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简介
郑光路，中国多家刊、报特约专栏作者。"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网站站长。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近现代史研究和写作近30年。出版、发表200万字以上的作品并多次获奖。海内外报刊媒体、网络多次报道过事迹、并评介其作品。主要长篇作品有：《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文革高潮中的四川》、《特殊的战争-大武斗》、《世界罕见的文化现象一一中国"文斗"现象奇观》、《成都打工妹》、《川人大抗战》等。
作者曾发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专文，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中央电视台今年拟拍摄那段岁月的纪录片，专门来请作者叙述当知青的经历。
本文极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这段经历。读者从此文中将了解中国那段十分特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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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
一、从"天兵天将"贬为次等公民 二、农民不知"知青"为何物
三、"扎根屋"修在荒坟上 四、饿肚子的痛苦辛酸
五、饥寒甚则兽性萌 六、男扮女装的"初恋"
七、烧棺材的日子 八、"再教育"和"阶级斗争"
九、一天"工分"只值两角多 十、"知哥"、"知妹" 搭汽车
十一、"我要读书"挨暴打 十二、告别农村的悲喜剧
一、从“天兵天将”贬为次等公民
“文革”运动从1966年初闹起，天下大乱，终于弄得无法收拾。1968年后，各省建起“革委会”，号称“祖国大地一遍红”……无奈“放鬼容易收鬼难”，耍刀弄枪的红卫兵“小将”们，武斗仍打得不亦乐乎！
学生娃娃为主的红卫兵组织既已无政治用处，反还成了影响安定的烫手山芋。怎么安排他们的出路？
据统计资料,由于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到1967年下半年，中国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高、初中毕业生、小学毕业生,总计已达600至700万人左右。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要结束红卫兵运动, 就得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
而文革运动乱闹了3年，国民经济大倒退。要解决已毕业学生的就业,成为巨大难题。
黑龙江省革委于1968年3月19日向毛泽东呈上了<<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提出“面向农村、工厂、基层”的原则,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4月4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说:“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 且有中小学。”这个批示是中央向红卫兵发出“上山下乡”的前奏曲。
1968年夏季以来,全国又有几百万大中专、城镇普通中学毕业生和部分小学毕业生需要就业。加上前两年积累的人数,大约有1000 万红卫兵将成为失业者。这种情况岌岌可危，因为在学校,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对红卫兵管理和限制；一旦这些打野了的青年涌入社会,谁也无法驾驭这么多“野马”。
上山下乡——成为当局处理千百万红卫兵的唯一之路。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把这些年轻人全部送到农村去,在地理上把们分散开,除了可以缓和城市的失业问题,也是一种拆散红卫兵组织网的方法。”(见美国阿尼达.陈《毛主席的孩子》。)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毛泽东对城镇红卫兵公开发出的最直接的动员令。悲壮的一页掀起了,这就是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学生（还有部分超龄小学生）们从“毛主席的天兵天将”一一红卫兵,一下子跌到“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农民,变成毫无生活保障的知识青年(知青)。
在悲悲戚戚的哭别声中,在无可奈何的无效抵制后,在震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在虚假的庆祝声和豪言壮语声中,一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人口向农村迁移的大潮终于掀动了。这场运动涉及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巨，举世罕见。
至今有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喜欢说当时中国广大青少年学生是“满怀红色理想和热情”而自愿到农村。这是以偏概全极肤浅之说，或是并没亲身经历，不了解那段真实历史。
我一家兄弟四人，全都当过知青。我大哥1963年16岁初中毕业时，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就业解决家中困难，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几分理想和热情，和一些中学生在有关部门动员下“自愿”到四川屏山县茶场插队。但农村严酷现实很快让他们的“理想和热情”化为乌有，文革一开始，这些“老知青”为了返城而“造反”、“武斗”，不惜拼命。但这些“老知青”都是徒劳，我大哥足足当了近三十多年知青才返城……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学生（指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及此后连年不断的知青们，既耳闻目睹“老知青”的艰难生活，又毫无“老知青”的那点“自愿”，被强行“一锅端”撵下乡。这千百万人当中，或许仍有人“满怀红色理想和热情”，但那决不会是普遍现象。
“文革”中，毛泽东每次“最高指示”发布，百姓们都要大集会、大游 行庆祝“特大喜讯”。唯独这次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却反应冷淡。成都各中学和其它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煞费苦心，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扯开喉咙在广播那条“最高指示”，还动员一些“爱冒皮皮”的同学、家长，大写“决心书”、“宣誓书”……但失落、凄凉、愤懑的情绪却在广泛传染：
“两年前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号召‘造反夺权’，不是大夸红卫兵是‘天兵天将’吗?怎么一下子把我们贬下凡尘，要接受啥子‘再教育’了?”
“嘻嘻，‘知识青年’?进学校就搞运动，书没读几天，我们有个‘锤子’知识？”
“锤子”是四川方言中常见粗话，相当于北方人的“鸟”。文革那年头，是“革命性”和“流氓性”结合得最为水乳交融的年代。学生娃娃嘴里日妈捣娘已成习惯。
“管，下乡就下乡，去吃红苕当‘农二哥’。负担减轻些，爹妈也少遭罪！”
这是男同学们在大发怪论。许多女同学则愁眉苦脸，眼中噙泪……
高压下的文革年代，这些都是对“最高领袖”大不敬。社会严酷现状，广大学生已有“反思”精神。
我是成都35中初66级的学生，1966年初中毕业正要升高中，正碰上这个“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闹了几年加入“知青”行列。下乡前夕，一些同学聚在教室里劈碎课桌椅，点燃烤火。劈叭燃烧声中，大家骂道：“老子反正书也读不成了，砸啊！烧啊！”接着又怪声怪气吼起歌来：“我们走在大路上，迎面来了大姑娘……”
《我们走在大路上》本是那年头最革命的“红色歌曲”，同学们却疯疯癫癫乱改乱吼，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
我们这一代人：从十五六岁的初一学生到二十刚出头的高三学生，毫无选择权，再没有求学受教育的资格，羔羊般任人驱赶——被强令全部“上山下乡”！
以四川为例：1968年12月26日,四川省革委召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要求全省掀起知青上山下乡高潮。1969年1月18日,成都市首批中学生奔赴农村。1969年3月7日,四川省革委召开成都地区下乡知青再教育工作会议。至5月,全省已有25 万知青下乡,一年以后增至40万。以后年年下乡，直至1979年。
我大哥早下放屏山县，此后我下放邛崃县，我的三弟下放江油县，四弟下放名山县……杜甫有两句诗：“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像这种一家数人到农村的情况很多。
漫天的欢送锣鼓、干吼的革命口号,遮掩不了娘哭儿泣痛别的严酷现实。
除极少数病残者及“开后门”的“照顾对象”外，我们这整整一代人，就这样被冠以“知识青年”的漂亮名称，浩浩荡荡却又稀哩糊涂，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另外一个完全陌生而严酷的人生大课堂……
至此,红卫兵运动在中国逐渐消声匿迹。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却方兴未艾,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 年才告结束 ，全国下乡知青计2000万之多！
二、农民不知“知青”为何物
我就读的成都35中学下放到遥远的四川西昌县。当局为减轻阻力，允许“投亲靠友”， 或随兄妹转移下乡所在地。但一般都以学校为单位完整地下到某一县。我通过邻居何家，随20中学去了邛崃县。
邛崃颇负盛名，汉司马相如在这里以琴声挑逗，与卓文君私奔成都开酒店，“相如涤器，文君当炉”，成了千古佳话……我晓得邛崃距成都80公里，离家近一些，所以想方设法下这里。当局是有考虑的：凡武斗厉害的学校安排距省城近的地方。成都20中在西郊茶店子，文革中武斗打得热闹，故下放邛崃。武斗更凶的西乡路中学则下放在成都附近双流县。当局认为：这些“武斗之花”即使生事，在眼皮下也容易处理一些。
离开成都是1969年2月2日，这是成都知青首批大规模下放的日子。20中门前公路上数十辆大卡车人声鼎沸。天飘碎雪，北风呼呼，寒气彻骨……临上车前我再次去校园，操场一角静立的六座混凝土坟墓，埋着“文革”武斗丧生的“红卫兵小将”。碑文上赫然镌刻着他们“誓死保卫毛主席”、“以青春热血捍卫红色政权”的“英雄事迹”。
这些“烈士”同学如果不早早当了冤死鬼，或许此刻正在下乡行列中骂娘呢……他们“英勇牺牲”前绝不会想到（就是所有活着的红卫兵们此时也不会想到）：仅仅三四年后，文革大戏还没敲响收场锣鼓，各地“烈士墓”已被下令通通夷平，幸存者寥寥。“烈士”们也光环消退，被许多人骂为“该死的武斗狂徒”……
雪花越密、车将出发。 “哇——”，许多爹娘、女学生不约而同嚎啕大哭，惨切声中满含无可奈何。哭声很快蔓延，许多男同学也哇哇大哭，与汽车轰隆声交织，在寒天飞雪中震荡……我脑中涌出杜甫《兵车行》中的凄凉诗句：“车辚辚,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
当时报刊上知青出行的照片，多是知青们慷慨出征、兴高采烈，好像去赴大宴——这些虚假杰作文革中已司空见惯。
