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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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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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大杂院，共七户。卢家是“坐地户”。我家和其余五家，都因动迁从四面八方搬来不久。一九六六年元旦前，凑齐在那个院里了。春节，互相拜年，和睦友好的关系从此奠定基础。那一年我十七。初三。 卢叔是“院长”，以“坐地户”虔诚的热情，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管理我们这个大院的责任，晚十点插大门；早六点开大门；比较公平地划分各家各户盖“门斗”和煤拌棚的面积；撵走到院里玩闹的野孩子；对出现在院里的行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盘问；突然断电则严肃地查寻原因；不失一切时机地树立威信。 他三十七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一岁。可在我心目中是长辈。曾参加抗美援朝，立一次小功。复员当铁路乘警，得意过一阵子。天生的驴脾气，动辄以保家卫国的功臣自居，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屡屡触怒领导，结果仅仅由于一次两厢情愿的“男女问题”被开除公职。不服，研究法律。上诉。认为按照法律条文，自己是在与那女人将“入港”而未来得及“入港”之际被“捉奸”的，算不得事实上的“奸情”。上级机关批驳：开除公职，依据的并非法律，是道德。未来得及“入港”算他走运。果已“入港”，就不但要开除公职，且要判罪了。那女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老局长的年轻夫人。他各方奔走，到处辩白，希望获得同情。闹腾两年，难以翻案。万般无奈，只好继承他父亲卢老麻子的衣钵，干起推手推车敲鼓收破烂的行当。用他自己的话说，枪林弹雨闯过来了，却一个跟斗栽倒在一个女人怀里爬不起！“他妈的不过就是怀里呀！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呀！”他常与人谈到自己当年这件功倍成半极可悲的“风流韵事”。因为“就是怀里”，“就是一个女人”，无比委屈。委屈中流露出很不上算的意思。“他妈的是她先挑逗的我！她是局长夫人，不先挑逗我，我敢勾搭她 亏得卢婶对他极其宽大，一贯采取“无为而治”的可嘉态度，绝不怨恨。他也由这次惨重的教训得出一个睿智的经验——“家花虽不及野花香，到底是自己的，什么时候想摘什么时候摘！摘野花太不安全，太不安全。” “破烂的换钱”虽数“下九流”的干活，收入倒比当一名乘警可观。屋里屋外，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尽是一堆堆的破烂儿，卢婶从不嫌碍眼。 “管它是干什么的，花钱便当就成呗！我家那口子爱哪天开资就那天开资，市长不是还得一个月才开一回吗？”卢婶对生活也持一种“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 哪天卢叔赚钱多了，她便使出一位堪称优秀的厨房夫人的浑身解数，做上七盘八碗，全家香香美美饱吃一顿。碰上卢叔犯懒不肯出门挣钱的日子，便熬一大锅高梁米粥或苞谷面粥，从早喝到晚。院里的女人们都说，卢家的大人孩子不亏一副胃肠。只有我母亲对这种初一撑死初五饿死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却没发表过评论。 卢叔自从情感经历受挫，对“野花”再也不存半点浪漫。变成了个专一不二的丈夫。收破烂以外的剩余价值，全部体现在酒棋二字上。守着酒瓶子，哪怕只有咸菜条，两斤“老白干”醉不倒他，自诩是“酒太极”的功夫。一旦醉倒，便捧着半导体歪在炕头听京戏。这是七成醉的表现。八九成醉的时候摔东砸西。十成醉的时候怵目惊心，握一把菜刀或一柄斧头，站在房顶上跳跃着骂大街，扬言和张三拼命，和李四不共戴天。张三或李四，大抵会来为了什么事向他赔礼道歉。这条街上住的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谁愿和他拼命、和他不共戴天呢？“大哥，别生气！我那是醉话，咱哥儿们！你是我大哥！我哪能跟你拼命啊！……”他见好就收。能见好就收，证明他那十分醉也是不无水分的。我们院的人家没搬来前，他已经获得了两个绰号。当面一个，背后一个。当面人称他“卢二爷”，包含敬畏的意思；背后提起他，则都叫他“卢二驴”。我们搬来后，他企图只对我们公开第一个绰号，保留第二个绰号。事不由己，只好左耳听愿听的，右耳听不愿听的。 母亲最初挺惧怕他，曾叮嘱我们：“千万别惹他啊。惹了他，他拎着菜刀斧头闯进家里来拼命，你们爸爸远在外地，是妈能抵挡了他？还是你们能抵挡了他？”母亲的惧怕心理影响着我们。我们见了他，都赶紧低下头退避三舍。 有次他又喝到十分醉，大雪天，脱光了膀子，从他家房顶转移到我家房顶，跳跃着破口大骂某人，操一柄铁锨，舞得上三下四。蹦塌了我家一大片房顶。吓得母亲和我们躲在屋里不敢出门。过后，母亲到他家去，用些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慰他。 他受了感动，对母亲说：“老嫂子，难啊！我一个收破烂的，又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名分上低三分，不借着酒装驴装虎，怕受欺负呀！”第二天还买了两听罐头送过我家来，给母亲“压惊”。 母亲又这样对我们说：“其实你们倒也不必怕他。他心眼不坏，不过是个驴脾气，得顺着毛儿摩挲。顺着毛儿摩挲他，他还是通情达理的。” 大概因为母亲深谙与他相处的科学之方法，他对母亲从此很是尊重，不叫“老嫂子”不开口。使我们渐渐对他感到亲近起来。 他棋下得确实好。没被开除公职前，曾荣获全省职工象棋大赛冠军。那是他所获得的最辉煌的荣誉。傍晚在街头电线杆下摆出黄杨木棋盘紫檀木棋子时（冠军的奖品），不可一世的样子如同拿破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棋如山，落棋不悔。是当之无愧的马路坛主，街头棋王。所向无敌，非他自吹自擂，乃公认的事实。 和卢叔最早建立交情的是姜叔。姜叔是一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大集体性质的小小制本厂的工人，卢叔的新棋友，因有幸加入卢叔的棋友行列，颇引以为荣。两人由棋友而朋友，推动两家关系过从甚密。 姜叔家的左邻是张叔家。张叔是一个区属的一个片儿的几个小商店的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负责同志”，算我们这个大院里有点权力的人。其余几家买不到火柴、灯炮、肥皂、酱油、面碱一类东西时，少不了要走走他的“后门儿”。他乐于为众邻开这类小“后门儿”。 姜叔家的右邻是孙叔家。孙叔是当年哈尔滨市独一无二的龙江木器厂家具车间的主任——正科级。比起张叔来，在众邻眼里，身份自然又不同。他是个很有官相的人。天庭饱满，地庚方圆。他不爱说话。无论在院里还是在街上，你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他绝不主动对你开口。邻居男女们都认为他摆科长的架子。其实是他的本性如此。 孙叔家的隔壁是窦叔家。窦叔是一个街道机修厂的车工。那个厂比姜叔的制本厂还小，八十多人。窦叔和斜对门的马叔相好，都具备那么一点点音乐细胞。窦叔有一把小号，马叔有一支黑管。晚上常合奏，都是院子里的孩子们崇拜的人物。 除了我的父亲，马叔就是院里年龄最长的一个男人了。那一年五十。据说念过“国高”，又是煤炭公司的会计，便成了我们院里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他也难免好以知识分子自居。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和我同岁，也读初三了。 我们家是院里生活最艰难的一户，受着众邻居的许多帮助。怀着感激的母亲，对哪一家都非常卑恭。父亲虽然远在四川工作，家里却悬挂满了他的奖状，体现着我们这个家庭崇尚容誉的家风。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贴在我们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两侧的大红字标语。证明着我们那一代中学生思想意识中明确而又远大的使命感。 十七岁的我，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发育不良，还没长到一米六。吃野菜造成的浮肿虽以消退，对饥饿的印象却镂刻在大脑皮层上。如同纤纤少女般瘦削单薄的肩膀扛着一颗自以为成熟了的头。全中国和全世界装在里边儿。它仿佛随时会被种种热忱和种种激情一下子鼓破。 陈家全平百米世界记录－－美国四十多个州的数万公众在白宫前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向欧阳海学习！－－向王杰学习！－－向钢铁战士麦贤得学习！－－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儿子阮文追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女儿贞姐学习！－－参加反对“日韩条约”的集会－－参加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集会－－参加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诚地接受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学大寨支农－－学大庆支工－－学军时刻准备狠狠打击敢于来犯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学习李素文，争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亲爱的同志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 “拉丁美洲火山爆发了，美帝国主义正在灭亡……” “我是一个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们便会有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传板上，画着毛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并肩站在一起的油画；画着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亲切握手的油画；书写着醒目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阿友谊万古长青”、“美帝必败、越南必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 阮文追、贞姐取代了我们内心里卓娅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密切关注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帝反修斗争的形势。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每个月只发给我一张买五两肉的肉票；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规定给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粮是不够我吃的；不介意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焐了的；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电灯泡而在蜡烛光下完成作业；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面碱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馒头；不介意我们的新家是大跃进中家庭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舞之下盖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银霜，夏季漏雨，墙皮反潮。不介意一切。“忆苦思甜”在我身上发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着，形象，具体，深刻。补充以其它各类“忆苦思甜”活动，我简直没半点理由对我们的共和国抱怨什么，对我诞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新中国的幸福怀疑什么。 由小学生而中学生，仿佛一下子有永远也参加不完的运动等待着我去参加，有永远也学习不完的死了的或活着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要求我一个接一个不断去学习。我乐此不疲。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全部体现在我身上。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使我铭记不忘的运动我不过只参加了三次：大炼钢铁运动——我将家里的一口小铁锅捐献到学校去了，害得母亲以后只能用一口大锅又做饭又炒菜。