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共和国同龄。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岁时去香港奋斗，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个年龄，很多人已经服老了，认命了，有人甚至退休了。而我却不，我自觉我的青年时期被耽误了，现在有那么多的机会，我不靠家产、遗产、背景、后门，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寻求着人生价值。有起步，无终点。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感到我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青春活力，朝气蓬勃。我感到我生存的每一天都非常有意义。

 

我自觉我的精力不应放在回顾，而应放在不断地寻求。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寻求。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使许多出身不“红”、不“纯”的学生遭受挫折。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且有海外关系。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因为出身政审不过关，失去了成为一名专业网球运动员的机会。因此，当学生中上山下乡的倡议刚一发出，我就成为全校第一个报名者。1967年当我以连长的身份和二十几名同学一起来到北大荒时，我如释重负：我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家庭包袱。从此，我将是我自己，是一名革命的兵团战士了。

 

从北京来到北大荒，我感到这里与首都的巨大差距，与我以前生活的巨大差距，胸中充满了改造、建设北大荒的激情。我不怕脏累，专抢重活苦活干。我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扫盲办校。

 

正当我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加干打擂妇代会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3月28日，我母亲被打成反革命，里通外国的嫌疑而入狱。在那个时代，我立即成为关、管、押子女，被编入“牛鬼蛇神”班。从此，我 ——19岁的少女被列入另册，作为仅有的女性与有各种罪恶史的男人们一起接受监督、改造。根据区别本人和其子女的政策、我被任命为“牛鬼蛇神”班的班长。整天同一帮男性“牛鬼蛇神”在小兴安岭的山脚下脱砖坯。

 

为了保护自己，我给自己修了一个厕所。为了表明我不是一个弱女子，我咬紧牙关，凭借运动员的体质，承受了伐木、脱坯、烧砖、盖房、烧几百人吃用的水等所有壮男劳力才能承受的重活、脏活。

 

那的确是非常的岁月。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伴着从小兴安岭山脉传来的狼叫声，挨户叫“牛鬼蛇神”起床。当这些人陆续来到砖厂时，我已挽高裤脚和泥、摔泥了。我一天脱上千块砖坯，得一个壮男劳力供泥才赶趟儿。我上窑烧砖，挑着四十块砖坯来往于距地面十米高的跳板。烧窑的铁勾子有十米长，十根筷子那么粗，几十斤重。托坯、搭窑、烧砖、封顶。什么活儿我都干了，什么苦我都受了。托坯，东北的小咬叮得我满脑门都是包，痒得难受只能抓把泥往头发根上糊。我不知道现在的女青年如何想象我那时的模样，那时我正值十九岁花季。一次砖窑封顶，差点儿把命搭上。难忘那天中午，临到封顶，老职工有事回家了，窑上只留我一个人。不一会儿，眼看着黑烟变成白烟了，该封顶了！我赶紧挑上两筐土上跳，这跳是一块宽三十公分的板子。突然，我脚下一闪，陷到坑里，我下意识地用右手一压，平稳住身体，匆忙封了顶。过了一些时候，老职工回来了，上窑查看。他刚上去，就大声叫喊：“你是不是陷进窑坑了，真玄啊！掉进去就烧成灰啦！”我当时还开玩笑说：“烧了也不错，以后你们再烧窑时就想起我了。”老职工没心气儿开玩笑，他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危险啊，危险！你要是真掉下去，怎么向你北京的家人交待啊！”坐在那儿发了半天呆才缓过劲儿来。说实话，我哪还有家？北京的家被抄光了，爸爸进牛棚，妈妈进监狱，哥哥弟弟都到内蒙插队。我那时对死毫不畏惧，觉得烧死了倒超脱了，因公而死还我一个干净的名份。

 

作为“关、管、押”子女，我被安排干最重的活儿。我每天一早一晚，拎着十几斤重的水桶，从十几米深的水井里打水。冬天，井口四周积了厚厚的冰，我几次在井口摔倒，险些掉进井里，现在想起，自觉那时的我命真大。每天我要挑三十多挑水，烧直径一米的大锅。然后，赶着牛车去地里送水。过去是两个壮男劳力的活儿，现在，我一个人全包了。没有人替班，没有休息。我因此出名：四连有个女的，特别棒。烧全连的吃用水。除了规定的，我还自愿多烧一些水给女知青洗脚用，减缓女知青因寒冷所患的妇女病痛。

 

我做过女石匠、盖过房子、跑砖、砌墙、砍椽木、修民房，经我手盖的房差不多有三栋了。现在的女青年恐怕很难想象我是怎样做了那么多原本是男人干的活儿。

 