所以当局还要让被驱赶下乡的学生们“作秀”，去为“文革”运动的丑脸上抹点娇红：披红挂花的汽车队本该出城，反从西郊茶店子驶进城，一路吼吼嚷嚷地从成都人民南路等闹市七绕八拐，宣传车上喇叭声嘶力竭高吼。广场上的照相机闪烁不停。我们晓得，明天报纸电台中一定又是“知识青年欢欢喜喜踊跃上山下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广场上巍然耸立毛主席巨象。毛老人家正伸出硕大手臂作指点山河状，似乎在雪天中威然命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去吧，去吧，瓜娃子们！”
同学们望着武斗炮火中诞生的毛塑像，沉默无语。许多人已向塑像前的广场乱抛胸脯上别的“光荣花”，还有人向看稀奇的行人乱吐口水，流里流气甩中指拇，乱骂：“拍个‘锤子’巴巴掌！龟儿子，你们咋个不上山下乡呢？走嘛，上车跟老子一起到乡坝头去嘛！”
汽车终于出了城，心情哀伤的我迷迷糊糊，在车上睡着了。下午四点，成都第20中学二百八十多个初一、初二学生到了邛崃县前进公社。他们平均年龄不过十七八岁，换成现在这些少男少女，可能还在娘老子身前耍娇放嗲呢。
这里距成都72公里，距县城6公里，是平坝。20中初三学生则下放在宝灵公社等丘陵。而高中学生们更下放在距县城百里外夹关公社等大山区。那里山高路险、苦寒偏僻，是当年长征红军曾光顾的地方。
前进公社原叫东岳镇，大概以前有座东岳庙很出名。文革结束后前进公社以搞“凤凰企业”改革而先富起来，闻名国内；赵 紫 阳当四川省委书记，常视察这里……这些都是后话。
但那时却穷得要命，近三百名学生娃娃潮水般涌进狭小场镇内，看着破烂房舍，看着衣衫褴楼面有菜色的农民，怎么也同报纸广播上天天宣传的“形势太好、越来越好”对不上号。
公社领导们按照“上面布置的政治任务”，命令农民摆了顿接风宴。虽仅有萝卜烧肉等两三种菜，但借锅、借碗、打灶……也把乡亲们忙得人仰马翻了！近三百名中学生风卷残云，吃得锅底朝天后，由各生产队派人分散领回。
自然，从此时此刻起，我们的身份也从“红卫兵小将”，顿时变成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了！我们四川，通常把男知青叫“知哥”，把女知青叫“知妹”。
饭后知青作鸟兽散。我和李成良(29中初三学生)、李成雄（低我一级的35中同学）兄弟俩，分在十大队五中队。几个头裹脏白帕子、衣服破烂的农民为我们挑行李，拘谨陪笑、一言不发……
原来，老实得可怜的农民们不知“知青”为何路神圣，以为像当年摘“四清”、“社教”一样又要搞啥子大运动，把我们当成可怕的“工作组”了。挑行李的农民后来说：“上面打了招呼，不准乱开腔，谨防惹砣祸事在身上甩都甩不脱！”
三、“扎根屋”修在荒坟上
我们先在队上陈德贵会计家住了一段日子。当局给每个知青200元安家费， 开头每月每人可支十来元作生活费，另供应商品粮30斤，故最初知青还不觉其苦。
好景不长，上头说：“要安心‘扎根”，一辈子当农民！要和农民‘三同’，同工、同酬、同劳动，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
生产队用剩余的安家费，为我们筑“扎根屋”了。农民这时对知青已无神秘，都晓得是接受他们“教育”的，嘴巴也硬起来，对无偿出工为知青修房子忿忿然。
李家哥俩修房时，就招待他们抽“红梅”牌香烟，众皆欢喜。我家境十分贫寒，到镇上花三元多钱买了一斤水烟丝，又削了几枝细竹筒作烟枪。抽烟时竹筒要烧冒烟，把过瘾的乡亲们嘴巴都烫热了，他们哭笑不得骂骂咧咧：“吔，光头儿，修房子不拿烟酒招待，拿‘火把烟’来烧我们喉咙嗦？”
“光头儿”是我绰号，只因我叫郑光路，其实我发如青丝既多又黑，何尝光头！
我有两间半“扎根屋”：一间厨房、一间寝室、半间茅坑。李家兄弟共五间，公平对待，都是土墙茅草屋，十分简陋。我寝室内有一张三面有矮栏杆的简易床，人称“猪圈床”；还有一张小木桌，一个装谷子的大竹篓——这是全部家具。没有板凳，我搬了几块泥巴砖头，比老祖宗猿猴坐地上也进步多了……中间是厨房，有一个土灶、一个水缸、一挑水桶——这是全部家当。半间茅坑屋内，除一把锄头、一堆烂谷草，空空如也。
农民们认真地说：“光头儿，你娃娃好享福哦，还有生产队免费给你们修房子！今后你找个婆娘，再生几个‘小光头儿’，你娃就一辈子在乡坝头就‘扎根’啰。 ‘小光头儿’们二十年后再生一群‘小小光头儿’，你娃就当太爷了……好安逸啊！”
我听了有些生气：“把我当成你们猪圈里‘昂昂’叫的猪嗦？巴不得生一窝！”
房子修在坟坝边，距一堆堆坟丘不过数米。我乔迁“扎根屋”安床时，队长夫人刘大娘惊风火扯地叫：“哟喂，要不得！床东西方向安放，和坟包包一模一样，鬼要来找你！”
邛崃人最爱说“哟喂”，刘大娘长声悠悠很有方言特色。
可怜我才18岁，阳气不壮，一听背后直起鸡皮疙瘩。连忙请教：“哎呀，刘大娘，那咋个办嘛?”刘大娘忙把床移成南北向，又叫我去供销社买把木瓜瓢，用墨水在瓢背上乱画了个鬼脸，再拴根红布条，挂在门框上正对坟堰。
刘大娘郑重其事教诲：“哟喂，这叫‘鬼灯哥’！门框框上挂了它，冤魂野鬼就把你当成自家人啰，不来缠你！”
刘大娘的“再教育”，让我心头踏实一点，从此也孤魂野鬼样，寂寞度日。我是初三学生，肚皮头有点墨水，又自幼喜欢文学。每天夜深人静，坟丘间衰草飘摇、蛩鸣风吟、萤火森森……很有《聊斋》中吓得死人的幽深意境。最初我很害怕，早早关门，枕头下放了把匕首。
每晚，成都平原的夜风，经常把薄薄的木门吹得“嘎呀！嘎呀！”
神经过敏的我心中狂跳，颤抖的手紧握匕首，也就经常怪声怪气地尖叫：“哪、哪一个？”这样提心吊胆过了一两个月。
住久了，大概“鬼灯哥”起了作用，从无狐仙鬼魅光临。有时我孤枕难眠，竟突发奇想：“真的有个《聊斋》中那种既漂亮又善良的狐仙、女鬼到我‘扎根屋’也不错啊！我竹篓里谷子要吃完啰，耗子都觉得没想头，这几天都搬家了！狐仙、女鬼应当带些米、再带几把挂面来……另外，灶台上盐巴也用完了。《聊斋》中狐仙、女鬼常有法术变银子……不过嘛，现在银子用不脱，最好是有几张十元的人民币，除了买盐巴，还可以去割点猪头肉，那就安逸腾了！”
读者看到这里很可能嘲笑。但当年孤苦无依以鬼为邻、独居坟边刚满18岁的我，晚上确实就这样发神经，胡思乱想直至梦中……
如果是风骤雨紧之夜就惨了，屋漏如注，屋顶茅草飘飞——那是我中学课本杜甫老先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妙景：“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茅……”我就得跳蚤般跳来跳去，用脸盆、盅盅、碗……接屋中长麻吊线的漏水。还随时准备抓团谷草，勇士般冲出屋去补风雨冲破的大窟窿！
久了，渐习惯荒坟边“扎根屋”的孤独生活。苦中求乐，有时拉几声破二胡。
有天我胡诌一首“自嘲”诗：“破罐插支黄菜花，邀来春色藏我家。夜阑床头寂寞时，倚枕挑灯听噪蛙”。
床头上我很奇怪：自己这年龄，明明该求学，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农民？我一点不懂佛学，这时却涌起“我是谁”的怪念头。回想以往课堂学生岁月，已似梦幻般飘渺。我这年轻脆弱之心，这时又岂是区区几个“惆怅”、“迷惘”之类的词所能形容的！
同生产队的李家兄弟“扎根屋”修在半里外，也在坟坝边。
有天两兄弟割半斤肉，流着憨口水兴致勃勃炒回锅肉。李老二用火钳在灶膛刨草灰，咔嚓——竟刨出一长截棺材板和一尺来长的棒子骨（大腿股骨）……原来灶膛正彻在铲平的坟上。两兄弟这顿回锅肉没有吃舒服，李老二鼓起眼睛说：“妈的，虽然早饿痨得心慌，筷子拈到嘴巴头，却总想到在吃人肉！”
四、饿肚子的痛苦辛酸
无论哪个知青，说到“吃”，龙门阵就太多了。
我们所在的邛崃县，是川西坝子膏腴之地，托李冰父子开创都江堰之福，两千多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当局吼的口号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发家致富，把沃野千里整得那般贫寒。这不是“割尾巴”，简直是要老百姓的命啊！
我下乡的生产队，每个成人每年分谷子不足四百斤，菜油五、六斤，此外没有其它东西。我们队还算中等水平，有的队更穷。每百斤谷子打米约68斤，四百斤的谷子打成大米不到三百斤，每个月不到三十斤。我辈知青正值发育高峰，俗话叫“吃长饭的”，每天不到八两米，岂不太可怜！而且，这每年三百来斤大米，并非全能吃在肚里——买盐要钱，买照明用的煤油要钱……为“消忧愁、除苦闷”，多数知哥都染上了抽烟嗜好。这一切——钱呢?就得靠卖米。
当时全中国知青们大都是赤条条的穷光蛋，有父母每月寄五至十来元已足令人艳羡。众多家境贫寒的穷娘穷老子，实在没办法顾及已长大成人的下乡儿女，只好任其自生自灭……这种现象在我们下乡几年后已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知青中因饥寒交迫生病、死亡和犯罪的人甚多！
1973年福建省莆田县有个小学校员李庆霖，因娃娃上山下乡后拖累太大，弄得走头无路，终于斗胆给“红太阳”毛主席上书诉苦：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衣服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钱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不知究竟是怎么个内幕，这信居然到了毛泽东手里，而且毛泽东居然写了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只寥寥两句，却真正是“皇恩浩荡”啊！李庆霖因此后来还被封为“反潮流”英雄……
但是后代人务必要明白：毛泽东“寄上300元”，这只是极偶然的稀罕事，其机率几乎和修仙成道“白日飞升”没啥子区别！我们这一辈人耳闻目睹，敢向“上面”上书诉苦、说上山下乡不好的人其实非常多，他们告御状的信泥牛入海已是幸事，很多人还弄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头上，因此而入狱、枪毙的事不胜枚举……原因很简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就是毛主席“钦定”的“战略部署”吗！
所以，对全国众多知青而言，“寄上300元”的天降馅饼，同我睡觉前痴心妄想狐仙女鬼送人民币来割点猪头肉，一样虚无缥缈！我们缺钱知青为解燃眉之急，只好卖米换钱。
我那时常行此道：穷得心慌时，坛子头挖十来斤米，赶场时卖掉——我们前进公社知青抛头露面卖米不多，多请农民代卖。那时一斤米贵时能卖六、七角，贱时也能卖四、五角。十斤米可买点油盐了。农民当然更经常买米卖米：缺钱用就卖，断顿了就想法买。当局不准摘副业，生财无道，农民也眼巴巴盯着几颗粮食，拆东墙补西墙地熬穷日子……
知青其实比农民更惨，因为赤手空拳光棍一根，不会种自留地，一般也没有条件喂猪、喂鸡，只好稀哩糊涂鬼混。
“大春”打谷子“分配”后，我们和农民一样要高兴几天——可吃几顿饱饭了。
那么蔬菜呢?知青和农民一样，肚子里只要能吃饱饭，那敢奢求其它！当地习惯：土地种粮食，自留地种点辣椒、茄子，墙角院坝栽点扁豆、丝瓜之类。还有常见的牛皮菜，人猪共享。
我在“扎根屋”后贫瘠的几厘自留地上种了辣椒、茄子，每天早晚看几次，嘴里自言自语：“咋个还是这点高哦？”真正恨不得来它娘个“拔苗助长”！
但这些菜苗和我一样：营养缺乏，蔫不溜秋。因为“扎根屋”茅坑里，营养严重缺乏的我排泄物既少，“含金量”无疑也极低，主要是洗锅洗脚脏水而已。
好歹盼到辣椒成熟了，我学当地农民，把收获的十多斤宝贝辣椒切碎，加很多的盐巴混在坛子里——这就是所谓的“辣豆瓣”了，其实并无胡豆瓣在内。我还学会自制豆腐乳，邛崃人叫成“灰妹儿”：将老豆腐沤得发霉，混上盐巴辣椒，大功告成。极咸的辣豆瓣和亲爱的“灰妹儿”，是我相亲相爱的伙伴，我吃了一碗米饭又想再吞一碗……这更引起缺粮恐慌！
如果再有点茄子、扁豆、厚皮菜，则更是人生一大享受！锅内抹点菜油，无油则炒干锅，把菜炒几下加上米汤，放上甑子蒸半熟的米饭。一会儿饭好了，菜也好了。筷子拈起粑茄子、厚皮菜，蘸盐巴辣椒佐饭，那味道胜过山珍海味，此生难忘……
粮食和亲爱的“灰妹儿”都没有了，咋办呢? “扎根屋”立即愁云密布，成了令人害怕的绝谷死屋！
几乎所有知青都会遇上缺粮断顿的事——有时一年要缺半年粮。
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串门去“打滚龙”混伙食，就是锁上门跑到其它生产队、甚或其它公社、县上相熟知青处寄食。你没得米了去吃他，他没得米了又来嚼你——这在知青中一时成为风气。这种“打滚龙”混伙食之风引起知青中严重矛盾。因为友谊不能变成白米干饭，贫穷年代，生存第一！
有一次，我原读书的35中林芝贵同学和另一个张知哥饿慌了，竟从千里以外的西昌县
风尘仆仆“打滚龙”，一路打到我邛崃寒舍。两条“滚龙”牛高马大、能吃会睡，每人一顿能吃一两斤米！我暗中喊天叫苦。两天一过，我三个人盐巴水下饭，已把米坛子吃空半截！吓得我只好选了三十六计中的上计，急忙撒了个弥天大谎：说家中有人生病，必须马上回成都……好不容易才把犹自恋栈的两条“滚龙”请走!
