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下乡知青，但严格的说应是回乡知青。六八年七月哥哥姐姐响应号召，一同到内蒙落户插队去了，不到一个月，噩耗也降临到我的头上。由于父亲所谓的种种历史问题，六八年八月我随父母还有奶奶一起被遣送回山东老家，那年我才十三岁。在那里我经受了许多同龄人没有受到过的磨难，所以一提起那里我就很伤心，也很激动。毕竟哪里留有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留有我洒过汗水的土地，布满我脚印的山岗，还有我亲手种植的树木。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那些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关怀的人们，更有那割不断的一丝丝乡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回了第一次原籍，并因此解开了我对原籍的种种怨恨。

 

我与厂领导去威海出差，办完公事返津。我们在烟台登上返回天津的列车，当列车快到莱阳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回原籍去看看。厂领导爽快地答应了，并准予我三天的假期。莱阳站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在车站前多了许多做生意的小商贩，车站前的街道变化也不大。我在车站前徘徊、犹豫，车是下了，我要到哪里去？回那个曾经给留下许多痛苦的村庄？回去找谁看谁？还是到邻村的朋友家？他们还认我不认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回想当初回乡时，我们要吃没吃的，生活用具也十分缺乏，就连做饭的柴火也没有。虽说刚安顿下来时，父亲单位给了那点可怜的安家费，那可是杯水车薪呀，一花就完。当时没有人敢帮助我们，处处遇到的都是横眉冷对，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物质方面的缺乏还能将就，精神上的迫害就更可怕了。我挑回的水，前面那桶水还可以食用可后面那桶水里，常常会被一些孩子扔进石头、泥沙，甚至还会有吐的口水。夜里常常会被砸门砸窗的声音所惊醒，糊窗的纸也经常被捅破，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会有打倒我父亲的口号声。闷的傍晚，村民们都到户外乘凉，我不敢出去乘凉，因为，我一出去就会遭到多个孩子的同时攻击。不是我不敢与他们打斗，如果是单打独斗，就那么几个营养不良的孩子，我还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次我出去玩耍时，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孩子欺负我，随后我们发生争吵，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他们交了手，我将两个孩子的鼻血打了出来。可那些村民们，不去管教自己的孩子惹事生非，反而逼迫我父母去给他们赔礼道歉，还得赔偿钱物。面对这一切，逞强好胜我，不得不认输，成为一个任人欺负的孩子，处处躲躲避着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对我们不友善？是不是我的祖辈真有什么欺男霸女的行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由于那时我还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压迫，更不懂阶级的由来。我父母没有向我讲过我们家祖先的历史，也没有讲过父母的经历，我对我的祖先和这个家庭的历史是一片空白。遣送我们时，我父亲单位那位姓孟的头头所说的话，一次次地在我脑海里翻滚：“你爷爷是大地主，你父亲当过伪乡长，背这盒子枪，牵着狼狗，提着马鞭子，鱼肉乡民。”面对这些现实状况，我相信了,如果是假的，这些人也不会如此地对待我们。我恨这个家庭，更恨自己降生在这个家庭里。

 

刚送回原籍时，我父母还准备让我继续上学，可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使我放弃了继续上学的念头。那时，村里的小学教室散落在村内，哪里有空闲的较大的房屋，就拿它来当教室。在我们的住处附近，就有三间空闲的破旧不堪的房屋做为教室。遣送回原籍的第三天我准备上学去，想看一看这里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就到这个教室来了。我站在教室门口向里观看，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各式各样的凳子上，有的甚至坐在石块和土坯上，用土坯当腿上面放一块长木板就是课桌。墙壁因长年的烟熏火燎已经呈褐色的。黑板是用水泥加墨汁抹成的，黑板的正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标准像两侧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这是一间无法与正规教室相比的教室，是一间简陋的不能在简陋的教室了。

 

