像，要立着的，要用白色大理石雕刻。那老太太出手大方，说好价钱伍佰，定金就下了两百。丁伯知道郊区有许多花岗岩、大理石的加工厂，他们从远郊运来大块石料，锯成薄板，抛光，然后按照客户需求做成装修用材供应各地。那些厂子附近的大坑里，堆了不少边角废料。老丁跑去选了十几块，大大小小一下子就雕了十几座观音像。他的本意是任由那老太挑选一座，也顺便温习一下石雕的手艺。老太太挑剩下的可以摆在摊位上，姜太公钓鱼，愿买者掏钱就是了。那十几座观音像把那老太太挑花了眼，笑眯眯地“请”回去一座，剩下的不到十天就卖完了，最贵的一座居然还卖到一千块！本地石头虽然不少，但人们只知道用它加工建材，也有做石板桌子浴缸之类的，偏没谁用它雕刻小玩艺。加上其它收入，丁伯这一个月净赚了一万多，把个老婆乐得眼睛成了“一线天”，跟同事一聊起来就不忘吹嘘当初嫁给这个“老笨”时如何地眼光独具，丝毫也不逊于那个“大脚马皇后”当初下嫁朱元璋。没多久，她那个单位可以提前内退，等不及领导动员她就主动申请退了，缘由不在其它，而是丁伯的生意越来越兴旺，那观音像发展成如来、弥勒、关公、财神之类，卖货缺人手。退下来帮忙丁伯就可以安心雕刻，不必两头兼顾。丁伯的摊位不久就升级成铺面，雇了小工帮忙之外，另外又租了个农家小院，做专门的加工厂，连硕大的石头狮子也做开了。

 

就这么做了一阵，丁伯得以进入“小康”行列。带了好几个徒弟他自己便“退居二线”，每日里端着个朱砂茶壶指指点点，不必亲历亲为做那些吃不消的体力活了。马克思、鲁迅都认为生存、享受、发展是人生三步曲。丁伯不似他老婆那般乐不思蜀，夜深人静之时他便有些懊恼：按照他的初衷并非做个石匠就算了，石匠与雕刻家之间的距离比不想当元帅的士兵离拿破仑还要远。丁伯不是那种鼠目寸光的人，几年来不时听见有些识货的主夸赞他的雕刻有神韵，那心里就会如蚂蚁在爬：这几年钱是挣了些，可身份却在往下掉；有时他还会想起那个压死在洋泥坑里的恩师，只觉得他正怒目圆睁训斥自己。终于有一天丁伯下定决心，他不顾老婆的埋怨愣是花了几万块钱买回一套德国进口的高级雕刻工具，在那间加工厂里专辟了一间工作室，谁也不让进去的。隐隐约约他记得像是艾青说的一句话：“母鸡生蛋时生怕别人看见。”丁伯开始关起门“生蛋”。

 

首先的任务是读书，关于雕刻创作的书籍捡回来不少，米开朗基罗、罗丹等大师作品的图片也挂在墙上。天哪，自己的雕虫小技跟那些作品不知差到哪里去了，这使丁伯脸红。他仔细想想，如果那时有远见卓识一定不会荒废了技艺，弄到如此这般给俗不可耐的市民文化雕刻些图腾符咒，换取生存所必需的柴米油盐。丁伯最后悔的是那年没有考美术学院，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被耽误了是无可奈何之事，那么毛以后改革开放时代荒废了就没人可赖。仔细算一下，毛时代被耽误的时间跟以后荒废的时间基本相同，然而，多少“老三届”不都是大器晚成的么？丁伯很为自己的不争懊恼，那时县里文化馆头头不让参加高考，自己连一次争取的努力也没有作；倘若拿出调动时那份干劲，应该可以准的。其实那家伙只是认为丁伯太傲，及至丁伯低三下四求过几回，也就同意他调走回城了。其实考上大学岂不是也离开了那个县城？而且不会在铸造厂那个粗俗的圈子里混那么多年。