临走又海吃了几斤米。两个哥们说：“我们以后再来耍哈!”我心惊肉跳说：“穷山恶水，
没得啥子耍头，莫来！莫来！” 两个哥们变脸变色说：“你吝啬毬得很——龟儿子不‘落教’嗦？”
知青中为“打滚龙”，吵闹打架、动刀子的故事多得很。所以“打滚龙”到后来已不起作用，知青间关系已越来越淡漠。去“打滚龙”时，脚板刚跨进门，就会吃闭门羹、听逐客令。知青中兴起一条“游戏规则”：“龙门阵打伙摆，饭各吃各”！
“打滚龙”混伙食这一招已不灵，断顿时就只好跑回家乡觅食。有一次我坛子空了，只剩下一些“谷头子”——打米时筛下的连壳半截碎米，通常只能用来喂鸡喂猪。没法，只好将其充饥。“谷头子”粗硬难咽，吞时如白鹤伸颈；更苦的是排泄时，面红筋涨几乎把肛门撑破……我多年难愈的痔疮，就得归功于当年的“谷头子”。
挣扎了几天，“谷头子”也吃完了，饿得偏偏倒倒地回到成都。贫苦无法的老妈无可奈何，哀叹一声：“哎哟，你咋个又跑回来啰？”
我委屈之极，心想连老妈也嫌弃自己了，大小伙子却眼泪扑簌簌直流，说：“我又不能去偷去抢，走投无路不跑回家，就只有去跳河！”
那时我父亲才死一两年，同样贫穷无依的我妈怔了怔，埋头低声说：“我一个月才28斤定量，你又叫我咋个办嘛！”她话语未完，也眼泪长淌哭起来……
五、饥寒甚则兽性萌
“我已有一个多月没沾油荤了。唉，痨肠寡肚，好想吃上两片肥肉啊！”
翻开我当年的知青笔记本上，常有这些哀叹句子。这并不是我一人嘴馋，知哥、知妹都有这种饿得心慌的感觉。那时我们正青春，而维持青春发育的营养又实在太少了！
为吃点油荤，知哥、知妹想过许多法子。
水田里不是有鳝鱼么?我们四川人称鳝鱼为“黄鳝”，它白天藏洞中，多夜间活动。但晚上逮黄鳝要照明。我和李家两兄弟砍上几节竹筒，塞上草纸灌浸煤油作火把，晚上明晃晃点燃跳下秧田。梭动的黄鳝见光就不动，用自制的剪刀状竹夹猛地夹住，心里欢喜得怦怦直跳……一晚上居然逮了三四斤！
那时，没条件讲究啥子烹调技术。第二天中午，迫不及待地把黄蟮放点盐巴煮熟，鳝鱼成了圆圈，我们美其名为“蟠龙黄鳝”！一边吃肉一边吐肠子骨头，虽有泥土腥臭，好歹也算油荤。但吃着吃着，一算每人该平摊的两三斤煤油钱，都叫苦不迭：“不划算，不划算！煤油钱都够买黄鳝啰！”
我们也曾去捉青蛙吃，同样太耗煤油……况且，要逮黄鳝、青蛙这些小动物也非易事，那油腥甚少的几丝瘦肉，远远补充不了为捕捉它们而消耗的能量。
我们甚至还吃过坟包里钻出的蛇。有次生产队马寡妇的猫饿慌了，也乱串门“打滚龙”，被我们擒而嚼之……弄得马寡妇隔着几个田坎，哭爹喊娘地乱骂了好几夜。
诱惑最大的，是狗肉。这畜牲油气重，是最解馋医饿痨病的仙丹良药！
哪里找狗肉呢?赶场时去“逗”。说“逗”是好听点的话，其实就是偷。
且先说赶场。赶场是知青最大乐趣，到东岳镇上，公社办公室门卫又兼邮局，有个李孃孃在那里收信、寄信。还能与昔日同学聚会，还能买点酱油盐巴……东岳镇不到半里长的小街，两旁七歪八倒的旧房屋，平时冷清得要命，赶场天却热闹非凡。知哥、知妹们在场上穿来穿去，其乐陶陶。
那时，知哥最向往的时髦装束，是脑壳上戴一顶皱巴巴旧军帽，如再有套旧军装，更羡煞死人！下身如没有军裤，就穿条能把屁股蛋蛋绷成东半球、西半球的“瘦管裤”。脚下呢，最好不分冷热都穿一双厚底白色回力鞋。仅管脚丫子汗臭高度浓缩、脱开胜过毒气弹能臭死人，但“瘦管裤”搭配白球鞋却十分扯眼球，走路活像鸭脚板甩，回头率极高……这种打扮，是当年时髦装束。知哥们说：“这样‘操’，不挨刀——‘提劲’啊！”
“小伙子，招呼啰!”
人流中知哥相见，故作潇洒状：隔很远就脑壳一甩，右手一摆，样子很神气——这是那年头知哥相逢常见礼仪。
知青熙熙攘攘人流中撞来挤去，臭汗如雨，却很少买东西，看热闹而已。如遇漂亮知妹，四目相对说一句：“赶场嗦？”至多再暧昧一笑……说句良心话，比起现在新潮男女古板多了。
知青最初还有学生本色，举止斯文。久了，难免“饥寒起盗心”。场上很多老太婆、大婶子，在东岳镇破旧万年戏台下的坝子上提竹篼卖鸡蛋。少数知哥鬼头鬼脑去买蛋，挑来选去半天又不买，却耍点“袖里藏珠”的魔术手法。走时还装疯迷窍说一句：“你这是抱鸡婆害瘟生的蛋，吃不得……太婆，下次再来照顾你哈！”
老太婆、大婶子总觉不对头：揉揉眼睛，一二三四地点数……突然长声悠悠尖叫：“哟喂，明明三十个鸡蛋，咋个少了两个呢？哟喂，遇‘橇杆’啰……”
邛崃人叫贼为“橇杆”。就在太婆“哟喂”喊冤时，知哥“橇杆”已逃之夭夭……当然，这只是极少数知哥所为，却“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农民们因此对知哥们心存戒意。
一条短街窜几个来回，没趣味了知哥们就喘粗气流臭汗，挤到茶铺里几个人共买一碗茶，吞云吐雾抽劣质纸烟，闹哄哄乱冲壳子，摆昔时学生生生活、摆武斗冲锋陷阵、摆哪个知妹胸脯越发大了……统称之为“冲骚壳子”、“日白”。兴高彩烈，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
直到日过中天散场了，才三三两两而去。少数荷包里有几文钱，能到馆子吃碗素面已是不错。一般知青赶完场，豪气和浪漫都到爪哇国去了，得甩脚板走十几里，又垂头丧气回各自“扎根屋”煮饭充饥，过孤苦沉闷的日子。
好了，话扯回吃狗肉上。
回家路上，常可在田畔见到一两只无精打彩的狗。那年头，农家狗也可怜，饿得瘦骨伶仃的，在田头地角嘴巴乱拱，像羊子一般无可奈何地吃点菜叶草根。如能拱到蚯蚓、螺丝之类荤物，绝对是令狗们欣喜若狂的大餐……如果有人丢点饭团，就摇着尾巴抢吃。大狗狡猾，衔上就逃它妈的。小狗崽子呢，多傻呼呼地摇着尾巴跟你走，逮它也不咬，反用粘乎乎舌头舔你的手亲热。
当地农民虽穷，却无吃狗习俗，狗只用于看家。他们对知青啥子都敢吃觉得可笑且不可思议，说知青是“穷痨饿虾”。我先后“逗”过三只狗崽带回寒舍，最初也并非谋其肉。寂寞农村，有只小狗儿摇头晃脑哇哇叫绕你转，总能为孤独的穷愁生活添几分生意……
竟残杀陪伴自己的可爱小生命果腹——我至今都感到内咎。
第一次食小狗，是有次病后。邛崃乡下流行打摆子（疙疾），我染上了。阴暗潮湿小屋内，孤独的我在床上热一阵寒一阵，昏沉沉如做恶梦……嘴烧得干裂，跌跌撞撞下床扑在水缸边喝几口冷水。没有任何药物，无人探视，甚至没力气煮东西吃……拖了几天，竟拖好了（我后来业医，才知是产生了免疫力）。只是虚弱得厉害，周身无力。可怕的是米也不多了，饭也不敢吃饱。
那时我从场上“逗”了一条小黑狗儿，已喂了两个月，这时最多半岁，很逗人喜爱。我生病几天它从小洞中钻出屋外去，也不晓得靠吃啥子吊命。真正是“狗不嫌家贫”，它每晚钻进屋来，灶膛灰堆里是它卧榻。我大病初愈，一次正欲升火煮饭，它一身灰从灶里爬出，欢喜得“哇儿哇儿”乱叫，绕膝乱转……刹那间，可怕念头闪进脑里：吃它！
我右手拿起重重的劈柴弯刀，左手提起它的头。小黑狗不曾想到恶运将至，黑溜溜的眼珠子盯着我，舌头亲热地舔我手。我犹豫、犹豫，眼神和狗眼相对视。终于一狠心，铁刀劈下！小黑狗惨叫一声瘫倒。我在烧开的滚水里刮净毛，砍成几块……小黑狗成为我病后补虚的可怜牺牲！
古话说：“衣食足而礼仪兴”；反之，“饥寒甚则兽性萌”——这些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也曾买回大狗杀吃。知青们觉得买狗远比猪肉划算。有一次同李家兄弟买只狗回家，欲打杀解饿痨。不料这位公狗先生命大，狠挨两闷棒，居然疯狂挣断绳索“昂昂”惨叫狂奔而去……白花了五六元钱，我们懊恼了很久。
六、男扮女装的“初恋”
饥饿生活中为了吃做过许多傻事，至今我还为一件事深深忏悔！
有天，我和同队的李老二走几十里路，到全国闻名的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地主庄园看展览。走到“收租院”中，到处是“以阶级斗争，—抓就灵”的大标语……乱逛—气我俩已饥肠辘辘，又身无分文买东西吃。见泥塑农女怒目圆睁作反抗状，我与李老二无好气，一把扯下泥人头上长辫子匿藏身中，寻路逃去。
泥姑娘成泥和尚，那时“阶级斗争为纲”，逮住岂能轻饶！
几十里路走回本公社，又累又饿，只好摆龙门阵充饥。我说：“回家有个煮好饭等我们的田螺姑娘就‘巴适’了……”李老二骂：“你莫把脑壳想歪！”我便掏出发套戴在头上装女人，哭哭啼啼打他。李老二装成怒骂状，一路推来掀去。我俩曾在文革宣传队呆过，会癫疯表演。田中“学大寨”做活的农民们纷纷呆立观看，真以为两口子打架，议论纷纷：“矮男人找那么高的女人，咋个过得拢日子嘛…”我俩大乐。
到了队上，意犹未尽。李老二说：“冷锅冷灶，干脆到邻队牛胖那里，就说你是隔县知妹，介绍给他耍朋友，混他一顿伙食！”
既恶作剧又骗饭吃，我立即同意。为求最佳效果，托辞借来李会计婆娘的一件花衣衫，披上发套，我与李老二摇摇摆摆往邻队而去。
我们四川知哥把耍女朋友叫做“搧盒盒”。牛胖家中父母心痛他，想尽方法寄东西来，故牛胖省吃俭用颇有余粮。牛胖吝啬，对“打滚龙”深恶痛绝。但他久有怀春之意，很想搧个“盒盒”。牛胖听李老二鼓动三寸烂舌，说给他介绍个隔县知妹，是他家邻居，喜从天降。
茅草房中油灯昏暗，我须眉不让巾帼，故作娇羞难禁样坐在屋角。为让吝啬的牛胖不但煮饭且煮老腊肉，不时抛去媚眼。爱情力量伟大，牛胖喜欢得迷迷糊糊，挽起袖子跳来窜去，倾其所有煮饭洗肉，满屋飘香，让人直吞口水。
李老二抢着切腊肉，牛胖激动，凑我跟前，颤颤抖抖作亲昵馋象。我深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怕露真容，忸怩作态，尖起嗓子转头推他说：“爬嘛、爬嘛…”（四川话“走开”之意），把牛胖弄得痴痴迷迷。
李老二端来香气四溢的肉饭，怪声怪气叫：“莫球乱涮坛子啰……都来吞伙食！”并直呼我名。牛胖如挨闷棒，大惊之余，又羞又恼，几乎扑将上来拼命。
我连忙丢盔卸甲现出真像，和李老二作揖打恭大赔不是，说：“都是落难兄弟伙，过得太苦，黄连树下弹琵琶……的确不是有意作弄你，只是想吃你一顿！”
“初恋”遭无情嘲弄的牛胖，恨恨地盯着我俩个，半天眼睛都不眨一下……此后蔫蔫地难受了几个月！
此事三十多年过去，回忆此事，我毫无滑稽和幽默感觉，只感到深深的内咎。前几年我曾在《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上撰文。这里我要真诚地要再次对牛胖说：“曾共患难的兄弟啊，向你深深忏悔！请不要记恨我们的恶作剧。充满饥饿的知青岁月没有青春浪漫、没有快乐……那是多么难熬和畸形的时代啊！”
七、烧棺材的日子
