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公主岭只有零零碎碎的画面，合不上又扯不开，连不上又断不开，于是，零零碎碎的画面撑开断断续续的记忆。

                  （一）

    1969年3月的清晨，公主岭车站的月台上，穿着绿色大衣戴着绿色棉帽的男女小青年纷纷跳下火车，东张西望；肺部第一次呼吸到这样寒冽的空气，肌肤第一次触觉到这样硬朗的晨风。
    欢迎我们知青的集会上，在“怀德县革命委员会”各色人等（县革委会主任是来自空一军的蒙古族人扎布，后来厂里的一位师傅曾不屑地说：什么扎布，扎肉吧！扎主任走后，是齐文唤，师傅们叫他“齐狗兜儿”）的发言后，会场出现了尴尬的场面。
    在祝毛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的亲密战友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时，台上台下各自表达的方式却是完全陌生的，台上的官员们照例等待着台下知青对皇上的效忠，而台下的知青们却完全不知如何依照台上的提示来献上效忠之“红心”。
    双方都以为自己的效忠表达方式是标准的、全国性的， “全国山河”早已“一片红”，殊不知，那效忠的语句语言、先后程序、动作方式各有“地方特色”。于是会场上语音交错，此起彼落，动作各异，肢体乱舞，全没了效忠的虔诚、决心和意志，那场景颇为有趣，也令我颇生惊异。

                   （二）

    两年后，我再次来到公主岭，这次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在“工业大道”的东头，一住就是6年。
    真长，一月的寒冬里，下午阴沉沉的天，我扛着行李走得额头冒汗，狗皮帽也歪在一边，成了累赘。一直往东，穿过铁路，走过大车店、粮库，经过贮木场、汽车改装厂，就到了我新的安身之处，我在怀德县的第二个窝。
    那厂的位置在当地人的眼里也算是乡下吧，围墙外就是庄稼地，厂后百米外有职工的自建宿舍，那地块，人称“三不管”。厂的对门是“四平地区轴承厂”，因为是属地区的，自然比我所在“县某某厂”档子要高，虽然师傅们常会说起当年：“我们厂子直属长春一汽”。 
    厂子东紧挨着的是“四平地区机床大修厂”（后来迁往梨树），而工业大道的最东面是关押犯人的监狱，那里有犯人“劳动改造”的“新生橡胶厂”，还有公安精神病院（为什么犯人多精神病？）。经常可以见到穿着条状囚服的“老犯”排着队在工业大道行进，有不老实的还偷偷冲着路上娘们咧嘴只乐；也见过刚下火车，扛着行李被警察押着前往监狱报到的，有耍赖说走不动了，把警察气的。
    工业大道往西去，那就是“上街”了。公主岭被东西穿过的铁路、河流整个切成三块：铁北、河北、河南，所谓“街”也就是河南的“头条街”、河北的“大马路”。

