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年底，上海，阴沉湿冷的冬天上午，深入到班级里的2位工宣队员在一位高年级女教师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家里。
    那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所谓“抗战时期在重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母亲早早就去上了班，大我2岁念高中的哥哥则和同一派系的同学在楼上亭子间，为他们的毕业去向筹划。
    我的学校——上海市五四中学工宣队来自邮电部某厂（是507厂？），而班里两位师傅，一位是矮胖黑脸的中年女将，另一位是总戴着一顶洗的发白旧军帽的寡言少语的消瘦男子，显然，说话有着浓重苏北口音的女将是主角。
    斜挎 “红宝书”、臂戴红袖章的黑脸女工宣队员郑重向我宣布，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部署，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必须去农村插队落户。说到“最高指示”，女师傅提高了嗓门，粗糙的黑脸泛光，神圣而庄严。
    阴冷冷的房间，靠墙的方桌两边就坐着这两位严肃的，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工宣队男女师傅；外端是必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窝窝囊囊、垂头丧气的我；我的边上是那位女教师，正是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已经来信说将去四川绵竹汉旺东方气轮机厂的大哥，当年高中时的老师。桌上，我的面前，摊开着沉默男工宣队员从草绿色仿军用书包里拿出的 “献忠书”。
    此刻，我，必须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舵手，我们的统率，我们的红太阳，献出自己的“红心”了。
    我的心在往下沉，空空的，忽悠悠飘荡起来，没有着落。我觉得要说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我抬起头，孤立无援。我面对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形的强大的压力，面对着执掌你人生前途命运的黑脸判官，我只有表示服从和效忠。我愿意接受，只是——我来了转折，一种拙劣的小聪明，我愿意去上海的郊区比如崇明岛，甚至更远些，属于上海管辖的苏北盐城地区的“大丰农场”。
    那位女教师——我忘了她姓什么，我始终心怀感激——开口了：同学的表现是好的，愿意去农场接受……富有“斗争”经验和高度阶级觉悟，有灵敏嗅觉的黑脸工宣队女师傅扳起了脸，即可打断了女教师的话，明白告诉我唯一的出路：外地插队。额外开恩的是，我可以选择：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毕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师傅的黑胖脸上有一丝怜悯和轻蔑。
    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我不再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想他们赶快离开我的家，走得远远的。我的心在颤抖，我在那油印的、献给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献忠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1968， 12……
    寒气向我袭来，那样的冷，屋外在下雨。
    “伤脱勒，伤脱勒！”（沪语：伤掉了，伤掉了）我上楼，对着我的哥哥还有他的同学重复着说。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我把自己的红心献了出去，就像自己不再是童男一样，我伤心。
    “献忠书”是一份卖身契约。 “开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献给伟大领袖，献给红太阳，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钱财地位，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你的心是“红”的，证明你的人是“忠”的，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你的肉体的存在。这是无价的的交换，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献出的是独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3个月后，我离开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帮亭子间的同学一起去吉林省怀德县插队落户。
    因为那名字，那个插队的公社叫“柳杨”。有柳有杨，于是就有了遐想……
到了那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迎接我们的是遮天盖地的风沙，才知道什么叫“春风浩荡”。
    我哥哥因为疾病，伟大领袖没有要求他献上自己虽红色而不健康的心。
    那时，我已没有悲伤。
    偶尔，心头会有一丝莫名的惆怅袭来。
    那年，我18岁。

                       200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