此时，教室内一位男教师背对着门口，正在训斥着一位男学生，他说的胶东话我还听不太懂。那时我是这个村里的新闻人物，我走到那都免不了让别人向我行“注目礼”。我一到教室的门口，里面学生的目光自然就被我吸引过来，那位正在气头上的男教师，发现他属下的目光都向门外看，他也转过身来观看，发现我这个“狗崽子”在教室的门口，影响到他的尊严，不由的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大声咆哮道：“你在这里看什么！”当时我一愣，茫然不知所措。这位教师见我不走，就急步向门口走来，嘴里嘟囔的什么我没有听清。这时我才意识到情况不妙，这位歇斯底里的教师是冲我来的，我赶紧转身逃掉，好似漏网之鱼。我逃离了那个教室，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难道这就是我要去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我能学到什么？我怕了，怕那个教师更怕那些学生。当天晚上我与父母说，我不准备上学了，我害怕他们。那时候我父母也顾不了许多了，生存是最关键的问题，从此我失学了。

 

在我们被遣送回去第五天的夜里，村里召开了批判我父亲的大会，就在这次批判大会结束后，我对我的家庭有了新的认识。当开批判会的通知下来后，我很矛盾，我不愿意去开会，因为我将面对着的是，贫下中农们的诉苦和那些斗争的场面。可我又特别想知道，我的祖辈父辈到地都有那些罪恶。我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来到会场，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偷偷地坐在那里，等候着历史的重现。

 

会场设在村里的联中（学校），主席台是用石块与泥土砌成的，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大小，两盏明亮的汽灯，挂在主席台的两侧，台下坐着一院子来开会的全村社员，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我父亲和文革中常出现的那些标语。一位老师带领着一群学生正在唱着“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等歌曲。此时的我，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不敢抬头观看，好像我是在等候着历史的判决。当主持人宣布批判大会开始，我父亲与那些被管制的分子，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由全副武装的民兵押上了台。今天是召开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所以，我父亲走在那些被管制分子的最前面，并押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左右一边一个民兵持枪而立。

 

一位村干部宣布了对我父亲的管制决定后，再由村民们揭发批判。第一位上台发言的人，是一位与我父亲年龄不相上下的人，他一上台就打了我父亲一巴掌，引得下面的社员一阵大笑，并伴有一阵一阵的口号声。令我最难堪的场面出现了，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我真不敢去想。场面逐渐平静下来，这位批判者就问我父亲：XXX你记不记得你打过我！我父亲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位又说：“今天共产党给我作主，我还回来了！”由于他没有文化，也可能是他第一次在当众讲话，讲得语无伦次，车轱辘话来回说，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父亲为何打他的原因。我还从接下来的几位批判者口中得知，我们家曾是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地主，有三四百亩地，有着全村最大的院落，家里常年雇有长工，养了不少的骡马。其中有一位批判者，用手指着会场四周的房屋说：“这些房屋都是他们当年剥削我们的见证，这几间是存放粮食的房间，哪几间是住长工的房间，……。”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召开批判大会会场周围的房屋，就是我祖先当年居住过的房屋，我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大院落中的。

 

批判大会在我的期盼中结束了，此时我反而想让这个批判会在继续开下去，因为，我很想知道我的祖先们是怎样的人，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令我欣慰的是，听了半夜批判大会的内容，除了说我父亲打过一个人外，没有听到那些鱼肉乡民的事情，更没有那些欺男霸女的事情。只不过说了些我家以前的日子如何富裕，贫下中农们如何穷。为何过得富裕我没有听明白，只听说是靠剥削贫下中农们才过上好日子的，如何剥削的也没有听明白。

 

回到家中，我问父亲为何打人？父亲苦笑着回答：“他该打！”然后就闭口不言了。好奇的心理促使我，想多了解一点过去我家的历史，但当时我父母不敢对我讲那些过去东西，怕我这个不知深浅的孩子在外惹事，他们始终没有对我讲过，任何关于我家过去的历史。所以，当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从村民的闲谈中得知的。

 