那时，多数知青们能收到家里寄来的衣物。而我，家破人散，自然收不到家里寄来的任何东西。尤其是逢年过节，别人探亲回来哭，我躲在被窝里掉眼泪。人都需要爱和被爱。在爱少得可怜的年代，我付出了，也接受了虽极少却极珍贵的爱。我一有时间就帮助老乡干农活，帮男同学做针线活，掏女厕所的活我全包了。我干重活吃得多，一些同学捐赠一些粮票给我，一个月我要吃六十五斤粮食。每次挨完斗，一些好心的贫下中农就偷偷地叫我去他们家，给我做好吃的东西，一些好心的同学也留些好吃的给我。他们大多因为与我亲近遭到麻烦，他们以此为代价给予我巨大的精神鼓励。

 

那时，我不怕死，但我心里最清楚：我不能自杀，我要坚强地活着。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证明出身不能决定人的一生。我要以最好的实际行动，让任何人找不出任何籍口说，我是“狗崽子”。我做体操，听广播，在寒冷的冬天也坚持锻炼身体。我要以好的身体迎接光明的一天的到来。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醒悟我不能像苦行僧、甘心情愿被压在最底层。我开始找机会表现自己的才能。我在连队乒乓球比赛中表现了出众的球技，被调到团球队并在团里当老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感我们国家城乡贫富差别之大。穷孩子们要走一百多里路，带着一个星期的干粮来读书。铅笔只有一寸长还在用，没有本子就用裁下来的报纸边写字。面对这些求知艰难的孩子，我愿为他们做我能做的一切。我把自己带来的衣物都分给了他们，我尽全力教他们知识。一年后，我成了全团的优秀教师。1973年，选调北京教师，我被推荐。于是，告别生活了近7年的北大荒，我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当教师期间，我是本区的先进教师，在五年的教师生涯中取得成绩。1973年，我母亲被平反出狱。1979年，全家人决定赴香港定居。那年我三十岁，这个年龄去香港从头开始已经太晚了。但是我在大陆又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公平竞争的机会，于是，我选择了从头开始，去了香港。

 

在香港，我去电子管厂，从包装工开始做。我一边干一边学，这里全部是现代化的流水线，我不喝水，不上厕所，拼命干，拼命学技术。一步一步被提升，三个月后，我已经做流水线的龙头了。

 

后来，我偶然地在日本一家大公司的写字楼作初级文员。我不懂粤语和英语。新的挑战使我必须又一次从零开始。香港的写字楼八点上班，我每天清晨六点就来到公司，学语言，学打字，学电脑。那时，我母亲生病，为维持生活，我必须兼职教国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为了省钱，我走一半路，坐一半车。中午吃最便宜的午餐。香港同事以为我坚持不下来。其实，有北大荒的经历垫底，这些困难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我想，在香港竞争，跟在别人后面追是不行的，要做别人做不到的。我的组织、管理能力，比刚毕业的香港青年强。我常常跟着工程师下地盘，了解工人上班时间、设备、操作环境、工作量。从而有效地安排工人工作，省时省力并为老板省了许多钱。为此，三年后我被提为主管。这使同事们很惊讶。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虽然不懂专业，但我懂得与人打交道，我有北大荒的艰苦生活经历，有很深厚的社会生活底子，我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我今天在香港所表现的竞争能力，其能源始于北大荒的磨难。

 

在香港，每个人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但是，机会不是坐等而来，而是要争取。我在这家日本公司做了八年，成为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我自己觉得比刚来香港时丰富多了。我常常考虑如何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有强烈的想发挥自己领导才能的欲望。恰在此时，一家美国大公司请我做中国贸易经理。我回到北京、边学习、边实践。我依靠老同学、老朋友，为公司顺利地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我因此得到了一百多万港币的佣金。第二年，我为这家美国公司建立了分公司，我先作分公司的经理，后成为股东、公司董事。两年后，我和朋友合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到大陆投资、办厂。到目前为止，在大陆的合资厂已建立了十家。

 

现在我感到，社会发展有学不完的东西。我不能称自己是成功者，但是据我自身的条件，自身的经历，我所取得的成绩，至少说明我没有庸庸碌碌地荒度人生，而是尽力而为了。特定的环境铸成我失败的婚姻。我不愿，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经受建立、建设家庭的磨砺。我的兴奋点在于在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我的人生价值。一个人是否愉快和幸福在自身的感觉。我认为幸福的感觉应该是对社会做贡献、作实事，体现自己是于社会有用的、体现自己的价值。应该把痛苦的经历变成一种知识。由于我比一般人经历的痛苦多，因此，我比别人得到的多。记得一位香港经理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大学生，都不如你？”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说：经历不同。

 

我的故事对于现代女青年可能好似天方夜谭，但这是我的历史，我的真实的历史，我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感受。平时我自己不沉湎于回顾，也不送给朋友们回顾。这次，如果我的故事能给读者朋友带来启示和激励，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思馨，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7年到东北兵团，1974年回北京，现任香港某公司总经

理。）