实现共产主义运动——我和我的同学们组成宣传小组，在公共汽车上和试点商店中宣传无人售票售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觉将钱投入投钱箱就下车或拿了东西大摇大摆离开商店的人批评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觉悟太低，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共产主义才迟迟不能实现。不久那些试点公共汽车和试点商店便一概取消。因为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取”，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挖蛹运动——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荡荡走出校园，以班级为阵容，包围一个个公共厕所，展开“歼灭战”。提出的口号响亮而具有战斗性——“挖出一个蛹，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伟大口号。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灵活多变的公式。如在作业本上自己寻找出一个错别字并加以改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者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后来初中下乡劳动时，演变为除掉一棵杂草，也等于除掉一个阶级敌人。反之，若锄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战场上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友。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下乡劳动中，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眼女同学，一锄头下去，锄倒了一片苗。同学们开她的批评会，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释：“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学们听了个个愤然，七嘴八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个排的战友啊！”“你这是犯罪！你的锄头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致使她接连两天没吃饭，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干枯的秧苗，泪涟涟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 基于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行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举不胜举。如今细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个模式的一代人。谓予不信，重新闭关锁国，对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婴儿一律实行“专门”教育，想以什么主义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后不“造就”出什么主义的一代忠实信徒才怪呢！ 惭愧，象我这么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从收破烂儿的卢叔那儿获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卢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门坎，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围着小炕桌吃饭。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窝头，一盘咸菜，一碟酱，几根葱。 母亲端着碗，抬头看了卢叔一眼，反应迟钝地问：“搞卫生？” 几天前，精神病院寄来了催交哥哥的医疗费的清单——三百余元，母亲筹借不足这笔钱，连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我知道母亲毫无热情应付街道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进行的卫生大检查运动。 “老嫂子，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卢叔振振有词，语气十分庄严，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认为你制造政治谣言，扰乱民心了！”母亲善良地告诫他。 “嗨，老嫂子，我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还敢制造政治谣言吗？我今天收了一卷报纸，其中有一张《北京日报》，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场运动不就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么？”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该操心的事儿。他老人家认为应该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话题一转便问：“他卢叔，你能帮我筹借些钱么？你大侄子的住院费……” “这……”卢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帮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数难逃蛙！” “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母亲复叹口气，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中央那么多大干部，就没有一个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议提议，先别搞运动了，先就灾要紧啊！” “不是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我说的三家村是吴南星那个村……”卢叔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么星？共产党不是反对迷信么？还讲星相啊？”母亲被卢叔的解释搞得愈发糊涂，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瞧着卢叔，以为他又喝醉了。 卢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没醉。 “听了半天你也没明白！吴南星是个人，写了本书叫什么《燕山夜话》，报上批判说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卢叔努力要使我的没有文化的母亲明白而且相信，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始。 “《燕山夜话》不是吴南星写的，是邓拓写的。”我对卢叔的话加以纠正。 《燕山夜话》我读过。《三家村札记》我也读过。这两本杂文集，继秦牧的《艺海拾贝》出版后很受喜欢文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视，争相传阅。《一个鸡蛋的家当》已在我的许多同学之间成为互讽的隽语。但我当时却不知道邓拓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亦不知“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我一直以为邓拓和“吴南星”是两位作家。 “你一个小孩子掺什么言！”卢叔因为我指出他张冠李戴的错误，有几分不高兴，训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辩，饭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窝头，离开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旧报中翻找到使卢叔对我母亲发表了一通预言的那份《北京日报》。 果然，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竟占了三个版面！ 那一张报纸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浏览那篇文章，卢叔不知何时离开我家，已站在姜叔家窗前，高声大嗓地说：“姜大哥，读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哈尔滨晚报都没订，哪儿读《北京日报》去？”姜叔家传出姜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有一份，一会你看看！” “不看，没那闲工夫！” “马大哥，马大哥在家么？”卢叔又转移到马家窗前。 “什么事啊？你满院大呼小叫的？”马家窗前，出现了马叔瘦高的身子。 “你这大知识分子，该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吧？看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看过了啊。”马叔不动声色。 “有何见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场什么政治运动了呀？”卢叔总算找到了一个可能有共同语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马家的窗台。 马叔也扫了他一大兴：“无可奉告，我是个不谈政治的人。” 卢叔识趣地从马家窗台上蹦下来了。 张叔踱出家门，调侃的地说：“你卢二爷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政治了呀？”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张叔继续调侃道：“你别假积极，要是再搞场什么运动，说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卢叔嗓门更高了：“我卢二爷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顺的工人阶级了，总还没被开除无产阶级队伍吧？起码谁也得承认我还算个流氓无产阶级！只要我还沾着无产阶级点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绝对不忍心整到我头上！” “好！说得有理！”张叔哈哈大笑。 卢婶从屋里走到马家窗前，拽住卢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边说：“你给我回去！你给我回去！灌了几口马尿，就东家西家地扯闲篇，让人讨厌不？” 卢叔被扯将回来，见我还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发呆，不无遗憾地嘟哝：“全院就你这么一个关心政治的！亏咱们这院还是个‘四好’院！” 姜叔随后跟过来，说：“得了吧！张口政治闭口政治的，好象你是个政治局委员！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头，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盘棋来，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杀几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一盘！” “赢我？你姜大哥还嫩得很哪！”卢叔精神大振，兴奋中枢顿时转移。 于是他们就下棋。 一会儿，马家传出了黑管和小号的合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 我仍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坐在卢家那堆旧报中思索：报上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个信号吗？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果真就要来临了吗？我有点不相信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四月十六号的报纸，那一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一号了，这几天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马叔和窦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于邓拓和吴晗两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们遗憾。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将！你死棋无解了！”猛可地，听得卢叔满怀胜利喜悦大喝一声。 春天的晚风习习吹拂。