邛崃是平坝，燃料奇缺，全靠谷草麦草作燃料，一年要缺半年烧。有一年，两家农民婆娘为争田里剩的一点谷茬子，先日妈捣娘乱骂，继之拼死扭打，直至头破血流。两个婆娘都双眼血红大吼：“要不成就大家要不成……妈的，老娘怕你这个臭婆娘！”
最后，两个女人点燃田里谷草垛子。刹时浓烟冲天，火光能熊，烧红了半边天……最后两家还成仇人。
近年农村生活大变，报纸上常登载成都平原农村因谷麦草无用处，农民们在田间焚烧谷麦草，以致污染空气、影响天上飞机安全……当年假如有人告诉邛崃乡亲们：“哟喂，你们两个婆娘不要打了。以后谷草、麦草白白送人，也没有人肯要呢！”那乡亲们肯定以为是哄人神话……
这就是历史。从这件小事也可见文革运动的可恶：当政者率意而为，视百姓为草芥，百姓活得实在可怜！
当时各方面都落后，家家户户锅灶砌得极大，人食和猪饲料都一锅共煮，一顿饭要一两个小时。乡亲们既缺粮，也燃料奇缺，就去铲田边地角青草，晒干烧，以致地上连青草都留不住几茎！
我缺烧的日子，生活就更艰难了。实在无法，月黑夜扛把锄头到小河边，偷砍一两株队上的桤木树拖回来连叶生烧，熏得人泪眼婆娑。中学课本有首唐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当学生时混眼而过，这时候当了知哥，才体会到古人哀民诗句是如此真切！
树不能常偷，发现了要倒霉。天无绝人之路，我想到烧棺材!
当时“农业学大寨”，挖坟造田成风。农民挖了坟，把臭棺材板板也当成宝贝，用来沟渠上搭桥。我所在生产队棺材烧完了，我又涎脸去邻队要。挖坟农民也是些小伙子，说：“人家见到装过死人的棺材都害怕，你要烂棺板做啥子?”
我说：“没得烧，拿来煮饭！”
农民小伙子一齐笑：“棺材板板有毒气，吃了肚儿痛，又霉气……哟喂，‘光头’咧，我们农二哥虽然这样子遭孽，也没有人家肯烧它。你们知哥比我们农二哥还惨嗦？”
当时习惯说“工人老大哥”，农民低一等，被人戏称为“农二哥”。我脱口道：“没得饭吃才肚儿痛！我们知哥有文化，不像你们农二哥封建迷信！”
农民小伙儿一齐鼓掌大笑：“哟喂，你们快来看哟，这个穷知哥穷得烧烂棺材板板啰，还在臭绷有文化………嘻嘻嘻！光头，棺材板板不能白给你，我们还准备用来沟坎上搭桥呢。你打套猴拳给我们看，才给！”
我晓得这些农村“青皮”，在故意为难出我洋相，只得跳将起来摸耳掏腮地打猴拳。这些农村哥们像看猴戏，个个捧腹大笑。我心中屈辱，又无可奈何，流一身臭汗，才要了一大块棺材盖子，用竹索子拖回“扎根屋”。
乱坟中有些死人也真可怜，棺材是用小树棒棒拼凑钉成，生前穷困可知！这些极朽烂的棺材棒棒倒是任我拿，只是在灶中臭气扑鼻，比烧棺材板板更难闻，绿焰幽幽如同鬼火……连烧数月棺材，说实话：连煮熟的饭菜都有那种无可名状的腐臭味！
此时，我无限酸楚。就连生产队最穷的老单身汉夏大哥从我“扎根屋”前经过，也要捂住鼻子叹声气：“唉，这个知哥好遭孽哟！”
八、“再教育”和“阶级斗争”
文革结束后有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常以赞赏口气肯定所谓“贫下中农”对知青的“再教育”，以“虚假繁荣”的手法去描述知青们如何“同农民打成一片”……
我认为：这也是以偏概全肤浅之说，并没有真实反映那段历史。
文革以前，政府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乡的出发点比较实际：这就是解决城市就业困难的问题，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发挥作用。这时并没有把知识青年当成必须接受“思想改造”的次等公民。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早认识到没有文化必然愚昧和落后。知识已成为人类巨大的精神财富，受到全人类普遍的渴求和尊重。
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却出现了轻视知识、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在那场横扫文化知识的大劫难中，揪斗教师的闹剧在各地学校上演，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横遭凌辱。知识和文化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代名词。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光荣，没有知识的人最革命、最聪明……这些荒唐透顶的奇谈怪论，在文革年代却成了真理。
文革中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教育路线，鼓吹“教育革命”，认为凡在学校读过书的人，必须通过接受农民“再教育”和通过艰苦体力劳动来“改造”，这就形成了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基础：即“再教育”理论。“四人帮”中姚文元之流，是泡制这个荒谬理论的“功臣”。
其实，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下，相当部分人身上难免存在“小农意识”，既有勤劳坚韧的优点，也有胆小自私、守旧愚昧的另一方面。
我们知青中许多人对《毛泽东选集》背得滚瓜烂熟。赶场时在茶铺中就有人大说怪话：“毛老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不是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咋个如今又要让农民来教育我们啰！”
当时毛泽东的神圣光环，在知青心中已大打折扣，呼毛为“毛老头”当时已是普遍现象。
“再教育” 理论在知青中不得人心，因为这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使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轻视知识，大搞阶级斗争成为天经地义。
记得我们刚到生产队，有农民对我们讲：“队上有个张家地主婆，有一儿一女，你们一定要划清‘阶级阵线’哦！”
“地主婆”一家老实得像绵羊，出工做活路比“贫下中农”还展劲、还内行。我和李家两兄弟胆子大，没理会“阶级阵线”的告诫，有天偷偷去“地主婆”家串门。“地主婆”六十多岁，衣服破如烂刷把，她可怜巴巴地埋着头，隔得远远地不敢招呼，甚至自惭形秽不敢正眼看我们……他的儿子张老大也是一身又脏又臭的破衣服，小心陪笑、殷勤接待，把家里唯一报晓的公鸡杀来招待我们。
见我们喝了半碗红苕酒后已经和颜悦色，张老大才满脸苦相喊冤说：“我老爹一辈子老实种田，龟儿子千不该万不该攒了点钱，快解放时去买了几亩地，又请了个长年……害得我背了个‘黑成份’，三十多岁了至今单身，讨不到婆娘！”
后来，凡是有批判会，大队领导就要我们知青去揪斗张老大这些人：“你们知青，要接受‘再教育’，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
我们鼓起眼睛就一拥而上……张老大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立时像可怜巴巴的地主婆一样，眼中噙泪，惊恐万状地向我们告饶：“打人时手下轻点哈，莫毬乱下黄手哦，一家人都靠我啊！”
也许想到曾吃人家的大公鸡，也许还联想到其它……我们虚张声势拳打脚踢，确实没有乱下黄手。
“再教育”的实际结果是：农村的严酷现实，使过去当红卫兵时的狂热理想早化为泡影，
而打架斗殴、道德水准大滑坡等行为，却像瘟疫一样在知青中泛滥。这对－代人的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后果，—言难尽……
当时知青中流行“跳丰收舞”，这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词汇，在知哥、知妹嘴巴里出现，完全是另一回事。
成都平原农村有“摸青”习俗：农历三月，可以去偷菜蔬。但一般很有分寸，不偷得人家太心痛。但贫苦生活中的知青，一年四季跳起“丰收舞”来却十分野蛮，让农民叫苦不迭，知青形象也越来越不值钱。上文中说的知哥买鸡蛋“袖内藏珠”鬼把戏外，少数知哥还结伴偷鸡。后来农民良莠难分，一见知哥过路，就长声悠悠怪吼：“咯咯咯!老鹰叼鸡儿啰！”
弄得知青们哭笑不得、心中气闷。
我们前进公社知青还不太野，除一两个知哥“杀鸭子”（扒窃）外，通常只跳点“丰收舞”。但初中学生年龄小，把打架当成发泄。下乡才一年，在一些农民的“再教育”下，发生惊动成都平原的武斗。
有天赶场后，公社“革命委员会”中一个书记杨某招待知哥中几个知名人物喝酒，我也在内。杨书记说：“造反组织的‘农代会’妄图夺我们‘革委会’的权。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说‘革命委员会好’嘛，你们知青下乡接受思想改造，要支持‘革委会’，对你们也有好处！”
吃人嘴软，何况杨书记又扯起“再教育”的大旗呢！喝醉酒的知哥们胸口拍得咚咚响： “要得！贫下中农要我们保卫革委会，我们应当服从嘛！”
原来当时有所谓“派性”，农民中一些人在争权夺利。下一个逢场天，“农代会”的农民们到东岳镇公社所在地“夺权”。“农代会”中有个骨干农民，人称“谢疯子”，五十来岁。他穿件稀烂衣服，提起铁皮破话筒从场上走到场下，扯开喉咙高呼夺权口号，口沫子飞出几尺，确实活像个“疯子”！
知哥围上去乱骂：“谢疯子，你吼个毬啊?你破衣服肚脐眼都没有遮上，还痰迷心窍想夺权当官嗦？”
“谢疯子”瞪大血红眼珠怪叫：“知哥同志，我们‘农代会’造反派没得罪你们哈!你们当过红卫兵的，咋个忘了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造反有理’啊！”
“我们知哥饭都吃毬不饱，还造个鸡巴反？”众知哥哪由他分说，一边骂着，早踩扁“谢疯子”的宝贝话筒，又臭打他一顿。接着跑到公社大门口，把“农代会”的招牌踩成几截！
杨书记在暗中正看得高兴，我们也正闹得起劲，却听得“铛铛铛”一阵锣响，数百个衣衫褴楼、黄皮寡瘦的农民，拿着扁担、铡刀、锄头、火药枪……排山倒海般从场口扑来，乱吼着：“夺权啊！”“农代会要掌权啊！”“知哥‘撬杆’当保皇派，就朝死地弄啊!”