                      （三）

    上街干哈（啥）去？逛商店呗。公主岭的商店最大数第三百货，人称“三百”，在“大马路”上，上下两层。店堂里黑黢黢的，是没有灯，还是不开灯，还是灯少？真的没人关心，没人在意，在那个年代。 
    鞋柜里尽是黑色的棉胶鞋、棕色翻毛棉皮鞋、笨重厚实的大头鞋；柜台上方零落挂着灰白的狗皮帽、染色的兔皮帽、卷卷的羊绒帽。
    最吸引人的是食品柜，虽然只有4角8分一斤的“光头”，称上一斤，用灰黄粗硬的马粪纸包上，捧回宿舍。那“光头”，小酒杯口大小，拱起的半圆形，苍白而硬实，说“光头”很形象，要说“坟头”也对。终归是白面（？）做的，终归是有甜味的。运道好，还可以买到8分钱一个的面包。那面包发得很好，大手有力一捏，全在手掌里了。厂子的食堂里，蒸了卖。蒸面包，热腾腾的，松软软的，倒另有风味。
    中秋节是大节，凭票供应，每人有2个月饼。因为饼子上模糊压制着残缺不全的“丰收”字样，所以人称“丰收饼”。用力掰开，里面有红红绿绿的染色细条，叫做“红绿丝”，夹杂着白糖。这甜倒是真家伙，不过更多是香精味。那“丰收饼”每块2角4分。
    酒从来不缺，在我们祖国富饶的大地上，处处溢着酒香，东北更是如此。便宜的有红果酒、山楂酒、苹果酒等等等等，七八角一块来钱，可以买醉。只知道甜甜的，喝了上头，迷迷糊糊，脸红心跳（现在知道，那是三个妖精——酒精香精糖精兑出来的）。有点名气的是“通化葡萄酒”，只是价钱稍许贵了点。毕竟三年学徒满师，也只有33元一月。怀德县酒厂曾生产过“名酒”——“新怀德”，那是白酒，在公主岭曾经名噪一时，还得开后门，方能一尝。我喝过，也没觉出什么来。
    烟，全国一样，凭票供应。 “迎春” 烟最为大路，2角8分一包，也出得了手。“大生产”高级一些，抽的人就少了，3角2分一包。后来长春卷烟厂出了“新吉林”、“人参”那样的高级烟，都要一元上下的价钱，还买不到。在公主岭能抽这种高级烟，是很有脸面的了。好的次的大路的高级的我都尝试抽过，只是分不出好坏。
    厂子东面有“五百”，就是农村的供销社吧，东东可比“三百”更少了，只是多了些农家要用的笸箩、筛子、水缸、锅盖、瓢勺之类。不过那时刚风行的“的确良”白布，我就在“五百”买了带回家，在家那可也是要凭“工业卷”供应的。
    逛过百货，我们有时也会去旧货店，在河南，桥边一个转弯角上，公主岭唯一的小小的一个门面的冷冷清清的少人光顾的旧货商店。我那出生大户人家的朋友，把从家带来的可以拍72张新闻照片的相机拿去估价，那唯一的中年店员有点惊慌，却不懵，说实话：“我真的无法估价，有了价，这里也不定有人买。”
    我那花5元钱，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的狗皮帽，顶不住师傅说那是“屯老二”的帽子，2元钱便是在旧货店卖了的。
    嘴里淡出鸟来，拉屎都不臭了，就上街找饭店去。河北的大马路饭店、河南的头条街饭店，还有粮库铁道边上的“东风饭店”，镇西边的“老头饭店”。要了溜肝尖、木须肉、滑里脊、炸丸子、大拉皮、煎馅饼，吃得盘光碟清，吃的打了饱嗝，也吃得有点心疼，再回厂子过清水日子去也。
    饺子绝对是好东西，吃上饺子就是过上了幸福生活，所以有“谁家过年不吃回饺子”之说。
    有大馃子（南方谓之油条）有豆汁吃，那美的，只淌“哈喇”，虽然大馃子都是隔夜炸的，第二天卖早软巴拉叽蔫了的。