院里那棵老榆树轻轻摇晃着满枝肥嫩的榆钱儿。月亮在人们不经意间升起来了。向我们的大院慷慨地洒下如水的月光。憋闷了一冬季的院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这个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愿呆在家中。 两个棋迷又重新摆开了一局，张叔不知何时凑在了旁边，喝五吆六乱支招儿。 女人中传来了母亲不很舒朗的笑声。 我很久没听到母亲笑了。 连平时不太合群的孙叔也迈出了家门，自言自语：“今晚院里好热闹！”说完，转身进屋了。一会儿搬了把椅子又出来，坐在自家门口，手捧着半导体，戴着耳塞，不知独自听什么节目。 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院里其他孩子们聚在马家窗外，静听黑管和小号的合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在院里悠悠回荡。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夜晚，是我们院所有人家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和睦的，友善的，安宁的，愉快的夜晚。 那个难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语文老师姓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位四十多岁身体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举手。” 我环视两旁，无人举手。 我犹犹豫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许久没移开。她仿佛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学举手。 过了几分钟，还是再没有一个同学举手。 她终于对我说：“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笔盒沉思起来。她脸上有种惴惴不安的表情。好象她预感到了某种威协，但又不知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她的反常神态使同学们奇怪。坐在我两旁的同学将目光投到我身上。 终于，她抬起头望着大家，以诚恳的语调低声说：“同学们，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检查，承认错误。上个星期，为了指导大家学习杂文写作，我曾在课堂上向大家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公开批判，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我给大家读过的那几篇，是这两本书中问题最严重的几篇……我……我已经向学校领导交了书面检讨……我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于……在课堂上间接地传播了坏思想……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很内疚……我欢迎大家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犯这种性质的……错误……今天的作文课，不再写杂文了，改写记叙文，文题不定……大家任选吧！……” 说完这一大番话，她脸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绢擦脸。 在大家埋头写作文的时候，她轻轻走到了我身边，低声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有话对你讲。”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将教室门掩好，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师的错误非常严重，你要是对老师今天的检讨还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当面向老师提出来……” 我的语文成绩一向较好，是她喜爱的学生之一。我连连摇头，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没有。” 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 “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 “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 ……
哈尔滨郊区农村发生严重虫害。两天后，我们全校师生到松花江北支农去了。苞谷苗长起了一尺多高，大头菜刚开始抱心儿。铅笔那么粗火柴杆那么长的青色肉虫，白天怕晒，隐蔽在苞谷苗和大头菜的叶背面，却不停止啮食。天可怜见！社员们的黄泥小屋后墙上，无一不用白灰刷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争取高产稳产，努力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学习大寨好榜样，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标语，由于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粮食未收，生产队今年竟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的地步！仅有的一台破旧的喷雾器也坏得根本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 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立刻失声尖叫，仓惶跃起，奔逃开去。有的浑身瑟瑟发抖。有的脸上吓得变了颜色，冷汗淋漓。 几个平时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学都不愿显示他们的勇敢了。 老师也是怕的。老师怕也只好装出不怕的样子给同学们做“示范”。“示范”无效。老师就在地头组织我们坐下来学英雄人物，学革命先烈。 老师说：“大家想一想，如果麦贤得和我们在一起，会象我们这种样子吗？” 同学们都羞惭地垂下了头。 老师又说：“大家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连死都不怕，我们今天却怕危害农作物的肉虫，可耻不可耻？” 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但仍没有一个人表示愿作榜样。 老师最后干脆说：“反正这个生产队的虫害包给我们班了，早灭一天虫，早一天回学校上课。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已比其它中学落后了好几节，你们升不上高中可别怪老师！” 大家纷纷抬起了头。 升不上高中，对我们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比老师更清楚。 于是我们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万条青色肉虫的“战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灭虫？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 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疯昏厥了。 然而为了早日返校上课，每一个同学都以最大的勇气克服胆怯。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们。我们命中注定将受它愚弄。正如收破烂的卢叔所说的那句宿命观点——劫数难逃。 我们在江北农村度过了“五一”。 支农劳动结束后放了三天假。 我们重新开始坐在教室的那一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很久，不见一位老师的影子。老师们被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什么“紧急会议”。 忽然安装在教室门右上方的喇叭箱里传出了校长的声音：“全校同学们，经校领导和全体老师一起讨论决定，今日不上课了，收听重要广播。收听后，召开全校大会！”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又侵犯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领海领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又掀起了反华叫嚣了？蒋介石又向大陆派谴特务组织了？我国外交人员又发表了什么庄严声明或强烈抗议了？…… 全班同学交头接耳，猜测判断。 喇叭箱嗡嗡响了一阵，一个男性严峻的声音开始冲击我们的耳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我顿时想起了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在经历了灭虫劳动后，我变得很神经质，夜里常常做恶梦，梦见自己浑身爬满了青色肉虫，它们啮咬着我。 早已将卢叔那天晚上的预言忘得一干二净了！ 果然如一个收破烂的卢叔所料！ 那个男性的严峻的声音继续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充满浩然正气，充满压倒一切的战斗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体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几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我内心里煽起难以平静的情绪。 “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入’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 “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的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 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广播结束，教室内仿佛弥漫着炮火硝烟。静极了。同学们都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现着僵刻呆板过分的严肃，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个历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彻底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战斗檄文”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班主任老师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张报纸。她还没结婚，只比我们大七八岁。我从小学考入这所中学的那一年，也正是她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所中学的那一年。她出身于纯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同学们，”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发抖：“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清除资产阶级黑线的严峻斗争中，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奋勇冲上去！冲到第一线去！下面我再给大家读《解放军报》四月十八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这篇社论强调——“搞掉这条黑线，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话，是毛主席的话。 “同学们，”班主任读完社论又说：“过一会儿全校师生要在操场上召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宣誓大会……”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最后落在我身上，说“梁晓声，你写一篇决心书，一会儿代表我们班发言。”说着她看了一眼手表，提醒我： 我的思想生了双翅，驾着这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荡宇长风翱翔，翱翔，“扶摇直上九万里”，根本无法降落在稿纸上。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钟内写不完一篇象样的决心书，使我们这个“四好”班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丧失了第一个登台表决心的机会，正要举手推却，见语文老师走了进来。 “姚老师，”她对班主任说：“能不能让我占用几分钟时间？我有极其重要的话对同学们说！” 