我们知哥慌张失措，却见另一边场口又有数百个同样衣衫褴楼、黄皮寡瘦的农民，一样拿着扁担、铡刀、锄头、火药枪……也在乱吼：“保卫革委会啊! ”“保卫红色政权啊!” “支持知青把造反派朝死地弄啊!”也排山倒海般涌来！
于是，古老东岳镇上响起喊杀声、惨叫声、乒乒乓乓的拼杀声。两边人马潮水般扑过来，又潮水般涌过去……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革委会”这边有骁勇善战的知哥帮忙，渐占上风，还生擒“农代会”干将“赵黑娃” （是镇中学的体育教师）。知哥把他捆得缠丝兔一般，一阵乱打：“你龟儿饭学校头‘叫咕咕’不想当，想夺权当官……简直乱想汤圆开水喝！”
知哥中陈胖又恐吓道：“赵黑娃，老实对你说，我们知哥不但操过‘扁挂’（指武术），搞武斗还耍惯枪炮，老子那时候一只手一杆枪，比《红岩》中双枪老太婆还历害！你们‘农代会’哪是对手?你快劝你们的人投降！”
知哥绑着“赵黑娃”，往“农代会”负隅顽抗的供销社冲去。“革委会”这派有个三十多岁的农民杜大汉，冲锋在前打得最起劲，狂呼乱吼：“知哥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啊！‘农代会’的杂种快快投降啊！”
到了供销社门口，里面“农代会”农民们见“赵黑娃”绑在最前面，就连忙叫：“不要
打，我们投降！”知哥见将大获全胜，雄赳赳跨进大院内。谁知“赵黑娃”挣脱就跑，我们还没回过神，“农代会”的人早扑过来，冷森森的梭标、杀猪刀一阵乱戳狂舞，寒光闪烁……我身边的知哥陈胖肚子戳进一梭标，“哎哟”一声倒地，杜大汉也惨叫一声：“妈呀，遭毬！”栽倒在地……
以下武斗场面无庸细述。结局是知哥陈胖肠子被戳断成几截，在邛崃县医院抢救了很久才脱险。农民中的杜大汉被活活被打死……此事惊动省城，当局后来逮了一个“农代会”小伙子（据说是凶手），处以重刑。
我们知青弄不清楚：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农民，为了啥子“革委会”、“农代会”而武斗流血送命?难道也象我们知哥一样，是受人利用吗?
那些对上山下乡运动中农民“再教育”知青至今仍抱赞赏态度的人，那些赞美和相信文革时期知青们能“同农民打成一片”的人，他们很可能没亲身经历过上面那些“阶级斗争”场面……以历史眼光来看，所谓“贫下中农”对知青的“再教育”，“贫下中农”只是幌子。“再教育”理论实质上是搧动“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和“阶级斗争”，是服务于“四人帮”之流阴谋政治的。所以1968年9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就赤裸裸地阐释所谓“再教育”的含义：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知识青年只有上山下乡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才能认识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罪恶，才能投入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
这些农村广阔天地的残酷现实，就是对我们的“再教育”！
九、一天“工分”只值两角多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唐朝李绅这首《悯农》诗，课本中学过。真正理解深意，却是当知青后。下乡后，我向农民学习稼穑，和农民一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我们那里，流臭汗干一天的全劳力，不过挣八九个工分。而十个工分仅值三角几分钱。农民就是一年到头干360天，最多能挣120元！难怪农民为工分，常争得脸红筋涨，日妈捣娘吵骂、打架。
许多农民挣不够工分，年终分口粮还得想法找钱“倒帮补”（常用术语）。这是那年头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
乡亲们吃苦耐劳，像老牛一样在贫瘠土地上，一年复一年劳作不已。有年我和农民们挑担子走二十里外的固驿镇上“公粮”，我只挑了80斤，已是走走停停累得半死。农民李大哥，体重不到一百斤，为多挣“工分”，却挑了180斤！其实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到三十岁就脸色浮肿身腰佝偻，活像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了！
上“公粮”的路上，口渴了，我和农民一起双手捧着路旁沟渠中的水，仰头就喝。明明晓得水很脏，但穷农民还有资格讲卫生吗！可叹的是，千辛万苦挑到固驿镇过称时，粮站“吃公事”的人大加挑剔，高矮说干湿不合格，要降级压称。乡亲们刚分辨两句，“吃公事”的就横眉毛绿眼睛、怪声怪气说：“咋个？不服气？不服气就挑转回去嘛！”
“妈哟，硬是比‘收租院’塑的打手还恶！”我们几个知哥小声乱骂。李大哥叹气说：“这年头当了农民，不就是变牛嘛……你们知哥这下可晓得农民遭孽啦！”
栽秧子以前，我和农民一道，将干泥巴用锄头一块块打成细泥，再合上粪便，用脚踩得稀烂。种谷秧时，秧盆装上这种合好的粪泥，用手扯一簇秧苗，在秧盆里裹上团粪泥，插
进田里——这是当地习惯的“栽挖粪秧”。秧子栽完，许多乡亲手杆上脚杆上，皮肤长起一串串红疹，俗话叫“得粪毒”，痒得要命，有的还溃烂化脓。我足足拖了一个多月才好！
秧苗长壮，还得薅一两回秧苗。那时“农业学大寨”，强调集体出工、人海战术。不管老大爷、小伙子、老太婆、小女子……上山打老虎一般，人头翻滚、浩浩荡荡。虽然是“大兵团作战”，却中看不中用，看似轰轰烈烈，却偷偷“磨洋工”者多，战绩甚差。
一年中最忙的是五月“双抢”，要抢收“小春”麦子，又要抢栽“大春”秧子，农民们劳作更是艰苦。当时又要玩“花架子”，每天半夜三更就出工，把人更弄得半死不活。
我“扎根屋”外还是月光淡白、星星眨眼，生产队刘队长凄厉而急促的出工哨子就吹响，将我梦中唤醒。刘队长经过我门前，高声丢下叫喊：“哟喂，光头儿，你再不起床出工学大寨，谨防年底不分口粮！”
我小声骂道：“妈的，才睡上三四个钟头，咋个半夜就出工了？硬是比地主周剥皮‘半夜鸡叫’还凶嗦?”
这时不过午夜三四点钟光景。我像梦游者，昏昏沉沉向打麦方向走去，脑中还留着残梦丝缕……到了麦田，月下闪烁着许多人影。其实乡亲们瞌睡都没有睡醒，大家都懒得说话。割麦子的人在“嚓嚓嚓”割，不时响起喊痛骂娘声：“哎哟，把老子大指拇都割伤啰！黑灯瞎火半夜出工，又不是做‘撬杆’！”
“咚咚咚！” 打麦子的壮汉们打着呵欠，机械地甩着手膀子……
我混在婆婆大娘队伍中，割了一个多时辰的麦子，实在发困。田坎边有块坟堆，我借抱麦子之机溜过去，头枕坟头就睡。只有这时我才体会到：能在坟边睡觉也其乐无比啊！
星隐去，月隐去，朝霞燃烧起来了……偷睡一觉的我一跃而起，匆忙混到出工队伍里，挥汗如雨……麦子割下了，我的任务是从地上抱起麦捆递给打麦的人。我一趟接一趟地下蹲、站起、奔跑，打麦者则咬牙切齿地高举、下甩……麦子甩在拌桶内，“咚咚咚”！
我们男人赤膊上阵，都没穿上衣。我的胸脯、双手被麦杆擦破，显出丝丝血痕，火辣辣痛……太阳很毒，汗滴如雨，落中眼中酸涩刺痛。乡亲们都懒得讲话，无可奈何地干着，不时打着呵欠……就这样干到上午十一点钟，终于盼响了下工哨子！
我逃也似跑回茅屋，以最快速度吞下两碗开水泡冷饭。骨头散了架，扔了碗倒头就睡。
下午两点钟，刘队长出工哨子又响起……我万分不情愿又无奈何。下蹲、站起，奔跑……没有一丝风，只有一轮红火太阳悬于头顶。
“咚咚咚！”旷野中只有打谷声、打谷声……又一直干到太阳落坡，终于盼晌下工哨音！出工农民都长舒口气，揩汗、喝水、喘粗气。工分员捏着破本本来记工分，全劳力10分。我是8分——折合人民币有二毛七。
许多农民在为工分争论吵嘴、骂娘，我早逃般跑回“扎根屋”。
夜幕压了下来，灿星织成了网。油灯如豆，形单影孤。米已不多，不敢吃得太饱，连喝三碗稀米汤。然后吹灭油灯，上床蜷卧。夜虫在屋外坟堆上鸣唱，屋内泻进几缕月光……只有这时，我才有几分惬意。但我害怕半夜催出工的哨音再起，搅破我暂忘愁苦的梦境！
这就是当年我这个穷知青的真实心态。也许有人会指责是怕苦怕累。但是，当流汗苦干一天，仅价值二角几分钱，在当时也只能买一包低价的“金沙江”香烟……我想这种指责是苍白的。
因为我当过穷知青，才深知“粒粒皆辛苦”，从此不敢暴殄天物。
十、“知哥”、“知妹” 搭汽车
身居异乡的知青，渴望回家，但车费成大问题。
我下乡三年，每三四个月要回成都一次。成都到邛崃路程不远，却颇潜酸辛。我不止一次搭不要钱的车。这当然得低三下四求司机，还得碰运气。成都至邛崃车费当时是二元一角，在无处挣钱的穷知青眼中，是个大数目。
那时，成都新南门汽车中心站河畔，停着一排排的货车，许多知青涎着脸求搭白车。
“师傅，搭个车嘛……”知青们畏缩不前地怯生生请求。
“我的车不开！”司机绷着脸，声音冰冷。我们穷知青就只好失望、尴尬，还得讪讪然装出笑脸。不肯发慈悲的司机跳上汽车，砰的声关上车门“轰隆”绝尘而去，屁股后喷出一长串浓烟……这时穷知青心中酸楚可想而知。
知青在这里搭车，下雨天也不肯错过机会离开，只好癞虾蟆般蹲在汽车下面避雨，凄凄可怜。我不只一次立在雨天细听雨打江波，遥望远处高耸的锦江宾馆，充满孤悲失落和搭不上车的焦急。一两天搭不上汽车是常事，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去……
愿意白搭知青的好司机当然也有——他的家中就或许有知青下乡！
新南门中心站搭不上车，一些知哥就到南郊红牌楼一带铤而走险：汽车减速时，飞跃而上强行搭车，到达目的地再窥便偷偷下车。这确实太具风险，一是司机发现要拖下车，把你弄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二是偷偷“飞车”，当然容易出危险，甚至丢命！
有次我偷爬车，汽车风驰电掣已开过前进公社，丝毫未减速。我急了，爬在车头上用拳头猛敲驾驶室。那个胖司机也被吓了一大跳，“嘎呀——”来个急刹车！我从车头上演杂技一般，砰砰砰连翻几个高难度的跟斗，滚在地上一动不动。
胖司机又吓又气，大骂：“你龟儿子要害老子嗦？在车脑壳上打雷！”他不管我死活，慌忙开车逃了。幸亏老天可怜，我未出大危险，只“哎哟哎哟”痛了十多天，瘸腿拄了根树棒棒走路。
知青搭车低三下四可怜，此中酸楚非过来人难解其味。下面是一则当时广为流传的有关知哥和知妹搭车不同遭遇的黑色幽默：
知哥去搭车，哀求道：“师傅，搭个车嘛！”
司机不愿意，挥手斥道：“搭啥子车?你快爬啊！” （川话中“爬”多为“滚蛋”、“走开”之意。）
知哥佯作憨痴说：“谢谢师傅了哈！”便爬上车。司机大怒，吼道：“你上汽车干啥子，快下来啊！”
知哥仍作傻冒样，笑容可掏连声道谢：“哎呀，师傅你太好啰，还要请我下来坐驾驶室。不麻烦了，我在车厢上就要得啰！”
司机又气又恼、哭笑不得，要么只好搭走这个死皮赖脸的知哥，要么就大骂以至打人。
如果知妹去搭车，则是另一种酸楚了。一些“骚师傅”请知妹坐驾驶室，借机“打干呵欠” （意指调戏）。汽开着，“骚师傅”动手动脚，一边开车一边动手动脚，摸知妹胸脯。知妹不好意思，躲闪道：“师、师傅，你干啥子哟?”
