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新《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一书的笔记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这种生化武器是什么？老何承认其实他也不知道。“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是人家能大胆假设：“但从有关史料（老缺注：从不放过任何掉书袋机会的何大拿在此可能是忘了注明是什么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

根据史料（老缺注：未注是何种史料，同上）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老缺注：此处与下一自然段是现代医学对“出血热”的研究结果，与汉武时期的瘟疫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当然亦不排除可以认定同一的可能性。）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匈奴人如何使用这种生化武器呢？何大拿接着作惊人之语：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匈奴人使用生化武器的直接后果是：

武帝名将霍去病早夭，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死因于史并无记载。但何大拿凭《汉书》本传记的一句话：“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而断定，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所以这位年轻将领之死“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且不说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本缺注：实际是一场宫廷之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更令人佩服其敢于大胆设想的是这场“生化战”的结果，是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1.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激化了社会矛盾。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

3.形成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新学说。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就屡发“大疫”，是为“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的先兆。至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大疫猛烈，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由此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朝代的更替皆因“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4.刺激了宗教的发展。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

5.据以形成了当时的文学特点。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夭折短寿或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老缺注：请注意这是一个非逻辑的结论：当时很多人死于瘟疫——建安七子死了——所以他们也死于瘟疫。）”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

6.在哲学领域亦有作用。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例如“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而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老缺注：其实人家曹丕不就是打了个比方！）

7.导致了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8.领导服装新潮流并间接造就二十世纪的一代文学宗师。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拉动制酒业的社会内需。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10.开创一代懒人之睡风并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吾等。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老缺注：俺怎么记得“闭关”是和尚才干的事？）

11.赋予民间纪念屈子仪式以新的文化内涵。《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12.对中古欧亚历史和文学也有深刻的影响。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

13.最终导致了匈奴部族自身的灭绝。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

整理后记：以上红字为老缺所注，其余为何大拿原文。

农历乙酉年元月初十四于北京东便门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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