班主任皱起了眉头：“你想说些什么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学们检讨自己……在课堂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严重错误，不，不是错误，是罪行！我……”说话一向从容不迫的语文老师，因急切而结巴。 “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班主任不愿意。 “姚老师，我……我垦求你！……”语文老师的语调几乎带出了哭声。 “等开完全校大会你再对同学们说吧！”班主任的态度十分坚决，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开全校大会之前说的呀！姚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吧！……”语文老师真哭了起来。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愿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许。 “同学们，”语文老师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一边说：“同学们，我上次对你们的检讨很不深刻！上次的检讨中，我还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不过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去认识……他们是一伙黑帮，他们反动透顶，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个，不，我不是，我虽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于想说清楚她自己是什么，一时越说不清楚。她语无伦次起来。 我坐在第一排，离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泪不断涌出的。她手中那条小手绢已湿成了一团。我鼻子有点酸。我心里暗暗怜悯她。我知道，她绝不是存心要在课堂上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她不过就是想给同学们读几篇范文而已。如果我当时知道她因被划过右派，丈夫跟她离了婚，并带走了她唯一的一个女儿永远不许她相见，随后她在某农场被改造了四年，两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联名担保下方得以回归教育队伍，我想我不仅会怜悯她，也许还会对她产生同情。 为了提高我们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这是全班同学都不能否认的。 “梁晓声！”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惊，不由得站起。 “你还不快写！”班主任有几分生气了。 我又立刻坐下，从书包里翻出纸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头脑中混乱一片。 “庞老师，你不能再侵占我们班的时间了！”班主任的语调，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是抗议了。 “我……我……”语文老师再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头，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门口似乎欲转过身来，也再看我们全班同学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觉她意识到了又一次厄运将落在自己头上，怅怅然若向我们继续解释什么，替自己辨护什么。她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并没转身，缓缓地离去了。 全体同学都望着教室门口。教室里鸦雀无声。 从此她再也没给我们讲过课。 “李元昌！”班主任叫起了班长，说：“开全校大会时，你要带领咱们班同学喊口号！” “喊……哪些口号呀？”班长讷讷地问。 “按照我写的喊。”班主任说着，走到我跟前，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便写。写好后，经同学们传到了班长手中。 班主任又说：“李元昌，现在你立刻组织同学们到操场上集合！梁晓声，你可以留在教室里写发言稿。” 走廊里传来了一片脚步声，不知是哪一个班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了。 “快，快！”班主任着急地催促大家。 于是同学们一窝蜂地拥出教室。 走廊里又是一片脚步声。 刚刚安静了半分钟，众多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脚步声中，我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盯着这行字我愣了几秒钟，意识到这一行字也正是刚刚听到的报上那篇声讨文章的标题，大有“照抄”之嫌，刷刷两笔划了去，重新写下“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打倒谁”一行字，又发愣。一句句充满战斗性的话在我头脑中飞旋，全是《解放军报》那两篇文章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集中思路，将那些话排列在一起，凑成决心书。 整个教学楼终于彻底安静了。 我的语文老师仍占据着我的心。她刚才那样子真使我难受。 握在我手中的笔就是她送给我的。 有一次作文时，她见我用蘸水笔写字，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用吸水笔？” 我回答：“吸水笔丢了。” 她说：“那你得买一支呀！” 我接连丢了两支吸水笔，不愿再向母亲要钱。难言之衷，也不愿向她解释，便低下头去继续写，不回答。 她见我使不惯蘸水笔，深一划浅一划的，便默默地将她这支金笔放在了我课桌上。 下课后，我到教员室去还她笔。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家生活很困难是不是？” 我点了一下头。 她又问：“我这支笔你使着还好吗？” 我又点了一下头。 她说：“就送给你吧。我倒是用蘸水笔用惯了，用得着吸水笔的时候不多。我还有一支圆珠笔呢！” 我说：“这是金笔呀，我怎么能……” 她打断了我的话：“快拿走了吧，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我现在要批改几篇作文……” 也许因为这支笔是她送给我的，我再没丢过…… “梁晓声，你还坐在这儿发愣呢！老师都快让你给气死啦！” 一个女同学吁吁带喘地闯入教室，嚷完了话又一股旋风似地消失了。 糟糕！全校大会已经开始了！ 一阵阵口号的声浪从外面扑入教室： 打倒邓拓！ 打倒吴晗！ 打倒廖沫沙！ 打倒“三家村”黑店！ 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 虽然“决心书”除了标题还一个字没写，我也不敢再耽误一秒钟了，顾不上多想，扯下那页只有一行标题的纸，万分紧急地奔出教室，一口气从三楼跑到一楼，直跑到操场上才收稳脚。 操场上临时摆了几张桌子，算是个“台”。学校的领导们端坐在“台”上，全校学生一班班盘腿坐地。一个班级的代表正一手握麦克风，一手拿发言稿激昂地大声发言。十几个期待发言的学生身体紧挨着身体排在发言者后，生怕谁“夹楔”似的。那一天刮大风，操场刚垫过沙子，沙尘笼罩着所有的人。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我跟前，极度失望地问：“你在教室里干什么来？决心书写好了没有？” 我不敢告诉她除了标题一个字都没有写，撒谎说：“写好了。” 她信了，就将我推向“台”那边：“快去吧，发言时要情绪饱满！” 轮到我发言，我先喊了一通“打倒”之类的口号，接着大声疾呼：“我们革命的学生，坚决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要做阶级斗争前沿阵地上的敢死队！不怕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战斗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回合！有我们在，就有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在！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掌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 这番话，是我在情急之中在未轮到我发言的二十几分钟内一句句硬憋出来的。没有发言稿，效果反而更好，情绪也的确饱满。因为众多的人所营造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已使我完全开始相信，邓拓、吴晗、廖沫沙毫无疑问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除了他们，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尚未暴露反革命嘴脸！如若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又为什么要连续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首先动员起来了，作出了战斗姿态，我——一个诞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学生——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岂能置身于这样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运动之外？！ 我归到班级坐下以后，情绪仍然十分激动。发言时沙子迷了我的眼，我没顾上揉出来，这会儿眼泪就一个劲儿地往外淌。 班主任从后边走到我身旁坐下了，将她的手绢塞在我手里，表扬说：“很好。你的发言很好。你的感情也很对头！老师刚才有点错怪了你，别生气。” 她大概以为我的眼泪是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淌出来的。 校长在讲话中这样说：“正如初三二班代表发言所说，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这就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这就是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无产阶级义愤！……” 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校长引用一个学生的话，也算是“史无前例”的。 班主任亲切地微笑着瞧了我一眼。 我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好不得意！ 语文老师出现在校长身旁，恭恭敬敬，虔虔诚诚地弯下腰对校长说：“校长，我曾在几个班的作文课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虽然我已经写了书面检讨，但很不深刻，请您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进行批判吧……” 因她说话时口也对着麦克风，我们听到了。 校长未看她，也未置可否。继续讲话：“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将必然从北京深入开展到全国，从社会深入开展到我们学校……” 语文老师就那么微微弯腰站在校长身旁，不死心地等待着校长的讲话结束。 校长直到讲完话也未看她一眼。 她又失去了在全校同学面前公开检讨和批判自己“错误”的机会。 几个同学往楼内搬桌椅和扩音器的时候，她仍怔怔地站在那儿…… 口诛方罢，继之笔伐。 各班派同学到总务处领纸、墨、笔，开始大写特写声讨“黑帮”的“战斗檄文”，或画漫画。 我们班首先将一条“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誓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血战到底！”的字字巨大的标语贴到了校门两侧——它向全社会声明了我校革命师生旗帜鲜明的立场，也弥补了我们“四好”班没能第一个在全校表决心大会上发言的荣誉损失。 “战斗檄文”尽属“即兴创作”。 我写了一句：“邓拓、吴晗、廖沫沙”， 有同学立刻续一句：“他们三个是一家，” 第三句来得更快：“他们反党反人民，” 第四句早有人想出来了：“你说该杀不该杀？” 大家齐声读一遍，合辙押韵。 “结束在问号上么？问谁呀？” “还问个什么劲？该杀！” “对！加上两句——该杀！该杀！！” “再加一句——打发他们回老家！！！” 更有众多同学从旁提出商榷，补充。 于是一篇“战斗檄文”墨汁淋漓地贴到了走廊上： 邓拓、吴晗、廖沫沙， 他们三个是一家， 他们反党反人民， 你说该杀不该杀？ 该杀！该杀！！ 打发他们回老家！！！