 

经过几天的反思与读书，丁伯首先以罗丹的《吻》为楷模，反其道而行之，拿一块上好的大理石为材料临摹雕刻，因为罗丹这个名作是个小雕塑，不必太费体力。谁知仅仅开始三五天时间，老婆就来闹了好几次，缘由在于，有家典当公司要开业，指名道姓让丁伯雕刻一对石头狮子，其实不过就是看门狗，却要汇丰银行那模样的，给价三万。这等求之不得的好生意丁伯却让老婆给回掉，因为那家公司坚持不同意让丁伯的徒弟雕刻，否则就只给一万。这下惹恼了老婆，她不时来闹一次，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最让丁伯吃惊的是，这位同床共枕近三十年的小会计居然会说丁伯在指望“一个鸡蛋的家当”。最终的妥协方案是，丁伯指导徒弟雕刻，人家只给一万五。结果是那个白《吻》果真白吻了，搞得不伦不类丁伯只得自己把它给砸碎。

 

丁伯有了这次失败，找出个理由是不能嚼“别人嚼过的馍”，决心自己创作。有一天到花鸟市场铺面去，路过人家的档口瞧见一个乡下人正在卖树兜。这些个根雕的原材料大多是山区农民到山里挖来卖的，因为这棵树兜不够大，也不适合雕刻老鹰，那档主不肯收。丁伯发现它是棵野山樟的树兜，少说也有百年以上的树龄，不用看，只需闻着那樟树特有的香味便知是棵活树砍伐的。形状古怪，说像什么都不对，但却透着一股神韵，是块难得的好料。那农民开价伍佰，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丁伯以二百块买了下来。老婆发了脾气，说是再磨他一下五十块钱他也得卖，花二百块实在太冤。丁伯不想跟婆娘争，觉得这棵树兜肯定能够刻出名堂来。这棵树兜青生生沉甸甸的，显然又废了一棵百年老树；而且，从树根的姿态看来，还是一棵从岩石缝隙里挣扎出来的老树。脑子里忽然又闪过一个念头，这么雕下去山林也许会被雕没了，哪经得起这些山区农民如此乱挖？

 

能使丁伯找到信心的，是本地那些雕刻爱好者。徒弟带这些个年轻人不时找来，极其谦恭地称其为“丁伯老师”，有的还称其为“大师”，弄得丁伯不知所措。他们仰慕丁伯的缘由在于，除了他的根雕在花鸟市场里独具风格之外，还有就是市里那条新兴大道上花坛里的石马是丁伯的作品。别地方的石马都是奋蹄扬鞭的姿势，唯独丁伯雕刻的是一匹母马正低头舔它的小马，而小马也正仰头舔它的妈妈。雕刻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雕塑，源于那时的市委书记要求这个雕塑“本土化”，最好找本市的雕刻家来制作，本市的木雕老鹰远近闻名，难道还得去外地找一个做城雕的？于是城建部门找到那些制作根雕的，想弄一个石头老鹰上去，意味着城市经济腾飞，也标志本市这些用树根制作的老鹰的名气。谁知这些玩弄凿子和喷灯做木头老鹰的师傅们，没有一个玩得好石头，而且那老鹰如果用石头来做，难度太大，简直就不可能，于是他们异口同声推给丁伯。城建局的几个人进了丁伯的铺面，丁伯谦虚了一阵，谁知他们中一个处长一眼就看见上了货架上那个小巧的树根雕的母马舔小马，硬是给钱买下了。他拿着这个依据树根原型做出来的根雕去跟书记汇报，书记也非常喜欢，说：“城市嘛，大家都腾飞就没有特色了。用这个‘老马舔犊’，象征安定团结很有创意，可以独树一帜。”城建局讨论过后打算去定做一个不锈钢的，但如此便有违书记关于“本土化”的指示。这位处长只得跑来请丁伯画一张草图，丁伯就建议刻石头马，合适的石头在本市肯定找得到，也符合本市的产业品牌。处长觉得有理，经过一番折腾，就这么确定下来。丁伯在制作城雕的泥巴大样时，突然想起罗丹那个《吻》来，就多做了一个大马低头小马抬头吻着的。也许是情有独钟的缘故，丁伯确实尽心尽力了，做的洋泥样品马上被市里接受，最终成为街心花园里那座石头马，虽然基座上连个姓名也无，但丁伯还是成了市里有点知名度的人物。

