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来美小住，我与他们之间有过几次饶有意味的对话，下面是其中三例。三个题目都很大，都不好写，笔者的水平又太有限。所以本文的目的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激发更深刻更精僻的观点。
“强者与弱者” 一次带父母出游，途经一个大规模的动物公墓，见到那醒目的Ａｎｉｍａｌ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的牌子，我特意减慢车速，让两老看清墓园里随处可见的鲜花，密集而整齐的墓碑，以及三三两两在墓碑前静立沉思的人们。父亲疑惑了：“来美国后，我最不理解这里人们对动物过于关爱的行为。新闻中常报导动物保护组织的人士因动物被捕杀而举行抗议集会。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把动物当回事呢？”
“我觉得，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文明社会里强者对弱者的慈悲和保护。”我一边开着车，一边在脑子里遣词造句，力求使自己的回答能为父母理解。“您想啊，人乃万物之灵，尤其是掌握了现代科技的人类，对那没有思想、没有智慧、没有创造力的动物，取我所用，生杀予夺，有何不能呢？弱肉强食是动物的本性，但掌握了文明、具备了理性、懂得了慈悲的人却不会选择这么做，而是尽力所为，让动物在其生态环境里自然生长，不受人类强力的干扰。对于滥杀动物以获暴利的行为当然会加以指责。”说到这里，我想到在网上曾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一个养熊场的报导。想起那取熊胆以及黑熊被迫自残的惨烈残酷，我不禁叹了口气。
父亲沉吟片刻，说道：“你讲得有道理。我想，这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可引申到人类社会里强者与弱者的关系。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不仅在于其才华成就，更在于那颗悲世悯人的心。一个人，靠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成就了一番事业，如果还能将眼光波及到周遭不幸的人群，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尽分心力，这种成功者就真会为世人所敬仰了。”
母亲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流行一种想法，好像那些社会底层的人，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勉强度日的下岗工人，之所以混得不好，是他们自己没本事、没出息。实际上他们得到过什么机会呢？” 妈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说：“中国向来是成者王败者寇。太多的对功名、对权势的追逐，太少的对人本身、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弱者在强者眼里无尊严可言。如今的贫富悬殊，且不说那些成功的强者有多少是靠自己的真本领发迹，而落魄的弱者又有多少是因为机会不均等造成的，只说这强者与弱者的对立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对弱者的关注和关怀，缺乏一个有效率的社会福利保险机制，终究会动荡失衡。弱者会孤注一掷、挺而走险，强者处心积虑积累的财富也不会得到保障，终将消逝于旦夕之间。更聪明的强者会设法将财富转移到国外，可偌大的中国，除了贫穷、不平等，以及由这贫穷、不平等产生的弱者，又会剩下什么呢？”
没有人接我的话，车内一片沉寂。
“面子与尊严”
这次对话是由家中两小儿的哭闹引起的。蹒跚学步的毛毛经过三岁的豆豆身后时跌了一跤，我随着毛毛的哭声赶来，凭以往经验和眼前情景，认为是豆豆把毛毛推倒在地。于是抓起豆豆，要给他ｔｉｍｅ ｏｕｔ，豆豆委屈地大哭起来。在一旁看孩子的母亲赶紧向我解释缘委，我才知道是错怪了豆豆。我向豆豆道了歉，又郑重地请求他原谅。豆豆的两个黑葡萄般晶亮的大眼睛望着我，认真地点点头说：“Ｏ．Ｋ．，我原谅你了。”并给了我一个拥抱。父亲在旁边看着若有所思。
晚上孩子们入睡后，父亲拉我在沙发上坐下，说：“你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确实学到了不少好东西。你今天错怪了豆豆，马上向他道歉，并请求他原谅。这种胸襟和风度不是所有为父母者都能做到的。中国人最讲的是面子。父母的权威在儿女面前是不容挑战的。想起你和你弟弟幼时，因顽皮挨了我不少打。有时是错怪了你们，我心里虽内疚，但从不会想到道歉。常常是，晚上你们熟睡了，我轻轻走到你们的床边，在你们的小脸上亲亲，就算减轻心里的负疚了。”
我一时鼻头一酸，握住父亲的手，没有说话。
父亲继续说：“其实尊严人人都有，三岁的小儿也不例外。父母做错了事，向儿女道歉，乍一看失了面子，但实际上是获得了儿女的尊重。儿女的尊严受到了保护，父母的尊严也得到了更真实的维护。做人也是这样啊！你不尊重别人，你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为了维护脸面而拒绝对自己的错失作出反省，拒绝承认错误，只会使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像受损，毫无尊严可言了。”
我想了想说：“其实人都是有良知的。做了坏事、错事，终究会背负心债。早些反省自己，承担责任，就会早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这点上，西方人比我们更容易做到。我想，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罪”意识让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不完美，是有缺陷的。犯错之后的忏悔和改过是很正常的事。而西方文明对人性和个体生命的珍视，也使得人的尊严更容易受到保护。在这里，一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真正是不被国家机器侵犯。”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因为我想起了一件往事……父亲此时好像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说：“一个人，一个政府，乃至一个民族，都得有反省意识。面子丢了不要紧，丢了尊严就真要被人耻笑了。”停了一停，他又说：“我想起了日本人。我始终奇怪，为什么这个民族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为什么杀人累累的战犯会被他们当作民族英雄来常年供拜呢？是这个民族缺乏反省意识，还是生就侵略扩张、持强凌弱的本性？”
