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情结”----知青返乡探源

 

 

近年来有关知青的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不断出现。今年适逢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发表30周年，也是“文革”期间老三届(1)大规模下乡插队30周年。30年来，知青作为社会一个特定时期产生的特殊的社会阶层，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他们下乡，曾卷起一股巨大城市青年下乡的浪潮，引起无数家长亲人的牵肠挂肚，也给农村带来种种问题和影响；他们返城，又给城市的就业、住房等带来一系列问题。当初在返城问题上多数知青绝无反顾。近几年却又出现不少当年知青结伴不远千里、甚至携妻带子返回当年插队的地方探访。他们少则十数人，多则就包上几节列车，像当年他们集体插队一样浩浩荡荡返乡探访，以致一批批络绎不绝，引起那些当年知青插队集中的地方不小的反响。一些地方专门抽调人员接待这些当年的知青，甚至派人或写信到那些大城市联络当年知青，欢迎他们返乡探访。精明的生意人则在当年知青集中的地方办起饭店、开办旅游点等抓紧时机赚这些老插的钱。知青返乡探访，又成为“知青话题”中的一个新内容，以致为知青文学提供了新的题材。(2)其动机效果，议论纷纭。笔者作为当年知青，又曾与当年插友返乡探访，愿意就此谈谈看法。

 

 

   一

 

在文革期间插队的“老三届”，现在大的已经50出头，小的也有40大几。50岁虽然尚属壮年，但老年的阴影已经迫近。返乡探访的知青多数人都认为趁现在还能跑，应该回去看一看，因为毕竟许多知青当年插队的地方仍属偏远，交通不变。一位关注知青返乡探访的年轻人对笔者说，你们这些人返乡是为了满足衣锦归乡的心理，看看能够返乡探访的人中，几乎没有那些下岗的人就可以知道。事实的确如此。在返乡探访的知青人群中，多是那些事业有成或至少过得去的，而绝少下岗的人。当年使尽各种办法回城、好容易才找到工作的知青，如今不少人又为下岗所困扰。他们正在为自己人生新的一轮生存而奋斗(这次是拖家带口)，确实没有精力、财力踏上返乡探访之路。苦涩的生活将伴随他们许多人的后半生。这本身正是现实社会中知青阶层分化的真实反映。那些能够踏上返乡探访之路的知青，也是有许多原因的。

首先，知青返乡探访，参加者完全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十数甚至几十上百人自愿采取的同一行为，与知青这一社会群体在形成后并长期聚而不散的特点有重要关系。

1968年正是“文革”的高潮。自1966年“文革”爆发后，老三届的学生已经两年没有正式上课。在这两年中，他们经历了学校出现的“罢课”、各类“战斗队”蜂涌而出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的“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等等过程。这使本来已经是同学的他们更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他们正处在纯真的少年时代，交往中重视真诚和信任，彼此间有了仅是一般同学关系所不能达到的那种充分了解并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他们结成的群体基本上以原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为基础，间或有其他年级或者其他学校的人加入。群体少则几人，多则十数人，遍布校园，甚至同一派别的组织内，这类群体的也活动十分明显。(3)学校内部的派性斗争，更使群体内部关系固结。1968年，老三届学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时候，同一群体的人多采取集中报名到某一地插队的方式。这就造成了当年插队的农村集体户或兵团连队里内部关系重要特征之一。在插队的集体户中虽然有的后来因经济、选调回城等问题上四分五裂，但也有不少的集体户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与他们插队前就建立起的亲密情感有重要关系。知青十几岁孤身离父母远行，能够在那种艰苦的生活环境生存下来，集体户内知青间互相帮助、鼓励以及团结一致对恶势力的抗争等无疑是一决定性因素。这些都更加深了他们感情上的认同及对彼此间友情的珍视。以后他们又陆续离开插队的地方，多数人仍回到他们的原籍城市。在回城以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们职业有区别、事业有成败、社会地位分化剧烈(4)，但当年同甘共苦的经历成为感情上很强的纽带，使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总是要谈起当年插队的往事；彼此间仍保持着一人有困难、众人援手相助的淳朴情义。这在当今人际关系淡漠、讲求实惠的社会中，无疑是很难得的。一般说来，青少年时代由同学而结成亲密伙伴关系的初级群体，往往因其成员步入社会后星流云散难于继续长期保持密切的联系。知青群体的最初形成，虽然同样与同学关系有关，但是这一关系中却有“文革”初期学校那一段及插队艰苦磨难的共同经历。正是由于这一共同的经历使他们结成的亲密伙伴关系而历经几十年而不散。如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于知青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远非其他群体所能比拟，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此。他们曾有过共同的经历，又长期保持密切关系，尽管都已年届半百，各自工作繁忙，群体的氛围仍能使他们象当年年轻时那样结伴远行，返乡探访。

