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记】

 

丁惠民这个名字，对许多知青来说都不会陌生，他是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 愿运动的总指挥。这场运动几起几落，其间还穿插了签名公开信、罢工、请 愿、车站卧轨、进京上访、中央领导接见等诸多事件，最终以知青大返城为结束。

 

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掀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多种矛盾积久必发的产物。

 

我是1953年9月出生的，1971年，作为六九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我父母都是上海工人，当初，我对上山下乡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当然是两回事了。

 

我在云南一待就是10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漫长枯燥的生活，沉重艰辛的劳动以及前程的渺茫无望，使当年热情活跃的知青逐渐变得消沉忧郁，回家的念头深深地埋在几近绝望的心底。1978年返城潮前夕，整个农场弥漫着这种压抑沉闷的气氛。

 

在这里，我只想回忆两件沉重的事。第一件发生在1973年还是1974年记不太清了，那时，云南兵团还没有改制成农场，领导都是现役军人，一些干部素质差，工作方式粗暴。有一次，为知青打抱不平，我把连指导员揍了一顿，我也是忍无可忍。结果被关了整整9天，每天都挑大粪、劈柴火，用重体力劳动惩罚我，最后还是副连长把我保出来了，主要是因为身体被他们打坏了。当初抓我时，他们用枪托把我的第四和第五节中间的腰椎打断了，到现在还是这样，背有些驼。

 

1974年我回家探亲，父亲得知此事，不服气，前后写了六百多封上告信。我在家待了一年多到两年的样子，直到打倒“四人帮”。

 

那时，云南兵团已改制成农垦总局。刚恢复职务的老干部陈运保，把我叫回农场。最后农场给我补发了工资，并调到学校搞总务。我利用给学校搞采购这个条件，走遍了整个西双版纳，广泛了解了各地知青的真实情况。

 

1976年，我女朋友的一个女同学在办病退时，竟被农场团部管这事的章彬给奸污了。

 

通过这两件事，你就知道知青为什么不愿留在云南。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很多。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开始考虑争取返城的具体方式，决定充当“领头羊”，主动向上面反映知青的强烈愿望。说实话，我也犹豫过，万一搞砸了有什么后果？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

 

经过反复斟酌，我决定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第一是发动阶段，采取写联名信的方式，诉说知青的不幸遭遇。第二是赴京请愿，虽有风险，但关键在于，知青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是希望返城回家。

 

在请 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运动将进入第三阶段———组织五万知青自行撤离边疆，回到各自的家乡，而指挥部成员则分赴知青较多的上海和重庆，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的和平请愿运动，要求“回家”。

 

所幸，这一计划还未实施，知青们便如愿以偿了。事后我亦感慨万分，我们的党确实英明伟大。在发起请 愿运动之初，我已物色了两个出色的左膀右臂，一个是我结识多年的朋友，上海知青胡建国，另一个是重庆知青刘先国。因为上海知青和重庆知青在西双版纳大概各占50%左右。

 

1978年10月16日，在广泛征求知青们的意见并得到一致赞同后，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此信得到了各连知青的签名响应。

 

我的住处很快成了联络中心，天天门庭若市。可农场方面却视而不见，终于有一天，农场党委书记来了，要求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工作繁忙的中央领导。

 

这时，我们还得到了中央将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的消息。

 

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直接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说来也巧，11月23日，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地步。

 

11月下旬，在景洪城郊的江边旅馆，我们秘密召开了各农场知青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即将到来的请愿高潮奠定了基础。第一次联席会议后，整个局势发展迅猛，时机日趋成熟。这时期，一些农场发生了少数知青无故停工停产、拒绝上班以致和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事情。为此，我极为担心。

 

1978年12月8日，中国知青史上意义重大的西双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正式召开，七十多个营级农场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通过了我执笔的第三封联名信———请 愿书，我被推选为总指挥。

 