                      （四）

     公主岭人生活清苦，偏体格强壮，好动，号称“田径之乡”；又喜爱篮球，厂厂有球队，处处有球迷，镇上的轴承厂、汽门芯厂篮球队当是其中翘楚，“大陈”、“大毛”、“小桂”，那些县篮球队的明星球员家喻户晓。
    70年代初，县里为迎接全国女篮分区赛，决定在镇中心绿地建露天篮球场，县里头儿们决定：镇上住家每户须纳砖若干，限期上交。真是全民动员，添砖加瓦。到期那天，果然如数。只是一夜之间，街头公厕尽悉被扒，男女老少暗里排泄之地竟暴露光天化日之下，那被气熏过味淘过的青砖红砖黑砖全搬到了运动场。
    首场比赛即是上海女篮对决吉林女篮，球场内外人山人海，我跟着厂子里的篮球明星朋友，也好不容易挤进球场，坐在阶梯座位上顿足呐喊，浑然忘了屁股底下的砖来自何处。
    公主岭人爱武，女青年以嫁军人为荣，一方面可以改善生活条件，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一方面政治地位相应抬高，颇有扬眉吐气之感。厂子里小伙子眼瞅着姑娘家一个个拥军，又酸又馋，哼一声：军用品！（现在叫“军嫂”）
    公主岭人亦喜文，老头小伙、爷们娘们出口成章，学毛选讲用会、反右倾批判会个个头头是道。“东风吹，战鼓擂”不够，还要“红旗舞东风，战鼓响惊雷”；说过“金猴奋起千钧棒”，必是“玉宇澄清万里埃”；有了“山河壮丽一片红”，就有“形势大好万万年”；前面是“大批判如火如荼”，后面便是“抓生产快马加鞭”；先来“斗顽敌穷追猛打”，后跟“学先进意气风发”。台上说得是一套一套的，台下听得你是一愣一愣的。在茅厕的墙上见过小百姓写上的“学大寨战天斗地干干干，作贡献掏心挖肺拉拉拉”，这是玩笑话；更有胡乱涂上的：“为革命而干，为革命而拉，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五） 
    还记得当地民众的精辟语言。谓事物到极致为“全闭”，据说出自“小丰满拉电闸——全闭”（朋友告诉我说，该是“全毙”，出自影视语“统统毙啦毙啦的”）。事情办糟了，既定事实，无可更改，就说“没治了”，无药可救也；广而言之，凡人凡事之绝，即“没治了”。事儿不成，吹了，谓之“黄了”，落花流水，无可奈何，没有比“黄了”更妥帖的了。
    小青年搞对象，相拥而吻，称之为“啃脸”，一个“啃”字，双方对欲的“饿”态、“急”状，呼之欲出；与对象出门逛街，曰“压马路”，因为量多，“走”化为“压”，“压”比“走”比“逛”少轻浮多庄重，少轻率多庄严，虽然累了些，也搞得太大。
    言人无用（体力、技能、生理、心理），曰“面”，单指小伙爷们：粉掺水和之成面，任人打、拉、揉、撑、捏、挤、掐、拍、捶、搓、摔、压、滚、切、斩，说多窝囊有多窝囊，而每个单位似乎也都有“张老面”、“李老面”的。
    不管稀面之人还是强悍之徒，或力竭或体衰或计穷或末路，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处于下风，俯首雌服，就是“趴下”了，只配舔人脚丫了。“被我打趴下了！”胜利者的骄傲，一句“趴下”，传神之极。
    君临天下，傲视一切，颐指气使，呼来挥去，修理你、摆平你，曰：“抹煞”（māsa）。这是上司对下属，权势对平民；这是老大对喽罗，富豪对瘪三。“抹煞”是决然的、断然的整你、治你，是毫不客气的，毫不留情的，更带着一丝不屑，一点轻蔑，甚至一片轻松。多次听到权势之人轻描淡写的话：“这些小子敢不服？我全抹煞！”有人查词典说该是“摩挲”，不对！“摩挲”实在太文太雅太轻太弱，语句的气势、语言的神韵、语境的张力，可远了去了。
     收音机被唤作“话匣子”，被动的冷冰冰的“收音”器件，变成主动的热情的“发话”匣子，极富人情味。生活“有问题”的女孩呼其“码子”，一层层一叠叠往上码往上摞，压不坏；年长了，就是“破鞋”，人皆可穿，观之不雅，穿之贴身。有史书记载，毛他老人家不穿生鞋，嫌不服，挤脚，新鞋必先有身边工作人员穿之熟之，服帖了才上脚。这是题外话了。
    二千多年来，中国统治者最想做最做不到还一直想要做下去的是“统一思想”，从秦皇嬴政始。偏那从不鼓吹、不倡导、不宣传，不需做“思想工作”、不用开会动员，不要层层落实，大江南北的主流粗话脏话 “全国统一”，而各种骂人的小窍门、小花样就是百花齐放各现其能了，东北乡亲则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骂“娘”嫌不够，就把娘换成爹和嫂；骂娘骂爹骂嫂还不如直接攻击，就把人矮化，“小样”、“傻样”这算客气的；把对方比作畜生、动物，比做下身器官，那才泄恨，最常用的是那大补阴阳生活在水边的圆扁爬行动物，并由此衍生。说你背硬，这是骂你；说你背圆，那也是骂你；说你背拱，更是骂你；说你背上湿、有水，说你能气象预报，还是骂你。于是心生警惕，凡和那玩意儿有联系皆可能是骂人：于是谁也不愿活到100岁，谁也不愿自己的家被人说成“小鳖屋”，谁也不愿被人说是缩脑袋。
    也记得那些方言土语：埋汰、坷碜、邪乎、够戗、操蛋、扯淡、唠嗑、得擞（dè sou）、粘包(zhan bao)、这旮瘩那旮瘩……