“骚师傅”嘻皮笑脸说：“嘻嘻……我在换档！”
知妹说：“师傅，换档的‘砣砣’在右边！”（用手指换档手柄）。
“骚师傅”更一脸烂笑，又摸知妹右边胸脯：“啊啊，右边右边！换档换档！”
知妹无可奈何：“哎呀，师傅你好怪啊！”
“骚师傅”说：“不快不快，才三档……嘻嘻!”
一切流行笑话都有其深刻社会意义。这则笑话看似无聊，却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年 “次等公民”知青的社会地位低下，及无奈的酸楚愤懑。
这个笑话决非杜撰。我有次搭车遭遇为这则笑话作个注脚。
有次我因急事要回成都，甩脚板走十多里路从生产队上到了东岳镇。一看场口停了辆解放牌卡车，是装生猪到成都府青路肉联厂的，我大喜。司机三十来岁，脸上长满青春疙瘩，红艳艳的满脸怒放。我陪笑：“师傅，搭个车嘛!”
他眼光斜扫，冷淡地说：“我今天不走!”
我怏怏然到场口另想它法。这时，有个漂亮知妹跑到汽车前，刻意地面露媚笑，低声细语请求：“师傅，让人家搭个车嘛。”
司机立马变了个人，满脸堆笑，脸上骚籽籽也越发红成一片，表示体内荷尔蒙已很兴奋。他立刻请知妹上驾驶室。
我晓得这又是个“骚师傅”，对我却大有好处！机不可失，我忙跑到汽车边，涎着脸求道：“师傅搭个车嘛，都是家乡成都人嘛!”
漂亮知妹也嗫嚅着说：“师傅，就让他顺便搭个车嘛！” “骚师傅”有些败兴，想了想，手一挥：“你要搭车，就爬上去嘛！”
我爬上车，吓一大跳：车上装了几十条臭气熏天的肥猪，上面蒙层棕绳大网防猪逃窜。我回家心切，心想：“管它娘的，就与猪猡为伍了！”
车开了，我躺在绳网上，屁股刚好坐在一位猪先生脊梁上。最初猪先生尚不介意，隔一阵不舒服了，愤怒地大叫一声，拱到另一边去了。车疾行晃动，绳网下的群猪挤来拱去，有的以彼背擦我背搔痒，有的猪先生把我当成可吃的食料，用长嘴咬我屁股……天不作美，又飘飘洒洒飞起细雨，此时此刻无异受刑！
我肚子头大骂那骚气旺盛的司机：“驾驶室明明可坐三人，却让老子爬到车厢上在猪群中受罪！”
我时时听见“骚师傅”那“嘻嘻嘻” 毫无顾忌的怪笑声。有时车歪歪扭扭失去控制，我想“骚师傅”此时怕正在“换错了档”吧!
我离家乡不远，回家尚如此艰难，不少千里之外的知青回家之难，可想而知！
知青用“和平方式”搭车不奏效，往往恼羞成怒：“妈的，软的不行来硬的！”便强行搭车甚至抢汽车。下面是我亲眼目睹当年发生在成都至雅安公路上的几组镜头：
镜头一：邛崃县城边，一辆卡车远处开来。公路上五六个知哥一字站开，整整齐齐抱拳作揖：“搭车！搭车！”司机也亡命，按着喇叭硬往前冲，破口大骂：“敢拦老子的车，碾死你龟儿活该！”
知哥见来势凶猛，急忙向路旁躲开。司机正得意，不料前方冒出另外几个知哥，乱骂：“你敢不给老子停车!”鹅卵石雨点般打来，驾驶室挡风被璃砸得稀烂！那拼命三郎的司机无奈急忙刹车，马上变得笑容可掬，最终还是挨了知哥一顿饱拳，搭上知哥慢悠悠（因车窗已砸破）开走了事……
镜头二：前进公社公路，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又遭拦车。司机早晓得知哥鹅卵石厉害，忙停下。一个当官的身穿中山服、头戴蓝呢帽子，伸出头来说：“车子小，不能搭人！知青同志，你们找另外的车吧，我要上省城开重要会议!”
和我同队的李老二瞪眼：“你们当官玩格够了，我们穷知哥就不能搭一盘车?”
当官的还在打官腔：“毛主席老人家要你们下来接受‘再教育’，好好劳动锻炼嘛，咋个兴乱拦汽车哦?”
知哥大怒，李老二砰地拉开轿车车，把司机撵下车。另外两三个知哥挤上去，将当官的卡在当中不能动。李老二把汽车发动，发疯似踩油门。那当官的脸色苍白，连呼：“要不得!要不得！”
李老二手艺臭，最终结局是把小轿车勇猛地开进了路旁水田烂泥中——熄火！
镜头三：临邛道上，一辆河南101公司大卡车又遭知哥拦截。车上装了几十个河南工人，他们公司驻雅安，大概沿途已被骚扰得恼火，憋一肚子闷气。到前进公社路段又遭拦车，工人们一窝蜂跳下汽事，手持钢钎、铁铲劈头盏脸冲来。知哥仓促迎战，奔到供销社抢锄头、铡刀反扑，人数虽少却比河南侉子们亡命得多。工人老大哥不能抵挡了，忙逃上汽车。其中一个青年动作慢了点，被我邻队的牛胖娃（就是被我男扮女妆骗过伙食的知哥）一匕首直杀到屁股深处！那青年工人惨叫着被车上人拖上去，汽车慌忙逃走……
此事影响很大。这车拖上伤员到成都警备司令部静坐请愿，要求严惩知青。但乱世中的乱事情太多，哪里去查？只是自此以后，成都警司便每天派全副武装的汽车，沿成都至雅安公路巡视，公路上这才清静了许多。
十一、“我要读书”挨暴打
前途茫茫无着落，农村岁月又十分艰苦，知青多在绝望中度日，但许多人也并未沉沦：有的在自学文学、音乐、医学，梦想有朝一日还能干一番事业。有的则勤勤恳恳劳动种田，“修补地球”。还有人养蜂、喂猪、学木匠……连“贫下中农”也要翘大拇指呢！
我们公社还有个外号叫“冲天炮”的知哥，不晓得从哪里找来一本厚厚的德国人写的啥子《军事学》，宝贝一样每天揣在怀中从不轻示人，还扬言：“我要把这本书读得滚瓜烂熟，专攻军事！毛主席不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准备打仗’吗？希特勒的闪电战算哪把夜壶？哪天战火打燃了，老子请缨出战，带一支人马，一天一夜直取龟儿子‘苏修’的莫斯科！”
他的话疯疯癫癫，惹来知哥中嘲笑声一片：“你一天一夜要直取莫斯科？坦克发飙也没得这么快嘛！你硬是坐‘冲天炮’、‘手电筒’直取人家莫斯科嗦？”
但我肚子里却敬佩“冲天炮”老兄，因为我深知：农村里无书可读，而这位老兄以前是最梦想读高中、上大学的……饥不择食，好不容易找了本啥子《军事学》，难免痴人说梦。
而我此时，也正深为无书可读而痛苦。我们这一代“老三届”（指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初中学生），本该陆续跨入大学校门，却撞上该死的“文化大革命”，充当“夺权”工具后，被强送到穷乡僻壤“接受再教育”，把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野之中。我们已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荒废学业的是整整—代人啊！
我虽生于贫寒之家，却自幼好学，更痴情于“大学梦”。在农村我一直在练习写作，还卖米买来邮票，把一些写的诗歌小说，寄给成都省革委办的叫《文艺革命》的刊物。虽然没发表我写的玩意儿，却承蒙刊物编辑回信，要我“认真接受再教育，作品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表现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不就写了些农村的风景吗？‘小资产阶级情调’？见鬼！”
作品不能发表，大学梦也早破碎了。但我现在还不到二十岁，总得找点有用的书读读吧！难道真的要像一些农民祝福我那样埋头种田，去拼命挣每天只值两毛多钱的“工分”？再在这“扎根屋”内讨个婆娘生“小光头儿”，“小光头儿”们二十年后再生“小小光头儿”——去等着当个农民老太爷？
不甘心啊！
可到哪里去找书呢？我去农民家中，心想哪怕找本“老皇历”看看，也总长点学问。但乡亲们说：“我们‘农二哥’活路都忙毬不赢，哪有闲心看啥子书哦！即使以前老辈子留几本烂书，‘破四旧’运动时也拿去揩屁股了嘛！”
一个叫万生的农村哥们，屋里翻了半天，咧嘴笑嘻嘻地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纸张，热情地说：“光头，你这么想看书，你看我从公社领的传单有没得看头？”
我接过一看，是些《怎样去做节扎手术》、《计划生育十讲》之类……我哭笑不得说：“老子婆娘都没有娶，看这些干啥子嘛！”
没有书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我决定回成都找些想读的书。
当时中国各地新华书店内，都只有被称为“雄文四卷”的《毛泽东选集》及鼓吹文革的宣传品。成都有条著名的春熙路上，却能找到许多“想读的书”。
这里就得多说两句了。文革前，春熙路是成都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还有一家著名的“成都古旧书店”。文革浩劫开始，1966年8月18日后，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的所谓"破四旧"运动开始。每天春熙路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队队眨眼间成为“红卫兵”的学生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擎起"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等巨幅横标，狂呼呐喊口号呼啸而过，"宣战书"、"声讨书"、"倡议书"、“告市民书"等传单雪花般空中飘飞……
1966年8月23日，成都市"破四旧"活动渐趋高潮。繁华中心街道春熙路、提督街、盐市口等成为主战场。春熙路也被改为“反帝路”。“红卫兵小将”们杀气腾腾砸掉"春熙路"路牌,将“反帝路”新街牌立在孙中山铜像前。此外，全市大改名，盐市口被改成"英雄口",牛市口被改为"胜利口"………每天无数汽车、板车拖着各类书籍、文物送进纸厂和垃圾场毁掉。
文革中春熙路还曾成为“文斗”、“武斗”阵地。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什么“司令”、“军长”、“团长”常派出人马在街头声嘶力竭“大辩论”，高音喇叭声如巨雷。大字报、大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孙中山铜像旁的市总工会大楼先后成为几个造反组织的“总部”，里面的“文攻武卫队”（即武斗队）时时枪声大作，还不时传来拷打俘虏的惨叫声。血腥武斗后，常见—辆又一辆的大卡车在春熙路上“抬尸游 行”，武斗队员们站在血肉模糊的死尸旁，咬牙切齿举枪高呼：“誓为死难战友报仇雪恨！”……
但很耐人寻味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67年以后，春熙路这个“破四旧”模范地盘上，孙中山铜像后面居然慢慢自发形成一个以旧图书为主的黑市市场，许多红卫兵把抄来的图书、文物卖钱。先是偷偷摸摸，后来明目张胆，黑市变得繁荣起来！我亲眼看见有一天轰隆隆开来吉普车，车上是成都九中的学生，掀下几麻袋图书，全是到布后街省文联抄来的。这几个“破四旧”的红卫兵每本三角、两角地把许多文艺图书卖了。无人买者(如五线谱、理论书之类)全撕得稀烂，满天飞舞，其后呼啸驱车而去……
除卖书外，这里也有粮票、布票、油票之类黑市票证交易，毛主席像章、军帽、乐器等也是交易中重要内容，这里几乎慢慢成了成了卖旧杂货的市场……..