不久这诗体“战斗檄文”不胫而走，从校内流传校外，成了千万小女孩跳皮筋时唱着很顺口的“革命儿歌”。由一代小女孩传给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从一九六六年一直唱到一九七六年…… 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员室，所有的老师也在舞笔弄墨。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我有，但不知老师所问究竟何意，出于一个中学生保护自己的本能，立即摇头否定：“没有，没有！同学们胡说八道！” 她说：“你肯定有！老师要求你贡献出来，当作同学们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许我有……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个正在写“战斗檄文”的老师悬腕止笔道：“姚老师，要是他能找到，先给我们化学教研组批判用吧！我们这些教化学的老师还谁也没看过呢！”言罢，又落笔挥洒起来。 我见他写的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的反动实质就在于，攻击的矛头是直指党和毛主席的……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竟没有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学和老师读过？鬼才知道！ 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互相道出几句真心话。 “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签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跟他动手。搞得他十分〔九监〕〔九介〕。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间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街道和马路两旁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都有人在贴“声讨书”、“决心书”、“誓言”以及“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忠信”之类。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称赞和评价的大字报最初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种种内容产生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中国人，都唯恐自己在这场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被认为表现消极，漠不关心。人民随时准备声讨党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伙“黑帮”，口诛之笔伐之。因为人民绝对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也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基于这种“绝对相信”，可以推测，如果人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定会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是那么习惯于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永恒的信仰，极少有人冷静地关注到，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而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推动起来的。人民更不可能预想到，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将党中央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让党政军各级领导者们和每一个中国人明确表态，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天很黑。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记忆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幸亏有那件大衣啊！否则，穿着湿衣服湿裤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冻死。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昼夜交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对，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对伍，红卫兵的对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对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的。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对伍。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象隐蔽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里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四个多小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在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东西。肠胃饱了。湿衣服被身体烘干了。太阳出来了。人人都觉得暖和些了，便有兴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几名解放军都很善于鼓动情绪。领唱，挥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将人人的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亢奋。 街道两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儿，开不了门。一户户的窗口贴着一张张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脸，没够地往外瞧我们。有人渴了，向他们讨水。他们就打开窗子，捧出一杯杯热水，茶水。讨吃的，他们也极慷慨地给予。道谢，他们都说不用谢，招待外地红卫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当年红卫兵中有手表的可不多。几名解放军战士也没手表。那位营长倒是戴着块手表。可大家都不愿向他问时间，怕他轻蔑我们的耐心。便不隔多时，敲窗子问一次屋里的首都居民。他们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则主动地打开窗子，一次次向我们报时间： “八点半了！” “九点！” “九点二十五！” “九点四十五！” “十点啦！” 于是满街一片欢呼声： “十点啦！十点啦！” “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啊！” 欢呼过后，队伍还不见动。满街的红卫兵骚乱起来。 解放军努力安抚，说是刚刚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体不适，检阅我们的时间有所推迟。 仿佛一盆凉水泼向众人头上，满街红卫兵的情绪顿时低落。都唯孔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登不上天安们城楼，这一天检阅不成我们。 等呵等呵，至中午十一点半，拥挤在那条长街里的我们的“杂牌军”，在正规军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走动。 东四大街（也可能是东单大街）被红卫兵的对伍水泻不通地占领了。三十人一横排，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跑一阵停一阵地前进。 能听到《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声了。 天公作美。夜间虽然寒冷，白天竟晴空万里，红日当头。 转上通向天安门的马路，队伍由三十人一横排而六十人一横排了。各路大军总汇合，欢呼“万岁”的声浪从前方黑鸦鸦的人头上滚将过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如远闻海潮。 欢呼声仿佛在招唤我们，盖住了解放军统一步伐的口令。对伍乱了。没有对形了。变成一股人流，一阵阵势不可栏地向前汹涌，一阵阵冲到了铜墙铁壁似的，以更汹涌的反力卷荡回来！ 终于，我望见天安门了！ 终于，我接近天安门了！ 天安门城楼空空荡荡。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个多小时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 看见了毛主席的，还再想看见。没看见毛主席的，不甘心没看见。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象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门或面朝天安门，全不由己，只有顺着那股漩涡转。 《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了！ 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带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啸了。群情鼎沸。“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 也许我离得太远了，也许天安门城楼太高了，出现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 沐浴着下午的阳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没我预先想象的那么高大。站在天安门城上，在我们的仰视中，甚至可以说显得很小。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统帅”，简直显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中毕竟最高大，所以我还是一眼就判断出了哪一个是他老人家的身影。并且别的人一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动，都站得很靠后，只能隐约看到些头。所以实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成千上万红卫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 毛主席显然也非常兴奋，一会儿走向东侧，一会儿走向西侧，一会儿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国徽之下那个地方。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挥手向红卫兵致意。时而挺身远眺，仿佛在注视天安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俯身低视，仿佛要同仰视他的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交流什么感情。“林副统帅”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毛主席走向东侧他跟随到东侧。毛主席走向西侧他跟随到西侧。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远眺他亦远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挥手，他挥语录。我们能仰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却只能仰到他的头和肩。尽管离得远，尽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毕竟显得伟岸，而他“最亲密的战友”却象个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所挡，又想象毛主席那样大幅度的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的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万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女播音员广播完，男播音员接着广播，语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象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的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兴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着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场。