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了，他的真实姓名我早已忘记，只记得大家伙儿管他叫“老朱”，从我来到吉林省中部怀德县一个贫穷的生产队插队落户的那天起。后来我知道，此“朱”乃猪八戒的“猪”。 
　　那一段时间老朱是我们19人集体户的常客。只要他不外出，总要在工余饭后到我们中间转悠。脑袋上随随便便歪盖着一顶好几处露着光板的狗皮帽，穿一件油黑发亮皱巴巴的棉袄，一根高粱秆腰上一扎，两头一拧，往里一塞就是腰带。他双手拢在袖管里，脚上趿拉着一双开花的棉胶鞋，嘴里哼些含混不清的二人转小调，还要卡着喉咙，憋着气，尖声尖气学着娘们声音，到了得意处一定要拧拧腰扭扭屁股。 
　　老朱欣赏上海的奶糖：“这才叫有味！”他说。也喜欢上海的香肠，虽然他说“就是太甜，我们吃不来。”尝过我们的炒年糕，他用袖口抹抹嘴，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哼，这叫啥玩意儿，和咱们的土豆干差不离。”他咋巴着嘴，品尝着太仓肉松，下着结论：“妈的，和棉花絮一样一样。” 
　　他在炕沿边坐下，从怀里摸出半本破损的掉了皮的《语录》，撕下一张，再从油腻的布袋里抓一撮烟叶铺上，用手指细细捏碎，双手灵巧地一转，吐舌一舔，一支烟叼在嘴上了。随后一股浓烟伴着呛人的辣味弥漫开来。老朱深深吸上一口，也忘不了评论上海烟：“好看是好看，不中抽，一点劲儿没有，还是我的蛤蟆烟。”说着一口白沫从嘴里飞出，直落对面的墙根。 
　　有时，他会突然用手捂住大腿，或者用手按住腰部，一声不吭，慢慢解开腰带，松开裤子。只见他神情专注，一只手在外面按着不动，另一只手小心翼翼伸进裤裆，或者翻开裤腰；外面的手缓缓松开，里面的手步步进逼，突然出击，手指一捏，一挤。“瞅瞅，”他得意洋洋：“一只虼蚤！”我们看傻了眼，佩服却也难受，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老朱老是来，东瞅瞅西拱拱，免不了弄得大家厌烦，况且我们的库存也日渐贫乏，后来，他终于很少光顾了。 
杀猪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如孩提时代过年一般，人人喜笑颜开，往日间的龃龉一扫而空，大家咽着口水拟定菜谱。但谁来操刀主宰，眼前这是最主要的。老朱会看火候，晃晃悠悠闻风而来。代价吗？好说，按乡规一副下水。 
　　马上，被我们喂养了许久却老不长个的小胖猪“噜噜”，哼哼哈哈呼呼嗤嗤极不情愿地被五花大绑在屋前的长板凳上。老朱挽起袖子，手臂上青筋暴凸，他往手心“呸呸”吐上两口，一把抄起禽刀掂了掂，大喝一声“着！”刀尖直往“噜噜”咽喉捅去，一声惨烈的尖叫，“噜噜”怒睁双眼拧身蹬腿挣扎，老朱也瞪大眼珠赶紧补上一刀，可怜的“噜噜”喘息哼哼，老朱咬咬牙，再添一刀！……整整捅了八刀之后，倔强的“噜噜”才安静下来。“妈巴的，这猪不老实。”老朱擦着额上的汗。 
　　老朱吃了副猪下水，也有了新外号“猪八刀”，大伙越发瞧不起他了。 
　　那年年成很糟，眼看分不了多少红了。打场的一天，老朱在场院见到我，把我拉到看场的仅一人多高的平顶小泥屋旁（后来，一个来自白城镇赉，外号叫“记不牢”的刑满释放的广东佬，在这里上吊结束了不幸的一生），带着讪笑，吞吞吐吐向我借钱，五元钱。我很吃惊，怎么就盯上了我？因为我是集体户长得最瘦小的？我犹豫着，最后答应只借两元，我不放心，何况我也得回老家过年啊。 
　　第二年四月，我回到生产队。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队里在家的劳力所剩无几，听说很多人是出去耍钱的，老朱也是，整个冬季很少在家。 
　“老朱哪来的钱呢？”我奇怪了，“挣呗，老朱这家伙手巧，那些破铁皮到他手里就成了壶啊，桶啊，勺啊的。烧火打铁他也在行。这家伙就懒得干地里活，好吃好赌，不务正业，他不在乎，只把家给操了，大小子还是哑巴。” 
　　春播时老朱终于回来了，第二天就被公社“群专”喊去办了学习班。因为大忙缺劳力，队里将他保了回来。但仍未见他出工，政治队长“老费”说老朱趴窝了，在炕上躺着起不来呢，说是家里没粮，连土豆都不多了。我惦记着那两元钱，知道要不回来了，我心疼，两元钱够我在地里干上十多天了，去年一工才一角四分钱啊！ 
　　初夏的一天，我收工回户，老朱突然出现在集体户门前，招手喊我，我想起有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他喊住我，要我去他家，我问有什么事，他嘻笑着不回答，拽着我就走。 
　　这是我头一次去老朱家，在村中的最南头，一座孤零零的小平房，屋前屋后没有栅栏，泥墙皱纹纵横，班驳露出土坯。屋顶上那矮着半截的烟囱有气无力吐着残烟，蒙着塑料布的窗户翻着白眼，大门有点歪斜，咧着嘴。只有门前那棵杏树枝叶茂盛生机勃勃。 
　　老朱把我让进屋，一条土炕占了小屋的一半，炕上铺着边缘稀拉的炕席，被烟熏黑的炕席中间放着一张炕桌。“上炕坐！”老朱招呼，我说不会盘腿，在有点倾斜、磨得光滑的炕沿坐下。我真怕上了炕，会把炕席踩得更坏。老朱转身从灶间端来一个豁口的灰黑泥盆，里面是刚起锅冒着热气的玉米面大饼子。他又端来半碗大浆，抓来把碧绿的大葱，最后竟然还有碗黄瓜拌干豆腐。 
　“今天在这里吃饭。”老朱笑嘻嘻说。“我……”我脑袋飞转，是为了那两块钱？以饭代钱了结了？老朱不容我分说，拿起双筷子，用他那粗黑的手撸了撸递过来，“吃！” 
　  他的哑巴儿子正领着弟弟站在门口瞪眼看我，边咿咿呀呀用手比划着傻笑。“出去！”老朱挥手将他们赶走。 
 　“今天就咱哥俩，一来我还你钱，二来请你……没什么好的，表示表示。”我微微红了脸。他停了停，“你借钱给我，够意思，咱们交个朋友。我穷，我懒，大伙叫我老猪，老猪就老猪，猪八戒不也有36变不是。我也会，我有手艺。”他压低了声音：“下地干活，我不乐意，我情愿出去。”他摇着头，声音有点哑，“这里一天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养不活……” 
　　他唠唠叨叨，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么多。我勉强拿起块大饼子咬了一口，松松的，焦黄的饼底带着香味，带着脆劲，只是面有点酸，有点涩。黄瓜拌干豆腐，我知道，这是老乡们常挂在嘴上，夏天难得吃上的佳肴。我夹了一筷，清凉爽口。 
    天黑了，老朱低头卷起了蛤蟆烟，我一直没说什么，也不知说什么。看不清他的脸，我只感到有点迷糊，我俩已尽融在黑暗中。 
　  在冬天将过的时候。我上调走了。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1985年2月于南通小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