 

从此以后，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丁伯也感染到一些活力，白白流逝过去的青春好像又回来了一部分。有年轻人建议丁伯，刻它一些好作品，弄到国家级杂志或展览会上去，只要出一个叫得响的作品，整个铺面里的物件全都得升值，涨它一两倍还是少的。这鼓励惹得丁伯又捡回姓名里那个丢失已久的“春”字，立即开始行动。丁伯刻来刻去，石头、树兜、牛角甚至还有汉白玉，逮着什么刻什么。当然，那些有名的石头，例如寿山石什么的，一块就得几千上万，别说舍不得，就算豁出去，老婆那一关也过不去。一旦开始自主设计他觉得自己似乎没了灵感，甚至还不如小时候刻洋泥来得自如。只有利用一个牛角刻出来一张女人脸，丁伯找到了感觉和自信。这张脸只占牛角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原封不动，成了修女的头巾。他请高手拍了各个方向的照片，足拍完一个卷三十几张，从中精选了几张寄到北京一个专业杂志社。盼星星盼月亮地期盼着，谁知一连等了好几个月，什么回音都没有，丁伯只得不再去想这件事。

 

然而他那几个“徒弟”始终不肯放弃这件事，喝酒的时候他们跟“师傅”调笑：“师傅要是扬名四海，我们也跟着沾光。没看人家现在打什么牌？‘刘海粟关门弟子’、‘齐白石关门徒孙’。您老要是出名了，我们也闹他个‘丁伯开门弟子’混混，多自在！”这里这个“伯”字，得当尊称解，长辈的字号，他们并不记得丁伯的大号里还有个挺金贵的“春”字。这些弟子们并非说说而已，他们很认真地寻找各种途径，把丁伯刻的、他们认为出色的作品拍成照片，到处邮寄，也在网上相关网站上乱贴，当然，那作者名字也弄成“丁伯”了。只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回复或参加展览什么的，搞得丁伯也开始厌倦了，干脆喝令这伙“弟子”们不许再拿他的头去到处摇。丁伯自己则决定潜下心来，好好补一下哲学、文学、美术等方面的课，要搞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没有这些看似无关的文化底蕴是不行的。他寻思着，自己刻来刻去，最值得骄傲的那座花岗岩马雕，若没有罗丹那个《吻》，根本做不出来。

 

有句老话叫做“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不测”二字严格地说并非都是坏事，好事也有“不测”的。本市有个做石材生意的公司与香港的生意伙伴公司联手弄出一个“山城杯后现代抽象雕塑艺术大奖赛”的名堂来，据说还邀请了内地与港澳雕塑艺术评论大师来做评委，获奖者奖金最低一千元，最高的一个特别大奖奖金一万元。奖金还在其次，这次大奖赛还请了香港的媒体过来报道，结果有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味道。细细分析一下也不奇怪，这家公司确有“山城牌”石材销往香港，品牌效应在香港也比在内地重要，搞一个“大奖赛”无异于做一次大广告，其花费比香港广告还便宜。只可惜丁伯关起门来读书，不时心血来潮也刻一两件小作品，对这次“大奖赛”并不知详情；兼之他对那些什么“后现代抽象艺术”从来嗤之以鼻，莫名其妙的玩艺说成是“艺术”，丁伯是看不懂的，他觉得只有米开朗基罗、罗丹这些人才能算作大师。至于许多乌烟瘴气的涂鸦之作，甚至还有驴子尾巴沾上颜料涂抹出来的“作品”，简直令人作呕。丁伯想，过去说是资本主义没落的颓废艺术，用上“艺术”二字就是一种亵渎。

