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语里有一个“夜郎自大”，中学生都知道，无需详说。但这个成语源出《汉书.西南夷传》，那里边说的是：“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王，不知汉广大。”原来始作俑者是滇王，本该说“滇王自大”的，谁料夜郎国王鹦鹉学舌，却成了替罪羊，为古今耻笑。只是无论滇王或夜郎王，其实都还属于“不耻下问”，以汉使为师罢了，落下个千古耻笑的把柄，确实有点冤。探究一下，中国的文人恰似“老太婆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既然《汉书》接下去有：“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古夜郎国小，好欺负，所以造了这个成语出来。既然相沿成俗，大家习惯了，何况古夜郎国早已灰飞烟灭，不会有人打名誉权官司，将错就错亦无妨。借用这个成语，我们把闭关锁国、自以为是的文化视作“夜郎文化”。

问题在于，这个成语念叨了至少一千多年，却不止夜郎自大，朝朝代代都继续自大，且越来越自大。及至被“夜郎文人”夸耀成“盛世”的乾隆，更演出了一出比夜郎侯还要荒唐的自大戏，“夜郎文化”也算登临新高。乾隆所对的不是“汉使”，而是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也不是谦问“世界孰与我大？”而是狂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如此，“西洋各国”倘若不靠大清国“加恩体恤”简直活不下去了！这封致英国国王的信继续写道：“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赐予优加，倍于他国。”“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尊奉，共享太平之福。”夜郎侯倘若九泉有知，除了自叹弗如于“乾隆大帝”之外，还应得意于他名下的文化在与时俱进。

乾隆的自大不仅写在书信里，而且体现在行动中。马戛尔尼送来的众多礼物，是按照英王“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的启迪的物品”指令精选的，这些礼品真实地反映了“僻处重洋”的欧洲科技、文化、军事的最新发展，指望它们能使“无所不有”的大清国有点“新的启迪”。然而乾隆之聋与聩既未振亦未发，只当成贡品赏玩，直至百余年后列强士兵才发现这些被玩腻了的礼品被扔在深宫仓库里。当时正处于全球大变局之形势：北美独立战争刚刚胜利；法国大革命正在进行；俄国、日本都还在酣梦中打呼噜；科技革命已经转入全面铺开的局面；工业革命才取得蒸汽机发明这样里程碑性质的进展；冶金变革还没有开始；金融证券、信贷业也刚初具规模；世界贸易可以说才进入初步发展期。“乾隆自大”便使中国站在历史飞速发展的潮流之外。

然而马戛尔尼却在乾隆的“盛世”里看见的并不是什么辉煌，他于1794年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不过中国的“夜郎君臣”不这样认为，时至今日，中国仍有许多不下跪膝盖就痒痒的“夜郎文人”在为乾隆喝彩，礼赞他“拒绝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主张”，“维护了国家主权”。这似乎在颂扬一种精神：宁可死鸡撑硬颈地落后下去，也不可屈尊融入世界进步潮流。

比乾隆更牛的道光皇帝于1841年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导致了鸦片战争。一败再败之后中国的“夜郎文人”玩起文字游戏来，他们巧妙地用宣战前的摩擦做文章，隐匿掉宣战与冲突的实质区别，“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打扮出一副无辜受屈被侵略的可怜相，原本那个令“西洋各国”一律“输诚纳贡”的“孰与我大”都不见了。与此相对应的是，鄙视中华帝国的英国人却发现中国的科举制度要比他们自己的官吏选拔制度先进。汤因比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75页。）不仅英国，法、德、美诸国都采纳了中国选拔、考试官员的某些机制，只是不做八股文，并依照民主政治的规则进行考试选拔。并不因认定清国腐败就弃之不取。对比中国那种狂傲地拒绝承认先进，被逼到死胡同里还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改称“洋为中用”，何以先进何以落后，理应看出些端倪。

马克思先生描述鸦片战争的调子是这样的：“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关系”，“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离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见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还有其它论述，但马克思的所有论述都撇开了“侵略与被侵略”之谈论，而是将其归结于文明对“半野蛮”的征服或开放对“与世隔绝”的打破，这与自认为是马主义导师的毛的论述恰好相反。

毛泽东的胜利使中国回归夜郎国的境地，“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重新拥有了这个国家，“影响着中国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木乃伊在新鲜空气中的解体被阻止了，民众的传统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夜郎自大”开始重新膨胀。毛泽东继续把夜郎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他们是落后的。自然，他们是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他们。”没几天老毛便豪气大发，要“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夜郎侯没有这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耐，脸皮也毕竟薄些，否则他将说汉“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他们”而不是“孰与我大？”

不过这次又错过一次历史机遇：二战后世界民主化以及科技与工业二次革命的机遇。反倒是被占领的战败国日、德两国都被“押解”到这次机遇里去了。还有苏联，斯大林死后他们意识到一点什么，进行了某些体制上的改革，于是被老毛骂作“叛徒”，定性其为“修正主义”，并与之彻底决裂。“夜郎侯”的骨气令“夜郎国”的百姓振奋，举国一致关起门来搞“窝里斗”，还要高呼“其乐无穷”的。折腾到1969年，毛终于发现：“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夜郎文化发展到极致，“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也紧紧相随。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夜郎时代的世界，苏军的威胁迫使老毛不得不“打美国牌”，同年12月，老毛下令恢复与美国的外交接触，总算开了一扇气窗，以苟延“夜郎文化”的气数。只可惜人算怎么样也不如天算，他老人家只得带着满腹牢骚“去见马克思”了。

 

邓公的改革开放无疑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二十世纪的国际化潮流最终还是涌入了这块土地。然而“夜郎文化”还是顽固的，某些“夜郎文人”不甘于失去他们“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始终坚持着要为那个时代哀嚎。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一种“盛世”的陶醉便如同幽灵般飘荡，夜郎脾气又开始膨胀了。一些人在不断地鼓噪，他们无时不刻都在企盼着回归毛式“夜郎文化”。我不想在此与这种鼓噪争辩，只打算跟那种“乐观”算算账：中国的GDP超过15000亿美元，人均突破1000美元，于是一些人开始放话：“最迟2030年中国将全面超过美国。”可是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而非国民生产总值（GNP），大量利用的外资其获利是要转回投资国的，这个GDP就远小于GNP。美国的GDP大致等于其GNP，我们姑且不去论它。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大藏省的统计，到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约合32046亿美元，相当于其GDP总额的67.42%；等于中国的GDP总值的两倍。据分析，日本海外总资产的收益率平均每年可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提高4～7个百分点，即使扣除海外负债，仅计算海外净收益，也可以使其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拉高2.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日本的GNP增长率显著高于其GDP。这就是海外投资带来的利益，我们有什么资本值得如此得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优势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世界工场”，于是创造了骄人的经济业绩。当兴旺的珠三角、长三角开始发生“民工荒”之时，隐含的危机就已经开始了。另外，在我们的高速增长的GDP含量中，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占去相当份额，这是“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更要命的是科技含量因素，我们有几项科学技术在世界领跑？仅上世纪末最后一个十年里，美国有55人获得35项诺贝尔奖，我们有啥？每个人都可以环顾四周，在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之中，有哪几项技术是我们的发明专利？邓公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高科技成果还没像雨后春笋般涌现，领先世界只是一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