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以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辩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么，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么，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检阅早已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干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印。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博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 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么？” 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点点头。 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 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 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亲笔写的！你想一元钱一个字就买去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那么不值钱啊？她们的签名就白送给你啦？一分钱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后，要成立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什么的，我这破背心是有展览意义的！”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 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领导人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受什么批斗之苦。 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象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不能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并不看重因而才推出来的潘复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睐，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他们的范大哥仅仅获得了一个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仅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骗了。被愚弄了。他们愤怒了。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宣布诞生的当天，他们在全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几条是： “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意在指其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挤。 “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 “我们要坚决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 “炮轰派”即此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潘复生被他们从疗养病房中请出来时，对他们不但确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简直受宠若惊。他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呢！造反派们没给他什么厉害的颜色看，允许他继续住在高干病房中“疗养”，他就很觉得是自己的大幸运了。造反派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弯腰低头，浑身瑟瑟发抖，不敢拿正眼看他们。当他们告诉他，要“结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前来试探他有没有这分野心，畏畏怯怯地连声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当他们终于使他相信了这种命运的大转变时，他激动得刷刷流泪，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从此永远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由“靠边站”而被“结合”，而且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对他们翻脸无情，实施严厉打击的铁腕。他将那些敢于“炮轰”的学生统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缉，视为要犯悬拿。他自以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籍口潘复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确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来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潘复生居然妄想一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北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样一来，他这个刚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我们学校是“捍联总”掌权。只有几十个“炮匪”。我们不敢在学校里暴露身分。我们仍得参加“捍联总”的活动。我们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员”吧！我们经常对“捍联总”的活动进行点小破坏，比如将他们写在“紧急通知”上的活动时间偷偷更改啦，藏起他们的旗帜啦，盗走他们的公章啦，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啦，割断他们的广播喇叭线啦，以“炮轰派别动队”的名义往他们的头头家里写恐吓信啦……我们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如同革命电影中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觉得是在与“白色恐怖”进行卓越的斗争。 我们认为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英雄，无非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做的一些事。连“小兵张嘎”为革命所冒的风险我们还没冒过呢！ 我们渴望着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们凑在一起来商量，英雄所见略同——人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参加“炮轰派”的“别动队”。 腰间明面插着短枪，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抖擞威风，招摇过市，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一份“借”据啪地拍在一张桌子上，凛凛地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借……” 或者凛凛地说：“你们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随‘捍联总’了！我们‘炮轰派’总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权的！……” 那是何等的气魄？ 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们一个个激动不已！重要的并不在于“总有一天”“炮轰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权。我们对什么鸟政权一点也不感兴趣！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对我们反正都是一个样。重要的在于，除了当“炮轰派别动队”，还有当什么更能使我们显示出自己是些铁血男儿呢？“别动队”——比什么造反团之类响亮多了！ 于是我们纷纷咬破手指，合写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轰派别动队”的血书，由一人揣身上。当夜，我在家留了一张纸条——妈妈，我和我的战友们到我们的根据地去了。我们要为我们的根据地的存在而浴血奋战！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万不要难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乃我和战友们的铿锵誓言！ 我悄悄离开家，与我的“炮匪”伙伴们会合在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哈一机”外，摸过“捍联总”的封锁线，由一个下水道口涉着齐胸深的污水钻入了“哈一机”围墙内。 “炮轰派”的第一“根据地”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四辆装甲车三辆坦克成两列停在大门前，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破门冲出。数千人头戴柳盔，手持大棒，严阵以待。另有三百余名“别动队”员，荷枪实弹，分乘六七辆卡车，个个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发。 原来“炮轰派”的一支“别动队”在执行“特别行动”时，受到“捍联总”袭击，尽数被俘，据“内线”报信，连日来倍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学地下室。 他们要去营救战友。 我们刚钻出下水道，便被发现，押到了一个女头头跟前。 她面容清秀，英姿飒爽。穿一套无领章无帽徽的男式棉军装。 她问：“你们从下水道钻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齐声回答：“坚决要求参加‘别动队’！” 她又问：“你们不是‘炮轰派’，要求参加‘别动队’干什么？” 我们七言八语告诉她，我们是“炮轰派”。 “什么人批准你们加入了‘炮轰派’的？” “没谁批准，我们同情你们，我们自己批准自己是‘炮轰派’了！” 一个伙伴振振有词地回答。 她微笑了，转身望着她的部下们，大声说：“听清楚了吗？连这几个中学生也同情我们了！我们的处境真落到这般田地么？” 她的部下们却一个也没笑，异口同声回答：“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字字铿锵，显示出坚如磐石的意志。 她又转身望着我们，充满自信地笑道：“你们也听清楚了么？‘炮轰派’并不认为自己可怜呀！” 我们争抢着回答她，正因为“炮轰派”在强权镇压下不屈不挠，我们才由衷地敬佩“炮轰派”！我们既然投奔“炮轰派”而来，就绝不回去！我们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呈出血书交给她。 她看了一会，似乎大受感动，递给另一个人看。 那人看完，传给第三个人。 我们的血书在“炮轰派”的队列中一一传阅。 忽然队列中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潘复生！救回我战友！” 大棒擎举如林，数千人连声高呼：“救回我战友！打倒潘复生！打倒汪家军！打倒耗子兵！” “捍联总”捍卫“东北新曙光”，“曙”字被“炮轰派”贬为“鼠”字，故“炮轰派”称“捍联总”为“耗子兵”。 我们的棉裤棉衣都被下水道的污水泡湿了，直到我们的一个伙伴冻昏过去，才使他们发现。 她赶快命令一个人：“带这些小鬼到浴池去洗洗澡，再找几套棉衣给他们换上！” 于是我们被带到“哈一机”的职工浴池去洗澡。 等我们洗完热水澡，换上替我们找来的“炮轰派”孩子们的衣服走出浴池，偌大的院子里已空寂无人。 我们奇怪地问人都到哪里去了？ 带我们洗澡的那个人说：“去营救我们的战友！今天是我们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一定要给潘复生一次严厉警告！” 我们质问，为什么不等等我们。 他说：“这不是儿戏，有生命危险！头头命令不许让你们跟去！” 我们正是为了要冒几次生命危险才来投奔他们的，赶上了这样一次机会却没让我们去！ 我们又遗憾又愤怒，质问是哪个头头的命令？ 