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不尽的郭沫若
作者:伊乌恩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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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地灵天宝,历来风骚英才不绝于史。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宋代苏轼父子;本世纪张大千,阳翰笙和郭沫若等人,无一不是绚丽多彩的蜀中文苑这幅画卷中的夺目亮点。其中集诗、书、文、史、戏剧诸大家于一身的郭沫若,不但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墨颇多的席位,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盛誉。 郭沫若是文化人,他的博学勤奋,多才多艺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大学者,赐予了他在文艺学术众多领域耀眼的光芒。郭沫若同时又是战士、革命家,他的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带给他赞誉也带给他非议。尤其是在他身心俱疲的晚年,说过一些话,表过一些态,甚至以不惜否定自我来“紧跟”时势。以至在斯人已去的今天,依然还有不少人不言谅解。不能说紧跟时势就一定是错,他在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便被定为当时中共整风学习的文件。以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眼光,断不会将一篇不切时宜的文字,交给正在日以继夜浴血奋战以夺取胜利的全党学习。也不能说他的“紧跟”出于怯懦。郭沫若是才气横溢的诗人,也是敢于挑战权威的战士,他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谁说不要胆魄和锐气。但他的一些“紧跟”中确乎多了些诗人的浪漫和激情,少了作为学者和史学家的冷峻求实,特别少了如他在研究甲骨文,青铜器时那种考辩求证的细致。他在1958年为紧跟“除四害”而作的《咒麻雀》一诗,今天读来、恐怕少有人会相信那是出自写出不朽诗篇《女神》的同一诗人之手。 郭沫若晚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对他影响最大。早在“文革”“山雨”欲来前夜,他已就有了“风满危楼”感觉。借助姚文元“海瑞罢官”的发难,关锋、戚本禹等人便宣称:要公开讨伐“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郭沫若是历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自然首当其冲。针对他写的历史剧《武则天》和《蔡文姬》中主张的批评,也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出现了。虽然有领袖毛泽东的重申:郭老、范(文澜)老要保护。毛泽东还明确说“郭老是好人”。但向来敏感的他面对种种非难和挑战,仍然准备知难而退,1966年1月29日他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辞职信,在没被允准后他只好置身“文革”了。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郭沫若,标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文章,就是一度震惊中外文艺学术界的郭沫若检讨书。检讨中他勇于解剖自己,在差不多全盘否定自己时,也推及到了整个知识分子队伍。此悲剧之烈,至今为整个知识阶层所不堪回首。抑或他当时只是本着他对时势的认识,还有对革命领袖素有的尊崇,由衷地想为中国文化在革命中新生尽一份心力。这位当年已届古希之年的老人那时所作为的,无疑是错误了。然而明确这个认识,并公开作这样的批评,是在“文革”已被否定并且早已成为过去之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往今来绝不只一人,或许我们自己也不止一次地以“身在庐山中”这一原因,见谅过“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自己和他人。单单不见容于“文革”中的郭沫若,是否有些苛责于他。对于“文革”中的郭沫若,其错误即便真的“事无可原”,也应该是“情出有因”。如果因此就以此否定斯人一生,或是以晚年有错误的郭沫若,来否定曾经写出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战士郭沫若,都不是唯物史观的态度和方法。 郭沫若另一招至批评的是《李白与杜甫》一书,这是他在“文革”期间的著作。书中一改他原来对李、杜二人的评价,扬李抑杜倾向十分明显。作为文学家,郭沫若一生著作等身,勇于学术领域探索。早年发起组织“创造社”从事新文学活动,其《女神》诗冲破一切诗的形式和旧的格律,成为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诗创作的奠基之作。作为史学家,郭沫若也每有“离经叛道”观点或主张,其为曹操、武则天的翻案就是在今天依然得到认同。这些都似乎应该是纯学术问题的争鸣讨论,众所周知,即便学者坚持多年的观点,在有新的认知以后一朝放弃,并不奇怪。学术界也从无什么规定,非要学者对某一观点从一而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活跃过学术界思想。但对著名学者,在文艺理论、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的郭沫若,有批评者对他在《李白与杜甫》书中一改初衷,颇多微辞。不认为它只限于学术范围,他们认为郭沫若所以改变观点,主要的原因在学术以外。更有些言辞激烈的批评,既哀其晚年的迷失,也为其瑕显于瑜而悲伤。 纵观郭沫若一生经历,从做蜀乡学子到留学东瀛;从新文学活动到投笔从戎;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场;从共和国的文联主席到“文革”的检讨者,说他很多时候都身处“风口浪尖”并不失当。他的生平在他浩浩数卷的《沫若文集》、《郭沫若选集》等著述中有着展露,尽如他的检讨书一样坦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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