其次，知青返乡探访，是为了满足他们怀旧情绪。30年前下乡的知青，多是十几岁至多不过二十岁左右。如果不是在“文革”时代，他们应该读书完成学业并能实现希望和向往的生活。然而“文革”剥夺了他们这一自由选择的权力。尽管当年的很多人是“自愿”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可当时极“左”笼罩下的中国，他们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这使他们在充满了无限美好憧憬的年代，只有一条上山下乡的道路可以走。也就是说，他们一生中应该读书学习的最宝贵时光，是在农村插队中渡过的。当年作为城市中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他们第一次走上社会，就一下子从繁华的城市走到社会的最底层，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备尝生活的艰辛。老三届的学生报名下乡插队时，许多人都是真诚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然而农村的现实，使他们在体尝艰辛生活中除了在与淳朴的农民交往中给他们以慰藉外，更多是感到精神上的失落和痛苦。几年的生活中，他们就经历了最初怀着“与贫下中农结合”、战天斗地的自豪感到受尽挫折磨难、甚至遭受百般摧残的种种生活体验。(5)他们无不经历了从满怀憧憬和希望到失望以致绝望的心理变化。甚至最初他们战天斗地企图用自己青春的汗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行动，也变成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6)这些经历刻骨铭心，他们始终无法忘怀。(7)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早已在城市的生活中找到了位置，一些人还有所成就。回想起来，他们都深深感到尽管农村插队消磨了青春年华，失去了许多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也毕竟得到实际生活能力的锻炼，从对社会毫无了解的城市学生，成为对中国农村和现实社会有了深刻体验的人。这一艰苦生活的磨练成为他们以后走出农村从事各种工作、经受各种新的生活考验的一个坚实基础。当年的知青后来在各行各业的表现，说明了在经历过农村艰苦生活磨难的他们身上，有着其他城市人所不能比拟的征服困境、挑战压力的勇气和力量。所以，当知青们坐在一起追忆他们在农村度过时光的时候，很少有人诅咒当年的上山下乡，而是更关切的是那些熟识的老乡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农村有否变化；知青插队当年还没有可能实现他们改变农村面貌的初衷，如今他们或许可以为自己曾经挥撒过汗水的贫瘠土地提供一些帮助。他们无不希望自己生活过的农村、那些和自己曾经朝夕相处淳朴的老乡也能过上富裕的日子。还有，城市中喧嚣、紧张的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淡漠，都使他们感到当年虽然生活艰苦但彼此间互相信任和友谊的可贵。故地重游，重温当年的体验是他们一直的期望。这种感情随着他们离开农村越久，就越强烈。