我的祖辈们都是当地的名绅。我爷爷哥仨，我爷爷是老大，因是长子，在家里主管一切事物。我二爷山东农学院毕业后，在家乡办学校、农场、苗圃、养殖场等。什么“鸡屋子”“猪窝子”“南园子”等这些地名，都与当年我二爷的这些活动有关。我姑奶奶嫁到莱阳城北的一户地主。我父亲是独生子，在大排行中是老大，在天津的河北工业学院毕业后回乡，帮助我二爷经营农场和养殖场，还当过教师。在抗日战争中，曾当过几年的乡长，带领着乡队与日本鬼子打过仗。我的两位叔伯叔叔在抗战期间，弃笔投戎，报考了黄埔军校，也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过。我姥爷是莱阳城北关的一户地主，我母亲还是我村第一任的妇女主任。我还从村民们的口中得知，我家以前在烟台、大连、营口等地由买卖，在烟台还有一大片果园。我在原籍的那几年，经常听到村民提到什么芽接、枝接、土接的果树嫁接术语，还有什么“巴克夏、约克夏”优良品种的猪，还有“来航鸡”什么的，这些都是当年我二爷与我父亲引进的，至今还是那里致富的强项。总之，从这些村民的嘴里，听不到我的祖辈和父辈有任何劣迹，更听不到那些欺男霸女的事情来。关于我父亲打人一事，原来是这样的。当年我父亲在家乡任教时，在家乡办了一个夜校，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年轻人夜晚来夜校学习。我父亲费了好大的辛苦，才从封建保守的乡亲们中，动员了一些孩子们上夜校，其中包括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开课时间不长，那位曾被我父亲打过的人却说：黑灯瞎火地大姑娘小媳妇在一起准没有好事。这话传了出去，许多家长都不让孩子们去上夜校学习了，这个夜校也因此而停办了。我父亲找他理论时，一气之下打了这位说怪话的人一巴掌。

 

还有一个现象很令我很奇怪，我们本村的人，对我们畏之如虎，唯恐占了我们的光。邻村的人好像就不那么怕与我们交往，有的邻村人还主动与我父亲打招呼，或者向我父亲问一声“老师好！”更有甚者还对我父亲挑大拇哥呢。面对这些情况，我就更不明白了，我很疑惑。后来，我父亲平反后，在与我父亲的闲聊中，我才明白这些情况的由来。

 

那些向我父亲问好的人，以前是我父亲的学生。在我父亲当乡长时，对附近村庄的人与事都有过照顾，所以他们对我父亲很尊敬。抗战期间我原籍兵荒马乱，当时在莱阳的各种势力中，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县大队。在这三种主要力量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是可能结成联盟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按道理讲，日伪军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军共同的敌人，但有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同伪军或日军暗地里进行勾结，对付共产党。县城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村往东十里地的万第镇，被国民党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占着，共产党的武装，在万第镇东面海阳县与莱阳县地界的大山中。日本鬼子与汉奸队白天活动，但是不敢离莱阳城太远，那帮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他们双方是互不侵犯的，但对共产党这双方都打。一到晚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组织和宣传抗日运动，他们的活动处于地下不敢公开。我的一位表叔（我姑奶奶的儿子），当时是当时莱阳县的书记，曾多次派人在夜里，给我父亲送马列方面的书籍和抗日方面的宣传材料。由于那时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处处提防那两方面的敌对势力，经常使偷偷地来偷偷地去，神出鬼没的。有一次我表叔想找我父亲谈谈，夜里派人来请我父亲，他派来的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两人的关系，在夜里偷偷地翻墙进去，将我父亲抓住。由于前几天闹土匪，闹得人心惶惶，我父亲以为他们是土匪呢，就趁他们没注意，撞倒了身边的看守跑掉了。后来才知道，在这些“抓”我父亲的人中，就有我们邻村的人，都是些地下活动者。那个向我父亲挑大拇哥的人，就是当年来“抓”我父亲中的一位。我父亲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辞掉了乡长一职，到外地做生意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地明白了，这些村民们当时的举动，也并非是对我们有什么刻骨仇恨，只不过是形势的需要而已，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村里按姓氏分了三大宗派，各宗派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现象，斗来斗去连绵不断，无论是哪家宗派掌权，最后还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用我们当攻击对方的引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嫉妒”这个可怕的因素，才导致了一些愚昧和无奈的村民，对我们作出了种种不尊重的事情来。

 