筹备总组公开承诺，一旦完成请 愿任务，该组织自行解散。我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州政府和农垦总局，谒见领导汇报情况，也算主动给地方政府打个招呼吧！可州政府和农垦总局领导却避而不见，连个照面都不打。

 

八年来的满腔怨恨一下子涌上心头，于是，我与胡建国、刘先国两位副指挥简短交换意见后，下了总罢工令，以示抗议。总组还决定，首批请愿团15日正式启程北上。

 

13日，我率人到达景洪。14日，省委工作组到达景洪。双方见面，气氛很平和，并达成共识：这次罢工事出有因，暂时不去追究谁的责任，今后由上级部门来做处理，知青可以继续罢工，其余问题双方继续商议。

 

12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重要新闻：顺利闭幕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各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将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8年罪，连知青名分都没了。”一时群情激愤，沸沸扬扬。

 

冷静之后，我们决定尽快赴京，向中央领导面陈实情。16日，我们心情复杂地送走了第一批赴京代表。17日晚，我们得到消息，二团农场领导将知青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为此，我们决定中止商议，立即赴京。

 

18日早上8点，我亲自率团进京，上万知青热烈相送。建国代我坐镇西双版纳，坚持罢工。

 

当晚我们到达思茅，21日到达杨武。途中，我们得知第一批代表丢失了经费，正在昆明。我盘算了半天，咬咬牙让财务划出700元，派人给他们送去，并让他们在昆明等我们。

 

23日，全团兵分三组，一、二组分赴上海、重庆，争取家乡父老的支持，28名代表由我率领，乔装成探亲知青，隐蔽行动，力争尽快到达北京。

 

滞留在昆明的代表四处碰壁，很快失去了耐心，先是强行冲站登车，失败后，又卧轨阻截，造成铁路瘫痪。省委准备动武了，知青面对枪口方才清醒，无奈地离开了车站，或回农场，或回老家，避免了流血冲突。

 

27日，请 愿团到达北京。事先，我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再次表明知青不想与政府对抗，只想回家的态度。傍晚时分，我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真诚的接待，短短几天里，国务院知青办、劳动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与我们进行了会谈。

 

1978年12月31日晚，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与我们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国家农垦局确认请 愿团的合法性质，而我也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

 

1979年1月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我们，我们当面递交了请 愿书。王震有一半时间在骂“四人帮”，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以为我们是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于是认真地告诉我们，他准备找邓大姐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版纳来，希望我们把版纳建设好。

 

回到招待所，我琢磨了半天，发现王震只是重复了广播、报纸天天讲的那些话，它的功能并不是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让我们请愿团得到一些安慰。王震肯定是不管户口簿之类的俗事，那只有找云南、上海、重庆的地方父母官去要了。看来，待在北京已没多大意义。

 

5日一早，我们登车返回云南。一到昆明，省委副书记薛涛等领导就热情地来看我们，说中央很重视我们的问题，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局局长、党委书记赵凡正在西双版纳做调查。前两天西沧地区的知青在闹绝食，还有的把锄头烧了，猪也杀了吃，他希望我们下去帮助做工作。

 

18日回到农场。23日按事先安排，代表们在景洪集合，我原准备动员大家自行撤离农场，但却得到了最新消息。由于云南全省各地区的知青与版纳知青遥相呼应，都闹了起来，省委、省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最后伤透了心。抱来的孩子养不了家。省委书记安平生在21日昆明四省市知青工作会议上讲话：“省委同意……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胜利了！知青胜利了！当天下午，我宣布筹备组解散。我还起草了一个电报，向王震认错，以便不被秋后算账。电报只由我和胡建国、刘先国三人签名，共同来承担责任。返乡风潮席卷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有些农场干脆将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

 

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我没有走。不久，王震还给我们三个人写来了一封亲笔信：你们来电收到，看了很高兴，相信你们站出来工作的勇气……

 

四五月份，知青几乎走完了，后来省知青办也取消了。我一直拖到12月底，母亲提前退休，才按国家政策顶替回了家。（欧阳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