下乡运动开始后，这里成了一所“社会大学”，因文革不能再进校读书而又充满求知欲的年轻人——许多就是一两年前抄书烧书的知青们，却在这所“社会大学”里如饥似渴寻觅图书“自学成才”。这个“黑市”屡屡被围剿，却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一次次野草般死而复生…….
我就要在这个“黑市”里买书读！
要买书就得有钱。家中贫穷，我回来“混伙食”已让老妈绞尽脑汁应对，哪还有钱给我买书？我翻箱倒柜，把所藏二十多个毛主席像章和一件御寒的旧棉衣，拿出来准备变钱。
老妈惊问：“你疯了！棉衣卖了，冬天你在乡坝头穿啥子？”
我一咬牙巴，发狠说一句：“我年轻，火气旺，不怕冷！”
我到春熙路“黑市”上，磨烂嘴皮，好不容易才卖了十多元钱。我喜气洋洋：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买书啦！
许多人（这之中有许多知青）手里捧着两本、三本书，在这“黑市”上买书、也卖书——他们其实是把这里当成露天图书馆，在交换图书。
我在人群中穿来钻去。一个看起来足有三十多岁的黑痩汉子，又穿件不合身的黑褂子，人显得更黑，活像个老农民。他在卖三本一套的《中国文学史》，我去和他讲价钱。
他说：“我老头当过国民党军官，我成份不好，1963年高中毕业难分配工作，就下放到凉山当老知青。我也喜欢读书，跑回成都几个月了……你是知哥小兄弟，八元钱，便宜卖给你！”
我连声道谢，买下这套书。接着又在市场中磨了很多嘴皮，在另外一个人那里买了一本小说《红岩》，还有一本《拍案惊奇》。
我双手抱着这几本书，如获至宝，欢喜异常：“这下子在乡下可有书看啦！”
正在高兴，“黑市”中人群大乱，有人惊惶失措大叫：“哎呀，‘纸火铺’抓人来啰！”
怎么回事？卖死人用品香蜡钱纸的铺子才叫“纸火铺”呀！原来，“四人帮”之流为镇压人民群众的不满，当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四川老百姓对这种仗势欺人的武斗组织十分憎恶，称其为“纸火铺”！
只见二十多个手膀子上戴红袖套、手握七九步枪的“纸火铺”民兵，恶狠狠地从街两头包抄而来，嘴巴里乱吼：“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啊！”
“黑市”上机灵一些的人早把手上的图书甩在地上，偷偷开溜。十多个像我这种把图书当成奇珍异宝的傻蛋，还有几个脚板跑慢了的人，被“纸火铺” 民兵用枪逼到孙中山铜像下，来个“人赃俱获”！我们立即被押到附近总工会大楼内的“纸火铺”前空坝子上。
直到此时，我并没有怎么惊慌，因为我觉得：买两本书，又犯了哪家子李法？
正在给自己壮胆，只见“纸火铺”民兵，先从抓来的几个三十多岁的人身上搜尽钱物，不由分说就是一阵暴打，边打边骂：“胆敢投机倒把，破坏革命秩序！”打得那些人皮开肉绽喊爹喊娘……尤其是那个卖《中国文学史》的凉山老知哥，挨得最惨。“纸火铺” 民兵用枪托连连撞打他干痩的胸部，大骂：“都逮你几回了，你龟儿子还敢在这里做买卖！”
凉山老知哥发出凄惨呼痛声：“哎哟，我想读书，不就在这里交换书嘛……”话音未落，“纸火铺”两三个民兵齐围上去：“你狗日的还敢嚼嘴！”
咚咚咚，凉山老知哥又挨了狠狠的几拳几脚，他痛得叫都叫不出声来，口角流血抽着气蜷缩地上。
我看得心惊肉跳。这时候，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像个“纸火铺”的头头，走到我身边眯细眼冷冷问：“你是干啥子名堂的？”
我回答：“知哥，下放邛崃。”
矮胖子说：“当知哥不好生接受再教育，为啥子来黑市上投机倒把？”
我说：“我要读书，到这里买了几本书看，咋个是投机倒把？”
矮胖子从我手上把书一本一本地看了好一阵，勃然大怒说：“你还狡辩，你罪行比投机倒把还严重！你看你买的尽是啥子书？《拍案惊奇》、《文学史》……全他妈黄色小说和‘封资修’的货色！”
我有些胆怯了，因为那年头，把明朝话本小说《拍案惊奇》划入“黄色小说”，我是不敢分辨的。我只有另找话说：“《红岩》是革命小说，咋个又成了‘封资修’啰？”
话音未落，我已重重挨了左右开弓的两耳光，打得我头冒金星。
矮胖子双手叉腰说：“革命小说？你哄老子不懂嗦？《红岩》是哪个写的？叛徒罗广斌写的！1 9 6 8年3月份，北京举办5000多人参加的四川‘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子去参加过！江青同志在《3．1 5讲话》中亲口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 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莹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罗广斌不是叛徒，还会跳楼自杀脑壳摔成烂西瓜？你龟儿子汉源花椒，想麻老子？”
我脸上被打得烧乎乎的，哽咽着说：“我是知青，想读书，才到这里买了几本书看……我又没犯法，你、你咋个随便打人？”
矮胖子口气缓和了一些，说：“你想读书？你学校里中的毒还少了？你当知青，就该老老实实去劳动改造，改造世界观，还想读这些‘封资修’的书，继续中毒？”他一指坝子那边还在挨打的那些人，又说：“小伙子，给你说句老实话，老子要不是看你是下乡不久的知青，不把你和他们一样抓起来，好生‘修理’几天才怪！你还一口一个‘想读书’，读你妈个铲铲书！”
坝子中央已燃起火，被缴获的图书都被抛入火堆中。矮胖子把我买的书也丢过去，我眼睁睁地看着烧得呼呼响，片刻化成股股黑烟……
蒙矮胖子开恩，我被“教育”了一阵，放了出来。
第二天，我好不容易搭车回到邛崃乡下，像生了一场病。我对同队知哥李老二说：“以前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高玉宝写的《我要读书》，说地主不准他读书。妈的个屄，如今老子想读书也有罪，我说了句‘想读书’，就挨狗日的两巴掌！”
说实话，我此时不但对读书不再敢有奢望，甚至对世间万事都已绝望，心里悲凉之极！我“扎根屋”外有对旧磨盘，用来作杠铃举重锻炼身体。这天，我把穿磨盘的铁棒以两元钱卖给幺店子，和李老二买了两斤烧酒、几个麻饼，坐在田坎上你一口我一口地乱灌，从黄昏灌到寒月东升……直至酩酊大醉！
这绝望悲凉的情景，非过来人可能很难理解，但我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文革结束的1978年我考入大学后，回想往事感慨万端，曾写了首《沁园春•忆知青生活》：
遥想当年，我正青春，逼离故乡。斫生柴带叶，自炊饭食。临邛道上，强习稼穑。风雨黄昏，破歪草屋，泥壁寒虫叫断肠。夜深后，唯孤灯伴我，何等凄凉！
前途真是茫茫，唤几个知青醉一场。望蜀西冷月，清亮如水。读书无望，学校何方？一曲哀歌，三杯苦酒，长啸倚窗几欲狂……八年矣！忆荒村残月，还觉情伤！
十二、告别农村悲喜剧
后人也许不清楚：就在无数知青对升学读书完全绝望时，其实文革中还是有人读大学
的，因为毛泽东1968年7月就有“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只不过要想跨进大学门坎，首先要取得工人或农民的资格（见《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编者按）。
这些大学生美其名曰“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废除考试，改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见《 教育大事记》，第433页）。
这个“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给利用职权“走后门”者大开方便之门。后来风糜天下
“走后门”这个特殊词句，就是那个年代开始大流行的。
连以往“不入流”的公社乃至大队、小生产队的“干部”们此时也身价倍增粉墨登场，
扮演上“走后门”重要角色！各地县、社、队干部大都利用职权强占下乡知青的名额，为自己子女、亲友“开后门”。
以后几年搞得更不像话，这些“歪人”、“土皇帝”把自已娃娃依次排队，四川省有个公社，1974年时计划“推荐”“贫下中农子女”上大学的名单，居然已排到1987年！（见文革后《人民日报》1978年5月2日披露）
于是，知青中为了被“推荐”，请客送礼、溜须拍马不择手段。女的不惜“献身”、男
的不怕拼命，也非少数……
话且拉回。1969年后，出现耐人寻味的现象：毛泽东喜怒无常，许多文革初期被他下令打到的各级“老干部”，又在他老人家旨意下官复原职了。这些“老干部”中不少人，大概受过打倒下台的教训，已深得“有权不用、过时作废”之三昧，“走后门”更肆无忌惮。于是“特权”大行其道：“老干部”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参军的参军……
知青们激愤地把几年前“破四旧”时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读书，老子狗熊儿务农。”
像我这种平头穷百姓子女，哪敢去痴想读啥子大学啊？虽切齿痛恨，但也无可奈何！
1970年冬季后，正日渐绝望之际，却陆续传来知青可以招工回城的消息。赶场天，东岳镇上知青相见，无论男女，都交头接耳，或悲或喜、或笑或叹……喧嚣躁动的情景，给一向死气沉沉的东岳镇添上许多神鬼莫测的气氛！
不久后，我公社果然有二十多名知青填了招工表。
最先填表的是一位姓刘的知妹。听说是个干部子女，我见过。她脸上笑容总是甜甜的，外貌不讨厌。据说刘知妹“再教育”中“表现”很好，其典型“光辉事迹”，是说她有次正在田坎上走路，前头老水牛突然瞪起牛卵子眼晴，又停下蹄子，然后“哗啦啦”屙出足有十多二十斤重的一大堆牛屎。
刘知妹惊叹一声：“啊哟，‘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嘛，太可惜了！”
刘知妹马上挽起袖子，像捡宝贝一样，弯腰躬身把这一大堆热气腾腾、异香扑鼻的稀牛屎，一捧一捧地送到田中……不久后，刘知妹就招工到了邛崃县，听说还在“县革委”中当了个啥委员呢！
刘知妹捧牛屎当委员不打紧，可把公社其他知哥知妹弄得心慌了！