他严肃地回答道：“是潘二嫂的命令！” “潘二嫂？就是‘黑大’那个潘二嫂？” “就是曾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前为‘炮轰派’家属募捐那个潘二嫂么？” “就是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个女头头么？” 他告诉我们，正是。 我们见到了“潘二嫂”！而且还跟她说了话！我们一个个都感到荣幸极了！这稍稍弥补了我们因为错过了一次出生入死机会的遗憾。 “潘二嫂”在我们心目中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炮轰派”女豪杰！ “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并没结婚。何以被她的“炮轰派”战友们称为“二嫂”，我们则不得而知了。 一次，“炮轰派”的广播车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闹市区相遇。所谓“仇人对面，分外眼红”。但那一次双方展开的是一场文斗，不是武斗。 “捍联总”的广播车内坐的是一名男广播员，手中拿着厚厚的一份广播稿，照稿宣读。 “炮轰派”的广播车内坐的是“潘二嫂”，手中无稿。 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一方有稿，一方无稿，优势似乎全在“捍联总”一边。 “潘二嫂”虽然无稿，却镇定自若，唇枪舌剑，出口成章，滔滔不绝，遣词用句，尖刻辛辣，应答质问，逻辑清晰，冷嘲热讽，幽默百出，引马恩列斯之经，如数家珍，据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续三个多小时的一场车头抵车头的辩论，甘拜下风的倒是“捍联总”！里三层外三层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市民，为“潘二嫂”大鼓其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掌声中狼狈地退到一个街口，拐弯开走了。 从那一天起，“潘二嫂”三个字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几乎传遍整个“东方红城”。连“捍联总”的许多人提起她都很佩服，不得不承认全市休想找得出一个能辩论得过“潘二嫂”的人！ 据说潘复生在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上也曾讲过：“象‘潘二嫂’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谁能把她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谁就等于为我们的新政权立了一大功！只要她肯弃暗投明，我潘复生保证给她个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当，即使她要当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又据说还真有人去拉拢过她，遭她严词拒绝。 她是个死硬到底的“炮轰派”。 后来她时常带领“别动队”在全市各处演讲，为“炮轰派”募捐。
“公民们，我是潘二嫂！我在此向你们伸出求援的双手！正义之神在我和你们大家的上空，她此刻默默地注视着我和你们。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没有父亲母亲？‘捍联总’对我‘炮轰派’实行种种封锁，妄图将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我‘炮轰派’战士个个死不足惜，但我‘炮轰派’战士的妻子儿女是无辜的，他们的父亲母亲是无辜的！他们无辜的妻子儿女和无辜的父亲母亲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因为参加了‘炮轰派’的工人兄弟们的工资早已被停发了……” 只要“潘二嫂”往哪一站，一开口演讲，围观的市民，凡是身上带着钱包的,不管你是否认为“炮轰派”有理，你都会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衣兜掏出钱包来！ “潘二嫂”就具有这等本事！她那表情，她那声音，就是能令你感动！她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似的。 而在她身旁，“别动队”员抬着一个大箩筐，人们纷纷往那箩筐里扔钱。连孩子也不例外。每次她都能募捐到满满一箩筐钱！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老百姓，十分的“仗义疏财”。他们普遍比现今要穷得多，却普遍不如现今的人们对金钱看得那么重。这也是“潘二嫂”当年次次募捐成功的条件之一。 倘若今天，纵有十个“潘二嫂”，为着更加能引起人们高尚情操之目的，只怕是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募捐到一箩筐钱！修复万里长城啦，中国儿童基金会啦，支援非洲灾民啦，工资二百来元的人，也是只舍得捐出一角二角的。国库卷如不是分配指标从工资中扣除，十有八九的人可能就不买。 一切都今非昔比了。 中国人的头脑不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简单了，甚至是变得过分的精明了。因而从前那种“仗义疏财”也是今非昔比了。我有时简直不能不怀疑：这也算是一种“反思”么？ 我很迷惑…… 当年“炮轰派”中有一说法——“范大哥”的理论，“潘二嫂”的口才，冯司令的组织能力。冯司令者，冯昭逢也。他们被合尊为“三杰”。 我们能不觉着是种荣幸么？ “潘二嫂”在募捐时，“捍联总”有好几次可以捉拿她，但据说潘复生有指示，对“炮匪三杰”，没经省“革命委员会”下令，不得捉拿。更不得加以伤害。 在这一点上，公正论之，潘复生还是挺爱才的。他一直到最后，大概仍怀着几分劝降他们的幻想。当然只能是幻想了。 而“潘二嫂”不许我们这些写了血书投奔“炮轰派”大本营的中学生参加那一天大规模的营救行动，无疑是不忍我们也去冒一次出生入死的危险。体现着女性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仇恨、恐怖、无谓的似乎有理性实则无理性的种种疯狂行动中，的确也时时有良知和人道的光环闪耀。它说明到底毕竟是人而不是疯子进行的运动。是人在干着疯事。 那个带我洗澡的人，又带我们到“炮轰派”家属们的住地，分别给我们安排睡觉的地方。“炮轰派”的家属们，十几家几十人合住在各个车间内。各个车间都很冷。 女人们在哭，孩子们在叫——是那些被“捍联总”抓去的人的家属。 我身临其境，对他们的一种巨大的同情和怜悯顿时从心底涌起，觉得是来到了受暴政压迫者中间，产生了一股要与那暴政呐喊着挑战的刚勇豪烈的气概。其实，当年受压迫的又何止“炮轰派”及其家属呢？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不都是在受着一种暴政的压迫而同时又压迫着别人么？暴政也并不能说是“东北新曙光”，它毕竟代表着力图安定的趋向。暴政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捍联总”和“炮轰派”不过都是那暴政的必然产物。在这二者之间，是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无所谓是与非的。 忽然响起了警报声。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捍联总”的一支人马，趁大本营实力空虚，发起了进攻。扬言要一举拿下“哈一机”这个“炮轰派”的顽固堡垒。 于是一片紧张。女人们更哭。孩子们更叫。 几十名留守大本营的“炮轰派”战士聚集到了一起。 其中一个大声对女人和孩子们吼：“不要哭！不要叫！你们哭，你们叫，‘捍联总’也是不会发慈悲的！有我们几十个人在，就保证你们的安全，绝不会让‘捍联总’攻进来的！” 几十名老工人也自觉组织起来，人人寻找到可以当武器的东西，对他们说：“我们跟你们一块去守卫前后大门！今天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俩赚一个！”“死了，咱们的人会给咱们报仇的！”“男的女的，老少爷们，王八蛋‘捍联总’要是真攻进来了，谁也不许作孬种！咱们生是‘炮轰派’的人，死是‘炮轰派’的鬼！” 有个女人也振臂高呼：“姐妹们，咱们也要操家伙，跟王八蛋‘捍联总’拼命呀！” 于是女人们，连同一些半大孩子，在这样一种同仇敌忾情绪的互相煽动下，也纷纷寻找应手的武器，预备拼命。 我激动得要哭，何等豪烈的场面！我所渴望体验的悲剧精神和英雄主义，是整个儿将我主宰了。 我寻找到了一跟长铁棍，紧紧地握在手中。 于是人们冲到了院子里。 几盏探照灯开了，院子里亮得如同白昼。 一部分人扑向前后门。一部分人守卫在四面高墙下。 我甚至想象到了“哈一机”被攻占后的惨景：男女老少的尸体横倒竖卧，人人死后手中仍紧握带血的武器。想象到了被母亲死前掩护地压在身下的幼儿，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哇哇哭声。想象到了我自己应该怎么个死法才更英雄更悲壮，临死应该呼喊什么口号。按照我的想象，也可以说按照我的意愿，我应该在其它人全都死光了之后再死。应该面对着无数的一步步包围上来的“捍联总”们，怒目而视，首先毁掉武器。可惜我拿的是一根长铁棍，只有塞进炼铁炉才能毁掉。要拿的是一支枪就好了。就可以做到死了也不将武器留给敌人了。要拿的是一根爆破筒就更其好了！那就可以做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关于武器的这一节想象，虽然英雄得可以壮烈得可以，悲剧味儿也十足，但分明地是只能想象一番，根本无法实现，只得不去细想。呼喊什么口号却是完全可以早作打算的。我想到了雨果小说中那个法国骠骑兵上尉，他在滑铁卢为拿破伦而战死的时候，面对一步步向他包围的英军喊了一句什么来着？对，只喊了一个字——“屎”！那当然是很轻蔑的意思啦！不过“捍联总”们能领悟么？他们要是没看过雨果的《九三年》呢？要是虽然看过了并不记得那么一名英雄的法国骠骑兵上尉呢？他可不是书中的主人公啊，仅仅是个被雨果一笔带过的无名角色呀！那就再喊一句“炮轰派万岁”吧！ 屎—— “炮轰派”万岁—— 英雄是足够英雄的了！壮烈是足够壮烈的了！似乎总归还缺少点悲剧味儿…… 对，对，“毛主席万岁”是不能不喊的！为毛主席而战而死，毛主席在北京却肯定不知道，还不是悲剧么？当然是为毛主席而战而死了！不是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和这么多人又是为了什么图的什么呢？ 只喊三句口号。再多一句也不喊了。大概英雄地壮烈地死前，也只来得及喊三句口号。 第三句不一定要喊完，可以喊到“万”字，便张大着嘴，将“岁”字堵在口中，缓慢地倒下身去。不要向前扑倒。一定要向后仰倒。一定要叉腿而立。倒时一定要伸展开双臂。缓慢地直挺挺地倒下去。尸体要呈“大”大形，倒在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 我正徒自想得海阔天空，几辆装甲车和坦克从仓库里开了出来。大本营的装甲车坦克是足够自卫用的。 高墙外，“捍联总”的喇叭在喊叫：“炮匪们听着，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是演‘空城计’，赶快打开大门投降吧！否则我们攻进去，绝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高墙内，“炮轰派”的喇叭也响了：“耗子兵们听着，你们有胆量就进攻吧！我们众志成城，视死如归！……” 前后大门打开了。 “捍联总”们呐喊着冲了上来，但一见出现在门口的是装甲车和坦克，又退了回去。 装甲车向夜空扫射了一阵机枪。 枪声过后，墙内墙外一片寂静。 “捍联总”们悄悄撤走了。 “炮轰派”的装甲车和坦克却一直象把门兽，堵在前后大门口。然而都不敢麻痹。怕“捍联总”们是疑兵之计，再次袭击。只是有些看去就分明不顶事的女人，被劝说着带了所有的孩子们睡觉。 凌晨时分，“炮轰派”的大部队回“营”了。也就回了他们的战友——十一个活的，六具尸体。四人是被毒打至死。两人是因不堪忍受毒打，跳楼自杀的。 被就回的人中据说包括“炮轰派”总司令冯昭逢。他不但遭到毒打，还遭到假活埋的威胁。埋至胸口，让他承认“炮轰派”是反动组织，以司令的名义宣布解散。他宁死不屈。真的宁死不屈。大概因为他是“炮轰派”的司令，“捍联总”没敢真的就活埋了他，又把他从坑里挖了出来……那天晚上人太多，情况也太混乱，我们竟没能荣幸地见到这位宁死不屈的冯司令。 大本营一片女人的痛哭，一片男人的怒吼，笼罩着复仇的强烈氛围。 头头们当即开会，十几分钟后就作出决定——举行示威游行。 于是许多人又开始忙忙碌碌地赶制担架，做花圈，写挽联，剪黑纱。 九点，几千人的示威游行大军开出了“哈一机”。照例是前面装甲车和坦克开路。装甲车头十字交叉披着黑纱，交叉点是一朵洗衣盆那么大的洁白的纸花。坦克罩着白布。这一次出动四辆装甲车，四辆坦克。不擎红旗。只擎白布挽幛和白布丧幡。颁布了纪律，不喊口号，不唱歌，一切行动听指挥。出于“哀兵战术”的考虑。真正的“哀兵战术”。六具尸体放在担架上，以白布罩之。几十名身强力壮者轮番抬。白布挽幛上写着的一行浓墨大字是——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人人胸戴白纸花，臂戴黑纱。大队人马庄严肃穆，沉痛无声，浩浩荡荡地向市内行进。 一进入市区，广播车内就放出了哀乐。队伍随着哀乐的旋律走。交通为之中断，围观者人山人海,似乎倾城出动. 哀兵战术 队伍一直行进到省“革命委员会”楼前，坦克的炮筒缓缓扬起，对准了搂正面。据说那天省“革命委员会”预感到事态发展严峻，正在开会，从窗口望见装甲车和坦克开路的示威对伍出现，一个个惊慌失措地离开了会场，坐进各自的小汽车内仓惶而逃。公务员们一时没个逃处没个躲处，就打开几扇窗子，用竹竿挑出他们的白色工作服摇动不止。 “让潘复生站到窗口来！” “潘二嫂”凌厉的声音从“炮轰派”的广播车内传了出来。 一笔写不出两个潘。按说他们是一家子。