我的原籍地处胶东半岛的中部，曾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山村，村庄的四周种植了许多杏树，有着满山的果树和层层梯田。由于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把村里的杏树几乎伐光了，拿去炼了钢铁。再加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村民们的心都给搞散了，人也搞懒了，自然也就从一个富裕的山村，变成一个贫穷的山村了。在那个时代里，越穷越搞运动，越搞运动越穷。

 

在这种的环境中，象我这样的“狗崽子”是被冷落的，处处受到排挤和压制，虽说后来对我父亲落实了部分政策，但是不彻底，所以我很难从被压抑的阴影中走出。国家给与知青的政策我也没有享受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什么招工呀、升学呀根本就没有我的份，压根你就别想。我在本村的朋友不多，不是我不想朋友，而是怕给人家添麻烦，也很少有人愿意与我这个“狗崽子”做朋友。为了少给父母惹麻烦，我不敢多说话，只会认真地劳动，努力地学习农业技术，用劳动成果来驱赶我心中的苦闷。二十来岁时就是队上的技术骨干了，扶犁耕地、扶耧下种、赶马车等有点技术性的农活，我是样样精通，在本村的同龄人中无人可比，可挣的工分却比同龄人少。记得有一位老农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家几辈都没出个会种地的人，没想到现在出了个你。”

 

多年的非人待遇和艰苦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的发育，一米七七的身高，在村里也算是一个相貌堂堂英俊后生了。虽说没有上过中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毕竟是大城市里走出来的，比那些村里的初中生们强多了。面对这些情况，使我产生了要离开这里的念头，到哪里去？我很茫然。

 

本小队有一位姓李姑娘，比我小一岁，由于家境困难，她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参加生产劳动了。我两人在劳动中，互相的配合很默契，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位姑娘。她是我们小队中最漂亮的姑娘，文化程度在我们小队女孩中也是最高的。（那时原籍的女孩子小学毕业的也不多）她心灵手巧，为人热情大方。她父亲是我们小队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位心地善良淳朴厚道的庄稼汉。不知为何，谣言四起，说我与那位姑娘搞恋爱。当时村里穷，我们小队更穷，光棍比比皆是，换亲、三角换亲的现象很普遍，我们小队中没有一位姑娘，愿意嫁给本村的男青年。象我这样的背着沉从的政治枷锁，处处受到压制的“狗崽子”，那敢有任何的非分之想。那时，我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当一辈子“人下人”的打算，也没有那个胆量，与一位党员的女儿搞对象。面对谣言我无法申辩，尤其是这种事情，谁会相信当事人的话。可这位姓李姑娘从不否认，也从不辩驳，谁问到她此事，她就一笑了之不做任何回答，被问急了，她就会说：别听他们瞎咧咧。为此事，她父亲在村党员会上受到质问：党员的女儿为何要与地主的后代搞对象？阶级立场哪里去了？……等等。

 

我无可奈何，只好听命运的安排了。再一次劳动中，趁着周围没有人，她偷偷地问我：“俺三妈（当地人叫管自己的婶称为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去相对象，我不想去，你看我去还是不去？”一个姑娘向一个小伙子问这样的问题，事情就不言而喻了。我考虑到我的处境和当时的情况，我不能因为自己，耽误了她的的美好前程。我相信我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幸福的，只能给她带来种种她想不到的痛苦。当时我也很矛盾，她的确是个好姑娘，有许多村干部的孩子在追求她，都被她拒绝了，谁能有这样一个好姑娘作为对象，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让她去相对象，不是我所愿，不让她去，可我又不忍心看到她与她的家人，受到我们的牵连。面对严酷的现实我违心地对她说：“你还是去吧，只要你一去相亲，起码也能平息这些谣言，对你、对你的家人都会有好处的。”说完我低头干我的农活去了，不敢再看她一眼，她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从此后，我有意地躲着她，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她，愿她能找一个她如意的郎君。后来听说，在我离开原籍的转年，她嫁给邻村的一位教师。由于这个姑娘，在那种年代中对我的情意，才使我这个“狗崽子”找回了我还是一个“人”的感觉。我由衷地感谢这位姑娘，是她唤起了我的自尊，我也因她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