还有，知青返乡探访，也是为了使子女了解父母的当年，让子女也从中受到一些教育。知青一代中断了应该接受的教育，许多人无法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因此他们多将希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知青以前的上一代人，对子女教育在精力和金钱的投入程度上根本无法和知青这一代相比。此外，知青在成长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上重视传统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对他们影响至深，也使他们与自己的父母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情感上差异不大。知青的子女多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及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造成他们与子女之间的代沟比他们与上一代之间要大的多。知青一代生活中还能崇尚俭扑，他们的子女却因在这方面经常与他们发生矛盾。他们很希望子女象他们一样对待生活。他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很自然地使他们选择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插队经历来对子女进行教育。现在社会很难提供这样的条件，学校中更没有这种氛围。到农村探访，让子女对他们经历过的艰苦生活有所了解，也就成为返乡探访的动机之一。

再有，知青能够返乡探访，与当地干部的重视与欢迎态度有重要关系。知青当年下乡插队，非但不能给农村带来什么帮助，反而增加了当地的负担。这是许多地方知青插队时与当地干部和农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恩恩怨怨已成过眼云烟。过去曾管理过知青的基层干部或已不在人世，或已垂垂老矣。新一代的农村干部都在为促进自己管区经济发展寻找各种机会。回城的知青许多已今非昔比，他们可能成为给农村发展带来信息和财富的一种社会资源。那些脑子灵活的乡村干部早已带上当地的农产品，拉上和知青熟识的村民到城里联络，希望当年的知青社员为家乡的发展想想办法。一时无法和知青联系上的乡村干部，得知知青返乡，更把它看作是与知青联络感情、建立联系的难得机会，给予特别的重视。笔者与插友返回原插队的牧区探访时，虽然事先并未通知当地，但苏木(即乡)的干部听说是当年知青返乡，立刻热情接待，并一连几天全程陪同。杀羊款待不说，还将当年与我们熟识的老乡都找来畅叙，以增加融洽的气氛。与熟识的老乡相会，使我们追忆起许多往事，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而这些当年可以作为知青顶头上司、能够决定知青命运的干部，交谈中还一再表示是向我们汇报家乡的工作，似乎我们是上级部门派来的检查团。此情此景，不禁让我们这些当年接受“再教育”的子民受宠若惊，顿生物换星移，恍如隔世之感。当我们将这些情况告诉其他的知青时，立刻激起了他们一定要返乡探访的愿望。

总之，知青返乡探访，最终还是与知青这一代人年轻时插队这一特殊的经历有关。知青群体的构成、共同的情感需要、对下一代的期望以及能够与农村干部和社员建立关系等等，无不与他们的这段特殊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知青一代人在青少年成长时期，插队的特殊经历会给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造成十分凸显的“知青情结”。这个情结，成为他们共同心理和集体行为的根源。知青集体返乡探访行为的出现，“知青情结”是主要的内驱力。

 

 

   二

 