                        （六）

    那时县有文工团，大小单位也都有文艺宣传队，每年全县还有文艺调演，“献忠舞”深情翩翩，“二人转”油嘴滑舌，真是热闹煞哉。
    想起在轴承厂俱乐部看远道而来的“汪清林业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演员个个卖力，观众也个个捧场。那大个子唢呐独奏演员瞪眼鼓腮，来了段“百鸟朝凤”，我们拍红了巴掌，演员来了劲儿，又来曲“喜庆丰收”，把大黑脸盘憋得通红，灯光下油亮额头汗珠一片。我们鼓掌顿脚，大叫“再来一个！”还互相打趣：“累死他！”
    去过县文工团，好像在河南的一条偏僻小路上，有点想不通，文工团怎么在公主岭的“下只角”。也去过县文化局，那里竟有架钢琴。
    县文化局的头儿是文革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毕业生，所谓的“出生问题”，1965年，上音附中一下发配来五六个毕业生。最惨的一位，文革中在都自称忠于老人家革命路线的派系战争中，受尽折磨而死。她的尸体更被曝光展览，令人发指。
    县里也每年搞美展。我隔壁生产队的知青老乡，年龄儿不大，画老人家圣像却有年头，且那画的圣像又瞅着顺眼，不像有的街面墙上或立着或坐着的老人家，你不说，还真认不出来。因此早早就被县里抽调，挂名在“三百”，业余时间站站柜台，主要时间就是让老人家和护卫他的工农兵站满公主岭的十字路口嘎拉胡同。那些年，从他手下克隆的老人家不知其数，那老乡的油画手法也愈发纯熟，二十来年后遇见他，那画师已是大都市自然博物馆的美术师，大手笔挥洒原始森林中灭绝的巨大恐龙。
    而我同车间的一个朋友，打心底里深爱美术，虽然缺名师少基础，依然不顾我等嘲笑讥讽、糟蹋埋汰，宿舍床头挂上200支光没有灯罩的赤膊灯泡，夜夜苦画潜心临摹。而公主岭给了他露脸的机会，虽未能立业，却起步显现。30年后今天，此君已是美术家协会会员，成名的美术教育家了。
    

                    （七）

    公主岭人时髦，小伙子爱穿军装，戴军帽。那软布军帽里必衬上报纸，加强布帽的力度，这样才能在军帽的正前方，用手捏出高耸状，方有大盖帽的威风。翻毛皮鞋一定要在后跟钉上铁掌，走在路上“噔噔” 作响，有节奏感又有警示逞威作用。后来流行靴子，那后跟铁钉的传统依旧。干部简单，有件“的卡”四兜中山装就可交代。闺女娘们花样就多了，先是学南方女孩套小花布假领，后来又流行什么“闪光布”罩衣，脖颈还要缠绕什么“一把抓”纱巾；虽然脚长得大，就是喜欢上海女鞋的“秀溜”。可苦了我们，每年探亲做运输大队长。
    公主岭多军人，有空一军20师，有保卫机场的炮兵团，还有坦克3团。最显眼是空军462医院的女军人，姣姣小小，白白嫩嫩，偏偏穿着军人制服，常令人有惊艳之感。要知道，那时的军装就是时尚，就是时髦。更何况，那些年纪小小的护士小姐，多出生将门高官之家，伟大领袖随口说了“上山下乡”的话，军人娃娃的最好出路只有进部队了，而到部队，女孩儿最好去医院，虽然只能从小护士干起。
    当兵也有档次，空军当然档子最高，人也养得丰腴壮实，据说罐头吃不完，到飞行员家属家去瞅瞅，床底下全是罐头；陆军就差多了，辛苦劳累，人也黑瘦干巴。那时部队实行“拉练”（也是林彪死后，老人家提倡的），我的老乡，当地空军某部的一个事务长，就曾很骄傲地对我说：我们空军拉练都坐军车，那些陆军兄弟没这福气，顶风冒雪双腿走吧！
    公主岭街（四平市也只不过称“四平街”）就这么个小地方，偏又多军人，就常会传出些绯闻逸事，当然不能当真。不过见过好几次“码子”游街，喇叭里声讨这些年轻姑娘的罪状中有：“勾引革命军人”、“毁我伟大长城”云云。我们更注意脸蛋，对悦目者深感怜惜痛惜。
    经常走过“县革委会”大院，大院铁门上方弧形悬挂着的圆形铁皮上的几个大字是：“形势越来越好”。 “形势大好”句，出自伟大领袖毛的最高指示，到现在还记得老人家的话：“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那是我们都在高唱：“山也笑，水也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国人恬不知耻的吹牛功夫，几千年如一日。真佩服公主岭人，弃“一片大好”，用“越来越好”，真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光辉思想，而且还在30年前！
    