有人“发杂音”说：“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既然‘再教育’得好，就该留在乡坝头发挥作用嘛，咋个反而弄去当官？知青在农村又不是‘劳改’，咋个和‘劳改’分子表现好就提前释放一个样？日妈的，以后‘表现好’的全招光，农村就全剩下偷鸡摸狗的坏蛋啰！”想想，也确实是“话丑理端”。难怪后来“副统帅”林彪的大公子林立果在《5•71工程纪要》中也说：“知青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更多的知青说：“遭毬，看起来要表现好才招得了工！老子二天也去挣表现！捧牛屎！”
立刻有知哥反驳：“人家捧牛屎你也去捧牛屎？知哥知妹啥子不做，全跟在牛沟子（沟子，川话指屁股）后头，都去捧牛屎，知青不都成了疯子啰？你龟儿子要‘挣表现’，就要有发明创造嘛！你最好买两刀草纸，牛一屙屎，你就去给牛揩屁股——这才叫爱护公家财产啊，比捧牛屎又进步啦！”
我们公社知哥中怨声载道，乱“涮坛子”（说怪话）：“我日他先人板板啊！这二年‘朝中有人好做官’、‘请客送礼把事办’、‘表现好不如资格老’、‘来得早不如运气好’……唉，老子投错了胎，妈、老汉穷百姓一个，又没得钱送‘手榴弹’（作者注：指送酒）和‘二十响’（作者注：指送烟）……老子看来只有在乡坝头当‘劳改’分子，把‘牢底坐穿’啰！”
奇谈怪论太多，说也说不完。
招工指标有限，“走后门”恶风盛行。知青被严酷现实惊醒，理想早就崩溃。
总之，此后“挣表现”成了知青嘴巴头最常见的话语。我只有竖起双耳，昏头昏脑的倾听种种五花八门的消息，希望能吃几颗定心丸。
在这风云变幻的岁月，在这凄冷阴晦的寒冬，“扎根屋”内的我，却可说是心急如焚、心乱如麻！每晚草屋外夜风怒嚎，草屋内冷气嗖嗖。孤灯之下，形影相吊。我发呆想：“妈哟，我跳过‘丰收舞’，又‘逗’过狗，‘农业学大寨’出工又不展劲……更不用说想都不曾想过要用手去捧啥子臭牛屎！牛屙屎，找把锄头挖到田头不更好？偏偏装疯迷窍样要用手去捧！唉，这年头怪花样多，招工还轮得到我嗦？”
我只好在日记本上写点宽慰自己的空话：“我也只有在队上拼命做活，‘挣表现’再说，伸长脖子盼望第二批、第三批知青的调动了！心乱得紧！李白有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啥子时候我才能……”
寒风夜嚎，从心到身都冷透——写不下去了！
自此咬起牙巴每天日出日落出工，背太阳过山修补地球……如今才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滋味！
又隔几个月，四川化工厂来招工。表现比我和李老二都好一些的李老大，费了一番周折，笑眯眯地扛着铺盖卷溜了。
这时我更心慌了，见生产队的农民就溜须拍马，谄笑说：“要是再招工，不要乱下烂药哈！”农民们拖声曳调说：“哟喂，你们走不走，我们‘农二哥’的话顶个屁用！你们三个知哥到这里，活路又没干啥子，每年还要分脱上千斤谷子。你们都‘爬’了，我们生产队一百来个人，每个还可多分十来斤谷子——阻拦你们捞毬哦！”
实话，大实话！知青到农村，农民也是有苦难言。何况我们下乡的邛崃县，民风本就比较淳朴。乡亲们对我们三个有些“扯怪”的知哥，从未整过、害过我们。他们本身艰难度日，虽说不上帮我们啥子忙，但对我们也心存同情。
颈项都盼长了，终于熬到1971年秋。这年，当局招工政策稍有松动，主要是实行父母退休知青顶替制。最初是建筑、矿井等重体力系统的职工子女，可以去抢父母的饭碗。
有天，生产队周副队长，一个转业军人，从东岳镇公社回队，皮笑肉不笑地递一张纸给我：“光头，要请客哈！”
这次是四川省建筑公司来招工。我父亲原是省建三公司电工，1967年去世。我一家人大费一番周折，好歹去奋斗了个“家属子弟”。公社干部本来要把名额全分给所谓“表现好”的知青，但上面红头文件有“顶替制度”，最后只好把那招工登记表给了我。
招工表，这朝思暮想的“特赦书”啊！我捧着它，几颗泪水落在这张薄薄的纸上……
住在邛崃县委招待所的招工组成员们，不过是建筑公司的普通干部和工人，这时候却一个个威风凛凛，那气势和钦差大臣差不多。下放邛崃县的许多成都知哥、知妹，无缘得招工表，却又听说这次除招“家属子弟”外还有一些名额，就像蜜蜂闻花香一样蜂拥而至。他们跑到招待所，却又焦躁不安变成热锅上的蚂蚁！
这些知哥、知妹，忸忸捏捏欲前又退，强装笑脸去和倨然高坐的招工组成员搭讪、讨好，纷纷自我介绍：“我有特长！”
那场景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有的在屋外公鸡打鸣式唱歌，有的“杀鸡杀鸭”拉二胡，有的扯起喉咙用“椒盐普通话”朗诵毛主席诗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同队的李老二也苦瓜脸一张，神不守舍地在招待所内乱窜。
最可怜的是我们公社一个叫“夜壶”的矮知哥，不善言辞，就在招待所过道间偏偏歪歪地头脚倒立拿大顶，接着又翻斤斗。哪晓得这老兄武艺又臭，重重摔在地上还不敢呻唤，痛得挤眉眨眼一脸怪象！
我看了暗自可怜！因为招工组哪有兴趣看这些知青“卖艺”啊？倒有几个成员眉开眼笑地在和漂亮知妹们“搭野白”、“打干呵欠”……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默默凝视很久已很破败的“扎根屋”。半边房顶茅草已空，缕缕月光直射屋内……我一个人用破箩筐挑上极其简单的“家当”，终于毫不留恋地地迈步，离开生产队到公社集中。这时候，我有种成功逃亡的感觉！
走了约半里路回头一望，那住了三年的“扎根屋”，在如水的月光下只剩一团黑影，似乎还有个人影在我屋子前……是谁？我正奇怪，旷野中突然传来一声凄厉叫喊：“啊呀呀——都走了，老子咋个办啊！”
叫声如野狼哀嚎。我打了个冷颤：那是李老二在嚎啕大哭！我和他是难兄难弟，我一走，他老兄一个人“扎根”农村的痛苦不言而喻……果然，后来得知：自我走后他神魂颠倒，每天晚上孤魂野鬼一样独坐坟头发呆，或乱吼《夜半歌声》，常是通宵不寐！直至两年后他才招工回城。
我终于离开农村，当了个建筑工地的小木匠。后来考大学、当医师、治学、写书……
此后我公社的知哥知妹削尖脑袋各寻门路：有父母单位“内招”照顾的，有找门路开后门的，有乱吞麻黄素片装高血压或刺破指头尿里滴血装肾炎办病退的……一个接一个都走了。最后残留农村的弄得疯疯癫癫，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农民说：“拐毬，招工弄成神经病啰！”
那位自学《军事学》、外号叫“冲天炮”的知哥，声称“一天一夜可以直取‘苏修’莫斯科”，却因出身不好几年后仍没调出邛崃县半步。听说“冲天炮”后来成了疯子，每天打胡乱说，把灶台当成茅坑，把粪便当成干饭……
1979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知青们最终以不同方式回了城。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我们前进公社近三百名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编辑、教师、医生、各级领导……不知“冲天炮”老兄病情痊愈后，当上军事家否?
曾被近三百名知青喧嚣数载的临邛古镇沉寂下来——“知青”成了农民嘴中历史性名词，茶余饭后出现。比如我“打拳献艺讨棺材板板烧饭”的轶事，至今在当地流传……
我的这篇杂忆，本应打住话头，但想摘录法国学者米歇尔•波恩所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1968--1988》书中几段话：
“下乡运动从一开始便发生许多问题。知青在适应农村生活， 与农民的关系，社会地位和个人前途上都有非常大的困难。许多知青都不是自愿下乡的。农民在接待知青上也很勉强，他们觉得这些城市青年是个负担。至于知青的父母更是担心孩子的前途，亦不满意接济收入不够维持生活的孩子。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令七十年代的社会气氛日益恶化……把红卫兵和其它城市青年大量遣送下乡，是结束红卫兵武斗和恢复社会治安的有效方法。下乡运动虽然体现了毛泽东权力的辉煌胜利，但是它所引起的不满情绪亦集中在运动发起人身上。七十年毛泽东威信降得最低的，是在红卫兵和知青的一代。知青虽然没有被彻底改造成功，但由于经历了文革和下乡等独特的运动，他们已被塑造成一代有特别政治思想的人……这一代人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或‘迷茫的一代’ ，也被称为‘思考的一代’……下乡这一代大概不会产生科技方面的卓越人才，但是却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工作者……”
我不专门研究知青问题，不知这位外国学者的话对否?
文革结束后，有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常说什么知青们“青春无悔”。
说实话，对此我很莫名其妙。站在个人角度讲：我们这失去教育的整整一代人，把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野之中，成为动乱年代的无情牺牲品，给无数知青家庭带来无穷尽的痛苦……我们能说“青春无悔”么？
站在大的角度讲：纵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作为文革极左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整个中国社会制造了巨大的动荡和损失，客观上也使我国的科技、文化、教育出现了整整一代人的断层，社会风气出现前所未有的恶化，给贫穷落后的农村带去更多的负担和麻烦……我们能说“青春无悔”么？
当然，不少知青那一言难尽的农村岁月经历，永远成为自己人生中一笔最大财富。许多过来人常说：“老子知青都当过，还有什么苦不能吃？”这成为促使他们日后在各行各业奋斗的无穷动力，故尔十分怀念那段受锻炼折磨的青春岁月。一些当过知青的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也说“青春无悔”。但这决非认为当知青是快乐往事——有谁还愿意再去当一回？
要完整全面评论知青史，也许还有待时日。千百万曾当过知青的人或许感悟不同，但那一言难尽的农村岁月经历，都终生难忘。
知青们从下乡再返城，历史在这里打个死结，至今还留有许多后患问题（如下岗人群等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多人，正是当年失去教育的知青）。
知青运动，给中国现代社会留下太多的挫折教训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