知青能够实现返乡探访的，可能仅占当年几千万知青中很小的一部分。作为知青的类似旅游探亲的一种自发行为，它本身不可能带来多大的社会影响。但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知青下乡插队的许多地区，至今仍属贫穷落后地区。不但缺人才、资金，也更缺乏信息。前面提到，许多知青都希望自己生活过的农村、那些和自己曾经朝夕相处淳朴的老乡也能过上富裕的日子，他们认为应该尽所能对那些父老乡亲们提供帮助。特别是那些已成为社会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负责人的知青，在返乡探访之前，就事先进行策划如何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据笔者的所知，这种帮助有的是捐赠钱物给当地的希望小学支持教育的；有的是为一些项目牵线搭桥能够发展当地经济的；有的是帮助建立提供信息和销售渠道，以使农民在出售农畜产品时减少中间商的盘剥；甚至带一些当地还缺乏的物品送给老乡，等等。这些帮助尽管还形不成规模，但毕竟也显示了这些知青对插队乡村的一片情意。在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不但国家要给予大力的支持，还应积极动员民间的力量。那些与当年插队农村结下不了情知青们，如果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加以引导和关注，积极创造一些条件，对这些落后地区的发展还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几千万知青中如果仅能动员其中的一部分，对那些贫困和边远地区的来说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知青返乡探访，对于密切偏远落后地区与城市的关系，有一定作用。知青多来自大中城市，他们插队的乡村，多在偏远地区。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对偏远地区来说，还远不如与城市交通近便的乡村那样容易从城市中得到信息、资金和技术。知青的返乡，无疑给那些乡村与城市建立稳定联系的机会。一些乡村的干部和社员就利用这个机会进城找知青寻求支持和帮助。由于知青本身在城市中的群体网络的覆盖面大且广，他们的要求总能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这对于那些难于得到城市帮助的偏远乡村，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知青返乡探访，会引起人们再次对知青一代人关注，从一代人的坎坷经历中去探讨历史的教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教育的破坏最为严重。那种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为名义使一代人被迫中断学业，不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8)也给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例如，我们国家现在许多行业特别是教育和科技部门出现的人才断层，就与“文革”中大学停止招生、这一代人上山下乡有重要的关系。这种沉痛的教训，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取。所以，知青返乡探访，从根本上说，决非是肯定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每一个人都决不会赞成这样的历史重演。他们插队经历本身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那一段灾难的见证。反思“文革”，使我们民族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知青无疑是一个大的题材。很可惜，有关知青问题除了文艺界有较多的作品外，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知青一代涉及到几千万人。(9)他们是共和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中，遭遇最为不幸、经历最为坎坷的一代人。当他们正处在青春年华时，不但中断学业，还从城市插队到农村。以后虽然他们大部分又返回到城市，但为了在城市生存，他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许多人就因此无法或错过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知青中能够接受完高等教育、能够有所成就的只是他们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在城市中干着那些稍加训练就能从事的简单、笨重劳动。他们所承受的生活、工作的压力，远非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所能比拟。但是他们没有抱怨，没有自暴自弃，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历史的不公，顽强而艰难的生活着。那些如今在生活上稍不如意，即抱怨社会不公的人来说，他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实在是无法和当年知青们相比的。知青返乡探访，与当今人们活动讲求个人效益、好处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但对知青来说，这是了却他们心中多年愿望的唯一举动。他们踏上返乡探访道路后的心理感受，他们的诉求，远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只要知青存在，就不断有新的知青话题，知青们就不断演绎出新的故事。

 

 

  注释

 

(1)指1966届、1967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

(2)刘醒龙∶《大树还小》，载《上海文学》1998年第1期。

(3)“文革”初期，许多中学生参加的红卫兵组织，不断地分化组合。某一组织成立几天，就分裂为若干各不同观点的组织；几天后某组织和另一组织又联合起来的情况十分常见。这种分化组合，与这类群体活动有关，或者促进了这类群体的产生。

(4)近十几年，回城知青的社会地位分化较比其他时代出生的人更为剧烈。他们当中有的成为政府、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有的成为下岗分流人员。参见彭希哲、任远著《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5)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章“陷入困境的运动”、第11章“政治冤案”中列举了许多具体的实例。当时的知青几乎人人都可以举出自己或身边这样的例子。

(6)《血色黄昏》(老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描写的知青在内蒙兵团的组织下大规模的垦殖草原，造成了草原的大片沙化，结果又不得不退垦还牧。有的在东北兵团的插队的知青回忆说，当年兵团盲目学大寨，因大寨在山区建梯田，一些地方竟模仿在平坦的黑土地上用人工堆梯田。

(7)知青在一起最常谈的话题就是他们当年插队的往事。1990年11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的展出期间吸引了北京及外地甚至国外的当年北大荒知青前去观看，一时在当年的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8)据上海的调查，知青这一代人相比其它年龄组来说，整体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偏低，他们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最不利和最脆弱的地位。见彭希哲、任远著《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9)据统计从1962年到到70年代末，共有1700万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农村学生在城镇读书后返回农村的人数更多。参见杜鸿林著《风潮荡落》(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