 

丁伯的徒弟们则不然，他们决心要利用这次送到家门口的机会，为师傅争得个荣誉回来。但师傅的脾气他们也都清楚，要他同意参加这次大赛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几个年轻人暗自商量，如果直接拿师傅的雕刻作品去参赛，恐怕不合大赛主题：师傅潜心制作的全属传统作品。想来想去他们有了主意：拿来师傅以前雕刻观音立像报废了的粗毛坯，那石头斜着裂断了，等于没了头和半拉肩膀；再找来师傅砍过几斧头便扔在角落里、弯曲了大半个圆圈的老树根；然后捡回来一个上边破掉一角的电视机塑料壳。他们把这个只约莫看似人身的粗坯斜着插进电视机壳破洞里，用胶粘住；再把那弯曲的树根由石头与机壳之间伸出来，穿过原来装显示管的方孔出来，再反弯回机壳上破洞口处，粘牢机壳与石头结合处。为了反弯这个树根，用喷灯烤了许久，那烤过的地方就显示出焦黑来。他们把这玩艺命名为：《远古、过去与未来》，用丁伯的名字报名参赛。几个年轻人对师傅的获奖有足够的信心。

 

过了几天，大奖赛圆满闭幕了。特别大奖被一个外地来的作品拿走，有消息说得奖者是香港那家公司老板的侄儿。作品是一堆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质地的石材边角料，呈辐射形粘成一个球冠，命名为《山城的太阳》。这些年轻人哈哈大笑，称之为“刺猬的屁股”。而《远古、过去与未来》得了一等奖，奖金五千元。“弟子”们虽不满意，也知足了，他们总算为师傅争得一个“大奖赛第一名”的名誉，还打算让师傅分点赏金。那个评委意见书中说：“以远古的石料与传统的木料，跟人造的塑料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未来的和谐。而树根故意留下的火烧痕迹，又暗喻了历史的沧桑；极具夸张的大弯曲，意味着历史发展之曲折，最终归于过去与未来的希望。”年轻人知道师傅绝对不会来领这个奖，更不会作为唯一的一等奖上台，与那个唯一“特别大奖”的广东佬各讲一番客套话的。于是他们推举了一个口齿伶俐的代表，代表师傅上台领奖并致词，出尽了风头。借口只是，师傅出差在外地讲学，一时不能赶回。本来想说师傅病了，后来想想觉得不吉利，不如外出讲学来得风光且又合理。

 

徒弟们与他们的朋友领回来有机玻璃制作的“奖杯”，五千元的奖金扣掉所得税还剩四千元。一群人像是一群麻雀，乱哄哄地拥入师傅的工作室。却不料师傅靠在躺椅上，一脸平静祥和的笑容：“你们热闹够了，也该收收心了。”现在轮到年轻人发呆了，他们从未见过师傅有这样的表情，一阵冷场。师傅看见他们如此惊愕，打破僵局继续微笑着说：“你们玩这套把戏，我已经在电视转播上看到了。本来想狠狠地教训你们一顿，刚才改主意了。这样吧，那个‘丁伯’我不知道是谁，我叫做丁－伯－春！我想好了，以后这间工作室就归你们，既然你们用‘丁伯’的名字做了点事情，就随便你们做好了。你们可以把这里叫做‘丁伯’工作室，搞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老了，接受不了新鲜事务了，还是回去做我们老朽的营生，混碗饭吃吃。那五千块钱奖金，都是你们自己挣来的，归你们自己做工作室的费用。好啦，以后不要叫我师傅了，你们比我行！”说罢，在呆若木鸡的年轻人的面前，丁伯春很开心地走出门去，他要去铺头上，帮帮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