我无法回答。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任何邪恶的东西，终究不会见容于天理人寰。制造罪恶，坚持罪恶，以至想重复罪恶，最终只会使自己走向衰落和灭亡的绝路。如果说邪恶还能再度辉煌，那我宁愿相信人将再变回做兽。
“国家与个人”
这个话题是父亲见我写信封引起的。那天我给在美国的几位朋友回信，一向喜欢观察、勤于思考的父亲在一旁说：“敢情这美国什么事儿都跟中国倒着来啊。中国的白天在这儿是黑夜；保守分子在中国是左派，到了这儿成了右派；中国是民怕官，美国是官怕民；中国的政府对国人凶，对洋人软，美国的政府对自己的公民关怀备至，对外却耀武扬威、蛮不讲理。就连这写信封，也不一样。在中国是先国家、再省市、再区县、再是具体街道，最后才写收信人名字，美国人却颠倒着个儿来写，真是有意思。”
我放下笔，笑着对父亲说：“可不可以说这反映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呢？
在中国，甚至在其他东亚国家，国家最重要，个人最不重要，而在美国，个人最重要，而国家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虽然有点儿牵强，却有些真实性。”
父亲怔了怔，沉思良久，才说：“有些道理。在中国，个人的命运常常淹没在国家的动荡和全民族的疯狂里。从我们这一代人起，读书时就被灌输集体的伟大、个人的渺小，以及为国家献身的崇高这些大道理。但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长呢？几十年下来，多少人在享受到平常人的温暖安宁的生活前就已白发苍苍，甚至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现在老了，想起以前那些狂热，真是不堪回首啊！”
我说：“中国的文化对于国家和个人的位置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古训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有济世之心的贤人君子以此作为座右铭，无可非议，但如果一个国家政权以此来要求自己的人民，刻己奉公，死而后已，为国家的利益作出巨大牺牲，就很不正常，很不合理了。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在这种追求中，个性的发展，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知识和才能的发挥，都必须受到保护。我们的思维已太久地习惯了“没有国，哪有家，哪有个人”这种思路，但是反问一句，如果人民的生命和自由被践踏，基本的权利被压制，如果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活泼的创造力因为惧怕“以言治罪”而萎缩，如果一大批农民和城镇里被淘汰的工人因为远离权力而永远处于生活的极端劣势，国家的强大具有什么意义？国家的强大又如何能够维持？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个人，国家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的符号。”
父亲沉默了，不发一言。我理解他的心情。记得父亲告诉过我，他在童年时，亲眼见到遭到镇压的地主被子弹将脑壳打开了花。从那时起，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再到八九年的流血，中国死难无数，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在哪里？！父亲见得太多，早已学会了沉默。
我无法再说什么，屋子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滞固。一直坐在一旁逗弄毛毛的母亲打破了沉闷：“我说老头子，老是美国中国地比干嘛？美国人有啥了不起的？你还是美国人的爷爷呢！” 说着就将怀中的毛毛递给父亲。老爸大乐，接过两条小胖腿乱蹬的小美国佬，哈哈大笑：“可不是，我还是美国人的爷爷呢！”
这是我头一次见识到我妈的幽默。中国人的幽默。
一点补充
行文至此，回头想起父亲关于日本人的疑问，忽然有些领悟。
东亚各文化的共同特征是集体意识浓厚，个人服从群体，民众对圣人权威极大地迷信和崇拜。个性的发展受到压抑，独立思考不被提倡。因而当圣人、权威、领袖的头脑发热，或干蠢事，或行罪恶，社会中少有头脑清明之人进行冷静理性的抗拒，或者就根本无力抗拒。于是很容易就全民一起陷入狂热，个人为响应领袖和权威所号召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不惜盲目牺牲。而东亚文化中缺乏对生命对人性的尊重和珍惜，进一步地助长了疯狂和罪恶的蔓延。因此行罪恶者身处罪恶之中而不自觉。日军的兽行和中国文革中的暴行，莫不如此。日本和中国的民族性格差异在于，日本人欺软怕硬、持强凌弱；中人逆来顺受、隐忍退让。但两者的根子都在于缺乏理性，缺乏独立思考，缺乏反省能力，缺乏对生命和尊严的认识。
日本是一个极端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单元化）的社会。每当看到Ｓｔａｒ Ｔｒｅｋ中半人半机器冷血的Ｂｏｒｇ，我就想起了日本人。为什么不呢？Ｂｏｒｇ会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将所有外来种族的优秀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据为己有，转身就用来对付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原主人。千千万万个Ｂｏｒｇ没有思想，没有个性，却忠实地听命于一个至高无上统一声音的指令和调遣。千千万万个Ｂｏｒｇ只有一个头脑，冷酷无情，杀伤力极大，几乎是战无不胜，是Ｓｔａｒ Ｔｒｅｋ的所有故事中最邪恶者。
正如认识西方文明对中国民族素质的提升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
义，日本社会如果能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理性和宽容精神，鼓励人民思想和个性的多元化发展，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真会是一件好事。
2001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