                   (八)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县医院和凤凰山。
    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老山东老王头，一睡再没起来。县医院楼后孤零零的小平房，那是砖房，连石灰都没抹，那是泥地，连水泥都不铺，老王头安安静静躺在一定是冰凉的粗糙水泥平台上，满头白发，布满皱纹的长脸，供厂子职工“瞻仰”。
    到凤凰山去，因为车间（那时称为“连”）里的宫师傅（当年也就二十多岁）卧轨自杀。传说，宫是“家庭暴力”的牺牲品，鲁莽的大胡子“连长”还去宫家，痛殴宫的老公。
    虽然“凤凰山”名儿颇有些诗意，但公主岭人的归宿地竟是起伏土岗寂寂荒坡上一个偌大的如礼堂般的空间，阴森凌乱。每具肉体只有自己的铺位，横七竖八草席裹着，被世人遗弃，既没有自己的小屋（所谓的“铁板新村”），更别提什么降温冷冻设备了。屋外荒地，到处是招魂的长纸条、丢弃的破衣物，与树根草皮顽石乱缠，怪风一刮，叫人心悸。难道这也是我的归宿地？此地如何涅槃？这个念头缠了我很久很久。
    
              （九）

    公主岭的好去处是省农科院，青草成片，绿树成荫，连圈养畜生的屋子，也因着黑色的高高尖顶 ，红红的精巧砖墙，有着些许异国情调。
    后来，镇的东南面竖起电视塔，那电视塔的周围就成了公园（据说，公主岭镇中心原有一个公园，也曾养过猛兽，那是长春下岗来的瞎眼虎瘸腿狮）。电视塔只是个接收站，一对小夫妻是那里的主人。我们曾多次去打扰，在那里看过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足球决赛的电视转播，广东对辽宁；也看过国庆十一“北京游园活动”转播，什么藏族歌舞“雪山上的好门巴”，现代芭蕾“我为革命补鞋忙”之类。后来红极一时的蒋大为，那阵子只是吉林森林警察支队文工团的小演员，唱一曲“邮递员之歌”，嗓音高亢，倒也令人耳目一亮。
    镇南二三十里有水库，名“二十家子”，一位抗战时山东邹县武工队的老军人，在那里做了“五七战士”，受他之邀，我们骑车去水库度了周末。
    公主岭东南有果园，在那里我学会了钻进葡萄架下，如何快速吞食葡萄：摘下果子，手指用力一捏，嘴儿用力一嗍，皮在手里，肉进了口里，不要嚼，不吐籽，头一抬，脖一伸，滑溜入肚，马上接着第二颗。这样的速度，一分钟可以吞食几十颗，被人发现时，已经大半仓，实在划算得很。那是我最早经历的快餐绿色食品。
    去过吉林省荣誉军人疗养院。1976年唐山大地震，伤员全国转移，公主岭也来了不少断胳膊断腿脑袋开花的老少伤残灾民。随着厂子的大客车护送伤员去了“荣院”。据说“荣院”的那些残疾军人特牛，开口就是老子如何如何，那些护理的小护士有上面做工作，常有献身给英雄的。到“荣院”一瞧，那些个坐在轮椅上的拄着拐棍的穿着旧军服的往日大兵，虽面容严酷表情冷肃，倒也通情达理。
    公主岭东北有岗，平地突起，上有烈士陵园，有一朋友在岭下的师范学校当体育教师。传说响铃公主的芳魂亡灵就蛰居于此。

                 （十）

    在公主岭最发愁的是走进食堂，每月只有2斤大米，霉变的苞米馇子堵住嗓子；每月只有半斤猪肉，还是乐意拱屎的猪。
    最为难的是蹲进茅厕，热天，强迫你享受浓烈异味的培育，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后，赶紧提裤子跑路；冷天，脚边臀下直通北墙外大池的窟窿，如炮筒射出呼啸的北风，出口紧缩，欲排不能。故公主岭人有：什么最不怕冷，一个脸蛋，一个屁蛋，此“两蛋”之谓。
    在公主岭最喜的是：记忆中的夏天竟然没有蚊子，也少有苍蝇，从未有被动物剥削骚扰的冤屈愤恨；最爱的是辛辣刺激的紫皮大蒜，吃饺子不可无此君，几十年痴心不改；最奇的是冬天污秽物竟然没有异味，踩着也不脏脚，虽然街角墙边处处；最美的是饱餐一顿“南崴子”大米饭，下饭无所谓，白菜即可，加豆腐便是奢侈。

             200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