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而潘复生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潘二嫂”又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则是今天也说不清道不白的事了。本就是一笔糊涂帐，死者尽是冤死鬼。江青最初宣扬“文攻武卫有理”，后来又说：“武斗中死去的人，死了活该，死得比家雀毛还轻！”反正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说怎么有理。可悲可怜的是那些冤死鬼。更其可悲可怜的是死者的妻子儿女父亲母亲。在武斗中死去的，大抵是中青年人。 那些挑出“白旗”以示投降的公务员冲着外面喊： “潘复生早走了！常委们早走光啦！” “千万别开炮呀！我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呀！” “炮轰派万岁！炮轰派万万岁啊！” 不开炮，“炮轰派”岂能善罢甘休？ 轰！…… 轰！…… 轰！…… “炮轰派”真正炮轰“东北新曙光”了！ 接连六炮——对空放了六发演习弹。 如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都在楼内，是否往炮膛内装填真炮弹，就无从知道了。 隔了一阵，又是六炮。 六六三十六炮——自打解放以来，哪一年国庆哈尔滨也没放过礼炮。老百姓们可算听到炮响，见识坦克开炮的情形了！ 有一发炮弹击中楼顶的避雷塔。尽管是演习弹，也将避雷塔击倒了。 楼内传出一声声女人恐惧的尖叫…… 也巧，姜叔在围观的人群中。他发现了我，将我扯出了“炮轰派”的队伍，说：“你跟我回家去！” 我说：“不，我要和‘炮轰派’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失败在一起！” 他说：“你是想要了你妈的命呀！你妈都快为你急疯了你知道不？” 我说：“姜叔你回去告诉我妈，我梁晓声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他凶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戴着棉帽子，帽耳朵护着脸，脸倒没被他扇疼。不过他使劲太大，扇了我一个趔趄。 “炮轰派”队伍中立刻跨出几条大汉，围住他喝问：“你为什么打我们的人？！”“你年纪不轻的一个人，怎么动手打小孩？！” 姜叔用他那带有浓厚山东腔的语调说：“俺是他叔，俺是他叔……”害怕起来。 几条大汉问我：“他真是你叔么？” “是亲叔么？” 姜叔抢着回答：“真是，真是，亲叔，亲叔……” 他们对他喝道：“没问你！” 我说：“是我叔，是亲叔……”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承认他是我亲叔了。 姜叔又陪着笑脸说：“他昨晚没回家，他妈快急疯了！您几位看，是不是让俺带他回家呢？……” 那几个汉子就对我说：“你回家吧，再别到我们那里去了！……” 姜叔不等人家把话说完，连声道：“多谢，多谢！……”拽着我的手就将我拖走了。 “慢走！” 那几条汉子又喝住了我们。其中一个向我们走来。 姜叔一脸忐忑之色，小心地问：“不是您们让我们走的么？” 那人指着我说：“就他这样子，碰上‘捍联总’，还能回到家么？”说着，从我胸前取下了白纸花，从我臂上取下了黑纱，揣入他自己兜里。 …… 回到家，见了母亲，吓我一跳。仅隔一夜间，母亲变得几乎使我认不出了。她头发凌乱，双眼红肿，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没洗。母亲她起码老了十岁。 母亲好象也认不出我来了。母亲的眼神儿直勾勾地瞪着我。不打。不骂。不说话。就那么瞪着我。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母亲瞪了我许久才说：“他姜叔，让他走，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他不是我的儿子！” 姜叔对我说：“还不快向你妈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我低声说：“妈：我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母亲却往外推我：“你走，你走！你别向我保证！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儿子！”不由分说，将我推出了家门外。 姜叔也跟到了外边，训我：“你看你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你要是把你妈气疯了，你们一家两个疯子，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对得起你爸么？对得起你弟弟妹妹么？你给我老老实实地站在这儿反省！再敢走，我替你爸管教你！打断你腿！” 他训了我一通，又进屋去劝母亲。 一会儿，弟弟出来了，手中拿着煤棚的钥匙，怨恨地对我说：“妈叫我把你锁在煤棚里！” 我一言不发，乖乖跟在弟弟身后，听任弟弟把我锁进煤棚。 我蹲在煤棚一个不透风的角落思过。 “大串联”的两个月加上投奔“炮轰派”的一夜，我确是在把母亲一步步往疯路上推呀！ 可怜天下母亲心！ 可怜“文化大革命”中的母亲们的心！ 直到半夜，弟弟才将我从煤棚放出来。 一进屋，母亲就对我喝道：“跪下！” 我双膝跪在了母亲面前，不敢抬头。 “你知错不知错？” “妈，我知错了……” “真知错假知错？” “妈，我真知错了……” “那你就别怪妈了！老三，拿剪刀来！” 咔嚓！咔嚓！咔嚓…… 我的头发，被母亲一剪刀一剪刀地剪下，纷纷落地。 “把鞋脱了！” 我脱下了棉胶鞋。 母亲又将我那唯一的一双棉胶鞋的后帮剪掉了，使那双棉胶鞋变成了一双棉拖鞋…… 第二天早晨，我趿着那双棉拖鞋走到破镜子前一照，见头发被母亲剪成了“鬼头”。我注视着镜中那瘦削的表情木然的少年的脸，心中涌起了真正的悲剧意识…… “炮轰派”们终于使中央文革也震怒了。 “中央文革”指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语录。 一天深夜，我们全院的人都被枪炮声惊醒了。 卢婶怀抱着最小的孩子，象一只恐惧的母猴，在院子里到处乱窜，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打过来了！打过来了！……” 枪炮声一阵比一阵密。一束束火红的弹道划破夜空。 正是中苏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年代，全院的人都以为是苏联军队不宣而战了呢！惊慌得程度不必描绘，可又不知是逃命对，还是守着家对。 整条胡同骚乱起来。 街道主任陪着一位军人出现在院里。 街道主任对众人安抚道：“都别慌，都别怕！有什么可慌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夜里攻打‘炮轰派’们的老窝！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的枪炮声！都到院外去集合，请省军区的李干事给我们讲话！……” 院里的人就走向院外，跟着胡同里的人往胡同口走。附近几条街道的人都聚集在我们胡同口的一片开阔地。静听省军区李干事宣布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的联合通知：一、“炮轰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二、一切参加过“炮轰派”的人，限三日内，必须向所在单位或街道委员会主动投案自首。三、“炮轰派”的头头，全属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要犯。揭发者有功，捉拿归案者有大功。同情者有罪，包庇窝藏者有大罪，也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枪声炮声直响到“东方红城”出现了“新曙光”才渐渐稀落。 那天夜里有近万人攻打“哈一机”、“哈师大”等几处“炮轰派”的“据点”。他们由“捍联总”的“敢死队”、工厂里的学徒工、郊区的农民和省军区的战士组成。凡参加攻打的郊区农民，每人发十元钱，也有说发五元钱的。工厂里的学徒工提前转正。“捍联总”的“敢死队”和省军区的战士们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和犒劳，就不知内情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真枪、真炮、真子弹和真手榴弹。预先派出侦察员实地侦察。并由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和省军区作战处的参谋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哈一机”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哈师大”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所有的“炮轰派”据点在那一天夜里全被攻陷了。 守方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也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身亡者追认为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守方身亡者死有余辜，其家属为他们承担“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 有人说那天夜里双方共死了十几人。也有人说不止十几人，而是几十人。究竟死了多少人，无法确知。但双方都死了人是无疑的。 “炮轰派”那天夜里将全部装甲车和坦克都尽数发动了起来，准备全军覆灭，决一死战。后来是几个头头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 他们宣布时说：“我们有罪，让我们几个人来承担这一武斗事件的历史罪名吧！让历史的法庭只审判我们吧！……” “炮轰派”们被命令高举双手排队投降，每人身上都至少挨了一刺刀，女性也不例外…… 范正美和冯昭逢在掩护下逃离“东方红城”，赴京请罪，替广大“炮轰派”向“中央文革”垦求对广大“炮轰派”群众恕免专政…… “潘二嫂”当天被捕，投入监狱。几日后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缓。 据说她在公审大会上不卑不亢，一切罪名俱认不讳。不失以往辩论风度。宣判后，她慷慨陈词，企图替广大“炮轰派”群众进行申诉，刚说了几句话，便被押了下去…… 省市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举歼灭“炮匪”的重大胜利和宣判会的实况录音。省市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及清查“炮轰派”的通告。 我家的录音机已为哥哥卖到了寄卖店去，一直无钱赎回。我是在姜叔家听的广播。没听完，我便跑回自己家，扑在炕上，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自然是并没有被清查到头上。十八岁的我，内心里又是觉得侥幸，又是觉得羞耻。倘我也与许许多多“炮轰派”一起被公审，被宣判，可能我内心的痛苦倒会少些。 但果而那样的话，母亲是肯定会疯的。 我所渴求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从此深深地埋葬在了我心里。 那一次我是哭出了太多太多的眼泪。 我还是瞒着母亲到“哈一机”去了一次，去凭吊我所渴望实现而终于没有追求到没有能实现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 我是什么主义也没有追求到什么精神也没有能实现…… “哈一机”的所有楼房的所有窗子都不存在了。遍地是被子弹击碎的玻璃。仍有些孩子在各处寻找子弹头。据说第一天有些孩子竟捡了满满一桶子弹头，卖了几十元钱。 每一个房间的四壁都布满了弹洞。我在一个房间里数了一下，竟有四十三个弹洞之多！ …… 如今这一切是早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它成为过去是真的。但它真的成为历史了么？它记载在历史的哪一页了呢？哪一页也没记载着。倒是“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地载入了史册。或许因为它毕竟是伟人所发动的吧？不能光芒万丈，也足警世千秋。但愿我的这篇“自白”，可当为历史的一份“补遗”，权作对那些为“文化大革命”而死的人们的悼词，亦权作对我们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肤浅的“箴言”…… 潘复生是已经死了。不知对他下了怎样的一个结论。 范正美又在哪里呢？ 冯昭逢又在哪里呢？ “潘二嫂”又在哪里呢？ 倘他们都已不在我们无产阶级的监狱中押着，并没有被定为“文化大革命”的终身罪犯，获得了自由的话，我愿他们都有一个好妻子或好丈夫，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正过着他们自己的平平凡凡的日子…… 一代天骄，十年浩劫，俱往矣！ 算起来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子曰：四十而不惑。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我的鬼头发长了发后，天气已暖，我便怀着一颗什么也没追求到什么也没能实现的彻底的失落了一切的心，为着每个月十五元的报酬，扫马路去了…… 第二年我就下乡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于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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